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独白
余杰
一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
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
二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一大群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钦佩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一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50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猡的统治下生活。
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
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馆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分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我不是民族主义者。
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
这就是历史？
三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四
堕落。这是一个朋友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五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鸡”连锁店有些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
觉得老美倒还挺能入乡随俗的。
六
读完《资治通鉴》，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扬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
《资治通鉴》是本适合在监狱里阅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
七
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爱国主义”，谈得声泪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题？
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的。
八
老先生们津津乐道“乾嘉学统”，大师们的牌位重新被抬出来供奉起来。对我来说，却只记得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清初思想家，乾嘉诸老的名字一个也记不得，也不愿意去记。
所谓汉学空前绝后的辉煌，不过是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里的一堆文字垃圾而已，我统统不懂，也不以之为耻。
九
萨达姆又当选总统了。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
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说：“选举是公正的。”
十
周末，当代商城。一字排开的十多位美艳照人的广告小姐很快淹没在人堆里。一大堆男人和女人衣冠楚楚，却抛开绅士淑女的风度，像饥饿的乞丐扑向面包一样向柜台前面挤，一双双伸出去的手，像是溺水者拼命想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起来的却是一支支的香烟。原来，这是万宝路香烟在搞促销活动，美女们胸前佩着“万宝路小姐”的飘带，柜台前是一盘盘供顾客免费品尝的香烟。
报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而克林顿却向几大烟草公司宣战，颁布了新的禁烟法案，规定青少年买烟必须提供年龄证明。
为同胞的健康担心，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个问题，还得向林则徐老前辈请教请教。
十一
认识自己的愚昧与卑微，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十二
自信是一种遭人怨恨的品质，因为自卑的人占绝大多数。
于是，我注定了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
十三
这个世界上，爱我的人很多，真正理解我的人呢？
十四
生命可贵。
斯大林就是一个异常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有一次他必须乘飞机去波茨坦，飞机准备好了。但是经过长时间动摇后，他拒绝乘飞机，决定改乘火车。代表团甚至开会都迟到了，准备得这么长久，一切都作了检查。贝利亚报告说：准备了一条专线，专门的列车，装甲的底部。在离柏林的每一公里上站有约15名士兵，并有数辆装甲车护送。在波茨坦，有内务部所属的7个精锐团围成了3个圈守卫着他，而契卡分子又有多少。可是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是官方不公开的统计学范围的事。
生命可贵。
记得拉练途经井陉体验矿工的生活，带我们参观的一名工人师傅说，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井下暗无天日，漆黑一片，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塌方呢？瓦斯灯下，他安详的笑容显得那样动人。我闻到他身上呛人的烟味和汗味，蓦然觉得这个陌生人的生命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十五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十六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十七
我对“学术”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匮乏的时代。在清代，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诂、版本、文献终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十八
刘再复先生在《人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很多故事。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事，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而今在北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麟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十九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低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指责写历史的人也许过于苛刻。因为知识人同样存在着表达的困难，他们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别人说话呢？就“失语”这一点而言，知识人与民工毫无区别。
二十
二战的硝烟里，听到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消息后，远在巴西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茨威格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他在遗言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自我毁灭……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茨威格的最后两句话将永恒地延续他的生命。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再没有别的快乐和财富了。一切为捍卫这两条原则而献出生命的知识分子，都将如长明灯一样，闪烁在后人的心中。
二十一
在图书馆台湾报刊阅览室，我希望看到几种新到的台湾报纸。
管理员说：“你有介绍信吗？”
我诧异地问：“看看报纸还得要介绍信？”
管理员说：“当然啦。你先到系办公室开介绍信。证明你正在搞某方面的学术研究，我们才能让你看报纸。”
在报刊阅览室看报纸还得开介绍信。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二十二
项羽的无能。他能放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却烧不掉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们大兴土木的嗜好。
“烧了就修，反正我有的是子民。”皇帝如是说。
于是，放火者陷入了西西弗斯的境遇之中：明知放火无用，可又不得不放火。
二十三
蔡元培先生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清流，与陋俗奋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询千古未有之迹象也！”
不知蔡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是何感想？我想多半还是无言。
二十四
1924年，梁漱溟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为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先生的看法大有古代学院的风范，使人想起《论语》中描述的情景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北大，“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如何呢？“多乎哉？不多也！”
二十五
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禁地，游人如织。租古装照像的摊位比比皆是，皇袍凤冠应有尽有，国人乐此不疲，有的还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威风一番。因此，这些摊位捞足了油水，而游人也过足了帝王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皇袍在身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他们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每当看到这样的笑容时，我赶紧转过身去，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恶心。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于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渴望龙袍加身，所以才有长久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无论统治阶级怎样更替，也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做了五千年奴隶的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二十六
朋友中，喜欢读新书的居多，今天“东方主义”说得头头是道，明天“后殖民主义”准吹得天花乱坠。我却喜欢翻旧书。旧则旧矣，旧中有旧的趣味。
逛旧书摊时，看到一本破旧不堪的1966年第6期的《中国妇女》，封面是个小女孩。平淡无奇，一翻封面说明，才觉得妙趣横生：
“封面的小女孩叫马平国，今年9岁，是邢台地区一个贫农的女儿。她非常热爱毛主席。今年3月，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小平国家的房子倒了，她的腿受了重伤。妈妈来抢救她的时候，她说：‘先别管我，快把毛主席像取出来。’当她看到毛主席像边上砸破了一点，她伤心地哭了。……小平国被送上飞机，这时她突然喊：‘妈妈，我要毛主席像！’……她看到毛主席像后，高兴地说：‘毛主席呀！我已见到您了！’”
我们这个民族善于忘却，然而，忘却这样的千古绝唱，未免太可惜了。
二十七
狄奥尼根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有一天，关心知识分子政策的亚历山大大帝跑来慰问他的生活情况。狄奥尼根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然而，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后，狄奥尼根不得不缩进一个古代埋人的大缸中，留给弟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像狗一样生活！”
犬儒学派便诞生了。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识分子在服用大量的鸦片之后，看到的自己便是这副模样。实际上呢？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以前我常常将这些大学问家神话化。拿小时读四书五经获得的感性经验去套他们，结果往往是“告别诸神”。知识分子也是人，大学问家也是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是人，便有人的阴暗面。我们用不着去苛责谁。我们一定要警惕：千万别把人当神！
二十八
在故宫养心殿看见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此联为雍正所撰。
此时的心情难于言说，忽然想起北岛的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过于天真了，他还相信“历史”。养心殿大义凛然的对联告诉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
二十九
相对于真话而言，假话的制作乃是一门精致的艺术。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与王后双双遭暗杀，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国王与王后消化不良逝世。”确实也是“消化不良”，钢铁制成的子弹让娇生惯养的国王与王后如何消化？
三十
哲学家奥卡姆与巴伐利亚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哲学家对国王说：“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则用笔保护你。”可是没有多久，国王向教皇妥协了。于是国王将哲学家出卖给教皇，哲学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哲学家的天真使他枉送了卿卿性命。笔的力量怎么能与剑并列呢？
韩非是权术思想的大师。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叹息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一辈子研究阴暗心理，提供给帝王用来统御臣下。然而，韩非最终却死在暴君奸相的手下。难怪司马迁感慨万分：“余独悲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认识到人主不可侍，却仍然为人主服务，并最终惨死于人主手上。一代代知识分子很少觉悟过：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思想家没有人格独立的时候；思想家是软弱的，尤其是在思想为专制服务的时候。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知识更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毁灭知识者本身的权力。
三十一
瓦文萨当完总统再当工人，当总统期间，他是向工厂申请“停薪留职”的。
与其把瓦文萨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崇高品德，不如看作是民主体制下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
三十二
“异想天开”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成语。异想真能打开天堂的门吗？
要想记载自己全部的胡思乱想，这篇札记永远无法结束。
就此打住，因为“异想”仅仅是我个人的。
心灵独白（二）
余杰
一
牛蝇。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吆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叮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做不了蝴蝶。
二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150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三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33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60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改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四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她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睥睨大学教授们。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五
文章与老婆。“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六
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七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况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慌、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仙崴懒耍雎蘅怂懒耍胖拘滤懒恕谒□堑?
