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凌乡

楔子

    我是印尼归侨，平时跟侨居印尼的亲属多有联系。这一段时间，陆续有印尼亲属回国，他们中间，有的是回来避难，有的是带孩子回国读汉语。他们还带回反映印尼五月骚乱的软盘、录像带和文字资料等，于是我更多地看到了令人沮丧，令人悲愤的报道。

    有一则消息说，利用卫星全球定位技术研究的结果表明，雅加达市近年来下沉五十多厘米。原因是这座海滨城市的一千万居民中，有与民多人利用水泵和水井补充日常生活用水，使地下水减少。这种下沉现象会导致河流改道，海水倒灌，从而毁坏建筑物的地基。若千年后，雅加达地表失衡，建筑物断裂，这里就将可能成为倾斜的城市。然而，在我的视野中，我所关心的不只是雅加达在地理上如何“倾斜”，而是雅加达五月以来针对华人的骚乱和由此引起的印尼更大范困的社会动荡以及华人的更大不幸。

    我将同胞经受的灾难告知世人，以唤起良知和热心，从道义上支持受苦受难的人。无论在何处，我们的身体里都流动着轩辕氏的血！何况人类正在走向二十一世纪。

黑色的五月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日，傍晚。

    雅加达西北郊红溪河。清绿的水静静地流着，两岸的棕榈树、椰子树拂着海风沐着余晖，显示着南国特有的风景线。历史学家告诉说，这红溪河由于历史上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屠杀华侨致使河水变成了红色而得名。事情发生在一七四①年。二百多年过去了，这红溪河畔仍然是一个华人集居区。

    这集居区是一条不太长也不太宽的街，表面看起来还算平静、安宁。海风习习地吹看，抹着夕阳金晖的椰子树整齐地站立在街道两旁，好像在数点着街上下班赶着回家的行人。椰子树下，是一排排华人开的商店，它们不能跟市内最豪华的大商店比，但在这一带算是很起眼的了。最热闹的商贸活动时间过去了，每家店门迸出的顾客显得零零落落，店主人多半已经打烊或准备打烊。

    突然，一阵急驰的汽车轰鸣声，从西边的远处传来，声音越来越大。

    几辆卡车开过来了，停在街道旁。先到达的第一辆车上跳下来一群年轻的彪形大汉，他们手持各种专业工具，跑到一家已经关门的商店前，很快就撬开了铁门。从第二辆车上又下来一批同样年轻的彪形大汉，拥进被推开的门，胁迫店主人和家人站在一旁，不准说也不准动，接着就肆无忌惮地抢劫，把东西搬上他们开来的汽车。从第三辆车上又下来一批人，也是彪形大汉，冲进门来，一味追逐妇女，把妇女捆绑起来，再脱光她们的衣服，当着丈夫、父亲、兄弟的面强奸她们。施暴她们以后，再放火烧掉商店，也烧死她们（他们）……

    骚乱就这样开始了。

    太阳刹那间西沉了，红溪河畔“五·一三”的夜晚好像来得太快大早。但暴徒们纵火燃烧的房屋又把街道照得通明，那火光也染红了红溪河。一时间，硝烟弥漫，鬼影幢幢。

    暴徒们训练有素，撬门、抢劫，强奸放火各有分工。首批暴徒，多半没有打人，只命令商店主人站到一边，不许干涉他们“执行任务”。后来拥上来一批又一批暴徒就大不同了。他们手里拿着棍子，见到华人，不由分说，挥棒就打。见到东西，不分贱贵，一律没收。见到妇女，不分老幼，即行强奸轮奸。打、抢、奸完后，再烧。暴徒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动物本性。

