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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罗妮卡决定去死

作者：［巴西］保罗·科埃略

（二）

　　睁开双眼的时候，韦罗妮卡并没有这样想：“这里大概是天堂吧。”天堂永远不会使用一只荧光灯来照亮一个地方，而且睁开双眼瞬间之后便出现的疼痛也是人间所特有的。啊，人间的这种疼痛可谓独一无二，不会与任何别处的东西相混淆。
　　她想挪动一下身子，疼痛立刻加剧了。一连串的亮点出现了，但即使如此，韦罗妮卡也依然明白，那不是天堂里的星星，而是强烈的疼痛所造成的结果。
　　“你苏醒过来了。”韦罗妮卡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现在你的两只脚都踏进了地狱，好好地去享受吧。”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是在骗她。这里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非常寒冷，并且发现她的嘴巴和鼻子都插着塑料管，其中的一条一直插到喉咙下面，使她产生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她想动手把它拔出来，但胳膊被捆住了。
　　“我是在开玩笑，这里不是地狱。”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可连地狱还不如，虽然我从未去过地狱。这里是维莱特。”
　　虽然疼痛难耐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韦罗妮卡还是立刻明白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她企图自杀，有人及时赶来救活了她。可能是一位修女，可能是事先没打招呼便来找她的一位女友，也可能是前来想把她已经忘记了的失物送还给她的人。总而言之，她活了下来，人正在维莱特。
　　自从一九九一年国家独立以后，维莱特就成了一所令人生畏的著名的疯人收容院。当时，人们相信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斯洛文尼亚最后只打了十一天的仗），一个欧洲企业家集团获准在一个；日的军营建立一所正规的精神病医院。这个军营是因为需要高昂的维持费用而被放弃的。
　　然而战争却逐步开始了，先是在克罗地亚，随后是波斯尼亚。这些欧洲企业家们开始不安起来：建医院的钱来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因此也就不可能坐在这些人的面前辩解一番和请求原谅。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毫不值得称道的办法，决定建立一个疯人收容院，以此来解决问题。对一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新生国家来说，维莱特于是便成了资本主义最坏部分的象征：只要付钱就能在那里搞到一个床位。
　　有许多人，当他们因为遗产（或无礼举止践生争吵而想要摆脱家庭的某个成员时，就花上一笔钱，同时弄到一张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是父母送进疯人收容院。还有一些人，他们或是为了逃避债务，或是为了避免对某些可能导致要长期坐牢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在病人收容院呆上一段时间，出来时就可以不用付债或是不受法律的追究了。
　　一直没有人从维莱特出逃。这里把真正的疯子——由司法机关或是其他医院送来的——和那些被说成是疯子或装成是疯子的人混杂在一起，其结果便是真正地乱成了一团。报界每时每刻都在披露它虐待病人和滥用职权的情况，虽然从未有人被允许进到里面目睹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对这些揭发进行了调查，但并未获得证据。股东们威胁说，要散布外国在该地进行投资十分困难的传言，于是疯人收容院便得以站住了脚，并且越来越稳固。
　　“几个月前，我的姑妈自杀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接着说道，“她几乎八年不想离开房间一步。吃，发胖，吸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她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
　　韦罗妮卡想把头移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然而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只见到她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在丈夫搞了个情妇的时候。当时她大吵大闹，掉了几公斤肉。她摔杯子摔碗，整整几个星期吵得邻居无法睡觉。尽管看上去十分荒唐，可我却认为那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在为某种东西而斗争，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并且有能力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反应。”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韦罗妮卡想道，但却无法用嘴讲出来。“我不是你的姑妈，我没有丈夫！”
