金庸小说的情——民族感情
金庸曾经说过，他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及海外华人社会流行，一个主要因素是它
们充满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民族感情及民族命运，差不多在每一本金庸小说里都
占着重要地位。
金庸小说里表达的民族感情，从第一本小说到最后一本，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
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较狭窄的种族观，发展到较复杂的看法。
在《书剑恩仇录》之中，中国应由汉族人统治，满洲人是人侵的“异族”，意
识十分明确。赶走满族，由汉族人统治，是“光复大汉江山”的“大业”，值得好
男儿抛头颅、洒热血。
到了《天龙八部》，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在汉人社会长大、后来发现自己是契
丹人的萧峰，不能不与敌视了半生的辽人认同，但是他无法把汉人视作敌人，他不
能理所当然地接受一方是好人、另一方是坏人，他看见辽宋之争是双方都有好人有
坏人，错不在任何一方，而是在于战争。萧峰的渴望，是停止战争，和平共存。这
种慈悲的意念，盖过了民族观念。
民族感情最强烈的时候，是面临强敌入侵、或已经被外族侵占、正受着外族统
治的时候。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分外强烈，一个原因是他们很久没有自己的国土，很
久在外族人统治的国家里生活，受外族人的歧视。
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特别强烈，也是基于类似原因。金庸小说充分反映了这
点；在他的小说里，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吐气扬眉、汉族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战胜
外族的场面很多，写得十分生动，例如《碧血剑》之中，温青青怎样找洋剑手的晦
气，《鹿鼎记》里韦小宝怎样教罗刹人大大出丑，都令读者看得大感痛快。
在处理民族感情上，《鹿鼎记》其实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新发展，一是民族的
划分已变得轻微，由“中国人”与“洋鬼子”之分所代替；二是强弱之势扭转，由
怎样抵抗外族的统治，变为怎样以强者的姿态一雪前耻。
失落的族人乔峰
为什么要有民族感情、爱国感情？对国家民族感情有什么可贵之处？从社会整
体的角度看，有许多事情是需要团结许多人长时期合力做才可以做到的，民族感
情、爱国热情可以凝聚庞大数目的人的力量，达到远大的目标。理智所能发挥的力
量，永远及不上感情发挥的力量；理性地指出团结合作的好处，一个一个地去说服
世上的人，既费时又易开启争揣，激励群众的民族感情或爱国情绪，则直接而快捷
得多，尤其是在危急关头，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合作，绝对没有呼吁人为伟大的
理想而牺牲那么有效。
从个人的角度看，大多数人害怕寂寞；大多数人，起码大多数男子，需要成就
。一群人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努力，能够带来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这个道理。在金庸
小说里，结义是一种很常见的行为，然而结义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两个人因意
气相投而结“义”，如段誉与乔峰；另一种是一群人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目标而结交
，如乔峰与他率领的丐帮兄弟，如红花会十四侠。对乔峰这样的人来说，显然朋友