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八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采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依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九
《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十
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现吸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吸烟者”的牌子，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义务执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种方法推行以后，效果好极了！”
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水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必须隐藏在水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起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A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十一
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十二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十三
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20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前。
十四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十五
宽容。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十六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顶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辑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舅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贞烈可风”。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
十七
《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十八
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语词。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是例外，譬如文革，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十九
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李逵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二十
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二十一
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0.1秒跨出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万分的方队里，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二十二
尼采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泊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谁是天？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扳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二十三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象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千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
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二十四
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书》中记载，安徽寿州安丰县官员李兴的父亲患了重病，李兴就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送给父亲当作药物食用。后来，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还为李兴专门写了篇《孝门铭》。《淮安府志》记载，东汉时有个叫李妙宇的女子，为医治公公的病，从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块肉，烧成汤给他吃。在这一孝举之后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复了健康。美国学者郑麒来教授在研究明代历史时，仅根据《明史》和《古今图书集成》两种史料的记载，就统计出明代有619名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肝脏、手指、耳朵、乳房、肋骨、腰、膝、腹等，她们被誉为“人类道德的典范”。
每个为中华文明感到陶醉的人，都是历史书读得太少的人，虽然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乎是博学鸿儒。
二十五
饭碗。饭碗就是那种毁灭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却又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金饭碗、铁饭碗、泥饭碗，饭碗的不同，也就是人的不同。
二十六
世有渊明，生为菊花无憾也；世有白石，生为梅花无憾也；世有嵇康，生为琴弦无憾也；世有余纯顺，生为穷山恶水无憾也。
不遇知音，是人生无法克服的悲剧之一。
二十七
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贽；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
世间面目可憎之人多，欲与交游者，二三子矣！
二十八
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会议厅的每张椅子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这些椅子认识自己的主人，就像他们认识它们一样。
在这间会议室里，椅子远远比人要高贵。主人会死亡、会辞职、会垮台、会遭罢黜。昨天贝利亚还稳稳当当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眼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他却趴在椅子下面，身上是排弹孔。赫鲁晓夫去休假的时候，他以为他与椅子是短暂的分别，谁知道终其一生再也没坐上那张心爱的椅子。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只有椅子依旧，只有椅子永恒——“它们”对着“他们”冷笑，弄不清谁是谁的主人。
没有政治局的俄罗斯，椅子安在？
二十九
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西班牙语里鸡、兔是怯懦的同义词，这是庇隆一伙的奇袭艺术。
博尔赫斯的反应令庇隆政府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性格内向的作家会把苍蝇吞到肚子里去，没能想到作家的手指轻轻一弹，将死去的苍蝇弹到他们香喷喷的咖啡里。博尔赫斯在声明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一则寓言，然而我怀疑记忆与遗忘的天神，它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如果它们忘却的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们只保留了这一荒唐的传奇，它们或许有一定道理。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那个优雅而不关心政治的博尔赫斯突然变成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对极权主义的象征。对他这样一个害羞的、腼腆的人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角色，然而他毫不畏惧地担当起了这一角色。看来庇隆政府为他的鸡、兔们选错了稽查员。
真正受到侮辱的，并非被侮辱者，而是侮辱者自身。
三十
我有三本书爱不释手：充满豪侠之气的《史记》、充满雅稚之气的《世说》、充满狐魅之气的《聊斋》。有此三“气”，足以抵挡今世之俗气也。
三十一
军训的时候，每逢周六下午，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厨房包包子，二是在宿舍里听班长读报纸。包包子，闻多了葱蒜的味道，到了开饭的时候便是一个包子也吃不下去，心里直想呕吐。于是只好听读报纸，读的偏偏又是最枯燥无味的文章。唯一的解脱之道是睁着眼睛养神（不敢闭目养神，因为时不时有教官走进来查看）。养神的时候，把中学时代漂亮的女同学都想象成自己的女朋友，便觉得幸福触手可及。后来一问战友们，十有八九以此法渡过难关。看来，在食色二字上，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有许多奇思异想。曾想过，假如谁发明一种芯片，植入人的大脑，然后在屏幕前将人的所思所想显露出来，岂不妙哉！现在，我才暗自庆幸，幸亏我没有把这种发明付诸实践。要不然，在神圣的读报时间，英雄的故事在空气里弥漫，电脑屏幕上却将听读报的学员和来视察的教官的大脑活动显示出来。互相之间岂不尴尬——屏幕里都是美不胜收的裸体女郎。
三十二
发型。发型是人身上最能表现个性的地方之一。所以，一进军营，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剪发。男孩子倒是无所谓，排着队理发，嘻嘻哈哈的；女孩子那边呢，青丝缕缕落尘埃，哪能不哭得凄凄惨惨？
一日为兵，一日无“发”。内务中明文规定，男兵头发为2.5厘米。大家摸着自己的光头，这才发现每个人的脑袋竟是如此地相似。然而，脑袋的相似，并不等于思想的相似。想出剪发妙方的家伙，一定是个大傻瓜：剪去头发，就能剪去个性和思想吗？回到北大后不久，我打量着昔日的战友们：原来他是这副模样！渐渐地，统一的小平头的形象在记忆里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迥异的个性与迥异的思想的外化——迥异的发型的形象。
三十三
像小孩一样天真的政府总喜欢把民众当作天真的小孩来治理。
三十四
吻。一个女人肯接受你的吻，并不意味着她喜欢你。女人有冒险的天性，她让你吻她，多半是想试试：自己敢不敢让人吻和你敢不敢吻她，仅此而已。自作多情的男子往往由此误入歧途，正如年轻时候的我。
同样，竞选中的政治家在街头抱起一个婴儿吻一吻，并不意味他喜欢小孩。政治家一边吻小孩，一边盯着小孩父母手中的选票，尽管此时淘气的小孩可能撒了一泡尿在他的手上，他恨得牙齿痒痒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被政治家的温情深深打动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在选票上填上政治家的名字。这一瞬间，他们忘了政治家曾有贪污、欺骗、性骚扰等斑斑的劣迹。多么神奇的一吻！
吻，一种传递错误信息的通讯工具。
三十五
讲台上教官滔滔不绝地讲，下面是一片钢笔写字的沙沙声。是在记笔记吗？非也。每个人都在一叠厚厚的信笺纸上写信。时间如此漫长，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绞尽脑汁，给每一个能够联系上的朋友都写信去。
卡夫卡曾否定过写信的意义：“真不知道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念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触及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越了人类的力量。写信意味着在贪婪地期待着的幽灵们面前把自己剥光。”然而，当我们被重重包裹起来的时候，剥光自己便成了唯一的冲动。那些日子里，中队的信箱常常爆满，一位朋友说，他一天创下过写18封信的记录。那时，我们的信都成了“军邮”，不用贴邮票。
三十六
沉默使我开始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之后，我却陷落在更深的沉默中。
三十七
女人的眼泪。每当她们理亏的时候，她们便开始流泪，一直流到男人恍然大悟理亏的原来是自己为止。男人流泪，只能表明软弱；女人流泪，却能增添可爱。
三十八
相信真理，不要相信那些宣称掌握真理的人；怀疑一切，不要怀疑自己所拥有的怀疑能力。
三十九
胡适留美归来，相信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文化入手，因此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约束。他们一班谈政治的朋友调侃地说：“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然而，不久胡适就大谈政治，参与实际运作，处女之身也就破了。
想当处女又不甘心，想当妓女又觉得可耻，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
四十
齐克果说：“在哥本哈根我是唯一不被重视的人，是唯一一无所用的人，是一事无成的半痴半癫的怪人。”他不愿做观众，他忍受不了舞台上庸俗的喜剧；他更不愿做小丑，尽管小丑的角色在观众眼里是伟人。他中途退场了，于是观众和演员都向他吐唾沫。
四十一
陆军学院请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作报告，一讲就是3个小时，而且一点儿没有结束的意思。一位同学实在支持不住了，举手向旁边的教导员报告：“教导员，我请假上厕所！”该教导员勃然大怒：“你的膀胱这么小？”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膀胱的大小显然与觉悟的高低无关。然而，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说什么。
四十二
个性。个性是一捧荆棘，所有的刺都对着自己的肌肤。
小学的时候，老师在给我的通知书上的评语中往往有这么一句话：“该同学个性太强……”而我浑然不觉。老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非是当同学们都蹲在教室外的花坛边看地上的一群蚂蚁时，我却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他们。
四十三
渴望理解的往往都是弱者。相反，没有人能够理解强者。于是，希特勒便成了同性恋者、女人、两性人及精神病人。
四十四
王尔德说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即爱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谊。”可惜的是，这样的真理却由一名同性恋者道出。
四十五
我不喜欢小孩。我曾看见一对5岁的双胞胎抢一大包饼干，他们的妈妈将饼干分成两半，在他们面前各自放了一大堆。他们却用眼光死死盯着对方的那堆，拼命去抢，抢得惊天地泣鬼神。其实，依他们的食量，最多能吃三四片而已。
从那时起，我便不再相信老子所谓的“赤子之心”。老子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我才是。
四十六
哥仑布。他们用铁链将他押解回国时，他或许也认为自己失败了，但是这不证明地球上没有美利坚这个地方。
我。当我口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恰恰说明我为表层后面的真相所震惊。
四十七
钱钟书。吴祖缃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管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毛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恪。50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膑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事”、“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恪的面貌音容；在《管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四十八
思想：在黑暗中触摸每一张息息相关的面孔。一只铁栅栏中伸出去的伤痕累累的手。
四十九
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五十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久居美利坚的大学者并不理解中国：倘若先天足而后天调，那就不叫“五四”运动了。在中国，只有宫廷政变是“先天足而后天调”的。
五十一
《街道》杂志报道，1996年8月15日，在上海商业超市供配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内，翰维广告公司的沈双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个向客户下跪的广告人。
6月17日夜起，沈双为连着干了3个通宵，及时将广告策划书交到对方进出口部经理手中，开价1.2万元。但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未能付款。当沈第11次踏进该公司时，仍吃白板。此时沈突然下跪，达5分多钟。沈认为自己选择这种“斯文扫地”的形式绝非仅仅为了1.2万元。他多次对该公司经理们重复了一点：请尊重我的智力劳动。
读着这则报道，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人则说，人人膝下有尊严。沈氏之举动，自己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智力劳动呢？报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赏沈的“敬业精神”，有意为其立一个“下跪牌坊”。
中国人总爱下跪，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义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蕴了极为丰富的身体语言，它将评判是非的标准悬空了，它给人以这样一种误解——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还是畜牲？
