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五四”(1919)———长篇历史小说《北大之父》节选
作者：陈军
遥望1919 年的星空，我止不住地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用擎天巨擘，直接发动了这场席卷全国、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 当时的大本营为何不在清华而在北大呢? 中国思想界的精神领袖们，各自的历史功绩又该如何评价呢?
一
1919 年春，梁启超以一纸电文，告急于他的四万万同胞：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外交危急! 国事危急!! 民族危急!!! 徐世昌大总统的特聘顾问、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先生，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沉痛宣告：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
于是，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紧急召集林长民、蔡元培等名流商量对策。4 月30 日，英、美、法三巨头就山东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德国权力移交日本。梁启超深表愤慨，立即将有关事实公诸报端，美国舆论大哗。上议院为此展开论战，甚至扬言与日本宣战也在所不惜。威尔逊特为此事赶回了华盛顿，亲自向议会作解释才算通过。梁启超见此计不成，又在各国政要及新闻界著名人士的宴会上，即席发表演讲，激愤地警告出卖公理的列强们：“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国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就是和平公敌! ”这一天是5 月1 日，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名宿，听说陆征祥已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竟群情激奋地挥舞起老拳，当即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他觉得再开这种会已毫无意义。就缓缓地起立，坚毅地说：“我要先回北大了，现在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只有靠学生了。”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又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蔡元培见到陈独秀时，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了。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第二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开了各位班长和学生代表会议。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的骨干也都来了，约一百多号人。蔡元培悲哀地望着学生们，嗓音嘶哑地说：“同学们! 我不得不沉痛宣布———我们的国家眼看要亡了! 我国的军阀政府，用出卖我们的主权换来的枪炮，武装了各自的军队，对外却不敢保护自己的国土和人民。而对内呢，却内战不息，寸土不让。最近的南北和议，就是个南北军阀分赃，缩小了的‘凡尔赛会议’。同学们，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我不得不吁请大家放下书本，用各自的方法行动起来! 大家知道我平时不太主张学生上街游行，因为学生的天职是为国求学。可是今天，我们的当权者已利令智昏，绝意孤行了。这个世道实在太黑暗了，拯救国家的希望，干涉政治的责任，也只好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要靠我们发扬自古以来‘伏阙上书’的真精神，去唤醒民众和舆论，以强大的压力阻止政府签约了。同学们! 你们理解我吗? 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校长，要逼自己对学生说出这些话，内心是多么地……悲……愤……啊……”他说到这里，眼泪哗哗地从双颊滴落下来。同学们望着这位一心想教育救国的理想家，被那番不得已而发的慷慨陈词，感动得无语凝噎。大家目送着敬爱的蔡校长走出会场后，立即商议起各种行动方案。
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当即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 月7 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傅斯年、许德珩、段锡朋还给大家分了工，确保这次声势浩大的活动忙而不乱。
但是局势的发展又将蔡元培逼紧了一步。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已决定拒绝签约。汪大燮和林长民还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自送到徐世昌手里，徐阅后就交给国务院拍发。可谁也没有料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 月2 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国务院电报处有一位林长民的同乡，他获悉后连夜潜至林府。林长民急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凌晨就赶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汪大燮一伙老先生虽急得七窍冒烟，团团乱转，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无计可施。还亏得一位叫叶景莘的干事提醒：“北大学生不正在发动学潮吗? 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汪大燮这才大梦初醒，慌忙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宅求援。