关系，是难以与后一种关系相比的。无论他跟段誉怎样意味相投，他们的结义之情
都没有与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的感情深厚。
要了解乔峰的悲剧，必须了解民族使命及他与丐帮兄弟的结义之情对他的重要
性。乔峰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身分及人生目标。他是汉人，他是丐帮子弟，抵抗外
族入侵是他的天职，接任帮主之后，他的责任就是继承历代帮主，负起率领丐帮抗
敌卫国的使命，这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
乔峰绝不是站在不胜寒的高处领导；一来因为丐帮的帮会性质，二来也是由于
他的个性。陈家洛也是帮会领袖，但是无论他的“众位哥哥”喊得多亲热，他都是
个地位比他们高的贵族公子，但乔峰则不同，他就是爱与丐帮兄弟一同杀敌、一同
豪饮、一起赌钱；他们是亲密战友，除了丐帮之外，他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乔峰大半生在丐帮度过，自少就在帮主指挥之下，与丐帮兄弟执行杀敌卫国的
任务。他年纪越长，立的功劳就越大，终于被他登上帮主的地位。
保卫国家民族这个共同目标，把乔峰和丐帮的帮众及领袖人物团结在一起；有
共同工作目标而互相敬重的人，性情是否投合，也能建立深厚的关系。
杏子林叛变瓦解之后，白世镜宣布发动叛变首脑宋奚陈吴四长老的罪状，乔峰
一一数出四大长老不为人知的功迹，流血代他们赎罪。说到与他一向交情不好的陈
长老陈孤雁的时候，乔峰朗声道，他自己是个粗鲁汉子，不爱结交为人谨慎、事事
把细的人，因此与陈长老性情并不投合，但是他私心之中，一直对陈长老十分尊敬
；他说：“刺杀契丹国左路副元帅耶律不鲁的大功劳，旁人不知，难道我也不知么
？”
是使命，不是个人喜好，把乔峰和丐帮上下连成一气。这样的英雄，原是不会
寂寞的。
乔峰生命的崩溃，始于他失去他的国家民族使命。发现自已不是汉人而是契丹
人之初，一生安生立命的基础一下子涣散，他痛苦无比，但他是个坚强之极的人，
在他的民族使命破灭之际，他马上抓住了另一个目标：为父母报仇。在失去了丐帮
兄弟之际，他幸运的获得了一个全心支持他的少女作伴，但是个人的目标、私人的
感情，并不能填补这个空虚。
民族感情不是理性的，不能凭理性来决定来就来、去就去。知道了自己是契丹
人之后，乔峰努力接受他的新身分、努力告诉自己要向大辽效忠，但是他做不成功
。他无意救了耶律洪基，一下子贵为南院大王，他有部下可以指挥，他有辽君颁下
的任务去完成，但是他根本无心整理这些部下，在他与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目标，因
为他无法把这个任务视为自己的使命。
他只能消极地告诉自己，他会坚决保卫辽国不让大宋入侵及制止大辽攻宋，但
叫他忘却对大宋之情，就如叫他的左手忘却右手。
海外华人郭靖
如果说乔峰活脱脱是个热爱中华文化、但不为中国人接受信赖的洋鬼子，郭靖
就可比拟在外国长大、但一心只与中华民族认同的海外华人，虽然在外国生活愉
快，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一旦国家蒙难，便坚决站在中国的一边。
郭靖的母亲李萍逃难至大漠生下郭靖，从此在蒙古居住，他六、七岁时母子便
到了铁木真军中，郭靖的童年玩伴都是蒙古小孩，他崇拜铁木真、哲别英雄了得，
他与铁木真幼子拖雷性情投合，两个小孩子仿效大人结为“安答”，成为“金刀驸
马”虽然完全是铁木真一时高兴，但是郭靖与华筝本来便是情同手足。蒙古族人对
郭靖母子全不歧视，他们清贫而自足，比近代一些侨居外国华人所受的待遇好得多
了。
像很多华侨一样，李萍教诲孩子不要数典忘祖，郭靖接受这个道德原则，从来
没有任何疑问。他是个单纯的人，他会经历矛盾，但一经决意，便不会反覆。
铁木真下令郭靖跟窝阔台及拖雷经宋伐金，但其中密令是在回程上攻灭大宋，
要是郭靖奉令，日后即可裂土封王，若不奉令，便即时扑杀。李萍识破密令，母子
预备逃走，但遭遇拘捕。铁木真要杀郭靖，拖雷赶来求情，他劝郭靖说：“安答，
