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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罗妮卡决定去死

作者：［巴西］保罗·科埃略

　　（六）

　　“你在哪里？”上帝问道。
　　“我听见您在园子里的脚步声，心里害怕，就藏起来了，因为我赤裸着身体。”亚当回答说，并不知道这样一讲就等于招供自己犯下了一桩罪过。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计谋——假装不知道亚当藏在何处以及他躲起来的原因——，上帝就得到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为了不让作为观众正在注视着这件事的天使们产生任何怀疑，他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
　　“你怎么知道你赤裸着身体？”上帝又问，并且知道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因为我吃了让我懂得这一点的禁果。
　　通过这个提问，上帝向天使们表明他是公正的，他惩罚亚当和夏娃是以全部现存证据为基础的。到了这种地步，知不知道过错是否是夏娃的和亚当是否请求上帝原谅就无关紧要了。上帝需要一个范例，以便使任何其他的生灵——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不再敢违反他的决定。
　　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他们的子女最终也为这一罪过付出了代价（与现今罪犯们的子女的遭遇相同）。司法制度由此而产生：法律，违犯法律（至于它是合情合理还是荒诞无稽则无关紧要），判决（有经验的战胜没有经验的）和惩罚。
　　鉴于整个人类受到惩罚而无权对判决进行修正，人们便决定创立辩护机制，以防止上帝决定重新证明其专横权力的可能性。然而，在数千年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制定了太多的上诉类别，结果便过了头，使现在的司法成了条款、法规和谁也无法真正理解的相互矛盾的文本的大杂烩。
　　因此，当上帝决定改变主意，派他的儿子来拯救世界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他的儿子陷入了他所创立的司法罗网。
　　复杂的法律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后导致他的儿子被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其过程远非是一个简单的司法程序：从一大祭司亚那到大祭司该法亚；从两位大祭司到彼拉多——彼拉多借口说，依照罗马法典，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又从波拉多到希律——希律借口说，犹太法典不允许判处死刑；从希律重新回到彼拉多，彼拉多依然企图挽救耶稣。
　　最后，彼拉多使用了有利于法官——而不是被审判之人——消除疑虑的条款：拿水洗手，以此表示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又是一个计谋，通过它可以维护罗马司法制度，同时又不伤害与地方审判官的良好关系，还能把做出决定的重大责任转移给公众——如果判决最后惹出麻烦，帝国首都的某位观察员就必须亲自来验证所发生的情况。
　　司法，权利，虽然为了帮助无辜者此乃必不可少之物，但其运作方式并不总是能令所有的人感到高兴。马莉为自己远离了这种乱成一团的职业而感到高兴，虽然今天在响起钢琴声的夜晚她还不能完全确定维莱特是不是她的永久安身之地。
　　“即使我彻底离开此地，也决不再从事司法工作，不再和疯子们共事。这些疯子自以为是正常的人，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他们惟一的职能就是让一切对其他人而言都变得更加困难。我要去做个裁缝，或是绣花工，或是去市剧院的对面卖水果。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那部分毫无意义的疯癫工作。”
　　在维莱特允许吸烟，但禁止将烟头扔在草地上。她十分开心地做了不准做的事情，因为呆在这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遵守规章秩序，即使违反了也无需承担后果。
　　她走近医院的大门，看守——这里总有一位看守，无论如何这是规定——点头与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拉开了门。
　　“我不想出去。”她说道。
　　“多么美妙的钢琴声。”看守说道，“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
　　“但是很快就会听不到了。”说完她便急忙走开，以免不得不进行一番解释。
　　她想到韦罗妮卡走进饭厅时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恐惧。
　　恐惧。韦罗妮卡可能会感到犹豫、羞怯、窘困、不自在，可为什么会恐惧呢？这种神情只有面对一种具体的威胁时——比如野兽、携带武器的人、地震——才会流露出来，从不会在面对饭厅里聚集的一群人时产生。
　　“不过，人类就是这样。”她自我安慰说，“他们用恐惧替代了他们的大部分情感。”
　　马莉十分清楚自己所讲之话的含义，因为这正是把她送进维莱特的理由：恐惧综合症。