    两旁街道都起了火，火光冲天。着了火的商店里的哭叫声撕裂了长空。街道旁高高的椰子树，也烈焰腾空，不少被烧毁了，烧焦了。

    被染红的红溪河在哭泣！那也是刀与火的晚上，那也是灵与肉在哭喊的晚上，那晚上是在一七四零年十月九日。那晚上，荷兰殖民政府的职员倾巢出动，向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城内华侨住宅挨家挨户搜查“私藏的武器”。由于当局早有命令禁止夜出，华侨都遵命呆在家里，不知是计。实际上，禁止夜出和搜查是屠杀、抢劫、放火的前奏曲。前奏曲过后，在总督瓦尔庚尼尔的率领下，荷籍水手、士兵、自由市民像一群凶残的野兽，冲到街头，屠杀他们遇到的每一个华人。一部分当地人也受到荷兰当局的欺骗、唆使，参与了屠杀，暴徒们杀红了眼，抢红了眼，烧红了眼，自己不认自己人，为争夺财物而火并。满城是暴徒的狰狞面孔和疯狂叫喊，满城是受害者的惊慌神色和悲惨叫喊，到处弥漫着浓烟烈焰，到处是刀光剑影在闪烁，街道流淌着被杀的华人的鲜血，鲜血又顺地势缓缓流到洪溪（Ang Kee）河，染红了河水，河道也被华人尸体堵塞了。洪溪河由此改名为“红溪河”，直至今天，雅加达的地图上还有红溪站。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夜的巴达维亚夜晚“也许是全世界所经历过的最恐怖之一夜”。可悲的是，历史上对华人的大屠杀今天又重演。相隔二百多年，人类的文明已经大大地前进了）其野蛮程度一样，但在强奸妇女的兽性方面后者却过于前者。

    印尼这次五月骚乱好像不是一下子闹起来的。一月八月，东爪哇任抹、省图班、泗水及拉森等布发生了抢劫华人商店、张贴反华人标语的事件、二月，这种反华人、排华人的事件进一步扩大，在贾蒂旺宣镇的骚乱中，共有五十五间华人商店被毁或被烧，政府出动军警镇压；五月十日，连续三天的棉兰反华人骚乱致使三千多家华人商店被毁或被烧，华人纷纷出逃；五月初，雅加达各个大学的校园内出现了反对苏哈托政府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要求清算苏哈托家族的贪污腐败，追究经济危机的责任。上万名学生占领了议会大厦三天，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矛头直接指向苏哈托家族；五月十二日，军警在特利刹蒂大学开枪打死六名示威大学生，激起各个阶层的强烈抗议，雅加达的局势混乱。如同历年历代印尼统治者贯用的传统手段，对付失控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拿华人开刀，拿华人当替罪羊。

    尽管骚乱越来越严重，在整个雅加达地区却见不到任何警察或军队。雅加达成了强盗的天堂，暴徒们在沿街墙上用油漆喷上针对华人的骚乱标语：“杀死中国人”、“烧死中国人”……好像是接受同一个命令，在同一个时候，骚乱也在雅加达的班芝兰等华人集居区发生。

    第二天和第三天，骚乱蔓延到雅加达的各个地方。梭罗。棉兰、三宝垅、巨港等多个城市也发生类似骚乱，暴徒的作恶手段一个样，其残忍程度也一个样，施暴者也多是理平头、穿军靴的年轻汉子，到后来，参与抢劫的人越来越多，施暴者也不单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连妇女、老人也趁乱积极参与。后来者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交通工具，摩托车、自行车、手推车，什么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看见值钱的东西连扛带抱，抢了就跑。先来的抢电器，后来的抢家具，最后来的连洗衣粉、油盐酱醋也抢。他们互相交换情报，从一个地方拥向另一个地方。许多商店为了免遭灾祸，在门前挂上大幅告示“ rihumi”（印尼本地人）。这和希特勒匪徒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德国抢掠犹太人的商店和住宅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一位外国记者报道了当时的情景：“首先出场的是‘身强力壮的大汉’。他们穿着军靴，被人用军用卡车运来。他们点着汽车轮胎和胶合板墙，把人群引出来，然后他们高喊：‘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再接着，开始抢劫商店和超级市场，如芝勒杜商场、查帝内加拉商场和日惹超级市场。穷人跟在他们后面抢，他们吃惊地发现，偷东西竞是如此容易。当采购中心各层都挤满了人，人群像处在神志不清的状态往提包塞东西的时候，挑唆分子便下楼去，把他们带来的桶装汽油倒出来，把大楼付之一炬。”

    烈焰冲天，浓烟滚滚，不仅烧死了躲在楼内的华人，也把正在楼内抢劫的暴徒烧得焦头烂额。

    到了五月十五日傍晚，雅加达的大火不断蔓延，几近失去控制，这时军队和警察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在雅加达主要街口出现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印尼总统苏哈托和政府官员开始在电视和广播中呼吁保持和平与秩序。可是，被放出潘朵拉盒子的魔鬼继续在各处作案，军警为了对付疯狂抢劫和强奸的暴徒和黑社会而疲于奔命。雅加达变成了恐怖和罪恶的地狱。