你自小生长蒙古，就与蒙古人一般无异，赵宋贪官勾结金人，害死你的父亲，逼得
你母亲无家可归，若非父王收留，你焉有今日？你我兄弟情深义重，我不能累你做
个不孝之人。”
郭靖本来意动，但终于不肯，正是念及母亲平日教诲，同时也想到蒙古人征服
大宋，会累千万百姓家被人亡。他既然意决，便把个人恩情放在一边，与铁木真决
裂，逃离蒙古。
后来，郭靖黄蓉在襄阳迎战蒙古大军，领军赫然是拖雷。
黄蓉提出“大义灭亲”，叫郭靖刺杀拖雷，使大军暂退，郭靖为了襄阳百姓，
慨然答应。侥幸铁木真病重消息传来，召回拖雷，及时免了郭靖执行此痛苦任务。
比起乔峰，郭靖是幸运得多了。
爱国女子
国家民族感情，在金庸小说中占着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的金庸男主角都是“为
国为民”的英雄侠土，但是对金庸的女子来说，这种感情却不大重要，像秋瑾那样
的女侠，在金庸小说中。可说是绝无仅有。
在大帐金帐之中、刀斧手眈视之下，侃侃而言，劝喻儿子尽忠报国的李萍，显
然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是翠羽黄衫霍青桐，她领导族人奋力抗敌，是个爱国战士
。霍青桐的民族感情特别激昂悲壮，特别沉重庄严，因为回族抗拒的是比他们强大
百倍的清兵，以弱抗强，他们能依赖的只有不怕死的精神，和他们所信奉的真神的
保佑。霍青桐所表现的，正是她族人这种神圣的誓死抗暴的精神，她的民族感情，
其实比陈家洛真挚得多，是她个性之中一个重要无比的构造成分。
比起霍青桐，蒙古郡主赵敏的爱国热情就薄弱得多了。在爱情与对国家效忠之
间，她毫不考虑地选择了爱情，为了张无忌，她置国家大事于脑后；眼见着张无忌
指挥明教教众对付元兵，她只求这小子莫来向她请教，让她为难，她便满意，对于
这些同族，她显得没有什么感情。
当然，读者对赵敏这种反应不但没有反感，反而相当嘉许，一来因为读者同情
汉人、拥护张无忌，对入侵中原的蒙古兵殊无好感，但是，从蒙古人的角度看，显
然赵敏是背叛国家民族。而她这样做，并不是基于在道德原则上不支持元朝的做法
，而是简简单单地因为她爱上了张无忌。
想深一层，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女子出嫁从夫，丈夫效忠谁，她便要跟他共
同进退，女子不需要独立决定效忠国家民族，至于对国家大事太投入，那就更不适
宜，梁红玉、杨门女将、花木兰那些女子，只能扬名于民间故事。在金庸小说中，
九难是唯一对国运感到切肤之痛的女子，但她原是大明公主，天下是她家的天下，
她的国愁和家恨本来就是一件事。
红夷大炮
中国历久积弱，屡为外族侵侮，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感情，经常对外族以还击作
为发泄。在战场上光荣的打胜一仗最好，在任何成就竞争上占先，本可称为“中国
人的光辉”，再不然，就夸口谈祖宗基业、或进行小捣蛋小破坏，让外国人难堪狼
狈一下，也是好的。但到了最后这个步骤，其实已是十分可哀，能够洋洋得意，只
为早培养成阿Ｑ精神。
《碧血剑》里，袁承志一行人道上遇上押红夷大炮的西洋人，带着狐假虎威的
通译钱通四，在客店里作威作福。众人大为不满，奈何他们火枪的确厉害，不敢反
抗。西洋人见状更加意气风发。青青不甘受辱，提剑与洋人比武，使他甘拜下风，
程青竹以内力使一叠金币结成金柱、发竹筷震落钱通四的门牙，使西洋人看得目瞪
口呆，最后胡桂南用计，与乡民合谋，毁掉西洋人的火药、把红夷大炮推下洋谷，
逼使西洋人缴械投降。
这场作弄惩戒，大大发泄了中国人冤屈之气，甚至为中国人争回不少面子，但
是对大局毫无帮助。金庸让袁承志指出，大炮是没有好坏的，好与不好，要看它派
上什么用场，袁崇唤守关破敌，就借助红夷大炮不少。袁承志跟运大炮的洋军官说
：“他们洋兵带大炮来，如是帮助中国守卫国土，抵抗外敌，那么我们很感谢……
但是到潼关去，是帮皇帝杀我们百姓；这个我们就不许了。”
为什么皇帝要杀老百姓？袁承志说：“全中国的百姓很苦，没有饭吃，只盼望
有人领他们打掉皇帝，脱离苦海，皇帝怕了，叫你们用大炮去轰死百姓。”这就是