　　马莉的房间里保存着她收集的大量有关这种疾病的文章，如今，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它。不久前，马莉曾看过德国电砚台的一个节目，有几个人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就在同一个节目里，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患有恐惧综合症，虽然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极力隐瞒自己的症状，害怕别人把他们看成是疯子。
　　不过，在马莉初次发病的那个时代，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可怕极了，真是可怕极了。”马莉边想边又点燃了一支烟。
　　钢琴依然在发出声响，韦罗妮卡看似有足够的精力彻夜不眠。
　　自从韦罗妮卡进入收容所之后，许多住院者都受到触动，马莉便是其中之一。起初，她尽量避免见到韦罗妮卡，担心会唤醒后者的求生欲望。既然韦罗妮卡再也无法逃出此地，还是让她继续求死为好。伊戈尔医生放出话说，虽然每天都依旧给她打针，但韦罗妮卡的状况依然明显地恶化，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她。
　　住在里面的人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并与这位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姑娘保持着距离。然而，谁都不确切地知道是何原因，韦罗妮卡开始为求生而战，尽管只有两个人与她有过接近：一个是泽德卡，明天就要出院了，所以不必多说；另外一个便是埃杜阿尔德。
　　马莉需要和埃杜阿尔德谈一谈，此人对她的话一直是尊重的。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明白，他正在把韦罗妮卡重新带回这个世界吗？难道不明白，这是对一个没有希望获救的人所能做出的最坏的事情吗？
　　她想出了对此事进行解释的无数种可能性，但所有的可能性都会使小伙子产生负疚感，而她是永远不会这样去做的。马莉又思索了一会儿，决定让事情倾其正常节律进行。她已经不再是律师了。这里应该处于无政府状态，她不愿在这样一个地方成为制定新的行为准则的坏榜样。
　　韦罗妮卡姑娘的出现触动了许多人，一些人准备对他们的生活进行重新思考。在兄弟情谊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试图解释正在发生的情况：在维莱特，死人的事或者发生得很突然，不给任何人以考虑它的时间；或者是发生在久病之后，这种死总被认为是一种幸福。
　　然而，韦罗妮卡的情况却使人为之动情，因为她还年轻，并且希望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已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自问道：“万一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现在我有一次机会，我正在利用它吗？”
　　有些人对该答案并不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早就予以放弃了，已经成为一个既没有生也没有死、既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的组成部分。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要被迫进行思考，马莉就是其中之一。
　　韦罗妮卡中断了一会儿演奏，望着外面在寒夜中只穿着一件薄外套的马莉。难道她想要自杀吗？
　　“不，曾经想要自杀的是我。”
　　她又重新开始弹奏起钢琴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伟大的梦想：用心灵去弹奏，想什么时候弹奏就什么时候弹奏，在她认为是最好的时刻弹奏，哪怕听众只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小伙子也无关紧要。小伙子似乎懂得音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莉从未想要自杀过。相反，五年前，就在今天去过的电影院里，她毛骨保然地看了一部讲述萨尔瓦多贫困状况的电影，并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是何等地重要。当时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职业。她决定放弃令人厌烦和永无休止的律师工作，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一所慈善机构。国家将要爆发内战的传闻日甚一日，而马莉却不相信：在世纪之末，欧洲共同体不可能让一场新的战争发生在其家门口。
　　然而，在另一个半球，所作出的选择却充满了悲剧，萨尔瓦多便是其中之一：那里的儿童在街上挨饿，而且被迫卖淫。
　　“太可怕了。”她对坐在旁边软椅上的丈夫说道。
　　丈夫点点头表示同意。
　　马莉推迟作出这一决定已有很长时间了，但现在也许该和丈夫谈一谈了。他们已经得到生活所能奉献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住房，工作，称心的子女，必要的安逸舒适，还有娱乐和文化。为什么现在不能为他人做点事情呢？马莉与红十字会有联系，知道世界许多地方正绝望地需要志愿人员。
　　她厌倦了整天与官僚阶层和诉讼程序打交道的工作。有些人要花上几年时间去解决一个并非由他们造成的问题，而她却无力相助。然而在红十字会工作，却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她作出决定：一离开电影院，就请丈夫去一个咖啡馆，与他商量一下自己的想法。
