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骂过的人

房向东

序一(何满子)

    到明年，鲁迅弃世将整整60年了。对于由他的乳汁哺养大的我们这一代，鲁迅比无数活着的人更活着。对于那些敌视鲁迅，或因为鲁迅巨大的存在而对他们有所妨碍的人们，鲁迅也仍然是他们驱赶不去的心病。鲁迅去世以后，对鲁迅的诋毁、中伤、曲解和居心叵测的阳尊而阴贬，即使不比他在世时更多，至少在手法上更为深曲，更所谓“皮里阳秋”。比起那些直斥鲁迅作品为“鲁货”的妄人来也更有蛊惑力，因而也更为阴毒。

　   如我们所熟知，在建国后的最初阶段，糟蹋鲁迅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在制造胡风、冯雪峰等人的冤案时，说什么“鲁迅看错了人”，“ 鲁迅被坏人所包围”之类的谰言成为“一律”的舆论：接着是“四人帮”时期的把鲁迅塑造成偶像，其目的，一面是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把鲁迅歪曲成造反英雄的守护神；一面将鲁迅劈削成棍子，用以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器。但不论前者和后者，都没有能使鲁迅和糟蹋他的人一样声名狼藉。虽然如此，但从“左”的一面败坏鲁迅声名的历时颇久的活动仍然若干地给鲁迅造成了损害。那主要的损害是，坏货们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造成了一个虚假的印象，即鲁迅似乎和这些坏货是同伙。

    人们厌恶透了极“左”的那一套，同时人们也要求对历史，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于是也要求重新认识过去那些与“左”的思潮没有瓜葛的人物，乃至站在敌对方面的人物，重新评价。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历史的反拨，为了嫌恶“左”，人们在感情上希望在极“左”思潮之外找寻抗衡人物，哪怕中间人物也好。这种逆反心理使林语堂、梁实秋、胡适，甚至汉奸周作人也成了研究的热门人物。本来，对历史人物进行再评价，对人物的功过是非重新作出理智的客观的历史估量，未尝不是好事。五四以来文化上的著名人物大抵与鲁迅有过干系；事实上，当时活跃在文化学术界人物也不可能不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鲁迅有正面或负面、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研究他们时必须提到鲁迅。尤其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以后成为极“左”路线的一些代表人物，是由当年与人民共命运的文化主流中的一翼蜕变而成的，鲁迅当时正置身于主流之中；鲁迅虽然也和本阵营的“左”的萌芽势力相抗衡，作了许多艰苦的抵制（最具体地表现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顺便说说，此文是了解鲁迅思想人格和了解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人必须反复认真阅读的文献）；但是，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利益，鲁迅不得不维护虽然夹有不纯成分的但大方面一致的主流。为此，他必须谴责、批评、有时是规劝对主流起干扰作用的异己势力，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无可非议的。近年来的论客们却常常在这些论战上做文章，寻觅鲁迅的“阴暗”面。事实上，这些曾被鲁迅挞伐、讽刺或规诫过的人物，不论在以后的生涯中升沉如何，发生了何等样的变化，在当时的情势中，在鲁迅所针对的问题上，都是该被指责和批判的，正义在鲁迅的一方。只要是尊重历史，不错置时空，不怀偏见的人，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不是其他。

    可是，由于挟着对“左”的一套的厌恨，当今有不少论客带着一种逆反心理，一种给过去主流以外的人物“平反”的心态，对他们重新评价时，往往无视或故意抹煞时空和条件，佯作客观超脱状，在提到这些人物和鲁迅的关系时，对他们当时所起的负面作用或置之不论，或曲予辩解，巧辞洗雪；甚至拿鲁迅垫背以托高这些人物。这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动向、是新一轮的对鲁迅的贬抑，和曲解。──其实，即使不论及鲁迅，将鲁迅的论敌抬高，就是假此形彼地贬低鲁迅。　

    论客们贬抑鲁迅的动机当然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纯然是自私的目的。比如，孤桐先生章士钊，旧民主革命时期和章太炎来往过，倾向大概不算坏；建国前夕是识时务之俊杰，且又和国家领导人有私谊，成了著名的上层统战对象，晚节颇为光彩。但是在二十年代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过总长，人称“老虎总长”，不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是十足加一的反动人物，由于他镇压女师大，对站在正义一方的鲁迅万分嫉忌，又兼鲁迅戳穿了他们一伙的“国粹”假古董，便假权济私撤去了鲁迅的职务，作恶非止一端，都有历史可按，丑迹昭著，人谁不知？可是孤桐先生的后人为了把尊人打扮成一贯正确，通体漂亮，竟撰文栽诬鲁迅当年和他的斗争是“偏见”，说什么章士钊主张“一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云云。那么，错误竟全在鲁迅，简直滑稽之至。即使“三一八惨案”的罪责可以推诿，难道镇压女师大，撤鲁迅的职也叫“与人为善”？也叫“不加害他人”么？可笑！当然，这类曲解太幼稚了，没有多少市场。　

    鲁迅与旧礼教的卫道士“国粹派”之流战，与北洋军阀刺刀庇荫下的“正人君子”陈源之辈战，与诱劝学生进入研究室莫问国事的胡适之流战，与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民族主义文学派战，凡此种种，即使论客们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三十年代“左”的暗流战，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要防备“同一阵营放来的冷箭”，迫使他在对敌作战时也必须“横着站”的那档子事，也因为毛泽东说过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定了调，下面心怀嫌隙的诸君也只好限于在私下里嘀嘀咕咕，或用旁敲侧击的小动作损害鲁迅；而其对鲁迅泄怨的方法，则是迁怒于与鲁迅生前关系密切的战友，如胡风、冯雪峰等人都被往死里整。连类而及，如丁玲、聂绀弩、彭柏山等一批人也没有好果子吃。这种对鲁迅的怨恨在台面上是摆不出来的，除了“实际解决”以外，不好在文字上做手脚，顶多只能转弯抹角地嘁嘁喳喳一下，做不成正面文章。　

    事到如今，剩下的就是在海外的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了。稍明事理的人都能判断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鲁迅在和他们的论争中居于正确的一方是不容置疑的；林、梁等人后来所走的道路，也证明他们与人民共和国不是同心同德。于是专就他们文学和学术上的若干成就做文章。以他们的成就证明鲁迅当年在某些问题上对他们的不容为“偏狭”，使不熟悉历史的新一代人在他们的误导下难以辨明是非。这种以此形彼的手法有时是能若干地得售的。与之相类的是，近年来对汉奸周作人的近于狂热的美化。研究周作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怪的是，没有一位论客肯正视这样的重要事实：即自从由于周作人的挑衅而导致兄弟反目（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周作人蓄意用捕风捉影的暧昧来损害鲁迅，以达到其背信弃义的卑劣目的的。说穿了十分卑琐可笑，无非是他的日本女人想赶走鲁迅，占下鲁迅购置的房产，并将赡养老太太的责任推给鲁迅独自承当，而这坏女人可以成为家庭主宰，自行其是，如此而已）。以后，周作人的文章，基本上是以伤害鲁迅作为他的“终极关怀”的。周作人一贯处处标榜和鲁迅走两条路，对革命文学明讽暗嘲，他之最后终于当了汉奸，可谓事有必至。只是他会做文章，言伪而辩，说怪话也说得含蓄而有文采罢了。直到解放以后，所写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即在靠卖鲁迅吃饭时，仍在损害鲁迅，恶毒地将现实主义的鲁迅拉下来变成自然主义的鲁迅。所有这些，聪明的论客们在宣扬周作人如何这好那好的“客观”研究文字中，何尝点明过一个字？善于抉发“文心”的评论家们对周作人“文心”的核心部分一点不感兴趣，只是黏嘴抹舌地叹赏他的智慧和境界，以此为“真赏”，真不知其玄机所在。　