中国封建制度腐败。容许当权者为保自己地位而以武力镇压人民。这样的制度存在
；红夷大炮永远紧握在当权者手中。
袁承志与李自成
“人治”在中国丈化中根深蒂固，爱国家爱民族的志士，总把希望寄于“明
君”，以致几千年来，中国始终不能打破封建制度的局面。金庸小说也反映了这个
现象。英雄侠士除暴抗敌奋不顾身，是为了不忍见人民受苦；但他们深信人民受苦
是因为暴君在位，或异族统治，去了暴君、去了异族统治而匡立爱民的明君，人民
就可以安享幸福了。《碧血剑》里穆人清、袁承志等人拥护闯王，正是基于这个想
法。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侠士
的使命十分清楚：明君爱民如子，当能号今天下，但一旦变为残民的暴君，那么侠
客便要持倚天剑出来，把他除掉，另立明君了。这就是武侠小说承袭游侠列传的浪
漫政治观念。然而，金庸小说也反映出这个观念是怎样靠不住。原是“明君”材料
的人，得权后可以转变为暴君，那时原来拥护他的爱国爱民志士侠士，若不臣服、
同流合污，便只有被杀害或退隐两途。
闯王对崇祯的太子说：“我就是老百姓！是我们老百姓攻破你的京城，你懂了
么？”闯王老百姓的形象博取了人民的信任和热烈支持，使他们打开城门迎闯王。
他入城之前，在城门上还肃然禁止士兵伤害百姓，但入城不到一日，闯军已在他许
可之下，四出抢掠奸淫。
这里道理何在？权将军刘宗敏教训袁承志说：“大王打江山的时候是百姓。今
日得了天下，坐了龙廷，便是真命天子了，难道还是老百姓吗？”后来，在《鹿鼎
记》一里，韦小宝解释给罗刹国公主苏菲亚听，要士兵拥护自己为王，最有效的方
法是答应攻下城池之后任由他们抢掠奸淫。换句话说，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部
属支持自己，就要给部属好处，又哪能管对百姓是福是祸！
到了那个时候，极力保护百姓利益的人，反而要被质问：“你来讨好百姓，收
罗人心，到底是什么居心？”这是封建制度的规律。
韦小宝的民族观念
国家民族观念在金庸小说之中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龙八部》里，宋与辽
之间战祸连年，辽、金、蒙古、女真族之间也是打斗不休。乔峰发现自己是契丹人
之后，只盼望辽宋之间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显然，那时的国家民族感情，是汉、
金、蒙古、契丹等族人各自忠于自己族人的感情，可以结为盟友，但不应强吞弱、
大并小。到了《鹿鼎记》，满洲人入主中原，中国已是个多种民族结合的国家，乔
峰时代的民族观念已不合时宜。按照陈近南等人的说法，满洲鞑子应撤离中原，把
国家还给汉族。但按照康熙的看法，满洲人统治中国之后，四海之内，渐趋稳定太
平，要局势进一步稳定，反而是收服台湾。只要人民幸福，那有什么不好？韦小宝
的看法，恐怕较近于康熙，当然他没有康熙的一番大道理。但他更在康熙的大道理
之外，别有一番看法。他跟罗刹人谈判，最重要的是长自己威风，减他人志气，以
及多争土地。因此他大大赞成索额图的说法，就是莫斯科本来就是中国的地方，因
为莫斯科曾被成吉思汉征服，而成吉斯汗成立元朝，正是中国的皇帝。此说果然令
罗刹使气结。
韦小宝表现了国家民族感情的另一面，就是国家富强，国民也有面子。为自己
增加面子，有些人就认为不妨认大侵略者为多国皇帝了。韦小宝为了在罗刹人面前
争光，认蒙古统治者为中国皇帝，又有何不可！
国家民族的界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原非绝对
。乔峰的辽相对于宋，辽、宋是两个民族；韦小室的中国相对于俄罗斯，则汉、满
、蒙、回皆同属一国了。世界大同，民族团结互助，原是崇高理想，但什么时候应
该合、什么时候应该分，又以什么原则确定？韦春芳说她接客，汉、满、回甚至西
藏人也接待，但接待“罗刹鬼，红毛鬼”就是“烂婊子”的所为，这些分界，原又
是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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