　　银幕上出现了萨尔瓦多的一个政府官员，对这种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十分冷漠地作了一番辩解。就在这时，马莉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
　　她对自己说，什么问题也没有，也许是电影院里空气不好使她感到憋气。万一这种感觉持续下去，她就去休息厅换换空气。
　　然而，随着银幕上一连串的画面快速掠过，马莉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她开始冒起冷汗来。
　　马莉吃了一惊，力图把注意力集中到影片上，看看能否把一切不祥的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但她发现，她已不能与银幕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步而行，影像继续出现，字幕也能看清楚，而马莉却仿佛进入了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现实之中，那里的一切都古怪离奇，与她所熟悉的一切相距甚远，属于一个她从未到过的世界。
　　“我不舒服。”她对丈夫说道。
　　她曾竭力避免讲出这句话来，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她感到某种不妥，但她已不可能把这句话再拖延下去。
　　“我们到外边去吧。”丈夫回答说。
　　当他拉起妻子的手准备扶她起身时，发现她的手像冰一样地冷。
　　“我无法走到外边去。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丈夫吓了一跳。马莉的脸上淌满了汗水，眼睛里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闪光。
　　“别担心，我出去叫个大夫来。”
　　马莉感到恼火。丈夫的话合乎清理，可其他一切——电影院、昏暗的阴影、坐成一排排望着闪亮银幕的观众——都仿佛对她是一种威胁。她断定自己还活着，甚至能触摸到身边那仿佛是固体一样的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
　　“无论如何，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站起来，和你一起出去。你慢慢地走。”
　　两个人向坐在同一排的观众示意要离去，然后开始朝放映厅的最深处走去，出口的大门就在那里。马莉的心脏不停地猛烈跳动，她相信，绝对地相信，她将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了。她所做的一切，她的每一个动作——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示意别人让她过去，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臂，吸气与呼气——似乎都是经过思考而有意为之，而这一点令她感剂惊恐不安。
　　在她的一生中，马莉从未感到如此害怕过。
　　“我就要死在一家电影院里了。”
　　她认为自己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许多年前，她的一位女友就死在一家电影院里：大脑的一个动脉瘤破裂。
　　大脑的动脉瘤犹如一枚定时炸弹。在血管形成的微小的静脉曲张仿佛旧轮胎上的气泡，可以存在于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而不发生任何问题。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动脉瘤，直至它被无意发现一比如因为其他原因而给大脑拍X光片，或是在它破裂之时才能断定，而一旦破裂，就会将一切淹没在血里，导致病人立刻进人昏迷状态，通常会造成病人在很短时间内死亡。
　　穿过黑暗大厅的过道时，马莉想起了那位死去的女友。然而最奇怪的是，仿佛动脉瘤的破裂正在损害着她的感觉功能：她似乎被送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星球，每一件熟悉的东西都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似的。
　　令人感到恐怖和无法解释的害怕。孤身一人呆在另一个星球的惊慌。死亡。
　　“我不能胡思乱想。我必须装出一切都好的样子，而且一切都会好的。”
　　她尽量让自己的举止保持自然。有几秒钟时间，这种奇怪的感觉有所减弱。从第一次感到心跳过快到行至出口处，她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恐怖的两分钟。
　　然而，一走进灯光明亮的休息厅，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刚才的状态。各种色彩强烈而鲜明，外面街上的喧闹声似乎从各个角落传了进来，所有的东西都绝对缺乏真实性。她开始注意到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种种细节，比如说，视觉的光区仅限于我们双眼集中的那一小块范围，其余的地方则完全是一片模糊。
　　不止如此：她知道，她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不过是她大脑里的电脉冲使用透过被称之为“眼睛”的胶状体的光脉冲所产生的一个场景。
　　不，她不能去琢磨这些事情。如果这样想下去，她最终会完全成为一个疯子。
　　此刻，她对动脉瘤的恐惧已然消失：走出放映厅时她依然活着，而她的那位女友却来不及离开座椅便死去了。
　　“我去叫一辆救护车来。”看到妻子脸色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时丈夫说道。
　　“叫一辆出租车吧。”马莉要求道。她能听到从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感觉到声带的振动。
