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五四”(1919)———长篇历史小说《北大之父》节选
作者：陈军
（二）
待蔡元培一行赶回北大时，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他安排诸位在校长室歇脚，先喝点茶水。接连几日的奔波和担惊受怕，可把校长们累垮了。但想想明天就可救出学生了，又都来了精神。蔡元培一点不敢松动，他知道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已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忙请人叫来罗家伦、方豪等北京学联负责人，想说服他们答应政府的交换条件。
方豪觉得不可思议，几天来的冲冲杀杀，他们一下成了能在全北京呼风唤雨的学生领袖，人也自然轻狂起来。他口气很冲地说：
“这不太可能，昨天才决议罢课的，明天就要复课，我们办不到。”罗家伦却挺明白地站在蔡校长一边，说：“校长们和吴炳湘达成谅解很不容易的，再说也不能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受罪呀。况且这次又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我看还是听蔡校长吧。”方豪他们又反问几位校长：“如果我们明天复了课，他们不放人，怎么办? ”校长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担保，再说吴炳湘也曾发过誓，‘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了’……”大家卟哧一笑，都为这句话感到有面子了。于是答应了明天复课。他们连夜分成五队人马，奔赴北京各大学校，不辞劳苦地去通知全体同学，复课了! 复课了!5 月7 日的北大校园里，春光格外明媚。接连数日的折腾，把人的情绪都搞没了。谁都忘记了一个事实，春天早已来了。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马神庙老槐树充满生机的秀发里，春天在北河沿小燕子的尾巴里，春天在汉花园一丛丛丁香的骨朵里，春天在沙滩红楼师生们的笑声里。
门房老刘头一大早就领着校役们，将红楼文科后面的大操场，打扫得纤尘不染。不一会儿被捕的学生娃就要回娘家了，蔡校长将领着全校师生在这里开欢迎大会呢。
师生们果然早早地来了。蔡元培今天像换了一个人，剃去了山羊胡子，清瘦的脸上洋溢出抑制不住的激动。他率领大家先去搬来许多长凳子，排成一列，供开会后与获释同学拍照时用。见约定时间快到，又和大家列队在红楼文科门外等候起来。上午十时左右，各校被捕学生终于乘六辆汽车回到北京大学。虽然只分开了三天，但是这三天里狱内狱外所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所以同学之间初一见面，彼此都十分激动，激动得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了，整个欢迎场面突然出现了静悄悄欲语无言的局面。许德珩在范文澜的陪同下，来到蔡校长面前。同学们因欢喜流出了眼泪，又不好意思地用手一遮，终于全部大哭了起来。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安慰大家应该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他自己也禁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许德珩想想这些天蔡先生四处奔走的样子，终于也鼻子一酸，拥住这位敬爱的长者，放声痛哭了一场。
许多年过去了，许德珩在回首往事时，已记不清蔡先生那天在欢迎会上究竟说了什么话。只记得他们不久就拥着先生走进了大操场，记住了先生那种强含眼泪勉励大家的神情，那种慈祥而伟大的圣者风范。
也许在他和他那批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同学心里，至死都烙着这个清晰而感人的精神印记。
四
蔡元培一回家就病倒了。连续几天的奔波，人成了高速运转的机器。现在突然松了下来，身体就垮了。先是胃部一阵阵剧痛，又因剧痛一阵阵地干呕。急得黄仲玉手忙脚乱，忙唤弟弟黄世晖赶去请医生。
沈尹默又神色紧张地跑来报信了。他说汤尔和已听说徐世昌接连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要查办北大校长，二是要警察厅将已释学生再送法庭惩办，三是整饬学风。关于查办北大校长令，因傅增湘拒绝部署而未能发出。另外两令估计明天就会见报了。还说安福系已决定撤换蔡元培，推出那位反对新文化的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来做北大校长了。
沈尹默目光呆滞地睁大了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像一位巫师鼓动起如簧的长舌，谣言顿时如雾幛布满了房间。听说曹、章一党已扬言要焚烧北大校舍，刺杀北大学生，还不惜以三百万重金雇刺客暗杀蔡先生呢。蔡先生你再不能乘马车上班了，还是改坐学校的那辆破汽车吧。还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要将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呢。还有，蔡先生可要当心哟，我进门时发现胡同口已布有暗探了。
蔡元培静听着他的鼓噪，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心想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消息哩? 待沈尹默一走，他就唤来了夫人和内弟，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策。他吃力地说：“我必须马上辞职，并离开北京。现在政府把全部仇恨都集中到北大，归罪于我一人。学生的情绪又过于激烈，我不走，学校必然遭殃，后果将不堪想……想……象……”黄仲玉也感觉到危险的逼近，又担心他病恹恹的身体。愁苦地说：“避一下也好，只是我分身无术。唉! 不跟你去实在不放心，想陪着你两个孩子又放不下……”她悲哀地望着先生，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蔡元培有气无力地说：“我先去天津小住几天，待病好些再回杭州……”他又布置内弟，明天将校长室有关文件书籍整理一下。不能透露丝毫风声，到夜里再设法取回来。
其实他早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只是苦于学生没有救出不忍放手。他绝对不能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了，但想起两年半来整治北大付出的心血，又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这一夜，他呓语不断，满身虚汗，到天亮时人才睡去。第二天中午时，林长民先生也赶来看他了。又讲起马其昶可能要来的消息，蔡元培已恨不能立刻离京，否则自己和整个北大都将丢尽了面子。