    至于鲁迅的文心，那真是清楚不过的。他一生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为此，他必然要不妥协地站在残民媚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及其帮凶帮闲们的对立面。如上所言，当时代表人民力量的主流并非是一尘不染，无可訾议的，在文艺方面，既有前苏联“拉普”的坏影响，又有当时斯大林在政治上主张的“中间势力最危险”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危害，这种危害侵入文艺领域，由瞿秋白、冯雪峰等党的代表播送和影响鲁迅。按当时的理论水平，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即使两害相权取其轻，鲁迅也只能选择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的一方，维护其权威。直到“两个口号”之争，宗派主义的猖狂实在使鲁迅不能容忍时，才有《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信所表示的和错误倾向不妥协的态度，坚持其独立思考的勇迈精神。这是鲁迅的深沉的痛苦，也显示了他的发光的良心。而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如对“第三种人”的争论，都是为维护“左联”的权威，即某种意义上的“遵命文学”。今天看来似乎不无可议之处，或可视为带有宗派关门主义的偏颇。但这主要是由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为代表的当时成问题的路线影响所导致的。解放后冯雪峰曾著《党给鲁迅以力量》二书，如以当时的某些斗争来说，以瞿、冯为代表的影响实在是损害了鲁迅的。当然，责任也不在瞿、冯，这是那时“国际”和上面的路线。在当时复杂的很不明朗的斗争环境中，鲁迅也如他所说的看人要看其大节一样，只能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势力一方，配合其战斗，别无选择。何况，“第三种人”确也对进步文艺阵营进行干扰，对“左联”冷嘲热讽，态度并不友好；其中一些成员的社会性行动和文学倾向也确有毛病，这些都在鲁迅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再说，鲁迅就他们的文学倾向进行批评，在正常的文学批评中也是应该的，只是人们习惯于将当时的文学论争都当作政治斗争来看，问题的性质就沉重起来了。纵然如此，认真读一下鲁迅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也可以发现和他对待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诛伐有所区别，并不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鲁迅是掌握分寸的。至于文笔的辛辣，乃是其一贯的风格使然，鲁迅批评同一阵营的战友亦复如此。对老朋友，如数度分合，最后也并未彻底决裂的林语堂，鲁迅的批评也是很不松和的，收于《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题未定”草（二、三）》，反复用以其人之文反治其人的辛辣尖刻可以为证，但究竟只是看问题的见解之争，和对敌人的诛伐究竟不同。　

    鲁迅热烈地爱，也热烈地恨，对于有害的事物，对国民性的痼疾，鞭挞固然不留情面；对于某些不良倾向，并非构成大患的，他也常义愤溢于言表，或因爱深而责重，如严父师之责子弟，其实出于对人生的爱心，但很多人以为未免太“偏激”，凡对陈腐的中国社会的死样活气的习俗有痛切感受的人，却会觉得他“偏激”得可爱，觉得中国文化多么需要鲁迅式的反中庸、反乡愿的“偏激”呀！鲁迅是人，当然也有缺点，如要吹毛求疵，有的是碴可找，但“偏激”绝非缺点，正是他的生命的华彩部分。

　鲁迅的“偏激”是对事不对人的。要伤着人，那是因事而伤人。比如，最近还有人因他批评梅兰芳一事而啧有烦言，呶呶不休，鲁迅与梅兰芳何怨何尤？他是评现象而及人。鲁迅讽刺“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难道错了么？这种扭曲人性的丑陋的传统宝贝有什么值得肯定？最近读6月17日的《光明日报》，刊有沈阳市取缔男扮女装的模特表演的消息，试问这类恶劣的表演也取缔错了么？我们是否还应该称颂男子留辫女子缠足呢？那些玩艺以前也不是被当时人啧啧称美的么？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学问题，当然也是“国民性”的问题，岂仅是批判一个具体的对象而已！

　当然，习惯于欣赏“男子扮女子的艺术”的人们是不喜欢这些逆耳之言的，他们习惯于这种“永恒的艺术”之美妙，不自觉自己的精神之被扭曲。天真地喊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是讨人嫌的，鲁迅也不正是以人性之本然揭示了这种“艺术”之扭曲人性么？而且，鲁迅还不知趣地揭了底，揭出这种艺术“男人眼里扮女人，女人眼里男人扮”的欣赏者的心里的隐秘呢！当然是无可饶恕的“偏激”、“不识相”和“可恶”了。

　鲁迅从来就为卫道的君子们所敌视，为屠伯们所痛恨，为“死的说教者”所嫉忿，为形形色色的帮凶帮闲们所疾首，为“蒙大旗作虎皮”的帮朋派友们所忌惮，也为讲究“中庸之道”的“中正和平”的人们所不满，而且正如鲁迅所自陈，他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伪自由书·前记》）分明是抨击某一现象，因为所取的是标本，便被疑为专对私人，各就自己的疮疤与图像对号入座。不少读者也往往只注意鲁迅“骂”了某人，而不察鲁迅指摘时弊的秉持公心。由于时间的距离，情况的隔阂，新一代的读者更难以就彼时彼地彼事的具体情况判明是非，连就事论事也难以办到；何况还有对鲁迅的重重曲解，在给读者以误导呢？

　诚然，有《鲁迅全集》在，不存偏见的认真的读者可以从中认识鲁迅；从事鲁迅和现代文学、现代中国研究的人，也有巨帙的《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搜集着与鲁迅论战过的几乎全部文字，可供参比，藉这些文献判明鲁迅和论战对手们的曲直所在。可是，这毕竟不是一般读者所能细读和泛览的。房向东先生积数年之力，勾稽了鲁迅和曾与之有过干涉的人物的材料，并广采研究者的有关评论，写成《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对当年的一场场公案作了集中的描述，分人成篇，颇似传统的“学案”体的格式，扼述这些与鲁迅有干涉过的人物的简况和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史，未曾与鲁迅直接交往过的人也扼叙了对象的基本性状，提供了鲁迅之所以要“骂”的背景材料。对几起重要的论战，则扼要引录了双方论旨的原文。对论争双方的是非或作出自己的评价，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见解。即使直叙事象，作者本人的倾向也鲜明地流露在客观的叙述之中。对于理解鲁迅，理解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乃至理解现代中国，我想本书都是很有用的。

　不管作者在书中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否得当，乃至我自己也未必完全同意他的有些见解，但这些意见都是作者独立作出，没有怀着别的不光彩的目的去解读鲁迅，这一诚实的态度就值得肯定。作者盛情约我作序，故就平时对鲁迅的一点想法写出如上。鲁迅至今还活着，并将随着历史永远活下去，研究鲁迅的工作也将永远做下去。凡是认真而又诚实的研究者，必将获得读者的感佩，我相信本书及作者也是。

　 1995年6月于上海

　从外地出差回来，桌上放着一大叠文稿：是一位不相识的作者寄来的；从来信的自我介绍中得知，是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今年36岁，利用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写成了这部30万字的专著。在这人人争着“下海”的年头，居然还有人把自己的休息时间贡献给鲁迅研究，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这专业研究者感到羞愧与欣慰。何况作者又选择了这样一个诱人的题目：《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看来为之写序是义不容辞的。

　但真要提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几乎是从“五四”开始，一直到现在，围绕着鲁迅的“骂人”，曾有过多少公开的、私下的议论，曾打过多少笔墨“官司”。一些人对鲁迅之“骂人”，深恶痛绝，以为太不讲情面，不够“绅士”，一些被鲁迅骂过的人则始终耿耿于怀，心有余悸；不过，也有人巴不得被鲁迅骂，想借此名垂千古，据说鲁迅因此决定骂人而不点名，以免被此辈利用。但后来棗主要是“史无前例”那几年，凡被鲁迅骂过的人都遭了“华盖运”，以至灭顶之灾，这也都是“历史”。鲁迅的骂人也因此遭到了更多的非议。最近这几年，风向似乎有变：被鲁迅骂过的人又突然吃香起来，真叫人不知如何说才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学术的观点看，这一切都自有一种“意义”；至少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显示出社会、文化、文学思潮、心理的某种变迁。曾有学者提倡“以小见大”的“典型现象”的研究，其实“鲁迅骂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文化现象。所谓“骂人”就是“批评”，或者叫“论争”也可以，鲁迅自己就说过：“所谓捧和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棗在鲁迅看来，真正的文人是“不随和”、不“回避”的，他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而只要有文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再论“文人相轻”》、《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谓“文人相骂史”就是一部“思想（文化、文学、学术）论争史”。因此，如果以“鲁迅骂人”这一典型现象作为切入口，深入、细致地考察相骂（论争）的双方：鲁迅和被鲁迅骂过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歧，论争，相异与相同），以及由此引起的命运变迁，确实可以显示出本世纪思想（文化、文学、学术）史的某一侧面。我想，这也就是本书的作者房向东选择“鲁迅和被他骂过的人”作为他的研究课题的原因，以及他的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吧。读者看了这本下了很大功夫写成的专著，不仅可以了解当年的历史，更可以从中吸取某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例如如何看待，以及如何正确地进行思想的交锋、文学（学术）的论争等等，这在今天仍然能给我们以启示。棗有了这一点收获，也就够了，不是么？

　1995年8月30日写于北京寓所

一

　鲁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如此之多，在中国现代文坛和学界，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许多人当时是名人，不少人后来成了名人。许多人当时是那样，后来却变了一个样。中国人尤其爱面子，中国文人则酷爱面子，被“骂”之后，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论争中，你来我往，你争我斗，批评，反驳，辩解，声明，反思，诸如此类的文章，鲁迅生前身后，不绝于文坛，虽有是非曲直、利害功过，却时不时被当事人和非当事人搅扰得不清不楚，沸沸扬扬。