　　去医院就意味着她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很糟，而马
　　莉已然下定决心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使事情恢复本来的面目。
　　两个人走出休息厅。刺骨的寒冷似乎产生了某种积极效果，马莉稍微恢复了一定的自我控制力，尽管还依然感到惊恐和莫名的害怕。当丈夫绝望地试图在夜间这种时刻拦到一辆出租车时，马莉坐在了人行道的石沿上，尽量不去看自己周围的事物，因为正在玩耍的儿童、行驶的公共汽车以及从附近一个娱乐公园传来的音乐声，似乎全都绝对是超现实的，令人生冒畏和缺乏真实性。
　　终于来了一辆出租汽车。
　　“去医院。”丈夫边说边帮助妻子上车。
　　“看在上帝的份上，回家去吧。”她要求道。她不想再去陌生的地方，她急切需要见到她所熟悉的、始终如一的那些东西，它们能够减轻地所感到的恐惧。
　　当出租车驶向指定的目的地时，马莉的心跳过速得到了缓解，体温开始恢复正常。
　　“现在我好多了。”她对丈夫说道，“大概是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造成的。”回到家里之后，世界仿佛又重新成了自童年起她就熟悉了的那种模样。看到丈夫朝电话机走去，她便问丈夫要干什么
　　“叫一位医生来。”
　　“没有必要。你看，我已经好了。”
　　她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原状，心脏跳动正常，无法控制的恐惧也已消失。
　　那天夜里马莉睡得很沉，醒来时她深信不疑：有人在他们进入电影院之前往他们喝的咖啡里放了麻醉品。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危险的玩笑而已。她准备傍晚时分叫上一位公诉人一起去酒吧，试图发现是谁不负责任地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她上班去了，处理了几份有待决定的文件，并试图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昨天的经历还依然使她略微感到心有余悸，她需要向自己表明，前一天的情况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她与一位同事谈起了有关萨尔瓦多的那部影片，顺便讲到她已经厌倦整天都做着同一件事情。
　　“也许到了我该退休的时候了。”
　　“您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律师之一。”同事说道，“法律工作是年龄越大越具有优势的极少数职业之一。为什么您不请一段长假呢？我相信您会满怀热情地重新回到这里工作。”
　　“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发生一种突变：经历一次冒险，帮助一下别人，做一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谈话就此结束。她去了广场，在一家比她平时总去的要更贵的餐馆吃了午饭，然后比平时更早地回到了办公室——从那一刻起，她的退职便告开始了。
　　其他职员还没有回来，马莉想利用这段时间看看还放在办公桌上留待处理的文件。她拉开抽屉，想取出总放在固定位置上的一支钢笔，然而却没有找到。刹那间，她想到也许自己的做法有些奇怪，因为她没有把笔重新放回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
　　这就足以使她的心脏重又开始猛烈地跳动，前一天晚上的那种恐惧感也全部再次卷土而来。
　　马莉一下子愣怔了。太阳透过百叶窗，把室内的一切都涂上了一种与往常不同的色彩，变得更加鲜艳，更加夺目，而她却产生了再过一分钟她就要死去的感觉。一切都是绝对的奇怪，她在这间办公室里正干什么呢？
　　“上帝啊，我并不相信你，不过，请你帮帮我吧。”
　　她开始再次冒出冷汗，并且发现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
　　假如这时候有人走进来，就会发现她那惊恐的目光，而她则不知该如何做是好。；她想到了寒冷。
　　前一天寒冷曾使她的感觉好转，可怎么到街上去呢？她再次察觉出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呼吸的节奏（有时候感到假如她不进行吸气和呼气，躯体本身就不能自行完成），头部的运动（眼前的影像不停地变换位置，仿佛一个电视摄影机的镜头在旋转），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全身都被稠糊糊的冷汗湿透了。
　　惊恐。毫无理由地生怕去做任何一件事，生怕迈出任何一步，生怕从坐着的地方离开。
　　“这种情形会过去的。”
　　前一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她正在上班，该怎么办呢？
　　她看了一下手表，感到手表也是一个荒谬的机械，两根指针围绕着一个轴心转动，标出一个时间单位，而任何人也从未说明过为什么应该是十二点而不是十点的理由。其他人为制定出的单位也是如此。
　　“我不能想这些事情，它们会使我发疯。”
　　发疯，也许这个用词准确地说明了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马莉凭借着她的全部意志力站起身，朝卫生间走去。幸好办公室依然空无一人。一分钟之内——在她看来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她就来到了她想去的地方。她洗了洗脸，惊异的感觉减轻了，但是恐惧感依然存在。
　　“会过去的。”她对自己说道，“昨天就过去了。”