    据“印尼人权机构”的不完全统计，在三天的骚乱中至少有一千一百八十八人被打死烧死，一百六十八名妇女遭到强奸。被奸的妇女中最小的才九岁，最大的已五十五岁，最多是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被奸后致伤和不堪精神重压而死亡的二十人以上。有四十座购物中心、十三个市场、四千多家店铺、二千四百多家住宅和办公室、六十五家银行、二十四家饭店。十九家旅馆遭到砸、抢、烧，一千一百一十九辆汽车和摩托车被烧毁。华人的经济损失难以估计，在大火和浓烟中，雅加达和其他一些城市有世界未日之景象。

    这次针对华人的骚乱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犯罪面宽，几乎在印尼全国都发生了针对华人的骚乱；第二，犯罪模式一样棗由理平头、穿军靴，受过训练的年轻人作案，整批乘车而来，有先有后、专业分工明确；第三，犯罪时间一致。在开头两天警察和军队“失踪”或坐视旁观的时间也一致。骚乱有着太多蹊跷之处，令媒体纷纷质疑：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骚乱。

   “真是禽兽一般！”

   班芝兰，雅加达的另一个华人集居区。五月十四日晚八点多，这里同样发生了针对对华人的暴行，一家一家的华侨家庭遭到绝灭人性的侵害。

    这是一个很祥和的家。像往常一样，一家人棗洪成和他的两个女儿丽安和蒂娜，正在大厅看电视。男佣巴里和女佣巴亚也在一旁看。佣人是当地人，兄妹俩，他们忠心为主人服务，跟主人的关系很好，主人对他们也视同家人。

    姐姐丽安突然听到外面一阵阵汽车马达的轰呜声和人们高呼口号的声音。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赶紧打开客厅的窗户，要看个究竟。口号声从窗户传进来，清晰可闻：“打死所有华人！”……

    两个佣人赶紧起来，检查一下大门的门锁。不料，外面已经有人“咚咚咚”地敲击着大门。巴里和巴亚惊慌失措地看着洪成，好像在问：怎么办？一家人都起来，一起用身体堵挡大门。“咚咚咚”的声音敲得更响，不一会，门锁被挤压坏了，门一下子被推开了，十几名穿着整齐的暴徒冲了进来。满屋子是军靴的踩踢声，零乱而沉重。丽安预感情况不好，在大门被推开前跑进卧室，关门躲了起来。妹妹蒂娜躲在她爸爸的身后。极力不让暴徒发现、暴徒们穷凶极恶，用工具敲开所有卧室的门，拥进每一个卧室。不一会，从丽安卧室传来几声怪叫：“在这儿，这儿有女人！”随之就听到丽安撕心裂肺的叫声：“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出去！”暴徒们怪叫着把丽安从卧室里拖出来：“我要让你家的人看看我们想干什么？”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当着家人的面把丽安的衣服剥得精光。

    洪成上前好言劝阻，无效。这时，暴徒们也发现了蒂娜，他们怪笑着说：“好啊，还有一个小杂种！”蒂娜吓坏了，紧躲在她爸爸身后。洪成转身到一个抽屉拿一张存折给暴徒，说：“这些，你拿去吧。我们和好，相安无事……”一个暴徒拿了存折，怪笑说：“我还要让你看看你女儿现在怎么样？我要让你跟你女儿……”洪成气极了，怒斥道：“畜牲，你们这些畜牲！我女儿无辜！……”洪成不是暴徒的对手，一下子被推倒在地上，那个被斥责的暴徒狠命踢洪成的头，又在洪成胸前乱踩乱蹋。蒂娜忘了一切，哭喊着，扑向已经七孔流血的爸爸身上。巴里和巴亚也哭喊着伏在洪成身上。

    一个暴徒抓起巴里，怪笑着对他说：“哭什么？他死也就死了！他死了我们才有饭吃。去，去跟那女人。先让你交。”巴里哭着：“上帝保佑。我，我，我绝不。”暴徒脱下巴里的裤子，推到已经被按倒在地的、一丝不挂的丽安身上。巴里一骨碌起来，哭着求饶：“上帝有眼，我的主人是好人。没有他，我，我妹妹，我们一家，早饿死了。”暴徒们恼羞成怒，对巴里说：“坏蛋，你被华人同化了。好，我把你当作华人，要你死！”暴徒们说到做到，抓住巴里的头，往墙壁上撞。撞倒了又在他身上乱踩乱踢。巴亚要去护救哥哥，暴徒对她怒叫：“你这个小杂种，你也是被华人同化的！”暴徒们剥光了巴亚的衣服。