　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冲破了种种禁区，呈全方位开放趋势。鲁迅曾经被陪绑在另一个神身上，似乎也成了神；一切被神化了的，都还了俗，鲁迅也成了实实在在的鲁迅了，所谓“返回鲁迅本身”是也。于是，有人提出鲁迅研究也有“两个凡是”，比如有人认为应该推翻“凡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的观点。有的人公开对鲁迅表示不屑：“鲁迅么，无非就是骂人。”至于别人骂鲁迅，对鲁迅进行围剿，他们是有眼无珠，全然不见了。至于鲁迅为什么“骂人”，“骂”得对不对，以及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乃至鲁迅“骂人”的意义和价值，等等，等等，他们都无暇无心去细究。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分析问题不顾及这些，抽去了历史背景，前提条件，等等，惟余“骂人”二字。这无非是为了贬低鲁迅、否认鲁迅。

　鲁迅生前死后，或是被攻击被践踏，或是被利用被神化，但我们只要忠实于鲁迅本身，就可见这些侮辱与损害，并不影响鲁迅自身的伟大。有人为鲁迅的屡遭误解鸣不平，认为鲁迅也是不幸的。其实，这不是鲁迅的不幸，鲁迅至多是被蒙上了一层灰尘而已，轻轻一抹，灰尘自去。有《鲁迅全集》在，犹如崇山峻岭、长江大河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倒觉得，从一些无聊的、浅薄的诋毁鲁迅的文章中，看出了某些中国人，甚至某些中国名人的不幸。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为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郁达夫散文选集·怀鲁迅》）

　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伟大决不因为哪一个大人物盛赞过鲁迅，所以才变得伟大起来。不是的。鲁迅存在的本身，决定了他应有的地位。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倘没有鲁迅，本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尤其是文学史，不说黯然失色，也肯定要减色几分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的“骂人”现象呢？

　我以为，我们首先要理解当时的时代。“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几个时期之一。在对传统一元文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的同时，外来文化纷纷涌进国门，逐步形成了文化机制的多元格局。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首先在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主义”，即：“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载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同人刊物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派别林立，论战不休是二三十年代文坛的特征之一。这与其说是反映了文人的“不团结”和文坛的矛盾，不如说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繁荣和活跃。彼此骂来骂去，虽有意气用事的时候，但大多是涉及大是大非问题。虽然也有“骂人”的“不雅”，而惟其“不雅”，才更真实，更有生气。较之于文化取向不受制约和挑战的“一边倒”棗无论倒向哪一边，不管是雅的还是俗的棗都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

　二三十年代，并不是只有鲁迅在那里“骂”，也不都是鲁迅首先开骂。不是的。被称为温文尔雅的梁实秋，不仅骂过鲁迅，甚至也骂过以胡适为代表的“人力车夫”派。带着湘俗湘风进入北京文坛的沈从文，在《沫沫集》中也指名道姓地抨击了许多文人。高长虹不仅骂鲁迅，也骂周作人、郁达夫。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抨击鲁迅的同时，还“举了五个作家”的例，其中说叶圣陶“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想的悲哀’……这是非革命的倾向”！当然，每一个作家与社会、时代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每一个作家的个性不同，有的作家埋头创作，从不参与“骂人”，有的作家偶尔骂骂，但“骂”的是皮毛，“骂”不出名堂，也就销声匿迹了；有的作家唾面自干，骂不还口，你骂你的，我干我的，比如，同样面对《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的反响是激烈的，叶圣陶却置之不理。

　像鲁迅这样会“骂人”，并把它诉诸文字，说明了鲁迅是非之心不泯，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并且不虚伪，不造作，敢说敢骂，其实还是十分可爱的，鲁迅说：“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鲁迅的“骂人”文章不仅指出了种种之可骂，并继之以骂，而且挖掘出了“骂”以上的文化意义。有那么一些文字上温柔敦厚的人也骂人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极普通的事。他们与鲁迅的不同，就是没有把骂人的内容写成文章，背后骂起来，也许比鲁迅还要声色俱厉哩！这是一种区别。还有一种区别是，只是骂人，没有“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就是说没有形而上的文化的东西，虽然写成了文章，那骂人也仅仅是骂人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甚至认为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骂人”的年代。说好听的，叫百鸟争鸣，说难听的，叫彼此相骂。总之，不足为奇。鲁迅不过是百鸟中声音比较宏亮的一只鸟，“骂人”不是只有鲁迅才为之，也一样不足为奇。如果说鲁迅杂文与一般的“骂人”文章有什么区别的话，就在于鲁迅比一般作家高明，刻划了社会典型，骂出了形而上的文化意义来。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循思想自由原则，观点的分歧乃至对立不应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以后，胡适仍邀李大钊来家谈论政事。在新文化阵营分裂以后，鲁迅、周作人仍跟胡适一起畅谈文学，胡适还在日记中夸赞“周氏兄弟最可爱”。周作人与胡适曾围绕溥仪被赶出宫的事件展开尖锐的原则之争，同时他们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至于李大钊与章士钊，辛亥革命后他们政见日见分歧，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甚至处于敌对状态，但两人居然奇迹般地保留了14年深厚的友谊。在鲁迅针对林语堂的“费厄泼赖”痛骂“叭儿狗”以后，林语堂不但接受了鲁迅的批评，还画了一幅“鲁迅打狗图”，鲁迅也仍认为林语堂是自己的老朋友。

　其次，我们还应该对当时的一些团体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二三十年代，“骂人”常常是以团体为阵营的，比如“创造社”、“太阳社”骂“新月派”、“语丝派”等。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有这样的倾向，把某个团体定为反动的了，团体内的人物自然都成了反动派。若这个团体内有革命的呢？或者为革命派讳，一笔抹去，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这个团体；或者当作辫子，当某一运动来了，可以作为内部整人的把柄。至于被定为革命派的团体，那概念上好的东西，一律往上贴金，搞得金光闪闪，而那些非革命的，还有叛徒、汉奸之类，或是一笔抹去，一字不提，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这个团体；或者干脆称他们是投机钻营。经过这样“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把十分复杂的二三十年代文艺团体之间的彼此互骂，简单化为两个阶级、两个阵营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时的团体，虽然有一个总体的倾向，但基本上是大杂烩，是同人的松散的团体。几个朋友，你拉一个，我拉一个，就这样拼凑起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般不会像成立一个政党那样，对加入者既要申请，又要考察。没有那么复杂的。事实是，除了“左联”以外，大多数的团体是愿来就来，愿走就走。即便以“革命”团体而言，“创造社”中，不是还出了汉奸张资平吗？“太阳社”中，不是有了变节分子“革命小贩”杨［屯阝］人吗？“左联”不是也有“第三种人”杜衡吗？

　当然，若是进行所谓成分分析，还是右翼团体比较典型。我们以“现代评论派”为麻雀，来一番解剖。过去，我们总是简单化地斥“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事实是，其成员和主要撰稿人有中间偏左或中间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逐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战士，比如原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和李四光、丁西林、陈翰笙等。有当时就是共产党人，或革命的或倾向进步的文人，他们经常在该刊上撰稿。比如，陈启修、杜国庠、田汉、胡也频等。也有当时确实是偏右的人，如胡适、陈源，甚至后来成为敌人的王世杰、唐有壬等。

　“现代评论派”成员和主要撰稿人的复杂，必然决定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文艺观点的迥异。郭沫若曾经说过：“现代评论派”“构成分子大部分还是有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开地说，也还比较开明”。（《创造十年续篇》）《现代评论》的政治思想比较开明，发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支持正义、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章，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发表了一系列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暴行的文章，声援爱国群众运动，悼念烈士。如《上海租界的杀气》、《上海租界的惨剧》、《论上海英捕枪杀中国人事》、《英国侵略中国的概况》、《要纠正政府的外交步骤》、《段政府的高压手段》、《人权的保障在哪里》、《示威运动与警察》、《持久的爱国运动》、《对爱国运动的谣言》、《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论三月十八日惨剧》、《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等。《现代评论》还刊发了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护支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上之二种见解》、《苏联事情的研究与对苏联政策之研究》、《一个月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等。但是，“现代评论派”中也有不少人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政府，为他们罪行开脱，向革命群众泼冷水，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文章，如陈西滢的许多《闲话》。“现代评论派”支持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作家作品，批判反击封建复古派和国粹派，甚至连陈西滢也极力推荐过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他们在刊发文章时，没有宗派门户之见，注重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如胡也频、沈从文、凌叔华、李健吾、吴伯箫、施蛰存等。由此可见，“现代评论派”无论是在政治立场、思想倾向，还是在文艺观点方面，都是复杂的，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

　一本《现代评论》，就是多元文化的活标本。我以为，对于“现代评论派”，既要指出其反共反人民的一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鲁迅“骂”了“现代评论派”的某些人，就一概否认“现代评论派”，事实是，对于“现代评论派”，鲁迅主要是“骂”陈源，基本上是不及其他的。至于鲁迅的“骂”胡适，那主要是在上海时期了，与《现代评论》时期的胡适几无牵涉。