　　她回忆起前一天这一切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她把自己关在一个隔间里，坐在马桶上，弯下身用双手抱着头。这个姿势使她心跳的声音放大了，马莉立刻把上身直立起来。
　　“会过去的。”
　　在隔间里，她觉得自己不再认识自己，她已然木可救药地完蛋了。她听到人们进出卫生间的脚步声，还有就一些日常琐事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谈话声。不止一次有人想要推开她所在的隔间的门，但只要她低语一声，便没有人再坚持了。冲水箱的声音响得有些吓人，似乎能冲毁整个大楼，把所有的人送进地狱。
　　然而，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恐惧的感觉渐渐过去了，心脏也恢复了正常的跳动。幸好她的女秘书笨得甚至没有发现她的不在，否则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到卫生间来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看到自己已经能够重新控制住自己时，马莉打开了隔间的门，洗了很长时间的脸，然后便准备回办公室去。
　　“太太没带化妆品。”一位女实习生说道，“您想借我的用用吗？”
　　马莉没有理睬。她走进办公室，拿起她的手袋和私人物品，然后对女秘书说，现在她要回家去。
　　“可是已经预定了许多会面！”女秘书不满地说道。
　　“你不要下命令，而是接受命令。你就完全照我现在的吩咐去做：取消所有的会面。”
　　女秘书目送马莉离开了办公室。她给马莉当秘书快三年了，这个女人一向温文尔雅。大概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也许是有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正和一个情妇在家里鬼混，她想去当场捉好。
　　“她是个出色的律师，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女秘书对自己说道。可以肯定，明天马莉律师就会向她道歉。没有明天。当天夜里，马莉和丈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异常现象。两个人一起得出了结论：出冷汗、惊异、无力、不能自控，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恐惧。
　　丈夫和妻子共同探讨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丈夫认为妻子的脑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但没有讲出来。妻子猜想这是要发生某种可怕事情的先兆，但也没有说出口。他们以成年人的逻辑和理性寻找着可供谈话用的共同之点。
　　“也许最好你去做一些检查。”
　　马莉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任何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知道这件事。
　　第二天，马莉向律师事务所申请三十天的无薪假期并被接受。丈夫本想带她去奥地利，那里有治疗脑科疾病的著名专家。但是马莉不肯离开家——现在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发病的时间越来越长。
　　马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服用了镇静剂，才与丈夫来到了卢布尔雅那医院。马莉接受了一连串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一个动脉瘤也没有发现——，这使马莉在以后的岁月里安下心来。
　　然而，恐惧的袭击依然如故。当丈夫忙于采购和做饭时，马莉每天都强迫自己对房间进行清扫，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她开始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精神病的书籍，但随即又停止阅读，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每一种病都似乎与她的相吻合。
　　最可怕的是，虽然发病已然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但即便这样，她也依然感到恐惧，对现实感到惊异，无法控制自己。除此之外，她还开始对丈夫的处境感到自责：丈夫不得不加倍地操劳，取代她承担起家庭主妇的事务——清扫房间除外。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马莉开始感到并流露出一种激烈的暴躁情绪。无论什么事都会使她失去平静和大吵大闹，最后又总是忍不住地哭上一场。
　　三十天之后，马莉办公室的同事来到了她的家中。他每天都打电话来，但马莉或是不接电话，或是让丈夫回话说她正有事忙着。那一天下午，同事直接投响了门铃，一直等到马莉把门打开。
　　当天上午，马莉的心请很平静。她为同事准备了一杯茶，两个人谈起了事务所的情况，后来同事问她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我再也不回去了。”
　　同事回忆起那次有关影片《萨尔瓦多》的谈话。
　　“您总是把事情做到最好，您有权选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听完这一番话，马莉失声痛哭起来——现在她通常十分轻易地就会如此。