蔡元培刚从北大回来，他今天专门召开了北大教职员会议，商议如何对待学生的爱国行动。教授们愤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这帮人平时对北大的敌视，一致主张对学生的任何行动不加阻拦。李大钊和马叙伦还挥动着手臂激动地表示，将一起上街示威，誓与学生同进退。蔡元培当即向学生代表狄福鼎讲清了校方的态度。
“看来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 ”蔡元培双颊微红，已成了一头被激怒的老狮子。一听完汪大燮的话，就给北大通电话。通知学生代表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速来他家中开会。
这次会时间很短，却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许德珩一听说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先在西斋饭厅开了个紧急会议。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拼死一搏! ”大家激动得眼里快冒出火花来了。
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吧，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从这里拉开了动人魂魄的帷幕。
5 月3 日晚上的北大法科讲堂，庄严、肃穆。全校一千多位学生静静地集队涌入会场，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大会于七时正准时开始，由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临时主席，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做记录。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情况。邵飘萍已于头一年10 月在南城珠巢街独立创办了这份报纸，了却了多年心愿。还在《京报》创办当天，在编辑部提笔挥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以此自勉。今天，见他沉痛而激昂地向与会者大声疾呼道：“同学们! 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中华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把北京各校的同学全部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会场里沸腾了! 紧接着上台发言的还有张国焘、许德珩、丁肇青、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又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大会当场推举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并鼓掌通过了四项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 月7 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定于明天5 月4 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长的队伍，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纷纷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
当各校代表匆匆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同学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当初出卖主权，帮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极端的赞成。
又有人站起来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手举白旗送丧似地跟着他，白旗丢了一车厢，把他的小老婆都给吓哭了。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位也来一下呢? 就是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了。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长竹竿上大旗，短竹竿上小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了。
二