　我以为，二三十年代的论战，有的时候，仿佛矛头是对准了某一团体，但究其实，也只是对准该团体的某一时期或某一具体的人。把对个人的抨击扩大为对团体的攻击，就给人混战的感觉，乱糟糟，说不清楚了。就说“左联”吧，鲁迅抨击过周扬、田汉等，也有对“左联”很失望的时候，但不能以这些为根据，一概否认“左联”。到了“左联”解散时，鲁迅甚至可以说是不大赞同的。

　再次，也是尤其重要的一点，我们对鲁迅“骂”过的具体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要有一个把握的原则。换言之，即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对人的评价问题。

　鲁迅著作中，涉及那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人物很多。鲁迅对他们，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严厉责斥的，有极端鄙夷的。当然不能说被鲁迅批评的人就必定一直不好，因为一个人毕竟是可以发展变化的。鲁迅的批评有时也只是针对某人的一时一事，不一定是全面的评价。我们只要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鲁迅的批评对象是各有侧重点的，鲁迅对章士钊是无情揭露，从思想到人格，都在抨击之列；对胡适，只是挖苦、讽刺他的某些言行；对陈源，着重揭露的是他为军阀作伥的一面；对徐志摩，只不过是讽刺他的诗；对杨荫榆，是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的；对梁实秋，也没有超出“阶级性”等若干重大的是非问题。对争论范围以外争论对象的功过，鲁迅一般较少提及。就事论事，抓住要害，不及其余，从当时的斗争实际看，从一般的杂文写作的方法看，这都是合乎情理之举。就好比我们指出一个人头上生疮，而不必管他脚下是否患了脚气，也不必管他胃是否好，肝是否坏。鲁迅是个作家，是个战士，而不是给人盖棺论定的个人人生档案的执笔者；鲁迅写的是杂文，而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虽然鲁迅在争论时，往往难免措词激烈，意见尖锐，有时甚至颇带意气、情绪，“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华盖集续编·小引》）但在对人物进行历史评价时，却不以个人的亲疏好恶定高低，而是坚持客观的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例如，对于《现代评论》和陈源，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里，就公正评价了陈源负责编辑的文艺版，并突出地介绍了陈源之妻凌叔华的创作成就。他曾尖锐地批评胡适、林语堂，但在回答斯诺关于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的提问时，他谈到了三个人，其中就有胡适；在回答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杂文作家的提问时，他谈到了五个人，头三名是周作人、林语堂、鲁迅。

　人是会变的，人是矛盾的，这是常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息影政坛后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力主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胡适，却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并孜孜不倦地考证《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其人生的最后20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就说鲁迅自己吧，在辛亥革命后的失望之余，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颇有些成就。陈丹晨在谈到对鲁迅“骂”过的人的评价时，为了说明人的一生会有很多变化，曾举过杨度的例子。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一心想做袁世凯洪宪皇朝的宰相，在这方面，他是有言有行的，很多历史书已有定评。但根据现在公布的材料证明，他晚年却是一个共产党员，为支持党的事业曾变卖家产。陈丹晨说：“这个跟头翻得是很大的，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但这是历史事实。可见一个人的一生的变化，可以很大的。”（《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

　既然鲁迅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不是盖棺论定写悼词，那么，鲁迅“骂”过的人的以后的变化，本该与鲁迅无涉。宋志坚对鲁迅的“骂人”现象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鲁迅针对具体人的批评是“照相”，而照出的形象当然只能反映照相时的真实。有的丑小鸭以后变成了天鹅，他可能会拿着自己成了天鹅时的标准照，来非议鲁迅：“难道，我是这么丑陋的吗？鲁迅骂错了！”这只能证明，天鹅先生虽然成了天鹅，但搞的还是形而上学。至于有的实实在在的被鲁迅赞赏过的天鹅，后来脱毛了，老朽了，这和鲁迅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长期以来不少人就是以脱离历史，脱离具体事实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来评价鲁迅对具体人的批评，其目的无非是要贬低鲁迅。早在1983年，李何林在《鲁迅论》“重印说明”中就举有一例。他在谈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时说：“到五十多年后的1980年还有说鲁迅当时批评李四光和章士钊都是错误的，因为李四光的地质学对新中国的地下资源的开发贡献很大；章士钊晚年也替新中国作了些好事，他们都是好人，鲁迅先生批评好人，可见错了。”李何林批评的这种人的逻辑若是成立，那么，鲁迅“骂”过的人，几乎都骂错了。今天我们同日本友好，那么，八年抗战也是错的吗？

　这几年，有一股风，专门捧鲁迅“骂”过的人，并以他们的文化成就来否认鲁迅的批评。比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胡适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各有其独特的贡献，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肯定他们的成就，与鲁迅对他们的批评，本来是并不矛盾的。可是，有的人把鲁迅当作反衬，贬低鲁迅从而抬高他们，不说别有用心，起码也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的。

　林语堂等人，都比鲁迅长寿，在鲁迅逝世以后又走了很长的人生道路。因此，他们的历史评价问题，都是后人的任务，与鲁迅无关。一个人若干年后好的言行，不能证明若干年前他的坏的言行是正确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坏的言行，也不能证明他若干年前好的言行是错误的。这是常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时时记着这些常识，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把某些历史人物以后的作为与鲁迅先前的评价做对比，得出他的结论，来损坏鲁迅的形象。

　我们也不妨来看看鲁迅“骂”过的人的以后的几种情况。

　一是正如鲁迅所“骂”的。许多鲁迅极端鄙夷和严厉斥责的人，后来的历史发展，越发使他们现出了原形。例如，张资平、张春桥之类的人物。他们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毕竟为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种角色，作了最好的说明。知人论世，是一门非常不易掌握的学问。鲁迅知人论世的眼力，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

　一是变得好起来了。比如周扬，“左联”时期搞过宗派，被鲁迅“骂”为“奴隶总管”，建国后整过胡风等人。到了晚年，他似乎少了霸气，为人道主义辩护，殊属不易！又如杨荫榆，后来她敢与日本人抗争，死于日本宪兵的刀枪之下，是有民族气节的。此外，在对待学生的问题上，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早年镇压学生运动，晚年甚至为学校无理开除学生而辞职。

　一是变得更坏了。比如周作人，兄弟反目，是因为家事，与政治、思想无关。三十年代对他的批评，也无非是小品文等小摆设、大摆设问题，属于文艺观的不同。可是，后来周作人却成了大汉奸，这大约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吧。

　一个人变得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让鲁迅为他们的变化负责。尽管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正视鲁迅研究以外的这样一个社会历史事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鲁迅也就跟着毛泽东沾上了神气，也被神化了。虽然鲁迅赞扬过的胡风、冯雪峰等人，鲁迅并不能保他们安然无恙，但鲁迅“骂”过的人，不少是遭了厄运的：“四条汉子”惨遭迫害，那是众所周知的了。吴组缃因了鲁迅“据说”他的家人为躲红军逃到上海，长期陷于困扰。徐懋庸因了“反对鲁迅”的罪名，屡遭揪斗。高长虹因为与鲁迅的纠纷，甚至殃及他的孩子……可是，这仍然不能证明鲁迅“骂”错了，也决不是鲁迅要陷害他们。这只能证明，中国某一时期的政治，是多么黑暗！鲁迅说孔子成了敲门砖，但不会有人以此否认孔子的伟大存在；一样的，鲁迅曾经成了政治棍棒，但只要理智健全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否认鲁迅的伟大存在。

　其实，纠缠于人事的纠纷，决非鲁迅的本意。1936年7月，鲁迅逝世前夕，他和冯雪峰谈到某些同人、战友不理解甚至误解他的论战的意义时，沉痛他说：“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我实在不大佩服一些所谓前进的批评家，他们是眼睛不看社会的，以为总是鲁迅爱骂人，我在战场上和人斗，他们就在背后冷笑……”（《雪峰文集》第四卷第25页）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详说。

二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一些人讨伐杂文的观点，鲁迅对自己“骂人”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对人的评价的态度。

　杂文的兴盛，完全是因了鲁迅的崛起。倘若抽去鲁迅的创作，杂文在文学殿堂可否占到一席之地，也还是一个问题。尽管鲁迅杂文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然而，时人对杂文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攻击杂文，就是攻击鲁迅，至少包含有贬低鲁迅的成分。归纳起来，他们不满鲁迅、反对杂文的观点，大约有以下几条。

　他们攻击杂文的“不满现状”。梁实秋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攻击杂文作者说：“有一种人，总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的《杂感》一文，说“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这样攻击一通之后，官气十足地指摘鲁迅不拿出“究竟的主张”和“鲜明的回答”。梁实秋也认为作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冷嘲热讽的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去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如果开不出“药方”，人人都要变成哑巴吗？那不是又成了“死的中国”了？

