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不是左联的领导

　　肯定者如冯光廉、刘增人说：“左联成立后，由于党的积极干预和正确引导，确立了鲁迅在左翼文坛的领导地位。”蔡清富说：“鲁迅是左联的实际领袖。”哈九增说：“鲁迅在左联的地位实际上是导师而不是领袖。”
　　否定者如王宏志说：“左联内还有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它的实际领导权便是掌握在党团的书记手中，这点鲁迅也很清楚，……无论是在‘名’或‘实’上面，鲁迅都不是在操纵着左联。”李新宇说：“鲁迅往往被看作左联领袖和左翼文坛的盟主，但他的左翼文坛旗帜和盟主的地位，不过是因为他的影响和成就所致。”曹宗仁说：“他自己并不愿处于领导地位，同时左联也不让他去领导，直到他死后才奉他为神明，好似他是那时期的领导者。”

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般文学史著对《讲话》评价极高，如唐涛本：讲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和理论威力。它的重大意义，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日益为人们所理解。”蔡清富则认为讲话“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实际战斗纲领。”林贤治却认为，理论纲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但是鲁迅在会上的发言，其精神却是批判这个纲领的。”“鲁迅的讲话，完全是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在论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党员的优越感等等劣点而发的。但是被他注入讲话中的极其深邃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重视，反倒被一种狭隘的宗派情绪淹没了。”

鲁迅的“思想转变”论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有一段关于鲁迅思想转变的经典论述，一直为文学史界所引用，如唐涛本：“‘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这是瞿秋白给鲁迅的思想道路所作的著名的概括。”林贤治则认为这个概括“其实是不确切的。它只是从肯定鲁迅的角度，再次重复了当年创造社关于鲁迅立场‘转换’的说法而已，但却成为此后的鲁迅思想‘飞跃’说的滥觞。”李新宇则具体阐释了这个“概括”不确的理由，鲁迅“的确不再只信进化论，但并没有否定进化论。他接受了阶级论，但并不只信阶级论。”他是“能够容纳阶级论”但又是“超越阶级论之上的。”“尽管他与创造社的人们一起进入左联，但是他始终没有接受他们对五四文学及其个人主义的否定。”相反，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在集团中坚守着他的个性立场”的。“鲁迅接受阶级论之后，也没有抛弃人道主义。”

鲁迅与左联的关系

　　简括地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鲁迅在左联占主导地位，另一种相反，不仅不是主导而且“格格不入”。
　　前者如马文认为：左联之所以坚持团结没有分裂，“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正确思想、倾向占上风的结果，这是主流。”又如马良春说，左联“是遵照鲁迅的意见作出了种种有效的努力”，才团结了各类作家，形成了一支大军。再如陈鸣树认为，“团结鲁迅，乃至尊鲁迅为左联的盟主，这是党所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胜利的保证，也是最可宝贵的经验，”“左联体现鲁迅的思想，是它成熟的标志。”相反的意见有：李新宇说，“鲁迅从来就不是左联集团中合格的列兵，更难占据正宗之位。”“左联没有把他看作自己人，而鲁迅也没有把左联看作自己的依靠。”林贤治说，“在左联里，这个曾经在名义上被当成盟主的人，实际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他对人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柔石等五烈士牺牲后，“当此左联遭受压迫的时候，他终于从壕堑里公开站出来，不但宣布自己为左联的一员，而且要成为左联的代表。”但半年后，他就“明显的降温”了，因为“一旦恢复内心的平衡，”“反而加深了他的危机意识。”周葱秀认为，鲁迅与左联“格格不入”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阶段，从1930年3月到1932年11月。”在这一阶段鲁迅“对左联寄予无限希望。”“第二阶段，从1932年11月到1936年2月”“经历了从背后来的暗箭”后，“他对左联虽然感到‘寒心’、‘灰心’，但尚未绝望。”“第三阶段，从1936年2月到1936年9月，”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后，“从鲁迅看来，由‘奴隶总管’主持的左联，还有什么希望?在左联的‘大旗’已变成了‘吓唬别人’的‘虎皮’，‘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

(左联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