　　“她的丈夫最终与情妇分了手，”那个女人继续说道，“我的姑妈于是又渐渐回到了从前的那种像有的消极状态。有一天，她打电话对我说，她准备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已经戒烟了。
　　就在同一周，在因为戒烟而增加了安眠药的用量之后，她对所有的人都说她准备自杀。
　　“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一天上午，她在电话录音中给我留下一个口信向我诀别，然后就打开煤气自杀了。我曾几次听到过这个口信，但从未见过她以如此平静和屈从命运的声音讲话。她说她既不幸福，也并非不幸福，所以才无法再忍受下去。”韦罗妮卡对讲述这件事情并想弄明白她姑妈死因的女人感到同情。在一个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力求生存下去的世界里，如何评判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谁也无法做出评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痛苦的程度，或是说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可言。韦罗妮卡想对此进行解释，可插在嘴里的管子，却使她喉咙发硬。那个女人过来帮她。韦罗妮卡看到那个女人朝着她的身体弯下腰来。她的身体被捆绑着，井插上了管子，以防她随心所欲，自毁其身。她挣扎着把头从一侧移向另一侧，用双眼哀求那个女人把管子拔掉，好让她安安静静地死去。
　　“你很是激动不安。”那个女人说道，“我不知道你是后悔了还是仍然想要去死，不过，这并不是我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履行我的职责，那就是病人表现出激动不安时，按规定要求我得给他注射一针镇静剂。”
　　韦罗妮卡停止了挣扎，可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又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梦，所记得的惟一一样东西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栗色的头发，还有一副全然冷漠的神情——她之所以这样行事是因为她必须要这样行事，却从不过问为什么规定要求这样做或是那样做。
　　三个月之后，当保罗·科埃略在巴黎一间阿尔及尔餐馆与一位斯洛文尼亚女友共进晚餐时，才知道了韦罗妮卡的故事。他的这位女友也叫韦罗妮卡，是主管维莱特疯人院的那位医生的女儿。
　　后来，当保罗·科埃略决定就这件事撰写一本书的时候，曾考虑过不使用他的女友韦罗妮卡这个名字，以免给读者造成混淆。他曾考虑改成布拉斯卡，或是埃德维娜，或是马里耶济姬，或是随便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人名，但最后还是决定使用真名。当提及他的女友韦罗妮卡时，就称之为女友韦罗妮卡；当提及另一个韦罗妮卡时，则不需要添加任何形容词，因为她将是书中的主人公，读者如果总是读到“疯女人韦罗妮卡”或是“企图自杀的韦罗妮卡”，就会感到厌烦。无论如何，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在这本书中都只占很小的篇幅，即如下的段落。
　　他的女皮韦罗妮卡，主要是考虑到她的父亲是一所想受到世人尊重的医院的负责人，并正在撰写一篇需要经过一个
　　常规的学术机构审查通过的论文，所以对父亲所做过的事情甚感恐惧。
　　“你知道‘收容院’一词出自何处吗?”她问道，“出自中世纪，出自人们可以在教堂这种神圣的地方寻求庇护的权利，即收容权。这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可以理解的事情！而我的父亲，身为一所收容院的负责人，怎么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一个病人呢?”
　　保罗·科埃略想了解其中所有的详情细节，因为他有着极好的理由对韦罗妮卡的故事产生兴趣。
　　理由如下：他也曾被送进过一间收容所，或是疯人院——此乃这类医院更为人们熟知的名称——，且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他被送进的地方是埃拉斯大夫卫生院，位于里约热内卢市。
　　为什么要送他进去，连他本人至今也感到奇怪。也许因为他的父母亲对他的异样举止——胆小而又古怪——感到困惑，也许因为他的愿望是当“艺术家”，而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乃是想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最好方式，最终会在贫困中死去。
　　当他想到这件事时——顺便说一句，他极少想到这件事——，就认为真正的疯子乃是没有任何具体理由就同意接受他人住的那位医生（和所有的家庭一样，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过错推给外人。大家一致认定，父母亲在做出一个如此严厉的决定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
　　韦罗妮卡曾给报界留下一封奇怪的信，对一家重要的法国杂志竟然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提出了抗议。保罗·科埃略知道了这件事后笑了起来。
　　“谁也不会因此而自杀。”
　　“正因为这个理由，那封信就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的女友韦罗妮卡不高兴地说道，“就在昨天，当我在酒店登记入住时，人们还以为斯洛文尼亚是德国的一座城市。”
　　这太司空见惯了，保罗·科埃略心里想道，有许多外国人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当作是巴西的首都。