八十年前由蔡元培直接引发的这场爱国学生运动，已随岁月的流逝，与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参与者一起，化成耀眼而又黯淡的星辰。在寒夜星空中，凸现出先驱者苦难的精神历程。八十年啊! 对于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似乎是太长了。当我们今天想重新凭吊和叙述当年那个如火如荼的故事时，发现它早已由于遗忘而变得扑朔迷离，呈现出多种复杂的阐述性。或者说是一个故事的几种说法。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那位风云一时最终老死国外的张国焘先生，在生前作了不同于常人的回忆。他说那天午后，学生队伍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阻了。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忍无可忍，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其他的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了。
张国焘的记述与蔡元培一贯所持的态度颇为相符，应该说有很强的可信性。再说面对当时的军阀政府，身为大学校长的他装装样子出来说几句场面话，也未尝不可，亦无伤大雅。
但是，蔡元培本人与多数的参与者，在事后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记述。那天他到校后，先布置总务人员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写标语的纸张。见队伍最前列学生高举的那条“国立北京大学”横幅的竹竿太短，又叫学生来校长室前院子里砍了几根大的竹子，换了上去。然后，就接到了教育总长傅增湘的电话。他告诉蔡元培，北洋政府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阻止学生行动。有主张镇压的，有主张驱散的，也有主张处理蔡元培的，吵吵闹闹搞得钱能训总理左右为难。而警察总监吴炳湘和警备司令段芝贵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把他这位软弱的教育总长训斥了一顿，令其快回去阻拦。他只得战战兢兢地在电话里请老朋友帮忙，请他快召回学生，请他马上到教育部商量善后问题。
蔡元培只冷冷地迸出一句话：“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不忍制止。”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也根本没有去教育部。这一天，他整日没有离开学校，也整日没有进食。而教育部的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却已在校门口阻拦学生队伍。经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方才冲破阻拦，整队出发。
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学生终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北大学生还在金水桥南边，树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这里也有一个典故，曹瞒即曹操，而章却是宋朝大臣，当时司马光视为祸国殃民的大奸。学生们顺手拈来影射曹汝霖和章宗祥。
天安门前还堂堂正正地悬挂着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爱国学生冲破了军警的阻挠，愤怒地呼出了一个饱受创伤的民族威武不屈的心声：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 同胞们起来呀!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雄壮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示威。
震天动地的吼叫声，吓坏了故宫里的那位小皇帝，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针对他的兵变呢，慌忙派出太监来门外窥探。而总统府里，徐世昌正在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公使设宴洗尘，作陪的还有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等。这顿宴会吃得很不是滋味，门外不时传来数千学生要向美、英、法使馆请愿，向日本使馆示威的消息。吴炳湘也跑来转告曹、章、陆三位：“学生的怨气很大，请诸位暂留公府，千万不要出府回家。”段祺瑞的铁杆打手，警备司令段芝贵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向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传达起“太上皇”欲开枪镇压的旨意。
钱能训为难地说：“政府已很被动，再发生流血事件，可能会引起国际公愤，巴黎和会将全盘皆输。”段芝贵不甘示弱地叫嚷道：“万一他们胡闹起来，政府不也会垮台吗! ”徐世昌不悦地放下筷子，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又口气强硬地布置道：“可以抓但不可杀，可以捕但不可伤。去吧! ”见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公开化了，身为段祺瑞心腹的曹、章、陆三人面子上也很尴尬。屈指算来，从当初帮助老袁签订二十一条，到为段祺瑞全权办理“西原借款”，直至最后断送山东主权，反正这些年与日本的卖国条约，全是三位亲日派一手在前台大包大揽的。见宴会已不欢而散，曹汝霖和章宗祥先到钱能训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大约过了三点多钟，他们估计外面的军警足以保护自己，就驱车溜回曹宅去了。