报道说，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怀疑；报道说，沈下跪不是为了1.2万元钱，我更怀疑。
这样的敬业精神泛滥起来实在有些可怕。我们便成了乞丐的国度。
五十二
异曲同工，在1996年10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不跪的人’上学了”。说的是韩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时，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孙天帅，最近被郑州大学录取。10月7日，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专门为孙天帅举行了入学仪式。郑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将“郑州大学”校徽戴在孙天帅胸前。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说，孙天帅可贵的气节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行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所表现所呼唤的，同时也是现今社会有些缺乏的，我们免费接收孙天帅入学，是对他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的推崇和彰扬。
我读到这则报道时，也有一种不对味的直觉。就好像一道精美的菜，各种佐料放得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皱眉头。孙天帅的民族气节固然令人钦佩，但品德高尚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读大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祠，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德，也有人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我们不能说：有知识就拥有了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传授知识的大学是要靠考试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妨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们办一所道德大学。
五十三
当一位学者创造力枯竭的时候，他便使用“学术规范”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捍卫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将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师诞生以后，他便成为某种“规范”，这是背叛他的学生们的杰作。学生们本人成不了“规范”，只能依靠这些“规范”混碗饭吃。这样，他们理所当然把一切突破“规范”的行为当作打破他们饭碗的行为。于是，突破“规范”的年轻人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几年前由卡尔·波普尔推广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标准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据此来检验每种对该理论提出质疑的新体验的精确性，而恰恰相反，在于人们可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它的错误。为此，科学中应该具有缺口。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也完全一样。
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
五十四
从不谈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击。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滔滔不绝地谈国安队，我却一言不发。他开始眉飞色舞，后来脸色阴沉下来，心里也许在嘀咕：居然有这样的怪人！到了目的地，司机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几块钱，就因为我不谈足球。
人人都在谈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们也着魔似地加入进来。我仍然不谈足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别人爱干什么，绝对与我无关。
五十五
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罗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给他说：“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在你的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说过，我已经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学。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
那种能够穿透一个外国人的皮肤的精神与气氛令我神往。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弋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五十六
社会封闭，图腾高悬。
社会开放，图腾崩溃。
五十七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沉默意味着一种恶劣的态度，一种异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会里，沉默仅仅是不作判断，有那么一些保持不作判断的姿态的人，整个社会的判断才有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五十八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
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
五十九
儿童喜欢独白，成人渴望交流。
所以，成人比儿童更软弱，更缺乏自信。成长是一个丧失的过程。
六十
教授桃李满天下，教授的儿子却沦为不良少年。能够教好学生，却不能教好儿子，这是教授的困惑，也是教育本身的困惑。
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六十一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到过北京。北京的1000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
心灵独白（三）
余杰
一
曾任沙俄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记载了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的情况。
当时，霍登广场发生惨案，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挤压，人山人海的波动失去了控制，挤压死伤两千人。李鸿章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说，当然要禀奏。李鸿章摇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大臣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向皇上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相安无事。当时有人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看到维特惊异的表情，李鸿章接着说：“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怕的皇帝苦恼？”在这次谈话后，维特伯爵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两种文化进化程度差异，就在这一席对话中。
二
缪塞是法国国王的儿子、奥尔良大公的同学。有一次，奥尔良大公给缪塞一张宫廷舞会的请帖。诗人见到路易·菲力浦时，他所受到的接待使他大吃一惊。国王愉悦而诧异地笑着，走到他面前说：“你是刚从约安威尔来的吧？我很高兴见到你。”缪塞深懂人情世故，没有流露一点惊讶的神色。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就苦苦地想国王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想起来了，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是约安威尔皇家产业的森林看管人。国王从来不会把作家的名字来劳累自己的记忆的。可是对于管理皇家地产的全部官员的名字，他却了如指掌。
连续11年之久，每年冬天，国王以同样的愉快见到他假想的森林保管人的面孔，并对他优渥有加，点头微笑，使满朝文武嫉妒得脸都白了。这份皇家恩典被认为是赐赏给文学的；然而这一点更可以肯定：路易·菲力浦从不知道，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国有过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和国王的森林保管人是同姓的。
这种类型的误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断地上演着。诗人因此翘起孔雀的尾巴。
三
司汤达说过：“我看见一个人上衣上佩戴很多勋章，在客厅里高视阔步时，就情不自禁想到，他必定是干了所有卑鄙的勾当，不，甚至是卖国的行径，他才为此收罗了这样多的证据！”
对于勋章，没有比这更为深刻的认识了。真正的荣誉，是无法获得勋章的；真正的勋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康德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是世界的表象。我想，勋章与荣誉的关系，大概是康德这一高深莫测的哲理的最庸俗又最贴切的比喻吧。
四
人们总是厌恶臭袜子，把它们扔到床底下去。其实，袜子有什么过错呢？臭的是自己的脚，袜子不明不白地充当了替罪羊。
历史便是这样写成的。
五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我想，千载而下，学者如过江之鲫，能担当起“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十个字的能有几个呢？肚子往往比气节重要，翎子往往比书本重要。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焉能成为雄狮鹰隼？
六
高尔基的悲剧。
1928年，苏共展开了一个争取高尔基回国的全国性运动。甚至中小学生也写信给作家：为什么您宁愿生活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不愿生活在热爱您的苏联人民中间？高尔基回国后，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别墅周围种上从外国搞来的花卉，特地从埃及给他订购香烟。尽管高尔基多次拒绝使用奢侈品，但他被告知说：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全国只有一个。高尔基所得到的荣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连梦想都不敢去梦想的：大工业中心下诺夫哥德市被更名为高尔基市，相应地整个下诺夫哥德州也被更名为高尔基州。
然而，荣誉也需要代价。高尔基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他被带到克格勃准备好的工厂、农场参观，人们向他热烈鼓掌。精心挑选的犯人与高尔基交谈，朗诵他的作品，并把监狱生活描绘得像田园一样，令富有同情心的作家流下热泪。从此，作家生活在一块玻璃罩之中，过着空中楼阁的生活。
高尔基毕竟是高尔基。他逐渐发现了那些笑容背后的怨恨，那些远比阳光庞大的阴影。他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斯大林愤怒地说：“从一只生了疥的羊的身上哪怕拔下一撮毛来也好。”秘密警察头子亚戈达向高尔基转达主人的命令：要他为“真理报”写一篇《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高尔基又拒绝了，于是，他出国过冬的权利被取消。他本人的意见不受重视。斯大林说，高尔基留在国内对“人民”有益。
高尔基逝世后，克格勃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他珍藏的几本杂记。亚戈达看完后，气得破口大骂：“狼终究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
七
我一直认为，逻辑学乃是民主制度最坚实的根基，只有懂逻辑的国民才能建立民主的国家。
不懂逻辑的斯大林说出这样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威胁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就将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他对目瞪口呆的克鲁普斯卡娅说：“是的，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权力取消逻辑与缺乏逻辑导致权力绝对化，两者互为因果。斯大林的话绝非儿戏，这一类不循任何逻辑的话，国王和教皇们从古说到今。
八
金钱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为它甚至会赋予人以才能。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憎，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是我的观点。
九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注释当然都是第一流的。那么，千百个再来注释这些注释的学者呢？英国人常常讽刺某些“莎学”研究家已经沦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脐眼的大小来混日子”的地步，那么，中国的“钱学”家们呢？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他们把钱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浓痰也当作汤药吮吸得津津有味。
同样，“红学”与“鲁学”等显学也沦落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人拼命想挤进来。
十
友人一说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样子，晚清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说，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的魑魅魍魉。”
我不以为然。因为晚清还有能勾勒这三种东西的作家，所以晚清还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连一个记录怪现状的人都没有的时代，岂不等而下之？
十一
写诗成诗人，不复有诗句。
读书到博士，书中已无趣。
十二
阮遥好集屐，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种质地的屐，一边上蜡一边叹息说：“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这该是最悲凉的感叹吧？
月坛邮市里，邮票不过是钞票的等价物。收集到了这样的地步，阮氏又当作何感慨？
十三
石头。再坚硬的石头也会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
十四
以伟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巨大的冒险——自以为玩弄历史的人恰恰被历史所玩弄。
十五
1961年10月31日夜，斯大林的尸体被移出列宁陵墓。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抬下盛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取出来保存完好的尸体，放入一口湿漉漉的、粗糙不堪的棺材内。然后，他们把棺材扔进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个深坑，几分钟内便完事了。
在泥泞中腐烂的尸体一定在懊悔：当初“不朽”的想法是多么的无知！企图“不朽”的君王们，只有“速朽”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对于尸体的崇拜，毕竟是遥远的古埃及时代的盛典。
十六
我曾经醉过，却总是醒来。
我正在行走，却没有方向。
十七
汤因比说，这是一种谦逊的思想——我们拥有大得多的物质力量这一事实，反而使我们置身于对自己来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
生物学家们却没有这种谦逊的思想，他们只研究如何克隆。
十八
也许散文本身就是一种泛滥的文体。但我读到一本又一本如同嚼蜡的散文集时，我很难再保持这样宽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家叶灵风的文笔，也足以令今天的散文“大家”们竞折腰。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事情便是“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记里没有诸葛亮”。今天，许多写文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有才气的人。
十九
《旧约·传道书》中说：谁如智慧的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匆匆地在街上行走，发现这座城市没有智慧。
二十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标志。
电视广告中，连洗发水也有数百种。朋友质问我：你为何老嚷着贫乏？
贫乏的贫乏性被遮蔽了。智力在急剧地倒退：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知道浮肿代表着贫乏和饥饿；今天的人们，则把浮肿当作迟来的健康。
二十一
我是一个走错舞台的演员。观众都是我所陌生且厌恶的，剧场经理却让我逗他们笑。
二十二
深夜的时候，在没有声音的畅春园看月亮，才明白什么是孤寂。
二十三
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说：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幔／让所有习惯光明的眼睛／都习惯黑暗。