　　外国人因为巴西的首都美丽（其实是邻国的）而前来向它致意。除了也生活在这样一种国家之外，保罗·科埃略与韦罗妮卡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讲到过的共同之处，但是重新提醒一次总是好的：他也曾被送进过一所精神病患者的疗养所。“你永远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有一次，他的第一位妻子曾经这样说道。
　　然而他出来了。当他最后一次离开埃拉斯大夫卫生院并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时，曾许下两个诺言：第一，发誓要就这件事写一本书。第二，发誓要等到父母亲去世之后才公开谈及这件事，因为他们在许多年里一直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感到自责，所以他不想伤害他们。
　　他的母亲死于一九九三年。他的父亲一九九七年年满八十四岁，尽管从不吸烟却患有肺气肿，尽管因为雇不到一个能够忍受其怪病的女佣而吃冷冻食物，可他依然活着，而且大脑和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
　　听到有关韦罗妮卡的故事之后，保罗·科埃略找到了一种谈及这件事而又不食自己诺言的办法。虽然他从未想到过自杀，但对收容所的一切——治疗手段、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生活在那样一种地方所感到的舒适与苦恼——却了如指掌。
　　我们让保罗·科埃略和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彻底退出此书，然后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韦罗妮卡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她记得自己曾经醒过一会儿——嘴巴和鼻子依然插着急救用的管子——，听到过一个声音对她说道：
　　“你想让我为你手淫吗？”
　　然而，现在当她大睁着双眼，环顾自己周围的房间时，却不知道那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抑或是一种幻觉。除了这件事之外，她再也回忆不出任何其他事情来，绝对一点也没有。
　　管子已经拔除，但是全身还继续插着针，心脏和头部的地万连结着细线，胳膊依然被捆绑着。一丝不挂，身上只盖着一张床单，因此而感到凉意，但她决定不提出什么要求。房间不大，四周环绕着绿色窗帘，里面放着急救用的治疗仪器，还有她躺在上面的床和一把白椅子，一位女护士正坐在椅子上看一本书，以此消磨时光。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黑色的眼睛和栗色的头发，尽管如此，韦罗妮卡仍然怀疑她就是几个小时——几天？——之前与自己谈话的那个人。
　　“能把我的胳膊松开吗？”
　　护士抬起双眼，冷冰冰地回答了一句“不行”，接着便又看起书来。
　　我还活着，韦罗妮卡想道，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大概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能确认我已完全正常为止，然后让我出院。我会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街道，还有它的圆形广场。桥梁以及行走在街道上的那些上下班的人们。因为人总有一种要帮助他人的倾向——仅仅是为了感受到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更好——，所以他们会让我重回图书馆上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会重新光顾原来的酒吧和夜总会，与我的朋友们一起谈论世界的不公正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还会去电影院和到湖边散步。
　　因为我选用了服药自杀的方式，所以我没有变成畸型，依零然年轻、漂亮。聪明，不用费力——过去也从本费过力——就能找到情人。我将与他们在他们的家中或是在树林里做爱，
　　我会产生某些快感，但是性高潮一过，空虚的感觉就会重新归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许多话可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明白：到了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说声对不起的时候了——“天太晚了”，或是“明天我还要早起”——，然后就尽可能快地离去，以免两双眼睛对现。我将回到我在修女院租住的房间，打算找本书读读，或打开电视机看那些一成不变的节目。上好闹钟，以便第二天能准时地在前一天醒来的那个时刻醒来。在图书馆，我机械地重复交给我的那些工作。坐在剧院对面公园里过去一直坐的那把椅子上，我和也前来选择坐同一把椅子吃午后点心的其他人一起吃三明治。这些人的目光都同样地茫然空虚，却装出一副正在关心极为重大之事的样子来。
　　然后再回去上班，听人们议论谁与谁一起外出了，谁正在为什么而忍受折磨，谁如何因为丈夫的缘故而痛哭流涕。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我长得漂亮，有一份工作，只要愿意就能找到一个情人。傍晚时分我又回到酒吧，一切都再度重新开始。