那边的游行队伍已到了东交民巷，却被守卫租界的中外巡警阻拦，不许通过。见巡警们如临大敌般早已作好了准备，怒火顿时在青年们胸中熊熊燃烧。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不能自由通行，没有卖国贼何至如此? 忽然许德珩登高一呼：“到赵家楼去，找卖国贼算账去! ”愤怒的学生们立即响应，由富贵街向北，穿过长安街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和章宗祥的汽车早已进了前赵家胡同二号，随后而来的还有丁士顺和一位日本人中江丑吉。曹的双亲和妻妾亦在家中。当时的赵家楼并没有楼房，它是一座东西两进的院子。西院临街的围墙较高，朱红色的大门朝南，门内迎面立着一个木影壁，这是一个中式的四合院。北屋正厅悬挂着日本天皇像，整齐地摆设着红木和紫檀的家具。东院，院北是一座西式平房，房前有一个花坛。这座院子临街的院墙较矮，东西两院有一月亮门相通。
正当曹汝霖与警察在商量如何防范学生掠扰时，忽听见院子外吼声震天，学生队伍已如潮水冲进了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一见墙头上摇动的旗帜和擂门声，吓得手脚冰凉，四肢发软，慌忙钻进了一间又脏又乱的贮藏室里。而章宗祥则惊慌得不知往哪躲，亏得一位仆人机灵，将他拉进一间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去了。
愤怒的学生面对林立的军警和紧闭的大门，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滚出来! ”一边就挤上前去砸大门，与军警冲突起来。还有一些学生干脆用旗杆将临街房上的瓦捅下来，又将烂瓦狂扔进宅院。北京高师的学生匡互生，一脚踩在同学肩头，挥拳打碎了大门旁左上角的一扇玻璃，纵身跳了进去。紧接着又从这窗口跳进五位同学。众人一用劲，就打开了大门，人流一拥而入。先听得一声巨响，门内的木影壁已推倒在地。
冲进去的学生一眼看到厅中高挂的天皇像，真是怒不可遏，将它摘下摔个粉碎。有的干脆将摆设的硬木家具抛到院子里，并抡起椅腿猛砸房内的古董瓷器。一边砸，还一边痛骂曹贼祸国自肥。一彪人马砸开了紧锁着的曹氏老婆的卧房，问她人在哪里? 她骗学生说到总统府吃饭去了。学生们就打开抽屉，搜查起信件。曹汝霖此时正藏在紧挨此房的贮藏室，外面的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以为就要破门而入了。谁知学生们突然喊了一声，全部跑了出去。他才侥幸未被发现，但人已吓得失魂落魄，屁滚尿流了。这时，有的学生又穿过月亮门进了东院，将曹的父母和小老婆押了出来。见盘问不出结果，就交给了警察。又愤怒地捣毁起一辆停放在正房阶前的汽车。
大约四点半光景，曹宅起火了。关于起火的原因人多嘴杂，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大家找不到曹汝霖，就在他卧室点燃了绿色的罗帐。有的说在汽车房里找到了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吧，火就烧起来了。有的说是北京高师的两位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盒，里面装有煤油。两人先将北房的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泼上煤油，低声说“放火”，霎时浓烟就冒起来了。还有的说放火的就是匡互生，他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段锡朋阻止他说：“这事我负不了责任”! 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 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火就熊熊烧起来了。
反正不管一个故事有几种说法，赵家楼的火确实烧起来了。而且章宗祥被浓烟呛得受不住了，慌忙从锅炉房里逃了出来。一见他穿着黑色西装，学生们误以为抓住了曹汝霖，欢呼着一拥而上将他打翻在地。闻讯而来的日本人中江丑吉拼死钻进人群，将他连抱带拖，窜出后门，躲到曹宅东面的一个杂货店里。学生们哪里还肯放过他，又冲进店里抓住他的两只脚，拖到店门口。问他是谁，他死也不敢吭声。于是，又是一顿痛打。直打得满脸都是血和鸡蛋黄，好似刚从粪缸里爬出来一样。那位拼命护卫他的日本人，也逃不脱干系，也被学生一阵痛打，在地上哇哇地用日语求援。此时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太率领大批军警赶到，挥舞起木棍和指挥刀，才驱散了学生。
军警立即封锁了胡同口，捕住了还未来得及逃走的三十二名学生。消防队随即扑灭了曹宅的大火。东院房已全部烧光，西院也被烧得差不多了。吴炳湘派人架着浑身瘫软的曹总长及其全家，躲进了六国饭店。又把章宗祥和那位打伤的日本人，送往同仁医院治疗，才算暂时平息了一场学潮。
三
蔡元培人虽在校长室，心却一直追随着游行队伍。先是听说赵家楼起火了，大批军警出动了，他的心也滋滋的被火焰灼烤出焦虑来。后又听说总算没有开枪弹压，学生们已平安回来了，那颗生生发痛的心又释放出欢悦。可是，当他最终听说以许德珩为首的三十二位学生，已经被送往监狱，其中北大学生就占了二十名时，一颗超负荷的心终于迸裂出血痕，只觉得眼睛一黑，就一头跌倒在椅子里。
待他缓过气睁开眼睛时，便急着唤人去请来法律专家王宠惠商量对策。
如果说巴黎和会是导火线，那爱国学生的热血就是火种，而引爆这场大火的却是他那双看似羸弱而并不胆怯的手。正是他在关键时刻将消息捅给了学生，才导致这场原定于5 月7 日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提前了。身为北大之父，一场最令人担心的流血事件总算避免了。但一想到许德珩等学生正在军警的淫威下饱受煎熬时，他又痛苦地低垂下脑袋。他多么想替代这些孩子去承受苦难，他知道北大和军阀政府将从此誓不两立。他们最仇视的其实并不是学生，而是他这位学生的总后台。他发誓不惜身家性命，也一定要救出全部学生。