　从梁实秋等人的观点看，他们当然不满于鲁迅的不满现状；他们还不满鲁迅不满当时的正人君子，每每跟他们过不去，报告着他们的卑劣。鲁迅说：“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鲁迅会给正人君子们“不幸”，如此，他们当然对鲁迅的“不满”是不满的。鲁迅“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是他偶尔有的心情，他另一方面的心境是，他要给他所不满的对象一点“不舒服”：“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们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坟·题记》）在“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的人眼里，鲁迅的“不满”，破坏了他们的好心境，当然是恶毒的了。

　在对“不满”的不满的同时，他们攻击鲁迅的杂文是“骂人”。他们把鲁迅和左翼文艺对于各反对派别的原则性论争，一概都谥以“骂人”的恶名。官方的《中央日报》上的《文坛与擂台》一文，就把鲁迅的笔战文章说成是“骂人文选”，并且说：“养成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杜衡的《文坛的骂风》则认为当时的文艺论战，是“一团糟的混战”，而造成这“混战”的原因，是“杂文的流行”。他把杂文与骂人文章划上了等号，“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致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他攻击杂文的作者，说：“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大概十分之中三分是为着意气，三分是出于编辑先生的‘拉’，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只有“剩下来的一分，那大概是可以让给真理或正义这些东西去吧！”于是，他的结论是：“现在是大彻大悟的时候，不要为着这十分之一的真理而化尽了十分之十的勇气。大家不是吵着文坛的寂寞，没有伟大的作品吗？我们的气力是应该用得更值得一点的。”要杂文作者改过自新，停止杂文的写作。

　对于“骂人”问题，鲁迅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说：“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为什么呢？骂别的什么，似乎都可以与他无干，他甚至还可以和你一起骂。比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了多少中国人的共鸣，人人在声讨中国人的丑陋，仿佛这么声讨了，他自己就不在丑陋之列了。倘若柏杨也像鲁迅那样，“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瞿秋白：《＜鲁迅杂志选集＞序言》），指名道姓地“骂人”，情况又将会怎样呢？那自然难逃被骂者的愤怒声讨。所以，所谓反对“骂人”的人，一当自己被骂了，也是要骂人的。鲁迅是看透了这些人物的。他说：“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人一样棗他们是刽子手。”（《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又说：“倘有人骂，当一任其骂，或回骂之。”（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８日致陶亢德信）“骂人”不足为奇，假清高的、讥讽鲁迅“骂人”的人，自己未必不“骂人”。正如我在上面已提到的，鲁迅认为“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在《论讽刺》和《谩骂》等文中，鲁迅对所谓“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被称为“骂人”的，其实却是因为他说出了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所以“含含胡胡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在《“题未定”草（八）》中，鲁迅论及战斗的作者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这显然是对杜衡之流的回答。

　因为总是“不满”，因为“骂人”，所以他们认为杂文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又假惺惺地劝鲁迅去潜心于“鸿篇巨作”，搞“伟大的著作”。《中央日报》的文章说：“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但这种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们就要忘记”，所以劝鲁迅要学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名人，“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传》更伟大的作品”。大学生林希隽也像《中央日报》一样，要人们想想外国为什么会有《和平与战争》这样伟大的作品产生。他把杂文和伟大的作品对立起来。但他缺乏一般的文学常识，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书名都搞不清楚，所以鲁迅称他为“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

　对于这种攻击杂文的文章，鲁迅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鲁迅认为，所谓搞“伟大的著作”，是为了用名利诱使他离开激烈的现实的阶级斗争。鲁迅说：“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准风月谈·后记》），也不“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表示“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就仍要它来适应斗争的需要，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且介亭杂文·序言》）

　至于伟大，大的稍懂得现代史的人，没有人否认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所有杂文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它刻划的是中国人的灵魂，是关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决不亚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

　鲁迅虽然时有“骂人”，但其实，他对人的评价却有其客观的标准，理性的态度。

　首先，鲁迅论人是重大节，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许广平记录的鲁迅谈话中，记着鲁迅一次同来访者谈起某些人喜欢用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简直有切肤之痛。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许广平：《片段的记录》）鲁迅同意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在《反自录》一书中所说：“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这里提出了“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论人标准；而所谓“趋向之大体”，即指“趋向苟正”还是“趋向苟差”。这是着眼于“大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论人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三十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借明末袁宏道的小品文，提倡“性灵”。鲁迅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歪曲了袁宏道的本质。“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这更重要的一面，即“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袁宏道的形象被林语堂等人歪曲了，于是“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鲁迅与郭沫若曾笔墨相讥，然鲁迅看郭沫若，也是“观其趋向之大体”，“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其次，鲁迅是抓住要害，不及其余的。鲁迅一生批评过的人是如此之多。面对鲁迅批评过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鲁迅批评了什么？是批评他的“全人”，还是批评他的“一肢一节”，还是批评他的一时一事？鲁迅说自己作文是“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一二》）鲁迅批评“女性”的文章，是“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两地书·一０》）这里，鲁迅道出了他的战斗方法，抓要害，作短文。如此“剧毒”短文，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鲁迅的攻击，只是攻击可攻击之处，而不是针对攻击对象的一切。比如，攻击对象的脚底流脓了，鲁迅只攻击他的脚，而决不无事生非，说他得了梅毒。鲁迅批评蔡元培，是批评他在“清党”前后的言行，而不涉及他的教育思想；鲁迅批评李四光，是批评他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具体作为，而不涉及他的道德学问……而这些不及其余的批评，并不影响鲁迅在其他方面赞同被批评者的观点，甚至并不影响彼此之间有可能成为朋友。比如，冯乃超说鲁迅“醉眼陶然”，鲁迅也不客气地“回敬”过他，但在反击梁实秋时，他们却是一致的。鲁迅批评过周木斋，后来他们在曹聚仁家中却“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

　再次，鲁迅是重视团结，也力行团结的。鲁迅疾恶如仇，但他决不因小忿而误大端。我们知道，鲁迅与成仿吾有过笔战，鲁迅对成仿吾甚至有厌恶之情。然而，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回，鲁迅在上海见过成仿吾，夸赞他“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成仿吾也说过，他是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的。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串，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等等。以上这些内容证明了鲁迅有宽广的胸怀，力行团结。其实，团结是以宽广的胸怀为前提的。

　在谈到鲁迅“骂人”一类杂文时，茅盾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倘就鲁迅杂文的作用而言，“匕首”或“投枪”，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象，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振聋发聩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茅盾的话，是符合鲁迅“骂人”的客观实际的。鲁迅决不是一味地骂，鲁迅心中有一杆秤，心明眼亮。

三

    鲁迅的“骂人”，大约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原则之争、是非之争，从总体上看鲁迅所“骂”的内容是正确的。这是鲁迅“骂人”的主要部分，换言之，鲁迅对时人的批评、批判，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比如，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的批判；对“新月派”梁实秋的批判；对当时周扬、张春桥极“左”萌芽势力的批评；以及对章士钊种种劣迹恶行的揭露与抨击，都属此类。

　二、大原则上鲁迅是正确的，小枝节上有批评失当、感情用事之处。这一点，可以举“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为例。“革命文学”论争，是由于成仿吾他们当时尚不了解鲁迅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把本来属于乎同一阵营的鲁迅错误地当作了敌人，对鲁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尽管他们给鲁迅戴上了“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等高帽，鲁迅仍然坚持批评所该批评的，但不论争论怎样激烈，鲁迅并没有反对他们提倡革命文学的根本主张。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在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根本问题上，鲁迅是拥护的，所余下的矛盾，大不了只是提法问题。但是，在枝节问题上，鲁迅确实因为动了肝火，动了感情，有失当和言重的地方。比如，骂创造社的成仿吾等人是“才子＋流氓”，与他们的“才子＋革命”的本色似有距离。说“四条汉子”等“我甚至怀疑他们系敌人所派遣”，也言重了。对自己精心栽培过的后生小子徐懋庸动了那么大的肝火，是不是也有不够冷静和大度之处呢？

　三、有批评正确之处，也有误解、误会的地方。这一点，比较典型的是对周木斋的批评，在大学生的“赴难”与“逃难”问题上，鲁迅认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称自己是“逃难党”，鲁迅对周木斋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关于“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在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却是误会。对于这桩公案，曹聚仁追忆说：“鲁迅的确有点误会，认为周木斋乃是某君的‘化名’，意在讽刺鲁迅。后来，我告诉鲁迅，周木斋另有其人，并非‘化名’；那段杂文，只是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并无讽刺之意。过了一些日子，鲁迅在我家中吃饭，周木斋也在座，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