　　对我企图自杀应该感到极为不安的母亲会渐渐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并且会继续问我将怎样生活。说到底，既然世事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复杂，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呢。她会说，“你看我，我与你父亲结婚多年了，一直千方百计使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你做出尽可能好的榜样”
　　将来的某一天，我厌烦了总是听她呼叨同样的话，为了让她高兴，我会与一个我强迫自己去爱的男人结婚。我和他最终会找到共同梦想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别墅，孩于，孩子的前途。第一年我们将做许多次爱，第二年就减少了，从第三年开始，我们也许要十五天才想到做爱一次。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将几乎无话可谈。我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局面，并且会自问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已经无法使他对我产生兴趣，他不再注意我，却总是谈论他的朋友，仿佛他们才真正属于他的世界。
　　就在婚姻真要险些破裂之时我将会怀孕，我们将会有一个孩子，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之间会比过去贴得更近，然而情况很快又会恢复到从前的那种老样子。
于是，我将会像昨天——或是几天之前，我说不准——与我讲话的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开始发胖。我会开始节食，但是每一天、每一周都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无论我如何控制，体重却一个劲地增加。这时候，我将会有几个孩子了，为了不在转瞬即逝的做爱之夜感到压抑，我将服用某些神奇的毒品。我会对所有的人说，孩子们是我生存的理由，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存将取决于我的生活方式。
　　人们将总以为我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而没有人知道在幸福的外表后面所存在着的孤独、痛苦和抵触。
　　直到有一天，我的丈夫有了他的第一个情妇，这时候，我也许像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大吵大闹，或是再度想到自杀。然而此时的我已经变得又老又胆小了，而且还有两个或是三个孩子需要我的帮助，在我能够舍弃一切之前，我应该使他们受到教育，使他们立足于社会。我不会去自杀，我会大吵大闹，威胁要带着孩子们离去。和所有男人一样，他也会让步，会说他爱我，会说那种事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真的要离他而去，推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我父母的家里，在那儿我的余生就将是整天听我母亲的抱怨，因为她认为我失去了惟—一次幸福的机会。她会说尽管有些小的缺点，可他还是一个最好的丈夫。还有我的孩子们，他们会因为我们离异的缘故而将会忍受许多痛苦。
　　两三年之后，又有一个女人闯入了他的生活。我会发现此事——或是因为亲眼看到，或是因为有人告诉了我——，但这一次我会假装不知道。在和他的前一个情妇的斗争中我已耗尽了全部精力，一点也没有余下，最好是按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样子来接受它。我母亲是有道理的。
　　他会继续对我和蔼可亲，我会继续在图书馆上班，在剧院前的公园里吃我的三明治，读我永远也未能读完的那些书，看那些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也依然是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
　　只是在吃三明治时我会有一种负疚感，因为我已经是个胖子。我不会再去酒吧，因为家里有个丈夫在等着我去照管孩子。
　　此后便是等待着孩子们长大，整天都想要自杀却没有勇气去做。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终于得出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结论，它不会向前发展，一切都不会改变。于是我听天由命了。
　　韦罗妮卡停止了她的内心独白，并且向自己做出保证：决不活着离开维莱特。当她还有勇气和健康去死的时候，最好现在就结束一切。
　　她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经过多次反复之后，发现自己周围的医疗器械减少了，体内的温度上升了，护士们的面部表情也有了变化，但总还有一个依然守候在她的身边。透过绿色的窗帘，可以听到某个人的痛苦呻吟和哭泣声，或是语调平静地用专业术语进行交谈的低语声。远处的一个器械不时发出嗡嗡叫声，而她就能听到走廊里会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每逢这种时刻，平静的语调和专业术语便会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紧张的语调和急速的命令。
　　在她清醒的某个时刻，一位护土问她：
　　“你木想知道你目前的情况吗？”
　　“我知道我的情况如何。”韦罗妮卡回答说，“不是你从我身体外表看到的那种情况，而是我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情况。”
　　护士还想再说几句，但韦罗妮卡假装睡着了。
　　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她被换了地方——仿佛是一间大的病房。血清瓶的针头依然插在她的胳膊上，但其他所有的金属针和金属线全都拔除了。