待客人一走，他就伏案给徐世昌和傅增湘写了一份辞呈。想想又怕北大师生误会，引起激变，干脆再扶病写了一份《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然后，叫来极亲密的总务处职员段子均，向他透露了整个计划。并请他去办好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去天津的火车票，由他陪同悄然离京。
第二天一早，总统府和教育部分别收到了蔡元培的《辞北大校长职呈》。傅增湘大惊，急忙赶去恳求徐世昌挽留。徐世昌却看着辞呈冷笑道：“鹤卿倒还算识相，否则真令我为难了。拿去见报吧。”徐世昌说完，又冷冷瞪了一眼这位老给他惹是生非的总长，不悦地下了逐客令。
天津的《益世报》抢先刊登了这份辞呈，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关注。
而蔡元培悄然出走时留给北大师生的那份启事，却颇费猜测，误传出许多种解释。
我倦矣! “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 月9 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幸亏报纸上很快登出了那篇《由天津车站南下时的谈话》，师生们总算明白了蔡校长出走的真实原因。
本埠确实消息：蔡孑民已于10 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 蔡君曰：我已辞职。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 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频频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于4 日之举，全在于蔡，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8 日午后，有一平日素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 岂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 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 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晨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
蔡曰：我尚有一消息适忘告君。8 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令免我职，我一人之不体面犹为小事，而学生或不免起一骚动。我之急于提出辞呈，此亦一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辞职，而继任者又为年高德劭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骚动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
询以此后作何计画? 蔡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时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
( 引自人民教育出版社《蔡元培年谱长编》）蔡元培被迫出走的消息，终于在青年学子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北大同学把他留下的条子油印散发到各大学校，开始有人因对引用的典故不解，望文生义说，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以为蔡先生有责怪学生之意。幸亏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及时回答了学生询问，指出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说贤者虽明哲保身，岂忍重责于学生? 无非是说自己积劳成疾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而已。
就在他离京后的第三天，北大同学又接到他在途中的一封来信。
仆深信诸君本月4 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唯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 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存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 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这封信仅署姓名，未注明发信处，借以表明去志之坚。但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看出了他离京前的矛盾心情。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他，不能不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却又不得不在事后引咎辞职。
蔡元培被逼出走后的这些信函，犹如愤怒的火种，又一次点燃了北京大学这座火药库。北京学界迅速兴起了“挽蔡斗争”，与那场“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起，汇聚成声势更为浩大的反政府行动。
就在他出走的当天，北京各校代表开会决定，先由北大全体学生名义呈请政府多方挽留。如无效果，再由各校同盟罢课后援。于是，北大学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请求声援。他们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蔡校长是受外界胁迫，辞职而去的，现群情惶惑，恐酿大变。
北大的教职员也集会推举代表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八人，前往教育部请愿。面陈挽蔡决心，同时明确表示如果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将一齐总辞职。