　四、纯粹是误会。这一类事在鲁迅的“骂人”生涯中并不多，但亦可举出明显的例子。一是“杨树达”袭来的事件；一是怀疑丁玲来信是沈从文化名捉弄事；一是怀疑钟敬文与“鼻”（即顾颉刚）乃一路人之事。对钟敬文，鲁迅是意气相向，恨屋及乌了。这些误会，鲁迅有的公开做了自我批评、自我解剖，有的也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了某种歉意和不安。

　顺便提一下，有人把鲁迅“骂人”现象分为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还是正确的；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不那么正确了，等等若干类。我以为，这种分法是不科学的。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怎么就变得不正确了？用现在流行的眼光去衡量当时具体的争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奢谈正确与否，貌似公正，然客观上起了贬损鲁迅的作用。比如，有人说过去讲“斗争”，鲁迅“骂”梁实秋是对的；今天讲“团结”，再“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就不对了，云云。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们今天十分重视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但我们能以此否认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吗？如此媚时、迎合，就不是搞学术研究了。钱理群认为，这样的人就不配称为“学者”，而是见风转舵的“政客”了。

　我以为，关于鲁迅的“骂人”，从另一意义上理解，可以分为“实骂”和“虚骂”两类。       

　所谓“实骂”，意即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比如，鲁迅与高长虹冲突中关于“太阳、月亮和夜”的问题，梁实秋的“硬译”问题，刘大杰的标点本的错误问题，等等，皆属此类。鲁迅的“实骂”，分析问题本身就是目的。

　所谓“虚骂”，意即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在于借题发挥，生发开去。问题的本身不过是起了触发鲁迅灵感、引出话题的作用。鲁迅与引出的这类人并无直接冲突，所涉之事、亦无利害干系。这比较典型的例子应是梅兰芳、马寅初和杨荫榆的例子。鲁迅“骂”梅兰芳，是“骂”梅兰芳所象征的男扮女妆之类不男不女的“太监文化”，是骂“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病态的社会人格。鲁迅“骂”马寅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文人学者的无聊，与其说鲁迅骂马寅初，不如说鲁迅是在反抗无聊。至于杨荫榆情况稍稍复杂一些。鲁迅“骂”杨荫榆的“实骂”成分是很大的，是主要方面。但是，那篇被有的人认为有人身攻击成分的《寡妇主义》却是“实骂”中的“虚骂”。文中，鲁迅指出杨荫榆是“寡妇”或“拟寡妇”，实行“寡妇主义”教育，对于大学生，“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这些语言，都是不确定的推测，与杨荫榆所涉无多。其实，杨荫榆虽然孤身，但她也和鲁迅一样，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据杨绛介绍，她是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她的夫家姓蒋。虽然门当户对，然蒋少爷却是一个“傻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成亲时，她把“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后来逃回娘家，出外求学，当然，鲁迅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这一身世，倘知道，接受过母亲“礼物”、与朱安有过不幸婚姻的鲁迅，在下笔讨伐“寡妇主义”时，以杨荫榆为话头、也许会有所踌躇？我以为，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这种深切感受，可以说是郁积于长久，得之于偶然。他之所以如此不无刻薄地骂杨荫榆，只不过是找到了灵感的触发点，借题发挥而已。心中有思想，总是要喷发的。若不是杨萌榆，在此后的某日，碰上了牛荫榆、马荫榆，一有机会，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思想，还是要表白的。

　鲁迅“骂人”文章的伟大意义，表现在他“实骂”部分包含有“虚骂”的成分，鲁迅是具体的，但他不像一般的平庸的杂文家那样，拘泥于具体。他升华了，超越了，抽象了，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一般”。

　我们读鲁迅的论战文章，常常发现，面对对手洋洋洒洒的宏文伟论，鲁迅仅还以匕首般的短文，三言两语便击中要害，致使对手再也无招架、还手的余地。鲁迅的批判，例如在“庄子与文选”论争中将施蛰存称为“洋场恶少”，“两个口号”论争中称周扬为“奴隶总管”，就具体的人与事而言，确有过苛之病；但如果排除个别性与特殊性，跳出具体的人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典型”，却只是极其深刻的。鲁迅在谈到自己杂文写作的经验时说：“砭锢弊常取类型。”所谓“取类型”，就是如上所例举的抓住典型事件或典型人物。正如鲁迅自己所解释的，“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伪自由书·前记》）这就是说，鲁迅是把“实骂”的对象当作一个标本的，它虚指了“实骂”对象们所代表的所象征的人物。

　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实中有虚，由个别而到一般，在于他的思考绝不停留在个别的“这一个”，而是将其放在广阔的时代、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剖析，竭力排除其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快刀斩乱麻迅速切入本质，使其成为具有历史概括性、普遍性的“这一类”的标本，这种从个别现象立即切人本质的整体概括的思维方式，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说，就是“在看到一件事物的一瞬间，就能够从许多偶然性中，区别出它的基本特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

　我们认识鲁迅的“骂人”现象，也应该跳出困宥于“实骂”的误压，跳出个别看到一般。如此，才算是掌握了阅读鲁迅的钥匙，可是，论者每每不察，对鲁迅的“骂人”文章，总以意气论之。对此，鲁迅当年即已感慨系之：“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1934年５月２２日致杨霁云信）在鲁迅写这封信的前一年多，瞿秋白就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阐述过这种见解：

　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 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 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 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 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 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 “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 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 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 …… 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 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 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

　鲁迅视瞿秋白为知己，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瞿秋白理解鲁迅，认识他的“骂人”杂感的伟大意义之所在。后来，王得后等人对瞿秋白的鲁迅观有所发挥，他们认为：“鲁迅杂文是个别的，具体的，但也是一般的，抽象的。杂文中所涉及的人物、文章、事件，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根有据，都是历史的真实，但又多有一般的意义。因此，人物的生辰八字，文章的最初出处，事件的背景过程，对读懂鲁迅杂文，似乎很要紧，其实又并不那么要紧。”（王得后、钱理群：《＜鲁迅杂文全编＞前记》）是的，具体人物的恩恩怨怨既有重要的一面，也有不重要的一面，既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应该指出的是，随着许多历史人物的相继谢世，这种实的恩怨将逐渐淡化，虚化了。最后，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将是瞿秋白所认定的作为普通名词的社会典型。

　有学者狠狠地贬斥鲁迅杂文为“骂人文选”。首先，这是一种因不读鲁迅原著的无知所产生的误解和偏见。在鲁迅一百多万字的杂文作品中，“骂”了人或者涉及“骂人”的，充其量只占百分之一二，怎么可以将其一概斥之为“骂人文选”呢？即使鲁迅作品中最具战斗性的“骂人”部分，它们也决不会由于得罪了某些“正人君子”，因而不断遭到他们和他们的徒子徒孙的贬斥，而失去所固有的伟大意义。倘若我们真的把鲁迅的“骂人”文章编成一部《鲁迅“骂人”文选》，那其中也自有其“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鲁迅对自己的“骂人”文章就有这样的自信。他说：

　这两位（按指《中央日报·中央公园》所载《杂感》的作者 洲和《文坛与擂台》的作者鸣春），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 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同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 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 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 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 后记》）               

　他又说：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 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当然 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 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 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 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

　鲁迅的作品中，“大众的灵魂”中反映了“时代的眉目”，“时代的眉目”里也包含着“大众的灵魂”。鲁迅一生的战斗历程，若是把几次主要的“战役”罗列出来，基本上可以看到文学史的一个轮廓。鲁迅总是把当时的事和当时的人结合在一起，每一个“战役”，鲁迅往往把矛头指向对立面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痛加批判。比如，对复古派的斗争，鲁迅主要把矛头指向林琴南、章士钊；对“新月派”的斗争，主要指向梁实秋；对“第三种人”的斗争，则是揪住了杜衡……章士钊、陈西滢等无疑是“大众灵魂”的代表，而与他们的斗争过程，自然又留下了时代的眉目。

　概而言之，鲁迅的“骂人”，有骂对的，有稍感过火的，有误会，等等。但这都并不重要。它的意义在于“实骂”中包含着“虚骂”的成分；而纯粹的“实骂”部分，也将不断地被历史虚化。鲁迅留给我们的是超越个别具体的一般和抽象，鲁迅的价值，在于他的“骂人”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典型，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

四

    鲁迅“骂”过这么多人，他为什么老爱“骂人”呢？正人君子们、同一阵营的战友们于是说他“多疑”。“多疑”这个词儿与“尖刻”、“刻毒”等一起，是鲁迅同时代以及以后的人们评价他的常用语汇。另一方面，忠诚于鲁迅的人们、也许考虑到“多疑”是贬损鲁迅的，所以，为尊者讳，对鲁迅确有“多疑”之处的实例，多持避而不谈的态度。