　　一个高个子医生，身穿与染成黑色的头发和髯须形成鲜明反差的传统白大褂，正站在她的床前。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硬皮夹子，在他的身边做着笔记。
　　“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韦罗妮卡问道，并发现自己讲话还有一些困难，无法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在急诊室呆了五天，然后又在这个房间呆了两个星期。”年长的医生说道，“你要为现在还能呆在这里而感谢上帝。”
　　年轻的医生似乎感到吃惊，仿佛最后这句话与实际情况并不百分之百地相符。韦罗妮卡立刻注意到年轻医生的反应，本能地变得敏锐起来：我呆在这里的时间还要长？现在依然还有某种危险？她开始注意起两位医生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动作，因为她知道提问是没有用处的，他们永远不会讲出实情，但是如果她是个聪明人，就能明白正在发生的情况。
　　“说出你的名字、住址、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年长的医生继续说道。
　　韦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名字、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但发现自己的记忆还有空白：她想不起自己的住址。
　　医生把一个手电筒放在她的眼前，默默无语地检查了很长时间。年轻的医生也照样来了一遍。两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目光，但从中绝对察觉不出其任何含义来。
　　“你对夜里值班的护士说，我们无法看到你的内心深处，是吗？”年轻的医生问道。
　　韦罗妮卡回忆木起来了。她难以准确知道自己是谁，在这里正干些什么。
　　“你经常要靠安眠药入睡，这可能会影响你的记忆力。请你尽量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两位医生开始提出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来：卢布尔雅那有哪些重要的报纸，雕像坐落在主要广场上的那位诗人是谁
　　（啊，这个她永远不会忘记，每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心底都刻着他的影像），她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工作单位的朋友们叫什么姓名，哪些书是图书馆借出次数最多的书。
　　一开始，韦罗妮卡不想做出回答，她的记忆继续乱成一团。但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她渐渐重新回忆起那些已经忘掉了的事情来。在某个瞬间，她想起了自己现在正呆在一所精神病医院，而疯子是没有任何义务要做到前后一致的。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能把医生们留在身边，以便看看能否发现更多与她的病情有关的东西，她开始努力地进行思考。随着她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和事情，韦罗妮卡不仅恢复了记忆，而且还恢复了自己的特性。愿望和看待生活的方式。那天上午，被镇静剂深深埋起来的自杀念头似乎又重新冒了出来。
　　“好了。”问完之后，年长的医生说道。
　　“我还要在这里呆上多长时间？”
　　年轻的医生低垂下双眼。韦罗妮卡感到心一下子悬在了空中，仿佛从这一问题被回答之后起，她的一段新的生活历程已然注定，谁都再也无法改变。
　　“你可以讲出来。”年长的医生说道，“许多其他患者都已听到了传闻，无论如何，她最终是会知道的。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什么秘密可言。”
　　“好。是你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年轻的医生字斟句酌地叹息道，“你要知道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因麻醉剂引起的昏迷时期，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造成心室的一处坏死…·”
　　“讲得通俗一点。”年长的医生说道，“直接谈她感兴趣的事。”
　　“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它不久就会停止跳动。”
　　“这意味着什么？”韦罗妮卡惊恐地问道。
　　“心脏停止跳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肉体的死亡。我不知道你信仰何种宗教，但是……”
　　“我的心脏多久会停止跳动？”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
　　“五天，最多一个星期。”
　　韦罗妮卡发现，在表面假象和职业行为的背后，在一脸忧虑神情的背后，那个小伙子对自己讲出的话感到极为开心，仿佛是她应该受到这种惩罚，仿佛是她给其他所有的人提供了
　　在她整个一生当中，韦罗妮卡已经察觉到，有一大批人专爱谈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祸，似乎他们十分想伸手相助，但实际上却是对别人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因为这能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宽宏大度的。她讨厌这种人，不会给那位年轻的医生任何机会来利用她的病情掩饰自己的失意。