   “交，交死她们！”暴徒们吼叫着，怪笑着，拥向丽安和巴亚……

    洪成和巴里已经昏死过去了，静静地躺在地上。蒂娜成了暴徒施暴的惟一见证人。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蒂娜的心破碎了，浑身颤抖。暴徒们狂笑着：“真够 味……还有一个小杂种，小杂种在等着呢！”一阵军靴的踢踏声，蒂娜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她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后来了解到，洪成和巴里当场被打死，丽安和巴亚受重伤，也住进了医院。

    给我讲述这个事情的是一个新近从印尼回来的我姨妈的表妹。她姓蔡，我叫她蔡姨妈。“真是禽兽一般！”蔡姨妈说完，含着眼泪，目光呆滞地深思了片刻，又解恨似地骂了一句：“真跟当年日寇禽兽一样！”但说了这话后，又很后悔似地说：“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蔡姨妈已七十多岁，是土生华人，我跟她是第一次见面，我还不知道她的身世，不过，我从她脸颊上深深皱纹中一道刀痕和言而又止的谈吐，似乎窥测到她的一些还不为世人所知的艰难的生活历程。她这次没有足够的旅费回国，是我姨妈帮她，才得以跟我姨妈一起回来。她几乎不会讲汉语，她的好多话是通过我姨妈翻译出来的。

    后来，我姨妈告诉我蔡姨妈一生中最不幸的一件往事。那是在日寇占领印尼的一九四二年，日寇抓走了班芝兰一条里弄的所有华人，理由是这条里弄有人张贴反日标语。被抓的人，分载几辆车，运送到一条河边，男人们包括蔡姨妈的丈夫被日寇用刺刀刺中胸膛或砍去一只手后再刺死，无一幸免于难。女人们全被强奸，反抗者被奸后再杀死。蔡姨妈脸颊上的刀痕就是那时留下来的。蔡姨妈装死，到了晚上，爬呀爬的，爬出了魔掌。

    姨妈告诉我，日冠占领印尼期间，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类似蔡姨妈这样的人也不少。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怀着对蔡姨妈的深切同情和对印尼五月骚乱的更深层次的关注，到图书馆和资料室查找有关资料，看到了不少日寇在印尼的暴行。其中，在成书于五十年代的调查二战期间东南亚华人受迫害情形的《爪哇岛咨询会议简编》，查到了日寇对班芝兰华人的残杀记载，跟姨妈讲述的一样。在《日本记者笔下的日军》一书里，记载了日寇在东南亚的暴行，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日军把妇女从躲藏的山洞里拉出来，强迫她们脱裤子，又强迫她们叉开双腿，合掌向日军叩拜。叩拜完后，再把她们绑在树上。”无独有偶，我从因特网上看到了印尼五月骚乱中一对华人女子被脱光了衣服绑在同一根木柱上进行侮辱的彩色照片，不由让人想到：五十多年前对班芝兰华人施暴的人身穿的是日寇军服、脚蹬的日寇军靴；今天对华人妇女施暴的人身穿的也是军服棗迷彩军服，脚蹬的也是军靴棗黑色的军警靴。我们有理由怒问：当年的日军是法西斯，今天对华人施暴的策动者不也是法西斯吗？如果当年的法西斯已经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今天的法西斯不也应该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吗？

    印尼五月骚乱，法西斯的行为接踵传来。

    一伙暴徒闯进雅加达一家华人家庭，强迫这家华人的儿子强奸其姐姐，又威逼男佣人强奸女主人。接着暴徒们尽数把这家的所有妇女都轮奸遍。又一把火将住宅烧掉，把这家华人的姐弟俩投进了火海。女主人见状，也投入火海自尽。

    一伙暴徒闯进华人居住的地下室，将已怀孕四个月的主妇拖出来，当众脱下她的裙子，男主人欲上前救自己的妻子，遭到暴徒的毒打。随后，华人主妇被暴徒轮奸。她不堪侮辱，逃跑，慌不择路，从楼梯上摔下来，导致腿骨骨折，胎儿流产。