　　同事一直等到她平静下来。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他什么都没有问。他知道，此时此刻，沉默比提问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个答案。奋果然如此。马莉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情况，从电影院里发生的事情一直谈到最近她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而丈夫却是那样地支撑着她。
　　“我成了一个疯子。”她说道。
　　“这是一种可能。”同事回答说，流露出已明白了一切的神情，然而声音却十分柔和，“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两件事可做：或是去治疗，或是继续病下去。”
　　“像我现在的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我还能完全控制大脑功能，我所以感到紧张是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并没有精神病的惯常症状，比如缺乏现实感，比如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或是禁不住要伤害他人。我只是感到恐惧。”“所有的疯子都说他们是正常的。”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马莉又为同事添了一些茶。他们谈论天气，谈论斯洛文尼亚独立的成果，谈论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现在出现的紧张局势。马莉整天看电视，对这一切都十分了解。
　　辞行之前，同事又提起了治疗一事。
　　“市里刚刚开办了一所疗养院，”他说道，“外国人投的资，具有发达国家一流的治疗手段。”
　　“治疗什么？”
　　“可以这样说吧，治疗各种失衡。过分恐惧就是一种失衡。”
　　马莉答应考虑一下这件事，但并未做出任何决定。她又继续被恐惧侵扰了一个月，最后终于明白，不仅她的生活，而且还有她的婚姻，都正处于崩溃之中。她又服用了一些镇静剂，并大胆地走出了家门——这是六十天之中的第二次。
　　她乘坐一辆出租汽车，一直来到新开办的那所疗养院。路上，出租汽车司机问她是不是去探望什么人。
　　“听说那里面非常舒适，不过也说疯子们都很狂暴，还说治疗办法包括使用电击。”
　　“我去探望一个人。”马莉回答说。
　　仅仅一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使她两个月来所受的折磨走到了尽头。院长是位高个子男人，头发被染成了黑色，应诊时使用的名字是伊戈尔医生。他向马莉解释说，她所患的只是一种恐惧综合症而已，这种病刚刚被世界精神病学年鉴所承认。
　　“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他很细心地解释说，以使对方能完全听懂他的话，“问题是患有这种病的人通常都加以隐瞒，生怕被别人混淆成是个疯子。其实如同压抑症一样，它仅仅是机体化学物质的失衡。”
　　伊戈尔医生为她开了一张处方，并让她回家去。
　　“我现在不想回去。”马莉回答说，“虽然您对我讲了这么多，可我仍然没有勇气到街上去。我的婚姻情况变得一团糟，找的丈夫两个月来一直在照顾我，我需要让他也缓口气恢复一下。”
　　鉴于股东们希望收容所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和往常发生这种情况一样，伊戈尔医生接受了马莉的住院要求，虽然他已明确表示没有这种必要。
　　马莉服用了对症的药物，再加上心理治疗，症状逐渐减轻，最后便彻底痊愈了。
　　然而在此期间，马莉入住疯人院的消息不胜而走，传遍了卢布尔雅那小城。她的同事——她多年的朋友，与她一起不知共同度过了多少欢乐与忧虑的时刻——前来维莱特探访她，称赞她有勇气接受他的劝告和寻求帮助，但随即便讲出了他此行的原因。
　　“也许现在您真的到了退休的时候了。”
　　马莉听懂了这句话后面的含义：谁也不愿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一个曾进过疯人院的律师。
　　“您讲过，工作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我需要回去，哪怕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
　　马莉等候着同事的回答，但是对方却一言不发。马莉接着说道：
　　“是您建议我来这里治疗的。当初我考虑退休的时候，本想要功成名就地光荣离去，完全是自愿和自发的。我不想因为失败而放弃我的工作，请您至少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恢复自尊自重，到那时，我会主动要求退休。”
　　她的同事清了清喉咙。
　　“我建议您来治疗，并没有建议您住院。”
　　“可这是个关系到我能否生存的问题，当时我根本无法出‘1上街，我的婚姻也眼看就要完结。”
　　马莉知道自己正在白费口舌，无论怎样她都不可能说服时方——归根结底，这会使事务所的信誉承受风险。尽管如此，她还是又尝试了一次。
　　“我在这里接触到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没有机会重返社会；另一种是已经彻底痊愈，但却宁愿装成疯子，目的在于不必去承担生活的责任。我愿意而且也需要重新珍视自己。我应该说服自己，我有能力做出决定。我不能被推到不是我所选择的道路上去。”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犯许多的错误，”身为律师的同事说道，“但有一种除外：把我们毁掉的错误。”