北京各校以及社会各团体也为挽蔡而积极活动。5 月10 日下午，由27 人组成的各校追踪挽蔡的代表团赴津。他们抵津后因找不到蔡元培，于是又从中推举四位代表赴沪追踪挽留，天津学界也推举二人同往。5 月11 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推举北大教授康宝忠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各校教职员签名上书要求挽蔡。与此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上书总统和教育部。言辞恳切，一致要求大总统万勿批准辞呈。并请明令切实挽留，保存全国教育一线之曙光。
傅增湘这位老翰林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天天忙于接待学界的各种上访代表。蔡元培的悄然出走，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正当要求，他于心不忍。但学界的要求又过于激烈，与他们站在一起，必将得罪北洋政府，造成自己与蔡元培一样的下场。但他还是选择了正义和良知，他已得知安福系政客企图趁机控制教育部的计划。听说他们想推出参议院副院长田应璜来替代自己，见马其昶当年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纠葛太深，又想改换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傅增湘凭着一腔书生意气，已决定豁出来步蔡元培后尘了。北大学生代表提出的三条要求是：一、请总统特下命令挽留；二、派司长赴津劝驾；三、由学生方面通电上海陈述一切。他当时就明确表态深表同情，前二项要求允为办理，后一项由北大学生自行发电文。第二天，当北大教职员代表李大钊等八人来教育部时，他又表示了诚恳挽留蔡校长的态度, 并当场叫来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命令他致电上海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沈思孚，如蔡公抵沪，请沿途挽留。并希望转告张元济、蒋梦麟，请帮助做好说服蔡的工作。
待八位教授走后，他留下了袁希涛，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不无悲哀地说：“我已决定明日不辞而别，部务就暂时由兄全权代理了。我走后，你可派沈彭年佥事南下挽留蔡先生。”袁希涛不明白他为何急于出走，傅增湘只好和盘托出底细。原来徐世昌见挽蔡声势日增，又让钱能训去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恰巧徐树铮也在场。只见徐树铮指着钱能训鼻子训斥道：“今年的一切骚乱，全由蔡元培一人挑起。先是什么‘林、蔡大战’，后又搞‘五四学潮’，现在他自己躲在西湖边逍遥，又引发了‘挽蔡运动’看政府笑话。光北京乱还不算，又搞得全国学界一片混乱。这次政府千万不能再姑息养奸了，不能再由他一人牵着鼻子跑。国会和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傅增湘又接着关照袁希涛说：“现在的教育部已和北大一样成了风口浪尖，谁当总长都进退两难。倘若跟着学生跑必遭免职，但跟着政府跑又必遭全国学界声讨，弄得将来都无法做人了。所以我还是劝你要真心挽蔡，因蔡公在北大乃至全国学界地位不可动摇。我估计徐世昌也会在学界和安福系之间搞些平衡。他才不会乖乖地给段祺瑞做儿子呢。现在前线直、奉已联手反皖，南北和议又陷入僵局。我看安福系最终绝没有好下场，为兄也要好自为之啊! ”第二天他果然一走了事。袁希涛还算明白，按傅增湘之意一一照办。但是北京政府对于挽蔡仍无表示，全国学界见傅增湘出走，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大总统和国务院。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又在北大理科第一教室开联席会议，再次表明挽蔡决心，并准备罢课。而各校教职员也派出九位代表，到总统府叫嚷着请愿。最厉害的还是北京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继宣布辞职，以示声援。而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工专校长洪熔，干脆在5 月13 日正式离京赴津，以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
就是这天晚上，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有关事项。会后向全校师生发布了再次掀起挽蔡斗争的布告。
徐世昌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在5 月14 日下达挽蔡的命令。
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
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但是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这个命令语意极不诚恳，明为挽留，暗存责备之意。同时他又玩弄了一个花招，就在同一天，他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三个卖国贼的命令一同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把卖国贼也保护下来。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同时他又连续下达了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并在第二天，将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明令免职了。
也许徐世昌是想施展他官场老手的韬略，一举摆平天下的各种政治势力。但此时的北京，已非他人能扭转乾坤。结果事与愿违，引发起一场更大的风潮。
蔡元培其实这些天一直在天津，隐居在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里静心养病。他见政府毫无诚意可言，终于哀叹一声，于5 月16 日中午离津一路南下了。
五
陈独秀自从免职后，终于从前台退居箭杆胡同，潜心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撰稿和编务。但他始终关注着北大的一举一动，俨然以学生运动总司令自居。尤其是蔡元培被逼出走后，他心中原有的芥蒂也自然消失了。今天，他一听说北京学界针对徐世昌的丑恶表演，又准备联合向政府提出四项交涉条件，觉得事关全局，必须从策略上好好组织一下新的攻势。便叫来了胡适、李大钊和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学生骨干，把他那间书房兼会客厅挤得满满的。