    四十四岁的查如尔，是雅加达的一家小店的店主。他却眼睁睁看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遭强奸，然后又活活被烧死。五月十三日下午一点钟，四十多名暴徒团团围住了查如尔的商店。人群中有人喊：“这里有华人，还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暴徒们立刻兴奋起来，拥进查如尔的家里，撕扯着两个女儿的衣服，追着她们满房间乱跑）被六个平头年轻人死死缠住的查如尔想扑上去解救女儿，却被一棍子打昏了。等他醒过来时，他的两个女儿、妻子被火烧死了，家业彼烧光了。

    在大街上，暴徒扯下华人妇女身上的衣服进行侮辱。在棉兰和其他省城，好些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几百名看热闹的人，受到暴徒奸污，被夺走了生命。一家杂志报道，一个父亲被迫当着一家人的面亵读自己十四岁的女儿。有一个神父说：“有一个家庭有三个女儿。大女儿说，大火熊熊，她的两个妹妹被强奸，一个妹妹被扔到火海中，然后轮到她遭侮辱。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也有妇女被强奸。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竟然被七八个暴徒玷污，她的身上都是被抓伤的伤痕。真是禽兽一般。”

    在发生一幕幕惨绝人寰的事件；后，大多数受害妇女至今仍在暗处哭泣，生怕被人发现，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有些受害者医学知识不够，父母、丈夫又觉得羞耻，只在伤口上涂上一些红药水，不去看医生；有的精神失常，甚至残害自己的身体；更令人悲伤的是，有的华裔家庭非常保守，痛苦的父亲只得叫女儿喝杀虫药水自杀。另外，少数受辱女子已经发现怀孕，因涉及信仰观念，她们更不知如何是好？而如果不打胎而让孽种在受害者身上怀上十个月，让孽种生下来，受害者的伤口一辈子都要流血。如果受孕的受害者是少女，那将毁了她一生的幸福！

劫后雅加达

    我的一个表姐，是新加坡一家报纸的记者，在印尼五月骚乱之后，曾被派到 印尼去采访。最近回国探亲。她专程来看我。我跟她是同行，也是记者。可能出于职业敏感，我们更多地谈到了印尼的五月骚乱。她讲述了她对印尼的观感，也谈到雅加达地基在下沉的那篇报道。她不无感慨他说：“雅加达在下沉，整个印尼在下沉！”可以看出，她说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基下沉”，而是雅加达和整个印尼的伦理道德在“下沉”，社会治安在“下沉”，文明水平在“下沉”。

    劫后的雅加达是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她说。七月，正是旅游旺季，可是，飞往雅加达的乘客寥寥无几，将近有四分之三的空位。从新加坡一起飞，很快到了印尼的上空。望下去，蔚蓝色大海上点缀着一个又一个绿色的岛屿。印尼二亿多人口，散布在一万多个岛屿上，号称万岛之国。怎么也难以让人想象在美丽的热带风光里竟会充斥着血腥暴行。

      机场大厅空空荡荡。尽管雅加达机场的设计美仑美奂，颇具民族风格，但是大多数旅客都神情紧张，面容严肃，无心观赏。出关的人并不多，但是验关放行的速度实在难以想象的慢。因为印尼一直刁难中国人，对进关的中国人查得很严、经常拒绝发给中国公民入境签证。

    在雅加达机场，飞驰而来一辆奔驰轿车，驾车的人高举着车证大叫：“一万美金，谁要？”在正常情况下，这辆车最少也要卖八万美元。最后，也不知道多少钱成交，车主拿到钱后，头也不回，登上飞机就跑了，避难去了。雅加达机场内人满为患，许多仓促逃难的人没有买飞机票的钱，新加坡航空公司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只要有空座位就允许华人先登机以后再补票。在很短几天内就有四万多华人逃离印尼。

    我的朋友告诉我，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也迅速撤退侨民。在印尼的外国人纷纷打点行李，恨不能马上逃出这个恐怖世界。由于当地暴徒不能区分日本人、韩国人与华人，所以许多日本与韩国商人也被抢被打。有一位日本商人，叫小村先生，开车去银行，在路上被～群人用一根大木头横在街上，截住去路。他拿着日本护照大叫：“我是日本人！”可惜，暴徒们既听不懂英文也不明白日文，照样抢走了他的皮包，可能是看见了他文件上日本国的标志，所以才“从轻发落”，只不过用拳头打了他一顿而已。