　　再谈下去也无济于事。在她的身为律师的同事看来，马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两天之后，她被通知说又有一位律师前来探访她。这一次的律师来自另外一个事务所，该事务所被马莉现在的前同事们视为最有力的对手。马莉感到了鼓舞：也许此人知道她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接受一个新的职位，这乃是地恢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一个机会。
　　那位律师走进会客室，在马莉面前坐下来，然后微微一笑，问她是否感觉好些了，接着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几份文件。
　　“我是受您丈夫的委托到这里来的。”他说道，“这是一份离婚申请书。当然，他会支付您在这里住院的费用。”
　　这一次，马莉的反应平静。她在所有的文件上都签了字，虽然她知道，根据她所熟悉的司法规定，她可以无限期地将这场争执拖延下去。马莉立到去见伊戈尔医生，说她的恐惧症状又出现了。
　　伊戈尔医生知道她在撒谎，但还是无限期地延长了她的住院时间。
　　韦罗妮卡决定去上床睡觉，但是埃杜阿尔德依然站在钢琴边不动。
　　“我累了，埃杜阿尔德。我需要睡觉。”
　　她很想继续为他演奏，从麻木的记忆中找出所有她所熟悉的奏鸣曲、安魂曲和柔板，因为埃杜阿尔德懂得欣赏，而且不提任何要求。但是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
　　他是个多么英俊的小伙子！假如他至少能走出他的世界片刻，并且把她当成一个女人相看，那么她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个夜晚就将会成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因为埃杜阿尔德是惟一了解韦罗妮卡是位艺术家的小伙子。通过一支奏鸣曲或是一支小步舞曲的纯真情感，她与这个男人有了一种地从未与任何其他人有过的联系。
　　埃杜阿尔德是个完美的男人，他敏感和富有教养，粉碎了一个毫无趣味的世界并在自己的头脑里将其加以重建，把色彩、人物、故事都换成了新的。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包括了一个女人、一架钢琴和一个不断升起的月亮。
　　“我现在就能热恋上你，把我的一切全奉献给你。”韦罗妮卡说道，以为他不会听懂她的话，“你只要求我为你演奏一点音乐，其实我比你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我很高兴与你分享另外那些我所懂的东西。”
　　埃杜阿尔德微微一笑。难道他听懂了吗？韦罗妮卡感到有些害怕，因为行为手册上讲不应该以这么直截了当的方式谈情说爱，更是永远不能对一个只见过很少几次面的男人这样做。但她决定继续讲下去，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
　　“埃杜阿尔德，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淮一能够热恋的男人。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我死去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少了我不行。我不知道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觉，但是肯定不应该会去想念某个人。
　　“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你对夜间不再能听到音乐感到奇怪。但是只要月亮一出现，就会有人准备弹奏奏鸣曲，尤其在一所精神病医院更是如此，因为我们所有在这里边的人全是些‘受月球影响的’人。”
　　她不知道疯子与月亮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应该非常密切，因为人们使用“受月球影响的”这个词来指精神病患者。
　　“我同样也不会感到少了你不行，埃杜阿尔德，因为我就要死了，就要远离开这里。正因为我不怕失去你，所以我不在乎你会还是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今天我像热恋中的女人为你弹奏了钢琴。太好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
　　韦罗妮卡看了一眼外面的马莉，想起了马莉对她说过的话。她再次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小伙子。
　　韦罗妮卡脱去毛线衫，走近埃杜阿尔德——如果你想干些什么，现在就来吧。马莉不会在外面的严寒中忍受很长时间，一会儿她会进来的。
　　埃杜阿尔德向后退去，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她再回到钢琴前去呢？什么时候她会弹奏一首新的乐曲，以那些疯狂作曲家的同样色彩、折磨、痛苦和欢乐来充实他的心灵呢？那些作曲家以他们的作品跨越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外面的那个女人对我说过：‘手淫吧，让自己知道自己希望快感能达到何种程度。’难道我能超出一直固有的那种感觉吗？”
　　她拉起埃杜阿尔德的手，想把他领到沙发那里去，可埃杜阿尔德彬彬有礼地拒绝了。他希望站在他所在的钢琴旁边，耐心地等待她重新进行演奏。
　　韦罗妮卡感到不知所措，但立刻发觉自己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她就要死了，害怕或是坚持过去一直限制她的生活的种种成见又有什么用处？她脱去衬衫、长裤、胸罩和内裤，赤身裸体地站在了埃杜阿尔德的面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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