正视黑暗的勇气，是对光明唯一的呼唤。缺乏这种勇气，光明只能像蜡烛一样熄灭。缺乏这种勇气的顾城，逃到了小岛上，可耻地死去。而我生活着，挣扎着，艰辛且苦楚。
二十四
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祯；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诸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农民起义者会选择三流统治者的时代，知识分子会选择二流统治者的时代，而一流统治者的国度里，只有一群忠实的太监在忙碌着。
二十五
原先，我对孩子们的追星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艺名叫“井冈山”的五流歌星，居然让千百个妙龄少女哭得死去活来，为的便是与他握一下手。
后来，我想，我不该嘲笑这点仅存的浪漫。在“现实主义”拿起屠刀扼杀了思想的浪漫之后，这份可笑的浪漫也许是最后一根坚固的支柱。每个人都在做着成功的梦想，正是梦想产生了偶像。
二十六
春天，花在一夜之间开放，眩目的美丽。而我在一夜之间丧失语言，发现了沉默。
二十七
“现代是孤立的对立面，文明的演进使人类越来越害怕被逐出集体。”陈凯歌在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写道：“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正是出于“离群”的恐惧，他在家被抄之后，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这是小草的国度，不适宜树的生长。
“合群”是对存在的否定。因此，我选择“离群”。让孤独成为我一生中最阴毒的敌人与最忠实的朋友。当年北大那位在楼顶上撒传单的文科学长说过：“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我想，独秀先生一定会把我当作朋友的。
二十八
手可以采玫瑰，但采不来玫瑰的香气。
文字后面的血泪，又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的？
二十九
梨，外甜内酸。谁知道她的心是酸的呢？吃梨的人把心都扔掉了。
三十
“异端”英文单词的希腊源是“选择”。而“民主”的核心是“选择”，所以“异端”的存在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
没有异端，也就无所谓主流、正流、权威。
三十一
利希顿堡说过，有些人读书只是为了取得不再思考的权利。读书，实在是一件值得怀疑的活动。读书破万卷，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写书呢？写书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君临天下的姿态提笔——有些书之所以写作、印刷、传播，就是为了不让人们进行思考，如大部分的“经典”。
难怪叔本华认为，不读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无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的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人寿有限。”
三十二
权力，在它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时却要求民众的生活应当是整个儿透明的，是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
相反，权力越透明，民众的生活越隐匿。当克林顿宠狗的性情被媒体摸透的时候，千百万普通人享受着以总统一个人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得的自由。
三十三
只有在面对永恒或缺乏永恒的状态时，人才暴露出他的脆弱性。否则，人永远是狂妄的，自足的。
三十四
旅途。上车的那一刻，还是欣喜的。没想到，下车的时候，发现自己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三十五
天安门之前原来是大清门。大清门是真正的“国门”，其名称随朝代的更迭而变，在明代称大明门，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时改称中华门。大清门匾是石头作的，字迹用青金石琢制，镶嵌在石中。民国更换门名时，有人想把石匾拆下来掉个脸儿，把“大清门”三字翻到墙里，把原先的背面放在外面，刻上“中华门”三字。及至将石匾拆下来，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使用了这偷工减料的高招儿。于是只好刻了一块木板挂在檐下。
历史大可不必看得那么神圣。就凭秦始皇想世世代代为皇帝，我就觉得他是个智商很低的家伙。
三十六
常常和朋友讨论“共产主义”的问题。有位偏激的朋友说：“这是一个乌托邦，绝不可能实现！”
我却笑着对他说：“人间确实有‘共产主义’。”我翻开《叶利钦自传》给他看。叶利钦写道，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界大同啦，都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一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职位”的。制度可以把这些享受赐予个人，也能把它们从个人手中夺回来。
三十七
贵族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穷奢极欲，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穷奢极欲。
奴隶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像绵羊一样忍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有幸福的明天。
三十八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老照片》杂志上，配照片的这个标题是：“周恩来的机智”。
三十九
一元论是民主的死敌。我所理解的西方传统是三元的。即：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三元论所教育出的民主应当如此：一、民主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它不仅要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保证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获得财产的自由。二、法律独立于行政权力范围，法律作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独立的调和手段，绝不能是统治集团的工具。三、民主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它渗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见，又确乎存在。
天人合一的国度，民主是海市蜃楼。
四十
在一个日暮穷途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什么都尝试过了，只剩下堕落；片刻的欢悦，并不能根除分崩离析的恐惧。
蜘蛛们在网上徒劳地奔波着。
四十一
在我的心目中，与“真理”相比，“国家”无足轻重。当左拉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了真理；当托马斯·曼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了真理——他们的国家，是“不义”的国家。
斯宾诺莎说：“国家的目的确实应该是自由。”卡莱尔说：“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中国人一向“太爱国”，看见“爱国主义”的幌子便两腿发软，没有信心去观察打着这个幌子的是什么人。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的便是被指认为“不爱国”，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牺牲理想、牺牲真理、牺牲亲人、牺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说不”是应该的，关键是对谁说不。中国一向鲜有说不的勇气，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慷慨激昂的说不，这足以令我警惕。陈独秀早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的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主义”说不。
四十二
中国的哲学偏向于巩固与粉饰一个熟悉的传统世界。西方的哲学偏向于质疑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
四十三
我听到鸽子的翅膀扑打空气的干涩的声音，顿时感到飞翔的艰难。
四十四
城堡。懦弱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抽着烟，炫耀着溃败后仅存的尊严。
四十五
时间。井边的青苔以及被水桶擦去的部分。当年提水的人是外婆，现在提水的人是我。
四十六
欺骗是爱情的本质，当罗密欧对朱丽叶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戏。
真诚并不比欺骗具有更多的意义。
四十七
布罗尼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始，应追溯到罗马皇帝取代共和制之时。当自由失去，罗马唯知效忠于统治者而已，国家权力落入一人之手，公民之德性与独立精神乃受统治者所忌；于是，卑鄙而无自由志节之人独能取悦皇帝。得入皇帝宫廷者，非矫矫之强者，乃无骨之弱徒；少勤奋上进之流，多谄媚寡耻之辈。政府事务为社会最下流人所操纵，罗马帝国遂面临重重危机矣！
与之极为相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中国华北农村》一书中，也描述了“小人”当道的中国农村世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总统、委员长之类的“英明领袖”固然难逃罪责，但一个庞大的“小人阶级”却在恢恢法网中被遗漏了。助纣为虐者比纣更具有破坏作用。
我以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阶级”的制度。
四十八
宣传。宣传的使命是：在强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
四十九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高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群众”面前低下了。
哪儿有“群众”，那儿就有虚伪性。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五十
无聊。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激情、无所事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五十一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交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钏，吞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满嘴的马粪？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晴雯，而是袭人。
五十二
齐克果思索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去迎受痛苦；一条是上学毕业做教授，专讲授别人的痛苦。前者“踏出一条路”；后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沦告终。
选择后者的人们，怀着悲壮的牺牲精神上路，以为可以走到终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平行的路——无论怎样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离缩短。
坚守象牙塔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让我们骄傲。
五十三
穷国的混乱，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
穷人的仇恨，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不正义。
五十四
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费正清这样看待北京：“北京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毫无疑问使它成为一切首都中最有气派的……没有一个西方首都能这样清醒的构成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北京是一座在记忆里存在的城市，在这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北京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十里的东西长安街，以及绵长的围墙和围墙上的巨幅标语，都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相反，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寸金、大夏林立、交通便利，建筑仅仅是建筑。
庞大的东方广场雄踞王府井的黄金地带，“瓜皮帽”的象征意义却与现代商业精神错位；更加庞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学效果与现代交通的实质背道而驰。在这种绝望的割裂中，我发现了现代的可能与不可能。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为什么市民阶级在中国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象征吞没了实体，过去吞没了现在，我们仍然乐于把巨额的金钱投诸于大量的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每个单位门口都被要求设置巨大的花坛，这种花坛只存在短短几天。相反，我们却吝于多建几座公用电话和公共厕所。我有过整整走完三条街找不到一座公用电话的经历；也有过在狭小的厕所里排队等待“更衣”的经历。金字塔顶端的人缺乏这种经历。他们唯有一种经历：坐在豪华轿车上，不受红灯的约束，飞驰而去，窗外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激起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
这也许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异，本体性的差异。
五十五
争论。说中国缺乏争论的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争论的空气还是挺浓厚的：一首古诗是何人何时所作，一个古字是何读音是何意义，知识界可以自由地争论若干年，出版若干本专著。冯其庸先生作为红学大家，显然是足够真诚的——有人企图论证曹？的？字根本没有“雨”字头，冯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写长文，细加批驳，凛然之气，令后生肃然起敬。
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
五十六
1930年11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小时，但他由此深味了“党国”的内核——自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崩溃的根源正在于此。
五十七
索尔仁尼琴90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文章欢迎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政权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人民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内容曾为水深火热的人民请命过。但一夜之间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份纯粹为人民争夺利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人民的喉舌’。”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了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五十八
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个个野性大发作，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西蒙死于乱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色，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成为压倒一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人，反对涂脸，坚守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语》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五十九
体育迷。体育迷与体育无关。体育迷是现代社会异化的表征：他们像患上了恶性的自我强迫症，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系在已被“游戏”所取代的“体育比赛”上。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体育项目的章程比法律大典还要复杂，但比赛的意义却缺席了：为了祖国或民族的荣誉？为了体育迷的厚爱？为了百万的奖金？都是，却又都不是。
我怀念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时，没有复杂的规则，没有丰厚的奖金，没有被贿赂的裁判，也没有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花几十亿美元的运动会，还叫不叫“体育”？押了几亿美元举行的拳击赛，还叫不叫“体育”？本来，体育应当是最能体现自由的领域，然而，现代体育的黑幕比起官场商界来丝毫不逊色。参与者与观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去什么。
六十
“大学文化程度”，这个词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它的冠冕堂皇与内心空虚“雌雄同体”。大学文化，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我通过别的方式，如函授、速成、培训等，拥有了与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质。