　我以为，我们首先应该正视鲁迅的“多疑”。鲁迅就曾承认自己“多疑”的时候，鲁迅的“骂人”生涯中，也不难举出“多疑”的实例。在以直率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和心情而著称的《两地书》中，他谈到“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两地书·八》）“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两地书·一Ｏ》）这算不算鲁迅承认了自己的“多疑”呢？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中，鲁迅是明确地承认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鲁迅还曾说，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这种“毒气和鬼气”是一种泛论，当然也包含了“多疑”。若说鲁迅“多疑”的实例，又可以举“杨树达”袭来事件，误认丁玲求助信为沈从文捉弄事等。从这些实例看，鲁迅确实是“多疑”了。

　然而，在讲鲁迅“多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鲁迅并不多疑，相反，有时倒是过于天真了。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讲了那个著名的鲁迅“儿子”的故事，那是叫人哭笑不得的。许广平感慨道：“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呆子吗？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许广平忆鲁迅》，第２３４一２３５页）还有那个声称持有烈士遗稿《孩儿塔》的史济行，也轻而易举地骗取了鲁迅的信任，还让他老夫子动了感情，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可是，史济行是这样一个重友情的人吗？他只是一个骗子。钱理群认为，从鲁迅给曹靖华、章廷谦、萧军、萧红、胡风等人的书信中，会强烈地感到鲁迅对人的诚挚、直率 、宽厚，无微不至甚至天真。“应该说，这都比较接近鲁迅的真性情。”（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６７页）鲁迅摘译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有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又说：“人们多注意到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这一面，而往往忽视了也许是更为本质的一面，即‘常存单纯的心’。一切站在历史的高峰，看透现实、因而超越现实的伟大人物，必定有‘返朴归真’的一面。萧红曾经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我常想，能够这样放怀大笑的人，一定有一颗纯真的心。”

　鲁迅既是“多疑”的，又是不设防的，单纯的。

　鲁迅有种种矛盾，他自己有时责怪自己太易于猜疑，有时又认为“多疑”并非坏事。他说：“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言，这才是缺点。”（《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对世事人物持怀疑的眼光，于不疑处有疑，疑而能断，这不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了。鲁迅这里谈“多疑”时用了“怀疑”这样的字眼。多疑，也就是多了一点怀疑。这一点，下文还要涉及。

　鲁迅“多疑”，言而有据；说鲁迅不“多疑”乃至单纯，一样言而有据。事实是，鲁迅是心地单纯的，鲁迅是想常存单纯之心的。然而，他生活在一个可怀疑的国度，这个国度里有许多互相猜疑的人们，这个国度里有许多可猜疑的事物。于是，任你怎样单纯，也不得不变得“多疑”起来。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吧。钱理群等许多有识之士都把眼光注视到了这一点。鲁迅的“多疑”，乃是本世纪以来空前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产物。历史正经历着“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新的婴儿诞生前漫长的阵痛，这是一个充满了污秽与血的时代，在生与死的最后搏斗中，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全部剥落，露出本来面目的疯狂与卑劣；古今中外棗人类历史、现实中一切阴谋诡计、鬼蜮伎俩竟然集中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鲁迅经常痛苦地谴责自己：“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我还欠刻毒。”（《三闲集·通信》）鲁迅更忧虑着“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容易“上当”，“碰顶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1934年12月10日致萧军、萧红信）现实就是如此严峻：在你死我活的拼杀中，人们的天真，思维方式的简单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鲁迅自己就多次“亲历”了这样的流血，而且多是最为宝贵的青年战士的血；社会、时代的大环境，让鲁迅持怀疑的眼光看问题。鲁迅不能不以“多疑”的冷眼看当时的社会。

　就具体而言，许多人的作为也证明着实际生活中有着可怀疑的人和事。其实，从某一方面讲，鲁迅疑得还不够，他对人的推测，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有些人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比鲁迅对他们的推测还要坏得多。上文提到的史济行就是一例。当后来鲁迅知道史济行所谓藏有《孩儿塔》文稿完全是假的，他这样说完全是为了骗取鲁迅的手稿后，鲁迅不禁感慨系之，说：“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

　正是这种教训，使鲁迅常用多一点怀疑的眼光去看社会、看人。“多疑”，并非鲁迅的罪过，事实常常证明他“疑”得对。“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的这个怀疑并没有错，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并不是真正站在民族立场的爱国者，而恰恰是一批“洋大人的宠儿”，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谄媚之态，并竭力鼓吹借用侵略者的暴力，把国内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的法西斯主张。这一类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所谓鲁迅“多疑”，就是不肯轻易相信那些“不是东西者流”，往往要对他们的言行打个问号，看一看，等待一下，分析一番，务必看清他们的五脏六腑，弄清楚他们的真实嘴脸。倘若面前有“貌作新思想者”出现，鲁迅并不轻易相信他们，因为他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人，“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倘若有人自称是“新式青年”，鲁迅也不轻易相信，因为他深知有的人“皮毛改新，心思依旧”，新式的躯壳里埋伏着古老的魂魄。鲁迅曾经说过：“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中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由这样的怀疑，进而达到犀利的解剖的目的，这就使鲁迅戳穿了许多两面派的迷人假面，从而暴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

　我以为，鲁迅的“多疑”也就是怀疑精神，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有具体当事人的指名道姓的怀疑，并且由怀疑而质问、而抨击，而升华到一般的文化意义上的批判，即由“实骂”而包含而带出了“虚骂”；一是对没有活着的具体当事人的怀疑，──“从来如此，便是对的么？”──是一种超越现时代人事纠纷的纯粹意义上的对历史、对文化的怀疑，诸如“真有上帝吗”？以此类的反问、进而得出“上帝死了”的结论。痛快淋漓，让人人激动，又不开罪任何人。鲁迅的前一种怀疑，被人们目为“多疑”，多少带有贬意；而对后一种怀疑，则视为批判精神，大多并无异议。鲁迅的这种怀疑精神，在他的创作中同样留下了引人注目的深刻印记。他的杂文中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和批判，刨祖坟、究根底的思维方法和写作特点，《故事新编》中对古人的调侃和嘲弄，《野草》中对自我的严格剖析和审视，《呐喊》、《彷徨》中主题与形象的深刻历史内涵的现实意义，无一不渗透和贯穿着这种怀疑精神与理性思考。具体一点说，比如，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发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呐喊》）对此，大家齐声称颂，说这是鲁迅对历史的新发现。可是，倘若鲁迅写道，在章士钊的什么文集里，看到了“吃人”二字，那不仅是说鲁迅“多疑”了，简直要打官司。

　鲁迅具体的和非具体的，换言之，有牵涉到活人的纠纷的“多疑”与纯粹文化意义上的怀疑，是鲁迅怀疑精神的两个方面的表现。鲁迅太过于真诚，太过于天真，又加上他有着顽强的“硬骨头”精神，他不回避活人的纠缠，而只进行文化的批判，所以才被戴上了“多疑”的帽子。鲁迅的两方面的怀疑，都缘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启迪，鲁迅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培育出来的智慧之花。

五   

    鲁迅用“多疑”的眼光看社会人生，写了许多“骂人”文章，本来“骂人”也是很正常的。“骂”又何能一概指责呢？鲁迅表达过这样意思的话：假如指一个女人说：“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不行的；如果她实在是在做卖笑生意的，那是说了真话，并不是骂人。可是，中国是一个多有死要面子人的国度，中国是个多有虚伪人的国度。许多正人君子既要做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因而，在他们的眼里，鲁迅是撕人脸面的家伙，当然是可恶的。于是，有了一大串关于鲁迅的尖刻、刻毒、不宽容、刀笔吏、绍兴师爷、睚眦必报的小人之类的议论。这不仅伴随鲁迅生前，也纠缠于他死后。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好话使人增光，反过来就是“积毁销骨”了。一次又一次的造谣诽谤，鲁迅似乎真的成了刻毒的人了。

　王乾坤在《鲁迅的宽容》中说：“如果有人不耻下问于我：在未来的社会里，鲁迅将在哪些方面成为诘难的对象？别的方面我说不确，但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出一个，那就是他的：‘刻毒’。或者说，他的‘恶’，他的‘反恕道’，他的‘复仇’，他的‘以恶抗恶’，等等。都可以看作一个意思。”他又说：“很难想象渴望平和环境的人们，乐于接受‘复仇’，‘一个也不宽恕’之类的声音；很难想象人们在对历史作总体反思的时候，不把这种声音同古老的怨怨相报或人际倾轧‘望文生义’为同一个东西。”（《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十一期）那么，鲁迅真是刻毒的和恶的吗？

　就像古希腊雕塑中的毒蛇缠身的拉奥孔一样，鲁迅是个受苦难的时代先行者的形象，也是一个激烈的愤怒的时代批判者的形象。首先是时代、社会的压迫所带来的苦难，接着自然是对压迫的反抗，带着愤怒的激情对时代、社会的不留情面的批判。