　　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说道：
　　“那我就如期而死。”
　　“不。”年轻的医生急忙说道，然而道出可悲消息的那种快意已经消失了。
　　但是入夜之后，韦罗妮卡开始感到害怕：其一是药物的快速发挥作用，其二是在五天或一周之内等待死亡的降临——在经历了一切可能经历过的生活之后。
　　她的一生总是在等待着某一件事中度过的：父亲下班回家，情人的一封未到的信件，期末考试，火车，公共汽车，电话，节假日的开始与结束。现在她则需要等待日期已定的死亡。
　　“这种事只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一般说来，人们恰恰是在他们认为不会死去的那一天死去的。”
　　她必须要离开这里，搞到新的安眠药。万一搞不到，惟一的办法是从卢布尔雅那一座楼的房顶上跳下去。她会这样做的。她本想不让父母亲忍受额外的痛苦，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她环顾了一下周围，所有的床上全躺着人。大家都在睡觉，有的还鼾声如雷。窗子上安着铁栏杆，寝室的尽头亮着一盏小灯，不仅使房间到处都映出奇怪的暗影，还能总让房间处
　　于监视之下。一个女人正在灯边阅读一本书。
　　“这些护土总是在读书，大概都非常有文化。”
　　韦罗妮卡的床离门口最远，在她和那个女护士之间几乎摆放了二十张床。她不无困难地下了床，因为——如果相信医生所讲的话——她快三个星期没有走过路了。女护士抬起头，看到韦罗妮卡带着血清瓶向她走来。
　　“我想去卫生间。”韦罗妮卡悄声说道，担心会把别人吵醒。
　　女护士漫不经心地指了指一扇门。韦罗妮卡迅速开动脑筋，想在所有角落中找到一个出口，一处缺口，一个离开这里的方法。“一定要快，要乘他们以为我还虚弱得无法作出反应之前逃出去。”
　　她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卫生间是个没有门的小房间，如果想从那里出去，就必须抓住负责监视的女护士，并且要制服她才能拿到钥匙，但要做到这一点她的身体还过于虚弱。
　　“这里是一所监狱吗？”她向女护士问道。女护士此时已放下了书，正在注砚着韦罗妮卡的一举一动。
　　“不是。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我不是疯子。”
　　女护士笑了起来。
　　“这里所有的人恰恰都是这样说的。”
　　“好吧，那我是个疯子。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
　　女护士对韦罗妮卡说她不应该站立这么长的时间，并吩咐她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
　　“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韦罗妮卡坚持问道。
　　“明天你去问大夫。睡觉去吧，不然我就要不情愿地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了。”
　　韦罗妮卡听从了女护士的话。在返回的路上，她听到从一张床上传来了某个人的低语声：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韦罗妮卡最初并不想做出回答：她不想结识朋友，不想与人进行交往，不想与人结盟搞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她只有一个固定的念头：自杀。如果不能逃出去的话，她就想办法尽早地在这里自杀。
　　然而，那个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她向女护士提出的问题。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你是谁？”
　　“我叫泽德卡。先回到你的床位上去，过一会等女看守以为你已经躺下之后，再从地上爬到我这里来。”
　　韦罗妮卡回到自己的床位，等候着女看守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她正在读的那本书上去。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对此，她没有任何主见，因为疯子一词被用得太滥了。比如说，有人讲某些运动员是疯子，因为他们想要打破记录。还有人说艺术家是疯子，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缺乏稳定性，无法预料，不同于所有“正常的人”。另一方面，韦罗妮卡曾见过许多人冬季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行走在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推着超级市场的小车，里面装满旧袋子和碎布片产大声地疾呼着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她没有困意。据大夫说，她已经睡了一个星期，对一个习惯于没有大的情感起伏的生活却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太多了。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也许最好是问问他们其中的一位。
　　韦罗妮卡弯下腰，拔掉胳膊上的针，一直来到泽德卡的身边，企图不理会正在开始翻腾起来的胃部。她不知道现在感到恶心是。已脏衰弱引起的还是因为她正在花费气力造成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韦罗妮卡悄声说道，“但我不是疯子。我是自杀未遂。”