“大学文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官员的履历、简介之中。它试图起一支“打气筒”的作用，增添几分自信，抬高几分身价。结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余的墨水，滴到一幅画好的山水画上，整幅画的意境全毁了。
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身的齐白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国人习惯作这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高绝的庸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分裂甚至对立。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地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禁卫军持着剑戟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不捣毁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身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六十一
专家。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观、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六十二
苏曼殊作画。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了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了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六十三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六十四
1915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曰：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施”。读者梁漱溟写了一封长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陈已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
陈梁之交，堪称大侠之交。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锐，陈偏偏慧眼看中了无文凭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俨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脱颖而出。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腰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六十五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1916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出任文科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办好北大，境界高出刘备岂止十万八千里。我遥想蔡校长默默地坐在旅店门口的那些清晨，心里暖乎乎的。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学者，坐在简陋的木凳上时，在想些什么呢？北大就像是将要出生的孩子，在他淡淡的、宁静的微笑里孕育着。阳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悄移动，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北大有过许多任校长，留名者寥寥。蔡元培获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简单。时下，我在学校里常常看见某些九品芝麻官甚至不入流的办事人员也对教授呵责有加，我就想：北大离“北大精神”已经很远了。北大，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的北大，不再是知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北大。
那么多的老师和朋友跟我讲起蔡元培。其实，大家都没有赶上能够谛听蔡校长的教诲。
六十六
潘光旦是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名字，因为心理学是一门被权力驱逐出科学领域的学科。直到80年代《性心理学》重版，我们才知道蔼理斯的译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人的床头都有一本《性心理学》。
1966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惨无人道的拒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种心境？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于6月10日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忏悔——他们只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六十七
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商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高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泔水的肥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是曹操、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乃是源于人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欢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六十八
在1997年3月27日的《文艺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云南省作协召开“三大件”文学创作选题论证会。据报道说，云南作协向全省作家征询未来一到五年的创作规划，各地的作家都报来了自己不同门类的创作计划，省作协在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保证各种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的前提下，结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家的分布情况，确定了首批参与选题论证的19位作家。
这则报道比《聊斋志异》的故事要精采许多。经济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文学还在“计划”里鬼打墙。按照年龄、按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身的羞辱。作协领导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一批作家重点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母鸡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六十九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
据说，80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欢迎来与我讨论交流，我的住址是：×楼×室。”据说，那时候先生与先生、先生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然后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三十出头的学长在谈论这些旧事的时候，一脸的伤感；而我在倾听的时候，却是整颗心神往之。因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500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霸必龙酒巴，情侣最低消费25元”……
白发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天宝的遗事，真的是一杯陈年的老酒？而我，宁可早生一头华发。
七十
王安忆去采访女劳教队，管教干部向她推荐了一些采访对象。她们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王安忆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推选去和采访者说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她不禁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掩盖真实的手段有很多种，这也许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种。这样的场合，是对采访者智商的最好的检验。
七十一
畏惧。信仰便是“畏”，这一点德国诗人席勒讲过。席勒认为，一个自然混沌的人无所畏惧，因为他没有道德意识，一旦有了道德意识，首先得到的便是畏惧。“畏”与“怕”不同，前者包含着尊敬、肃穆、纯洁的情感，而后者仅仅是恐慌、卑下、不安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中国人有“怕”的感受而无“畏”的感受。中国的百姓怕官而不畏官，中国的官让百姓怕不能让百姓畏。所以，文革中大小官员们下场悲惨。
缺少让人敬畏之物的民族，永远停留在蛮荒阶段。蛮荒阶段的民族，一边杀皇上，一边杀天鹅，除了忍耐，就是破坏。
七十二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某项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律压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这是现代法律的困局，法律与正义像是牛郎织女星，只能隔海相望。他还写道：“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这番话不是针对法西斯政党而发的，而是针对他亲手缔造的意大利共产党而发的，遵循斯大林主义的意共走到了葛兰西信念的反面。
革命的蜕变是革命者必须承受的最深重的打击。蜕变的革命为投机者加冕，却把革命者送上绞刑架。
七十三
传记。近年来，传记类书籍最为读者所喜爱。市场需要大大地刺激了生产，传记著作一时间百花齐放。
然而，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位入流的传记作家，能与欧文·斯通、莫里亚克相提并论。重复的资料和故事像一团乱麻堆砌起来，传主的面貌却模糊不清，更不用说精神了。
原因在于：作传记的人的思想人生境界离传主太远了。市面上有那么多蹩脚的蔡元培先生的传记，几乎令我愤怒：写作之前，这些作者们可曾掂量过自己的道德文章有几两几斤？
七十四
几名学生去看望梅贻琦先生，谈到至纯至真的本性，在社会上往往凿枘冰炭，格格难容。梅先生告诉学生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然而，今天的先生却一味地告诉学生说，你要去适应社会。单向的“适应”是一条危险之路，它意味着无条件的妥协、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一套价值体系里，“赤子心”是没有重量的。
一味地适应只能导致精神的枯萎和心灵的麻木。梅校长所激赏的“赤子之心”，今天却被千夫所指，指斥为“不能适应社会”。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科幻片，影片中外星人统治地球的方式不是血腥的战争，而是“同化”——用某种先进的仪器在人类的大脑上钻个孔，塞进预设好的贮存器，这样人类全成了奴隶。这种可怕的方法眼下正在各个角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七十五
人类精神创造只有两种形式：科学和诗歌。前者给我们便利，后者给我们安慰。更通俗地说，前者让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后者让我们意识到吃饭不仅是吃饭，吃饭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只有科学，没有诗歌，原子弹便会被引爆；只有诗歌，没有科学，诗人便会成为路上的冻死骨。
科学家不应该蔑视诗人，诗人不应该疏远科学家。两个领域若互相对立，人类也就大祸临头了。实际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具有诗性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我坚持认为，牛顿观察落地的苹果时，既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写了一首优美的诗。
七十六
讨论。所谓讨论，就像夜晚的学生宿舍，各人说各人的梦话，却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
那些看似热烈的讨论，其实并没有真刀实剑的交锋。没有人愿意倾听并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只顾自己说，喋喋不休。
七十七
菜单。菜单的名字仅仅是名字，切勿对它们产生美好的想象。点菜的人是最不幸的人。等菜端上桌以后，他所经验的是，从希望的山峰跌落失望的谷底。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错误出在厨房里，还是侍者的路上？
错误出在菜单上。菜单是文明已经名不副实的一大表征。
七十八
石头。用来砸人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坚硬。而在观赏的时候，以为石头是自己的朋友。
石头，石头，古往今来，你砸死了多少个犯罪的异端？
七十九
偏激。这是唐僧的紧箍咒。每当孙悟空想叛变、想走歧路、想抛弃师父的时候，面容慈善的唐僧便念起了紧箍咒。无论你孙猴子一个筋斗飞十万八千里，也保管痛得你跌下云端，满地打滚，磕头告饶。
偏激。这种命名让你无以逃遁，泰山压顶般而来。你无法争辩、无法申诉、无法抗争，失败已经注定了。说你偏激是巧妙的修辞，意思是：你是错的。因为你是错的，你就无须多说了。
用偏激来拼凑对他人的宣判，是思想枯竭的大师们最后的杀手锏，他早已是一眼没水的井，也要强迫别人守在面前，寸步不离，而当旁边打出一眼新井，清冽的泉水汨汨而出时，他又善意地告诫人们：“那口井的水有毒，不能喝。你们还是在我的面前耐心等待吧。”
在遭受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我学会了先开口对别人说：“对不起，我的思想太偏激，您别太在意。”
八十
暗夜行路时，总是忍不住回头，害怕有一把刀子从背后捅来。而背后，只有自己的足音，从青石板上传来。
八十一
报纸上对《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片好评如潮。《北京青年报》说：“面对各种褒奖，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有关领导表示，虽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也将坚持按商业片方式运作，以影片的实力和观众的口碑争取做好发行工作。”
这是一段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字，尤其是“虽然”和“但”两个虚词，巧夺天工，绘影传神。看来，“商业片的运作”已成气候，“权力话语”也不得不向“商业话语”献媚，优孟衣冠，方能堂堂正正地登场。
影院里依然是空荡的，而经理说，票全卖出去了。对此，洋人永远无法理解。
八十二
关于鲁迅。
“鲁学”在1949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土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戟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八十三
美诞生于丑。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小鸟也不愿在上面憩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们，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样的美丽吗？
八十四
鞋。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八十五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淹所没。
八十六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有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八十七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
八十八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墨迹，俨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吾“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空前绝后。仅以文字狱而论，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淦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遍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千，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淦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17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桀纣等“暴君”。
八十九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嵇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贽，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九十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九十一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九十二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九十三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惑；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九十四