    在市中心耸立着许多现代化的大厦，街头有不少塑像与长青的棕桐树相互映照，拍出照片来一定很漂亮，可是，就在这些大厦脚下却是一堆堆垃圾。从大街拐个弯，马上就见到许多矮小简陋的贫民住宅，卫生状况一塌糊涂。路旁的建筑工地，几乎无一例外地停了工。在韩国也有不少工程下了马，工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再度开工。可是，印尼的工地上乱七八糟，建筑材料到处乱丢，就像刚地震一样，残砖断瓦，满目疮痍。

    刚刚进入市区，就看到几座被大火焚烧过的废墟。有平房也有十几层的大楼。没有门窗，没有屋顶，外墙被浓烟熏得焦黑。没走几步，又是几座这样的废墟。最后，她感慨他说：“这就是五月骚乱的结果吧。应当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场罪恶，我写了很多如实反映情况的报道。”

    雅加达和印尼还在“下沉”。我从有关资料了解到：第一，连续三天的针对华人的骚乱之后，军队和警察终于又出现了，但是他们所面对的仍是到处抢劫、放火的暴徒，因分赃不均而火拼的黑社会和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一直到九月以后，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强奸案和其他骚乱事件；第二，供给馈乏，经济危机。逃出印尼的华人纷纷提走了他们在银行中的存款，使得原本短缺的资金更加困难。暴徒们抢掠并烧毁了华人经营的商店，摧毁了大部分印尼的物资供应系统。待到骚乱过后，商店老板躲的躲，逃的逃，老百姓照样要吃要喝，却找不到供应点，日常生活遇到了许多困难。许多人连一日三餐都难以维持；第三，宗教矛盾激化。在骚乱中，其教徒占印尼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伊斯兰教势力迅速扩张。大批难民聚集在清真寺内寻求保护，各地清真寺很快变成了在政治上独立性很强的核心，已经声称要按照伊斯兰教治理印尼。基督教为主的省份声明，如果伊斯兰教奉为国教，他们宁肯宣布独立；第四，国家出现分裂危机，在印尼东部和西部都出现了要求独立的政治集团。东帝汶在历史上曾经是葡萄牙殖民地。一九九一年印尼当局镇压了在东帝汉首府底里的独立运动。在苏哈托下台之后，六月十二日和十七日东帝汶连续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独立。尽管哈比比答应给东帝汶以高度自治以及和首都雅加达相同的地位，并且释放了十六名关在狱中的独立运动领导人，但是示威者并不罢休，要求释放东帝汉游击队领袖古斯芒，并争取彻底独立。

    有消息说，自五月以来，不断发生华人祖坟被盗事件。在梭罗近郊华人坟场，就有十五座坟墓被非法挖掘，棺材和陪葬物被盗走后，未加填平，造成骸骨狼藉。盗墓者成群结队，多在风高月黑之夜行事。被盗走的棺材是名贵的柚木，每副数百万至上千万印尼盾，但被盗走后只以四万至五万盾价格出售；至于陪葬物，包括贵重的东西，都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

      另一则消息说，雅加达一家医院计划对三具尸体进行解剖。这些尸体被发现时埋在雅加达对岸的一个小岛的海滩上，一个人权组织说，在印尼最北部省亚齐发现十一个乱葬岗子。估计每个乱葬岗子埋有五十具尸体，总共不少于五百具尸体。村民指出，是印尼政府军射杀这些受害者，“有的村民在枪口恐吓下埋葬尸体”。村民还指出某些村屋曾被作为折磨人的刑室。这样的埋葬尸体的岗子，不禁使我们想起我国平顶山、南京等处的万人尸骨坑。

    九十年代初，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行为，引起世界共愤，在美国的极力倡导下，设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之后，又因类似理由成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不少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罪犯包括那些军政要人被起诉和打入牢房。有一个叫拉登·雷迪奇的，当时是阿玛期卡集中营的守卫军官，在一九九二年六七月间，多次把集中营里的妇女“A”带出强奸，国际法庭提出他五次强奸行为，控以“严重侵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三项罪名。九十年代的这两个国际特设法庭，类似二战结束审判日本和德国战犯的“东京法庭”和“纽伦堡法庭”。印尼五月骚乱策动者的罪行比之上述案件，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完全有理由呼吁：应该把印尼五月暴行的策动者押上特设的国际法庭！他们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乡关何处是？爪哇有人愁！