　　“疯子就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那种人，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躁狂症患者，或是说与众不同的那些人。”
　　“就像你一样？”
　　“然而，”泽德卡接着说道，假装没有听见对方的问话，“你。应该听人讲过爱因斯坦，他说不存在时间和空间，而是两者的结合臧听人讲过哥伦布，他坚持认为，大海的另一边不是悬崖峭壁而是一个大陆；或听人讲过埃德蒙·希拉里，他保证一个人就能够攀上埃佛勒斯峰；或听人讲过两支甲壳虫乐队，他们创作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音乐，穿着与时代完全不同的衣服。所有这些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也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这个疯子讲的东西倒很有意思。”韦罗妮卡想道，同时回忆起母亲讲过的有关圣徒的故事来。这些圣徒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曾与耶稣或是圣母马利亚交谈过，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单独的世界里吗？
　　“我曾见过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两眼无光地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行走，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我以为她是喝醉了酒，就去帮助她，可她却拒绝了我递给她的外套。
　　“也许在她的世界里，当时正是夏季。她希望有一个人正在等着她，这种想法使她浑身发热。即使那个人只存在于她的诸妄之中，她依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和死去，你不这样认为吗？”
　　韦罗妮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是这个疯女人的话的确很有意思。谁知道她是不是那位自己曾在卢布尔雅那见过的半裸的女人呢？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泽德卡说道，‘市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就把一瓶神奇的药水技进居民饮水用的井里。谁喝了井里的水，谁就会变成疯子。
　　“第二天上午，所有居民都喝了这口井的水，全变成了疯子，只有国王是个例外，因为他有一口专供自己和家人饮水用的井，巫师未能进入到那里去。国王深感不安，他想要控制住居民，就制定了一系列治安和公共卫生措施要下属执行。但是警察和监察人员也都喝了有毒的井水，他们认为国王的法令是荒谬的，所以决定根本不予执行。
　　“居民们得知国王颁布的法令后，全都认为国王发疯了，所以才制定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他们呐喊着直通城堡，要求国王退位。
　　“感到绝望的国王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拦住了他，对他说道：‘我们现在就去那口井，也喝它的水，这样一来，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
　　“说去就去，国王和王后也喝了会使人发疯的井水，并立刻开始讲起些毫无意义可言的话来。就在此时，他的臣民们后悔了：现在国王表现得如此智慧，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治理国家呢？
　　“国家继续平安无事，虽然该国居民们的举止与邻国的大不相同。国王至死都在治理这个国家。”
　　韦罗妮卡笑了。
　　“你不像个疯子。”她说道。
　　“虽然我正在治愈之中，但还是个疯子。我的情况非常简单：只要往我的机体再补充某种化学物质就可以了。我希望这种化学物质只解决我的慢性压抑症问题。我希望自己继续是个疯子，这样就能按照我所梦想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所期盼的方式会生活。你知道维莱特大墙外边是些什么人吗？”
　　“喝了那口井水的人。”
　　“对极了。”泽德卡说道，“他们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一模一样。我要装作也喝了那口井的水。”
　　“我也喝了，而且这正是我的问题。我从未感到过压抑，也没有特别高兴过或是长时间的悲伤过。我的问题和所有的人一模一样’
　　泽德卡沉默了一段时间。
　　“有人对我们说你就要死了。”
　　韦罗妮卡迟疑了片刻：能信任这个陌生人吗？但是需要管除
　　“还能活五六天。我正琢磨有没有早点死去的办法。假如你或是这里的某个人能搞到安眠药，我确信这一次我的心脏就承受不住了。你要明白，我因为不得不等待死亡将会是多么地痛苦，请帮帮我吧。”
　　没等泽德卡作出回答，女护主拿着注射器走了过来。
　　“我一个人就能够给你注射，”她说道，“但这要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我也可以请外边的保安来帮助我。”
　　“你不要无谓地消耗自己的精力，”泽德卡对韦罗妮卡说道，“如果你想得到你跟我要的那种东西，就请你节省自己的力气。”
　　韦罗妮卡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床位，让女护士履行了她的职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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