小说的命运。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缪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自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战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是个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九十五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九十六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九十七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九十八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九十九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一○○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尔要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一○一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薄的乐观主义。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落便倒在舞台上。
一○二
大家结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一○三
古来清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一○四
正如人有左脸右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脸长了个艳若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一○五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真理；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一○六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一○七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千古流传的好文章。
一○八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一○九
赞美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一一○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一一一
历来，“好人”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一一二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一一三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一一四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一一五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一一六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一一七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仅凭这一句话，李敖稳坐汉语写作的头把交椅。
一一八
连危机意识都没了，危机便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席卷而来。
一一九
人最脆弱的时候便相信爱，人最坚强的时候便相信恨。
一二○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
一二一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为弱者没有作恶的条件。这与弱者的本性无关。
没弄懂这点的人，会吃大苦头，文革中许多人便稀里糊涂地因此而送命。
一二二
爱情产生于错误。我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爱情便离我而去。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爱情还会降临吗？
一二三
杯子是用来装水的，诗是用来装灵魂的。
现代汉诗是一堆空杯子。
一二四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个画家，只画过一幅画。其他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们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时，在他的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一二五
黑格尔死于肆虐全欧洲的黑死病。病菌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格尔而特别对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全都救不了他。到头来，他还得和愚夫愚妇一样在病床上呻吟，然后死去，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我们一辈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领域内都无能为力。往往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它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帮不了我们。
一二六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成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缪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哪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自欺亦欺人。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日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一二七
研究历史的朋友，以为熟读了正史便抓住了历史的“脉络”，我不以为然。真的历史在哪里呢？在零落的报刊里，在杂乱的日记里，在心灵的回声里，在文字及文字之外。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5月20日，“国闻通讯社”郑州电讯：“鹿邑拓城春粮告竭，流离归德者七千余人，僵卧于途者日众，死亡枕籍，惨不忍睹。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帐而换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本已贫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惨了。灾荒战祸，百业萧条，唯“人市”兴旺，全国形成了潼关、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六个贩卖女婢的中心。
只有从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历史的触角。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国共两党在开战，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发生和演变着。忘记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学者，不配搞历史；对于曾经生存过的人们苦痛的生存缺乏悲悯感的人，不配搞历史。历史是热的学问，而不是冷的学问，我以为。
一二八
徐志摩死于天空；聂耳死于大海；瞿秋白死于荒野。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死亡也富有诗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们应为他们欣悦，而不应悲伤。
一二九
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对“法家”这种说法，我也不以为然。申韩一派，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末流，是为独夫民贼张目的鹰犬，他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法”？他们那里，哪里有古希腊的法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权力制衡的观念？与其称之为“法”家，不如称之为权术家、阴谋家。
儒教徒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政坛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都是阴谋家。只会注六经的儒生在朝廷里不过是一堆花瓶。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国正统史家一向对篡位者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五马分尸，肢解得不成样子。史书描绘他“侈口蹶项，露眼赤精，大声而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相貌凶恶到这样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里有升迁的机会？王莽的本来面目乃是一地地道道的儒生，是一个大学者。少年时代他即摈弃声色犬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穿戴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热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子，我看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他按《周礼》来治国，确实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分析得颇为精到：“他有很多我们今天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字公式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王莽呆得有些可爱，他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可以实践的准则，殊不知中国的经典全是骗人的鬼话，即使有1％的真话，也早就过时了。
公元8年，王莽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改官制为周制，复行五等爵；改革币制，立“五均六管”。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钱府官，行赊、贷之法，并掌管物价；设六管之令，对酤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物资者，统一由朝廷征税，颇有些“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气派。当改革失败，形势恶化时，王莽忧烦不能食，倦则凭几而寐。大司空崔发提出：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头。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诚的：我全照着圣人的话来做，为民众谋福利，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天难道不因我之眼泪而感动吗？
黄仁宇总结说：“王莽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为商人杜吴杀死后，军人分其尸为数十段。传莽首于宛时，百姓共击之，或切食其舌。
这就是最高明的儒生治国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中国并非儒生之天下，而是阴谋家的天下。被史家称为“玩弄权术与沽名钓誉之徒”的王莽，骨子里仍是儒生。真正的阴谋家，对这样身败名裂的儒生是看不起的，他们才是成功者。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辈，都是不太读书的人。这也应了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点。
一三○
北京街头，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道，沿途交警拦下其他车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子立于道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一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啧啧……”小孩眨巴着眼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这时，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听见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贵后不衣锦还乡，如之奈何？”又看见汉高祖浩浩荡荡的还乡队伍，刘邦已然是汉高祖。这个千年帝国的进步小得可怜，既然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那就不要挪了。对权力的膜拜，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个聪明的小孩都把拥有能闯红灯的大轿车作为人生理想，那么我们依然生活在阿Q的年代里，那么平等、正义永远只是美丽的字眼，挂在天边。
父母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却不识时务地在旁边说：“救救孩子！”
一三一
晚景。
台湾作家杨逵晚景十分凄凉。他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笔。但一个作家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靠卖花为生。周作人的时代，作家还能有“自己的园地”，花不是要卖才种的，种花只是为了自己欣赏。但杨逵却做不到这点。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杨逵的伟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钙。同样，钟理和也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甚至比曹雪芹还悲惨，有时，连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时候，文集还未能结集出版，几乎死不瞑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庾信文章更老成”、“返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他们是“国宝”。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顺。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一三二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在《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授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一三三
陌生化。
博尔赫斯一直在当图书馆馆员，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全书中读到“博尔赫斯”的条目，非常惊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百科全书里有一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样。”
对于那些骄傲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个故事不啻是一剂良药。
一三四
智齿。
去年我长了智齿，反复发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最后只得去北京口腔医院把它拔掉。
后来我想，“智齿”真是一个有趣的命名。智齿就是一颗多余的、而且还会惹祸的牙齿。“智慧的牙齿”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智慧”吗？
智慧与痛苦是孪生兄弟，明知痛苦，我们还要追求智慧。这是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呻吟而死，没有人发现。但他的信念依旧：“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一三五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样，睡觉也睡不安稳。没有勇气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鸦片。
一三六
最好的文章是东踢一脚、西打一拳地信手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章法和规范，就像漫游的堂吉诃德，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乐趣或受到折磨。难怪李卓吾写作的时候“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
一三七
一个真正的家，应该是一处工作、娱乐、交友和人类一切思想凝结为一体的空间，也就是一处个人的空间。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这只能是天方夜谭。
卡内提认为，家的最好定义是一座图书馆，女人最好不要住进来。那么，我好歹也算拥有一个“家”了。
一三八
人们往往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换取看不起下级的权力。
一三九
男子失恋以后，一边发誓不再恋爱，一边搜索下一位恋人。
官员倒台以后，一边发誓不再从政，一边搜索残存的支持者。