　鲁迅的一生，是受迫害的一生，伴随着他的是无数的谎言，谣诼，诽谤，诬陷。一会儿说鲁迅“开书店”，一会儿又说他“同收版税百余元”；一会儿说鲁迅已领取“中央党部文学奖金”，一会儿又说他“被捕”了；一会儿说他“收苏俄卢布”，一会儿又说他充当“日探”；一会说他“往莫斯科”了，一会儿又说他“生脑膜炎”了，凡此种种，谣言与诬陷像蝗虫似的在鲁迅头上飞转。鲁迅一不战斗，一不扑打，似乎立即就要被吞噬了。

　有的谣言，暗含杀机，鲁迅在悲愤的同时，不得不认真对待。例如1931年初，国民党的大小报刊上盛传鲁迅已经“被捕”，被“刑讯”，并且在报上纷纷揭露所谓鲁迅的“罪状”。有的甚至透露鲁迅住址，促请当局加以搜捕。谣言之炽，惊动了鲁迅的四方亲友，“老母饮泣，挚友惊心”，鲁迅自己则如处于荆棘之中，感怆交并，难以言喻。为了预防不测，鲁迅不得不搬家避难，他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３日致李小峰的信中说：“众口铄金，危邦宜慎，所以我现在也不往在旧寓里了。”

　鲁迅多次谈到了自己的受压迫，被围剿，既谈了历史的重压，又谈了现实的压迫。比如，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时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１９３１年２月５日在致荆有麟的信中说：“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当然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６日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谈了对诬陷和谣言的感叹：“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

　是的，鲁迅一生“骂”过许多人，他的个性中也有着强烈的攻击的倾向。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爱“骂人”，为什么“刻毒”呢？我们应该去寻找隐藏在鲁迅这种攻击性背后的客观的原因，这就是鲁迅被压迫、受围剿的苦难的历程。被压迫了，为什么不反抗？“骂不还口”，是奴才哲学；以牙还牙，则是战士的性格。鲁迅的“刻毒”的“骂人”文章，与其说是理性使然，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个人的际遇或经验。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很多主张，不是来自理论的蛊惑，而是亲见亲历的“我以为然”。一套《鲁迅全集》，留下了鲁迅几乎所有的文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骂鲁迅、甚至首先骂鲁迅的文章，多已灰飞烟灭。如此，人们只看到鲁迅“骂”，而难以看到别的一切了。这就客观上给不懂真相的人感觉到，鲁迅似乎真的是刻薄了。鲁迅的母亲曾经说过一段大白话，也是实在话：“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北平《民国学院院刊》第七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３日）“人家去惹他”，鲁迅“气得死去活来”，才还击，这道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首先是时代、社会的压迫，接着才是鲁迅的反抗与攻击。

　然而，同是鲁迅的亲人，周作人与鲁老太太的见解并不一样。他甚至比鲁迅的许多论敌都走得更远，认为鲁迅“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活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周作人甚至把鲁迅的“刻毒”解释为迫害狂的心理。

　果真如此吗？

　钱理群在分析“杨树达”袭来事件时，把鲁迅的精神状态和《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精神状态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他说：                         、   我们看到鲁迅的多疑与尖刻，又看到了鲁迅的诚挚与坦 荡。这构成了完整的鲁迅。我们更痛苦地发现鲁迅在事件发 生过程中强烈的“防范意识”，由此而领悟到《狂人日记》 里“狂人”过度敏感伪精神病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 者（包括鲁迅在内）精神状态的一个侧面夸大的变形的反映。 是这种病态的社会环境：四面充溢着阴谋、流言和陷阱，人 与人之间满怀敌意与猜疑，鲁迅精神上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状 态，他不得不“横站”，提防八方来敌，鲁迅之“太易于猜 疑，太易于愤怒”，正是病态社会、病态人际关系对鲁迅心 理、性格的扭曲与损伤，也是鲁迅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反应 与反抗。（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６８一６９页）

　狂人是社会压迫的结果。鲁迅的“多疑”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否认棗这是一个处处需要打问号的社会。人不是天生就多疑的，当我们探究一个人为什么多疑时，是不是应该首先探究一下造成多疑人格的社会原因？如果说，鲁迅有自认为还“刻毒”得不够的一面的话，也决不是“迫害狂”心理的作怪，“从心理学上讲，恐怕情况正好相反，恰恰是受迫害的心理反映。应该说，鲁迅在长期的受迫害受压抑的历史情境中，他由反抗而生的刻毒有时确乎超出了应有的敏感，而时有一种受迫害臆想。”（王乾坤：《鲁迅的宽容》，《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十一期）

　鲁迅对自己一生挨骂的命运，曾诉说过内心的苦状。他在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１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我常常当冲，至今没有打倒，也可以说是每一战斗，在表面上大抵是胜利的。然而，老兄，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

　虽然苦，但鲁迅决无退却之意，在公开的言论中，话也说得格外不留情面，他不给他的论敌看到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附记＞》中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

　在最后，当考虑到临终要不要请人宽恕自己，自己也宽恕别人时，鲁迅郑重其事地表了态：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 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这是鲁迅个人意志的选择，是鲁迅战斗一生的最后证明。这种“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的“坏脾气”，其中所蕴含的大恨，若不曾陷入和经历整体包围和要求突围的冲突会是不可能具有的。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盖鲁迅一生言行的另一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事实存在：鲁迅是单纯的，是宽容的。

　对比时人对鲁迅的攻击，鲁迅要宽厚得多。王得后、钱理群在《＜鲁迅杂文全编＞前言》中有这样一个比较：“历史记载的就是这样：人们攻击鲁迅的，是‘学匪’，‘学棍’，‘赤色作家’，‘汉奸’，‘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明说是同志的也还是‘右倾’，‘危害联合战线’，‘助长着恶劣的倾向’，都是含着杀机，可以遭到通缉，撤职，逮捕，监禁乃至杀头的诬陷和谣言。而鲁迅的反击，给论敌定的大多止于‘正人君子’，‘绅士’，‘叭儿狗’，‘资本家的乏走狗’，‘鹰犬’，‘洋场恶少’，‘才子＋流氓’，无一有生命的危险，就是直斥为‘帮凶’，也分明和他们的主子划出分明的界限。”我认为，这一比较，近乎发明，使原来模模糊糊的骂来骂去，彼此彼此的东西明确起来。它足以证明貌似刻毒的鲁迅的宽厚，又让那些事后骂鲁迅刻毒旨在反证自己宽厚的人，“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批评别人刻毒的人自己未必不刻毒，指责别人缺少宽厚的人自己未必就宽厚。

　鲁迅疾恶如仇，但他决不因小忿而误大端。这位怒目圆睁，在敌阵中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厮杀的无畏斗士，与友人、同志相处，却是春光煦煦，和风习习，诚恳相待，富于情谊的。有人说，鲁迅是一个一言不合，奋袂即起，给人难看的人。这种评论并不公允。鲁迅自己就曾说过：“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１日致曹聚仁信）事实也正是如此。鲁迅并非没有忍耐，没有退让。特别是对于青年，他不仅热心为他们效力，有时还受到其中有些人的责难、讥笑与攻击。遇到这种情况，鲁迅一般并不还手，他认为“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两地书·七九》）当然，人非木石，忍无可忍，挨了十刀，还上一箭，完全是合乎情理的。然而，鲁迅的胸怀毕竟是宽广的，“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部没齿无怨言”。（《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是不屑于对具体个人的“陷害”的棗这是他的论敌常用的武器棗他的着重点，在于通过具体个人的某些言行，实行文明的批评和文化的批判，这既是鲁迅的宽厚使然，又是鲁迅的伟大所在。

　在对谣言进行反击之外，鲁迅更多的情况下是采取“谣言不辩，诬蔑不洗”的态度。这固然是由于他经受过各种打击，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还由于鲁迅深信，只要是谣言，就会自生自灭的。鲁迅也没有办法与所有的谣言作战。因此，对于无聊之谣言，鲁迅只是付之一笑，只管自己做事。对待这类东西，“‘由它去罢’，是第一好办法”。（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９日致徐懋庸信）这着实表现了鲁迅不屑计较的宽容。

　曾经挨过鲁迅“骂”的傅东华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唯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９日第８版）鲁迅哲学中的“爱”是另外一个命题了，这里略去不谈，但傅东华的话表明，鲁迅的哲学不只是刻毒的哲学。

　没有慈悲与宽容的世界是狼的世界，但是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没有“刻毒”的慈悲宽容，只能是眼泪的世界。鲁迅既是宽容的，又是“刻毒”的，鲁迅宽容于应当宽容之时，鲁迅“刻毒”于应当“刻毒”之处。鲁迅毕竟是一个健全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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