    金贤能博士在吉隆坡的一所大学任教，他是专门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对印尼历史的研究犹为到家。他跟我堂兄往来甚密。堂兄知道我在写家族谱，也就是写我们家族的华侨史，需要很多印尼方面的材料，就带金博士到我家来。我们谈得很投机，从今到古、从古到今地漫谈许久。

    金博士：印尼五月骚乱后，我也到印尼去考察。我发现，印尼的这次骚乱有近因，也有远因。从近因来说，苏哈托长期的独裁统治太黑暗了。苏哈托在政治上搞裙带关系，经济上利用特权聚敛了大量财富。苏哈托家族的资产有多少呢？有说是六百亿美元，有说是四百亿美元，据印尼商业数据中心估计，苏哈托家族的财产现值要超过一百七十五亿美元。

    笔者：这样说来，按最低说法，苏哈托家族控制了印尼经济的一半左右。

    金博士：是的。他们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大量举债扩张，使印尼公私外债总和超过了一千五百亿美元。在遭到金融风暴的冲击之后。印尼货币急剧贬值。恶性通货膨胀导致银行存款出现了严重的负利率，加速了资金外流，使得已经严重失血的印尼经济雪上加霜。仅一九九七年下半年，货币贬值六倍多，股票指数下跌二倍多。印尼短期内到期的外债有五百多亿美元，根本就没有偿付的可能。银行出现大量坏账，资金周转不灵，银行利息高达百分之六十。一般企业无法承受贷款利息负担。许多企业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破产倒闭，失业率迅速上升，处于赤贫状态的人数迅速增加。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反苏哈托声浪日涨。这是骚乱的近因吧。总的来说，这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骚乱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还有种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具体情况尚在调查之中。

    笔者：有一种说法是，华人控制着印尼经济的百分之八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金博士：那种说法是虚构的。华人嘛，占印尼总人口的百分之四。他们以经商为主，经营着从资产上亿的超级财团到街头巷尾的零售小店。由于勤奋节俭，善于理财，有一部分华人比较富有，甚至华人就是富有的代名词。但总的说来，华人在印尼经济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例如华人在邮电、航空、海运、高速公路、电站、森林、卫星通讯等重要的经济领域多没有沾边。控制印尼经济的是印尼的国营资本和以苏哈托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华人经济的影响力甚至不如美国、日本等国在印尼的庞大投资。还要看到，有一部分华侨还很穷。

    笔者：金博士，印尼为什么屡次发生针对华人的骚乱呢？

    金博士：这就要说到骚乱的远因了。在历史上，荷兰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华人压制当地人，造成了华人和当地人的相互敌意；在华人中，由于受传统重面子的影响，爱装富有，爱摆排场，好显财物，引起当地人的妒忌，这又增加了一层矛盾。华人本身有它固有的文化习俗，在异国他乡，这种文化习俗曾经同时受到荷兰文化和马来文化的夹击，在日本占领期间，又受到日本文化和马来文化的冲击。华人一直生活在艰难的文化背景中。荷兰殖民时期的反华排华暂且不说，六十年代初，曾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华事件。特别是在一九六五年“九·三十”事件之后，华人不准使用联合国五大通用语言之一的汉文，不准办汉语学校，不准办汉文报纸和汉文出版社，不准过汉民族的春节，还必须加入印尼国籍，且不准使用中文姓名。即使有的华人已经是第九代移民，他们仍然不能得到和当地居民同等待遇。当年希特勒在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中强迫犹大人配有六角星标志，在印尼，华人的身分证上也具有特殊标记。只要印尼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序，总要拿华人当做替罪羊。

    笔者：金博士，您能说说印尼华人是怎么产生的吗？

     金博士：所谓印尼华人，只能说他们是土生华人。他们加入了印尼籍，他们中间，多半不会讲汉语，只会讲当地马来语。可以说，这些华人已被马来文化同化了，他们是接近中原文化的马来人。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如日本的泉井久之助和中国的韦庆稳从《越人拥揖歌》的破译已经做出佐证，当地马来文化，也有诸多中国古越族和现在壮族的文化内涵；而古越文化和壮族文化跟中原文化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华裔的祖先，来到这里的年代可以追溯得很遥远很遥远。现在的印尼土生华人或曰印尼华裔，硬要把他们跟马来人分离开是很困难的。