恋爱与从政一样，都是男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一四○
职业之于人，如同猪圈之于猪。猪圈是不可少的，没有猪圈，猪就可能被狼吃掉；但猪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一四一
当人以最大的恶意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得不回报他一眼。
心灵独白（四）
余杰
一
晋赵至年十二，与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曰：“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早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曰：“自伤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古人确实比现代人高尚得多。赵至之孝，岂是今天的小皇帝们所能比拟的？两种思路：孽子会反问：“爸妈为什么生我？为什么不给我选择的权利？”孝子则说：“恨不得割块肉煮给父母大人吃。”
孝与不孝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是：书与权力的关系。书是砖头，搭成通向权力的桥梁。“遇”是梦想，遇到了伯乐便可鸡犬升天。我们难道该全盘认同这样的知识传统吗——？就好像明明知道妓女有爱滋病，也要义无反顾地与她性交？
便是我也要焚书了。
二
殷海光说，“虽然，梁启超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对我说，鲁迅先生逝世60多年后，我们却还只有鲁迅可谈，这是我们的悲哀。
天公能不能重抖擞呢？我摇摇头。
三
东方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善莫大焉。其中，有一册为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大纲》。在出版说明中说：“原书中的个别观点、提法，不尽恰当。最后一节‘蒋总裁贯彻总理遗教’，所论有失公允，故删去，其它一切依旧。”
我最痛恨妄自充当法官的编辑。编辑就是编辑，法官就是法官，编辑充当法官，要坏大事的。你有什么权力下别人的论断“不公允”的论断？你这论断难道就公允吗？即使你认为作者论断不公允，你也该保持原样，让读者自己来判断。不管三七二十一，挥刀阉割别人的思想，这种卑劣行为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我有许多朋友在当编辑，我深知编辑的苦衷。但面对上面两句似乎自以为是的“说明”，我依然怒火万丈。我的目标，不是编辑“这一个”，而是阉割自我与阉割他人的文化行为，以及迫使文化人这样做的意识形态的无形之力量。
四
河北省清河县武家村人根据《阳谷县志》和明代修立的《武氏家谱》记载，认为武大郎其实是个身材魁伟、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潘金莲则是位贤妻良母，两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还生下四个儿子。他们提出“还武大郎、潘金莲真面目”的口号。
这则消息堂堂正正地登在一家层次颇高的报纸上，我很是为武大郎的后代们惋惜，可惜施耐庵与兰陵笑笑生早就死了，否则告他们一个“诽谤罪”，一定是一笔飞来的横财。此武大郎与彼武大郎、此潘金莲与彼潘金莲必须像镜子与镜中人一样，要么你别写！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说过，“面对文学，我感到惭愧万分。”而武家村的人们则深信：文学面对我们考据出来的真理，将惭愧万分。
五
《读书》日益形成一种文体，一种让普通人不读书的文体。著名或不著名的学者们，玩弄一串串的专业术语，犹如千手观音一般，让人眼花缭乱。其间不时还夹一些外语单词。美国人爱吃汉堡，面包中间夹上牛肉和蔬菜，跟中国馅饼一样，确实很好吃。但在中文中夹外文，却做不成汉堡或馅饼。
鲁迅在《作文秘诀》中写道，“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朦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候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半个世纪以后，有没有什么进化呢？
现在，由“古气”摇身一变而成“洋气”——一个个俨然是中国的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了。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老戏法，不过是马戏与猴戏的差别罢了。奉劝青年朋友，还要看花了眼，看软了膝盖。我们的见解，不知比这些“学者”高明多少！
六
北大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希望工程支持会一类的越来越多。三角地的海报，常见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为山区孩子捐衣服”、“救救母亲——为某同学无钱治病的母亲捐款”等等。也曾感动过几次，捐助过几次。后来，也就麻木了。倒不是麻木，而是因为思考的缘故——一思考，便坏事了。我想，大学毕竟跟福利机构有所不同，大学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学里的大学生干一些社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有什么“疑难杂症”便拉到大学里来，就好像看病找错科室一样。当这些活动是为了营造“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闻效应的时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频频让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捐款，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多么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没有爱心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爱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有一颗佛祖的仁慈之心，这个社会也不见得能进步多少。“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几个单纯的孩子。
七
梁泰辰《北东园笔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盗入某令家，露刃胁之曰：“吾与汝均盗也，以盗得盗物，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汝之盗，常杀人以得其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出此，计所历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较汝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独取汝盗，吾可以归里买田，恂恂为善人，不犹胜汝之终身为盗乎！”携其箧千金径去。某令大惧，不敢泄其事。
庄子早就说过：“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故事中的强盗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个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谓名教世界，无非是给那些终身为盗者“正名”而已。说什么文忠公、文正公，戴什么紫金冠、白玉佩，写什么策对文、诗词赋，统统掩盖不了“大盗”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过是贪酷的匹夫；乾嘉学派宗师的王先谦，不过是顽劣的庸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居然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角，那么中国历史比《水浒传》还要糟糕得多。
近来，从报上时不时读到类似的报道，小偷将某某官员家中财物洗劫一番，而官员不敢报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将官员牵扯其中，顺藤摸瓜，最后挖出一个大贪污犯来。我想，反贪局是无甚大用的，不如招安一帮神偷组成一个反贪组织，所到之处哪个贪官不落入法网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说，但中国还是不免为夷所制；我的“以盗制盗”之说，说不定真能解决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败问题呢！
八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归入“反动文章”之列。教科书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虽然并没有看过原文。
有一次，找来原文一看，方有触目惊心之感，要是这些年来我们照着这篇“反动文章”所说的去做，也就不至于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使鲜血浸透20世纪的史书了。适之先生分三个层次分析“主义”之害：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
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
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
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
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
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
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
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热血青年。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当年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水当了汉奸。
九
1931年，“红色”恐怖笼罩闽西地区。2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二十号通告。通告指示：“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该区先后捕获原红军一——团政委林梅汀为首的“社党分子”60多人，许多人被即时枪杀。闽西红军连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被杀者占十之八九，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被杀者占半数以上。中共中央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这就是“主义”杀人。“红色恐怖”一点也不亚于“白色恐怖”，同志杀同志的效率，往往比敌人杀同志要高得多。
十
早在30年代，陶行知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国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人多，科学不发达，社会不平等。减少人口是中华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举了人口数与生活状态的关系之后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线或创造线（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穷困而埋没，没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
谁忽视真理，谁就要受到真理的惩罚。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挣扎时，陶行知先生的话才显示出应有的份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我们。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说的一段话：“凡物多则生患。天下之患，生于多者十，而外夷不与焉。士多而不敬，官多而不择，民多而无业。士多而不知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弭。”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恶”。
十一
为鼓舞军人士气，俄军方最近延请《花花公子》“玩伴”达娜·博利索娃主持军事电视节目。一时间，这位身着三点式、腿跨坦克、手执冲锋枪的美女成为俄国军人的偶像。
俄国人总算明白了，军人首先是“人”。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指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二战时候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这段话让我对这位小兄弟的欣赏之意跌停板一次，但愿没有第二次——整理者）
俄国人充当了70年意识形态的玩偶后，终于也学会过“人”的生活了。我们呢？
十二
清末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了一名“老吏”的心声。自言做幕僚20年，做官30年，游历九行省，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滔滔汩汩，口若翻澜，曰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如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斥供张，勒馈赂，属吏更不堪命，仍若百姓耳。”
知县不知，巡抚不巡，总统不统，总理不理，这种情形在民主体制下是民众的不幸，在专制体制下却成了民众的大幸。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贪污被捕，搜出家财万贯，可比昔日之和？。该地百姓不仅没有载歌载舞，鸣锣放炮，反倒如丧考妣，有大祸临头之感。怪哉，水蛭吸人血也要将其拍死，此官员之害千百倍于水蛭，人们为何恋恋不舍？也是一老吏说出了真相：当地人好不容易养肥了这名官员，他大腹便便，进一步吸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现在重新派来一饥肠辘辘者，又将像蝗虫一样吃个鸡犬不留。两相比较取其轻，当然要怀念事败的官员啦！
十三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各报馆不得刊登有关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特务头子出主意让昆明三家影院赠送5月3日、4日各场电影票2800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同学们把电影票取回，转让给难得看上电影的士兵和居民。
我不禁想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成语来。我佩服特务的聪明，釜底抽薪，笑里藏刀，抓住青年学生爱看电影的心理，在关键时刻体现政府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我更佩服学生的聪明，电影票不领白不领，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好一招借花献佛，倒是让政府的关怀落到了实处。
十四
李远哲如是评价台湾的教育状况：就算是请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到台湾参加联考，也一定考不取任何高中。
大陆亦如是也。
十五
顾炎武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
前者的代表在北京的胡同里可以找到，后者的代表在上海的里弄里可以找到。近年来，关于南人与北人孰优孰劣的争论又狼烟四起，殊不知顾亭林早就看出，南北小异而大同，都是一群空心人。
十六
一位在太行山深处担任中学教师的朋友向我讲述山区小学条件的艰苦。1993年夏天，我到过因开过某次中央全会闻名的西柏坡，那里的小学校被誉为“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国的孩子”。据说现在有了改观，靠希望工程的捐款修了几所漂漂亮亮的楼房。但是，基础教育靠“希望”来维持，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十七
殷海光概括中国“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这个国家只有奴隶的自由——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然消灭而无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注于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日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
奴隶的自由只能靠时势来获得，好比农民的收成只能靠老天爷来获得，风调雨顺能果腹充饥，旱涝交加则只得啃观音土。我认为，1894－1927年是东方专制主义全面失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幸福地享用了奴隶的自由。我羡慕梁启超、陈独秀那几代人。他们利用奴隶的自由求得了人的自由，尽管那是昙花一现的自由。
十八
常常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倒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读顾随《苦水诗话》，心中大惊。顾随认为人的烦恼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痛苦，不思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第二等人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第三等人终日生活于苦痛烦恼中，整个被这洪流所淹没。
我想，鲁迅该是第一等人，他一生反抗绝望，烦恼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徐志摩该是第二等人，逃到爱情中，逃到天空中，谁知道他微笑后面的悲苦呢？朱湘该是第三等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烦恼苦痛中，投入滔滔江水，企图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过一厢情愿而已。
十九
某学者游弋学界久矣，久而未成名，甚忧苦。一日，闲翻《论语》，读到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处时，眼睛为之一亮：此处的“肉”究竟是猪肉、牛肉还是羊肉？以前学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好大一块处女地被我发现了！