当天晚上，北大全体学生齐集法科大礼堂，商讨营救方案。会场上群情激奋，议论纷纭。有主张去围攻国务院，打警察总监，把事情干脆闹大的。也有人主张全体赴警察厅交涉，不救出被捕同学决不回校。正在这时，蔡校长来了。他那安静、祥和、从容的态度，立刻让学生们镇静了下来。他沉稳地走上讲台，用一种惯有的怡颜温词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同学们原以为他会为纵火责怪大家，可等来的竟是这么一句话。会场上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蔡元培一如冷峻的雕像，脸上布满愁容，一动不动地站着。待会场安静下来，他又平静地说道：“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的问题。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被捕的同学，我去保出来。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你们可以散会了。”他刚说到这里，发现大门外有几个陌生的脑袋正朝里面窥探，知道是警察厅派来的暗探。他想起口袋里教育部刚刚送来的严禁学生游行集会的命令，又提高嗓音补充了一句：“还希望听我一句话……从明天起照常上课。”他是怕学生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而刚才的大会早已作出决议，从明天起，北京各大专学校一律集体罢课。政府一天不放学生，罢课就一天不结束。
他又独自走出了会场，乘着那辆孙宝琦送的旧马车，消失在夜幕中。
他急于去拜访一个人。刚才他已联络了北京十四所高校的校长，定于第二天下午在北大开会。打算成立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学生。而王宠惠也从法律方面提醒他，纵火事件已授人以柄，政府万一提交法庭审理将后患无穷。马车终于在一片宽敞的大宅院前停了下来，他擂响了朱红色的大门。
他要找的正是孙宝琦，这位当年清政府的驻德公使，即是促成他1907 年留学德国的恩公，也是段祺瑞平时最为敬重的长者之一。
闲居在家的孙老先生，在摆满古玩的客厅会见了这位小同乡。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对段氏说明学生的举动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孙宝琦却深表犹豫，他深知那位“参战督办”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心里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怕丢了老面子，还遭人怨恨。
蔡元培见游说无望，双眼露出绝望的神情。因心中有气，性格中那股书生的呆劲终于发作开来。他既不开口，也不说走，只管自己独自一人呆坐在客厅里，人也像个木头人傻愣着不会动了，从九点多一直坐到十二点多。老先生知道再不表态，他会一直坐到天亮。终于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声，答应明天前去一试，连哄带劝地将他送出了门。
而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正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傍晚时他和傅斯年一回校，陈独秀就派人将他俩叫去了箭杆胡同。他听着两人绘声绘色的描述，好像自己也身临其境了，连声不绝地大声叫好，又俨然以新潮社导师的口气布置他们做这做那。还约罗家伦连夜写一篇稿，火药味一定要浓。罗家伦终于写完了这篇大作，他也由此爆得了大名。因为正是他的这篇《“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在中国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永恒的名词。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马车疲乏地回家时，北京城里又发生了一则新闻。虽然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了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还是有几位学生蒙过政府的耳目，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份电报。这电报就成了5 月5 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唯一新闻稿。
当中国教育会的蒋梦麟拿到报纸时，他正在吃早餐。他刚和胡适陪杜威夫妇从杭州游览回沪，一见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慌忙给胡适打起电话。而胡适也看见了报纸，正想找他商量呢。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中国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去三位卖国大员，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整个上海就这样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答复，但一直杳无消息。又是学生们首先不耐烦了，率先宣布罢课。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地上街演说，沿着南京路挨户劝说店家罢市。各店铺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纷纷把店门关起来了。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了。