    早些时候，印尼是一个大自然的赐予比较慷慨大方的岛国，住在这里的原始人可以靠大自然的慷慨赐予很容易地繁衍生息下来，不存在竞生竟活的问题，可以说，这里有神仙都不愿意离开的绝好自然条件。这样好的自然条件的负面影响，就是使岛国的原始居民比较闲逸，比较自由，基本上没有资本积累的观念，过一天，算一天，纯朴敦厚，有一点像是原始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这样描绘：“那里西米树野生于森林中，‘居民在西米树上钻孔，由此确定树浆已经成熟时，只要截断它的干，分成几节，抽出它的浆混以水，加以滤清，就能获得完全可用的西米粉。一棵树普通可以采得西米粉三百磅，有时五百磅到六百磅。这种居民像采薪一样，到森林去砍伐面包。’假如东部亚洲方面这种面包砍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12小时。自然恩惠直接给与他的，是许多闲暇时间。要他为自己而生产地利用这个闲暇时间，需要有一系列历史的事件；要他把这个闲暇时间当作为别人的剩余劳动而支出，又须有外部的强制。”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也曾对东南亚岛国有相类似的描写。西米，印尼人称为硕果（SaGo），是群岛中普遍生长着的一种野生植物。华莱士报道：每个株大小适中的硕果树可以制成三十包淀粉，每包三十磅重，可以制成三分之一磅的饼三十个。一个男人每一餐吃二个饼就足够了，每一天五个饼也足够了。一株树做出一千八百个饼，共有六百磅重来算，可供一个男人一年的粮食。天然供应如此富足，以至于人几乎可以不劳动；伸手就可以取得粮食。今天吃饱了， 不愁明天没饭吃。生活上有稍微不足的方面，也可以通过自己不大多的劳动来补充，早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到这里的中国侨民是很容易混一碗饭吃的。以后，中国侨民到这里的越来越多。

    三四百年前，荷兰殖民者侵占了这个地方，开始了对这个地方的大肆掠夺，但是苦于当地人不好使用，荷兰人又不愿意到遥远的印尼来。殖民者发现比他们更早一些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具有勤劳、朴实的品格，是世界上最具有开发价值的劳动力，于是便捕掠、诱骗更多的中国人到印尼来。荷兰驻这里的第一任总督苦恩（Coen）于一六二三年到任后，有一份函件这样称：“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摩鹿加、安班澜、万达需人甚多，世界中更无如华人更适我用者。特别注意多捕华人，妇女幼童更好。华人之赎金，八十两一人，然绝不可让其妇女归国，或至公司治权以外之地，但使填充上述等地可也。”这份函件说明，三百多年前，印尼的华人是被荷兰殖民者“捕”来的，或是用每人“八十两”“赎金”赎来的。

    一六八五年，那苏神父圭·塔卡德对印尼的华侨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这样客观评价过：“中国人勤劳聪明，他们对于巴达维亚有莫大的价值。没有他们的帮助，人们就很难过舒服生活。他们耕种土地：而除了中国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工匠了；一句话，他们几乎是无所不能的。”这说明，华人到印尼来，不管自觉不自觉和情愿不情愿，对当地的经济建设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华人，上层人士“很难过舒服生活”。

    笔者：金博士，听您一席长谈，我增长了很多印尼方面的知识。中国人自愿的或不自愿的来到印尼，原因很复杂。但有一条事实很清楚，中国人的“勤劳聪明”和节俭，使他们的竞争能力优于当地人，极大地促进了印尼的社会进步，当然，华人也渐渐地积累些财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条件”和“外部的强制”吧。

    金博士：是的。从英国、法国、荷兰等等外国侵略者的侵占开始，到后来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各国侨民在印尼定居，破坏了这里的安定，当地人死于炮灰的暂且不说，部分岛国居民也走上了为自己劳动也为别人劳动的竞争市场上。侵略者在这里进行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明火执仗的财富掠夺，普通侨民在这里是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为了获取剩余劳动价值。两者虽然性质不同，但不妨都可以算是这些岛国的“历史条件”和“外部的强制”吧。岛上原始居民对“历史条件”和“外部的强制”的反应包括对华人的反应是很复杂的。

   这就是这次印尼五月骚乱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吧。

   跟金博士一席长谈后，我不由遥望南天，对在遥远的印尼亲属和华人说：是历史把你们抛到南洋，那么历史还将把你们抛到何方？乡关何处是？爪哇有人愁！

   雅加达在倾斜，难道真的就这样永远倾斜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