于是，这位“问题意识”极强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揭开千古疑案，乃读书万卷，行路万里。遍览古书，经史子集，烂熟于胸；远赴曲阜，行遍齐鲁，沿孔子游学旧路来一次“新长征”。最后，终于写出一部百万言的专著，论证出孔子所说的“肉”不是猪肉而是羊肉，因为当时齐鲁产羊不产猪。引用材料千条、古书百部，且融入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于是，此巨著轰动学界，海内外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号称新《日知录》、新《管锥编》。
学者名声鹊起，乃脱去“学者”之旧帽，戴上“国学大师”的新帽。欧美日韩的汉学家们视之为圣贤，为转世之乾嘉诸老。邀请函如燕山之雪片，片片飞至。乃游学全球，宣扬我儒家之文明，俨然中华之耶稣也。
我怀疑古人制作干尸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吃”。孔老夫子的尸骨是被七十二弟子啃完的，啃得连一块骨头也不剩。余生也晚，没资格分一杯肉汤，只好啃刻有《论语》、《春秋》的甲骨了。可是还有密密麻麻的白蚁来争夺这仅剩的口粮。
孔夫子的伟大，便是他留下的每个字都能让“会吃的人”吃成个大胖子。向国学大师们学习！
二十
毕业后进入形形色色的单位的大学生，大多要经历四个阶段：大有作为——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理想；难有作为——屡受挫折后的清醒认识；无所作为——理想破灭时的悲观论调；胡作非为——向仕途爬升的唯一途径。
二十一
“贫民窟中的圣者”印度修女德蕾莎逝世了。她一生救助“最穷的穷人”，连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也全数捐出。她逝世前曾说，一生中最大的梦是“到中国大陆服务”。
修女的话大概会让某些“大人物”不快的：我们这儿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莺歌燕舞、弦歌四起，谁需要你来服务？你瞎操什么心？
修女的话又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小民为之泪下。我见过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农民，见过黄土高原上暗无天日的窑洞，见过贵州山区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想到为他们服务的只有一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迥然不同的异国修女。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修女的临终之言，都该一头钻到地洞里去。
二十二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我想起杨绛的《洗澡》，叙述的笔调跟费老一样轻松自如。鲁迅有个精辟的概括，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则更是“清醒的做戏者”。他们有本领把巨大的痛苦转化成一场滑稽的游戏。“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是他们在浩劫之后所得到的“收获”。最大的智慧乃是遗忘的智慧和将“重”转化为“轻”的智慧。
二十三
看与被看是相对的。梁启超云，“静观人我成双遣”。然而，意识到这种相对性的有几人呢？沿长江而下，人人在看青山之妖媚，殊不知青山亦在看人之丑陋——多少垃圾被不假思索地扔进“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
二十四
“做作”成了当代文化的母题，即令汪曾祺、张中行等世外高人辈亦受其害，谁还能免俗呢？
北大装模作样的教授太多了。学生也学会了。
二十五
史铁生把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作是“美”。他说，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
我还要在“接受”后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后面加上“改变”。
二十六
漫步书店，我发现那些只有书的形式而不配叫作书的东西竟是如此之多。
书店演变成一处高级的垃圾场。
二十七
伯特·兰特在《关于刮脸的道理》中写道，“当剃刀触到我的脸上，我不免有这样的疑惧：假如理发匠忽然疯狂了呢？”这是休谟式的怀疑主义人生观。
宋代诗人黄庭坚却赋诗云：“养性霜刀在，闾人清镜中。”写理发师如写大侠。这是纯粹审美的人生观。中国士大夫比西方知识分子过得潇洒快乐多了。
二十八
在经济地位上而言，学生属于最穷的那一类人，与下岗工人、民工并列。一些老先生看不惯青年学生跑出校园去挣钱，指责说不安心学习。殊不知，衣食不足，安能做学问？德高“忘”重的大教授们功成名就，享受津贴，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了。
对于金钱能否正确认识，可以判定此人是否虚伪。契诃夫不到而立之年写出名作《草原》，获得1000卢布，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契诃夫深知清贫的味道不好受，在努力挣钱的同时，一直为改变青年作家的物质境况不遗余力地奔走。他直接了当地说不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年轻时花天酒地，到老来摆出道德家的面孔说“拥有财富等于盗窃”。契诃夫却说，自己很高兴有别墅和大片土地。“倘在辛苦之后，一觉醒来，突然变成资本家，应是人间乐事。”
谁否定人的正常欲求，不管他的调子有多高，我都十二分地警惕他，如同警惕法西斯分子。
二十九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潜藏者、深居简出者、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上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
三十
受到压迫必然会感觉到痛苦。对这种痛苦一般有两种对策：一种是笨人，为摆脱痛苦奋起抗击压迫，结果挣脱手铐，迎来枷锁。另一种人是聪明人，想方设法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些压迫是必要的，对自己善意的。
我是个学不聪明的笨人。
三十一
被我视为小希特勒、小斯大林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终于众叛亲离，被捕入狱。他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泰耶说：“你不知道我每天受的什么罪！”反复抱怨自己被囚在满是蚊虫的监狱里。当对方问及300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波尔布特瞪大眼睛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大恶人是不会忏悔的，波尔布特希望能够“平静地死去”。对于宋成事件，被杀的宋成及其14个家属，波尔布特说：“那些人，那些孩子，我没有下令杀他们。那是我们将计划付诸实施时犯的一个小错误。”
终于看到了波尔布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左半边身子瘫痪、左眼失明、满头白发、满脸浮肿的老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要是不知道他是波尔布特，我也差点要动恻隐之心了。
走投无路的独裁者比无家可归的丧家犬还不如。与波尔布特一样嚣张的家伙们，真该欣赏一下同僚的照片。
三十二
袁中郎曰：“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鲁迅依然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懂得此理，可少写少看学术论文和长篇小说也。
三十三
契诃夫《第六病院》中的医生，仅仅因为喜欢“思想”，想逃出无从逃脱的生活牢笼，却被看作有精神病，关进病室之中。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没被关进第六病室，我太幸运了。
三十四
食物与自由既相对立又相似。食物既可以使人感到肚子饱，又可以使人感到精神上不满足。因此“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正常的现象。
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的可贵，失去时才发现必不可少。
三十五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宫大院里的高官显贵，不是胸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是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原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契合或对峙。了解、观察、品评与体味，此后反刍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出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三十六
胡建学在泰安推出《胡建学选集》。不愧为孔子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得高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象高大。别的地儿，能孕育出这样高层次的贪官来吗？
三十七
一旦爱情进入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三十八
很喜欢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三十九
人性中的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
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便是用“真理”来解释残忍。
四十
中国的道德是以不承认人的弱点为前提的。
这样的道德最终成为杀人的利器。
四十一
不强迫每一个学子都成为思想斗士，但决不能扼杀那一两个想成为思想斗士的学子。这是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只有梁山泊才强迫每个人都入伙革命，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张想呼喊的口。
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坚定自己的选择。
四十二
想约师兄沈灏写篇稿，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他在回信中说，“作为记者，我可能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
把这样揪心的话写出来，需要怎样的勇气呢？跟我一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一名国政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某系当上了团委书记，顿时摇身一变，从当年痛恨教官管制的青年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官员，而且对付学生的手段比他的年过中年的前任要厉害百倍。鲁迅说得好：“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青年急着升官发财自然会不顾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黄花，不仅我不要自由，还不惜剥夺别人的自由。除了沈灏兄所说的“愉悦”外，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顶子”——从古以来都是需要用鲜血来染红的。
学术圣地向官场堕落，是社会整体堕落的最后一步。
四十三
1945年11月25日的晚上，钱端升教授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举行的时事论坛上，慷慨陈辞，反对内战，反对个人独裁。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围墙外鸣枪相威胁，钱氏仍然高声健谈，与枪声相应和。
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四十四
思考死亡问题，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不太恰当。
当我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句子：“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的时候，我惊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在继续着，“我”很快就变成“你”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四十五
因《自由中国》事件，主编雷震被判“煽动叛乱罪”，此罪可致死刑。此时，主要撰稿人夏道平、殷海光、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对于他们在《自由中国》上写的社论和文章自负其责，而被控为“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字多半是他们写的。在那人人自危、软骨症盛行的时代里，那种做人的嶙峋风骨令人震憾。
久违了，有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久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今天，知识分子正在普遍爬虫化，回首当年孤岛上的“三座大山”，恍若隔世。
四十六
文人都想当诸葛亮，于是刘备便成了旷代圣主。
四十七
宋徽宗、李后主当皇帝的时候，是文人学士、画家乐师日子过得最舒服的时候。
然而国也亡得快。
四十八
《二十四孝图》公然刻在白云观里，是为儒家的道家化。儒家高贵的学说，通过道家这个庸俗的宗教，深入千家万户。
四十九
等到贝克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60年代也接近尾声了，梦想与光荣，鲜血与鲜花，随风而逝，随水而流。贝克特的一生不是在等待，就是在被等待。他最终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我很难想象《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典礼上会有怎样的言行。但他也没有拒绝奖金，否则他就成了萨特。
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五十
《西游补》是一本比《西游记》还要奇怪的书。有一节写孙行者审秦桧，高总判有一段禀告：“爷，如今天下有两样待宰相的：一样是吃饭穿衣、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朝，谨具平天冠，奉申白玉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事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为恣刑赏之地。”
千朝百代以来，除了王安石等三两个书呆子外，宰相全是以上两类人，要么是昏蛋，要么是奸佞。不信，列个名单数将下来，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多是前者，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多是后者。
五十一
这是什么——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恨，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仇，非这个不解；令闻，非这个不发。
这是金钱。作为一名贫困的学生，我在情感上对上面这段话表示认同；作为一名清醒的思想者，我又不得不对这样的愤怒表示质疑。仇恨金钱的原因大抵是得不到金钱。在贫困中，保持对金钱的平常心，则是对一个人理智力量的检验。
五十二
“老”是一个可怕的词，如爱滋病一样，沾到别的词，别的词便倒大霉。如，“处女”本来是个让人感到“纯洁”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处女”以后，便立时有了阴森、扭曲、变态的含义；“学生”本来是个让人感受到“天真”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学生”以后，便立刻有了迂腐、愚笨、拙劣的含义。
五十三
还要忽视年轻时感动过你的东西。
不要相信年老时你坚持着的东西。
前者是纯真，后者是僵化。
五十四
李鸿章晚年总结一生事业，抚膺叹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然而，老大帝国仅有裱糊匠是不够的——外边已是暴风骤雨，茅屋随时倾覆，这时需要一名大建筑师。
梁启超之《李鸿章传》曰：“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可谓的评。李鸿章身上的优长皆是“支那人之性”的典范，如陆奥宗光概括的几条：凉血类动物、事大主义、容忍力强、硬脑硬面皮、词令巧妙、狡狯有城府、自信自大。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物也。
李鸿章总算还是一个把“钟”撞好的人，而大多数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连“钟”也撞不好。难怪梁任公要感叹“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要是梁任公生在今天呢？
五十五
《师竹庐随笔》有一篇“玻璃罩”记载叶名琛事：“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制军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
我的感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让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充当被人观看的“猴子”，对一贯把别人称为“夷”的天朝大臣来说，亦是一个响亮的回应。
五十六
有的人以自己像个知识分子而骄傲。出租汽车的司机对我说：“您像个读书人。”我并不为之高兴。我想起著名记者布札梯对加缪所说的话，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倒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爱说善意的讥讽话，长相有点像汽车修理工。”
五十七
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中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
五十八
高中语文教学的结果。中学生们都说，“尼采是疯子。”“谁说的？”“鲁迅先生说的，在《拿来主义》中说的。”我无言。
（完）
【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