罢市风声迅速地蔓延开来，全上海的商店都关门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最好笑的是正当租界的巡警束手无策时，却不知从哪涌来了一队童子军，代替巡警维持起街头秩序并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秩序，这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鲜稀奇之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呀，为何老百姓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呢? 也就在5 月5 日下午，北京的十四所高等学校的校长聚会于北京大学，正式打出了“校长团”的旗号。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校长们终于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大街，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齐赴警察厅，找吴炳湘放人。
这位警察总监先被这批学界领袖的气势震住了。校长们一致认为：学生的爱国行动实为团体行动，学校行动，所以不能让被拘的少数学生负责，而应由各校校长负责。并表示愿以各校校长本人抵罪。如不答应条件，将率领全北京的教师集体罢教。而蔡元培更是推开众人，一马当先地挡在吴炳湘面前，说道：“鄙人是北大校长，愿负完全责任，愿以一人代学生向政府抵罪! ”吴炳湘倒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得借口说这次捕人是国务院的命令。如要释放，也非有院令不可呀，把球踢到上面去了。
校长们无奈，又集体来到教育部找傅增湘。不巧这次受气的总长因屡遭训斥刚提出辞呈，正好不在部里办公。校长们又吵吵闹闹地赶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没想到徐世昌和钱能训都托辞拒绝会见。
但“校长团”集体请愿、保释学生的消息已传进了中南海，震动了北京的中外舆论。
校长们有所不知的是，那位国务总理钱能训其实正在里面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自4 日始，要求释放学生的电文已雪片般从四面八方飞来北京。上海三十三所大专学校联名表示，如再不放人，各校学生愿为后盾。而安徽省全体学生说得更绝，国耻日之前政府不放人，则全体无限期罢课。社会名流如汪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等，也联名致函警察厅，威胁政府说，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北京学生和社会各界正酝酿召开国民大会，如酿成激变，后患将不堪设想啊! 内阁紧急会议其实4 日就已经开了，只是一直没有好的对策。军阀们对这场学生运动真是恨之入骨，会议上关于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几乎为一致主张。那位警备司令段芝贵甚至说出“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的气话。而教育总长傅增湘倒不愧为一介书生，竟敢站出来反对解散大学，为蔡元培解释。他说：“解散大学古今中外无此先例，蔡元培在学界地位不可动摇。如贸然将其撤职，学界将由此大乱。”钱能训真是恼怒透顶了，大骂起傅增湘的糊涂。他刻薄地眯细眼反问这位老翰林：“你说蔡元培做校长地位不可动摇，若蔡元培死了则又如何呢? ”他怎能不怨恨这位蔡元培呢? 本来他这届内阁碰上了巴黎和会，已岌岌可危，而蔡元培又鼓动学潮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真是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舆论和各界通电将他斥为镇压学生的刽子手，而刚才跑去向段祺瑞讨主意，又白受了一场冷遇。他说看来国耻纪念日已经逼近，闹事的学生也只能先放了再说吧。段祺瑞却冷冷地讽刺道：“你们如果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枪镇压，甚至暗杀掉蔡元培，哪会造成今天的被动局面? 告诉你，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付学潮只有一条对策：那就是凶、狠、快! ”更让钱能训沮丧的是，他已听说了段祺瑞正授意安福国会，借这次学潮来鼓动政潮，进行倒阁活动，想派安福系头子王揖唐出面重新组阁了。他终于恶狠狠地在心里咒了句：“学潮! 学潮，可鄙的学潮! 你们每闹一次，就要倒台一届内阁! ”北京的全体学生又进一步发动了攻势，他们于5 月6 日，宣布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并将总部设在马神庙的北大二院，还在《会纲》中明确规定了：“至于全体者( 即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 ，由本会暂行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执行之。”蔡元培见政府两天没放人，又焦虑地率校长们前去教育部。这次总算碰见了辞职未成的傅增湘。校长们请求他设法营救学生，他也一口答应斡旋。并悄悄向蔡元培透露了政府已有所松动的消息。要他们快去盯住吴炳湘，但警察厅可能会提出一些交换条件，先答应了再说吧，保人要紧! 蔡元培感叹地望着这位因自己遭受连累的朋友。他想起林琴南的那位同乡张元奇，曾运动少数安福系议员，联名弹劾傅增湘，后终因不得人心没有成功，便动情地说：“元培自来京后，幸亏遇上了你和静生两位总长，否则北大恐怕早已全军覆没了。这次学生如能释放，元培一定辞职，再不敢惊扰大驾了。”傅增湘也感慨地说：“弟也早已厌透了官场的空气，也想早日归隐书斋哟。”于是，蔡元培又率众人连夜赶到警察厅。吴炳湘起先可能为了加大砝码，与蔡元培争辩甚久。最后，总算退了一步，提出了保释被捕学生的两个条件。条件倒还算可以接受，一是不准学生明天参加国民大会，二是各校学生明日起一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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