胡适已赶回北大帮助维持校务，正脸色沉重地坐在那里。他对学生被捕深表同情，但对上街游行一直很反感。学校都罢课了，还有谁来听他和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 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学术革命岂不半途夭折了? 他不止一次地向钱玄同和周作人抱怨，说仲甫完全又恢复了当年那种革命党的腔调，把《每周评论》当作他宣泄情绪的唯一武器了。先是在5 月4 日这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昂地宣布：“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天哪，仲甫是想直接行动了? ”胡适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见“五四”以后，《每周评论》上几乎期期都是仲甫的文章。仅在北京，发行量一下猛涨到了五万多份，就知道这份刊物离最终查禁已不远了。
李大钊却用欣喜的目光，关注着陈独秀的思想激变。虽然在北大，他成了最早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但只要这位老兄一旦觉悟，立刻就会走到自己前面。他的气势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不是吗? 自“五四”以后，陈独秀就果断地用《每周评论》的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三期“山东问题”专号。以后，又接连发表了《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以及《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 》。居然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段祺瑞，他也一下成了“五四”期间煽动国民奋起反抗的鼓动家。
陈独秀以他的气魄和胆识又成了最受激进青年敬佩和拥戴的思想领袖。这一天除了两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以外，他还请了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这位湖南人曾是毛泽东的密友，于去年秋天来京后就留了下来。他受陈独秀行动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秘密成立了一个跨校的行动小组，直接受命于陈的指挥。
会议由李大钊主持，他沉稳地扫视了一眼众人，说：“北京学联提出了四项交涉条件，一是切实挽留蔡校长；二是教育总长不予更动；三是准许学生自由集会；四是惩办曹、章等人。我估计政府不会轻易答应，学联也作出了于5 月19 日北京学界全体总罢课的决定。仲甫先生认为，现在已不仅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蔡斗争’了，北京的市民已开始觉醒，于5 月12 日召开了十余万人的国民大会。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如何因势利导，他有一套很成熟的看法，我们欢迎他作指导。”陈独秀气势逼人地站了起来，挥动了一下有力的手臂，大声地说：“蔡校长的毅然出走，使刚平息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北京学界流传着一句口号，‘罢不罢，看北大’! 而北大如何行动，就看在座诸位了。我今天刚为《每周评论》写完下一期的稿子，题目叫《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大家记得我在年初时，曾提出了科学和民主这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国内国外都面临着一个强盗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怎么办? 我们必须实行民族自卫主义! 万万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成了下等无血动物。我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国民彻底觉悟的惟一途径，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等待少数垄断政权人的觉悟。记住，公理是不会自己发挥的，是要靠强力来拥护的。德、俄两国的皇帝，都是我们平民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现在已成了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敌人所压。中国的政治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有发动平民征服政府。也就是说，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阶级———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些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我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是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见。所以我今天要明确告诉你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两条对策。那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李大钊的眼角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张国焘和许德珩、邓中夏欣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纷纷表示拥护。
邓中夏激动地说：“待学界总罢课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还有十人团、国货维持会等深入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先生的思想主张! ”张国焘双目熠熠地站起来，痛快淋漓地说：“蔡先生提倡劳工神圣，陈先生干脆明确地宣布：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我看下一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发动全国的劳工团体，罢工、罢市、罢课、罢教，一直罢到军阀政府倒台为止。”罗家伦有点胆怯了，面色苍白地问傅斯年：“是不是要……暴……动……了? ”他这几天为了想探听些虚实，曾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去安福俱乐部听过几次演讲。没想到被北大学生看见了，一传开来自然很狼狈了。
傅斯年也开始迷惑起来，胡适终于不满地站了出来。
“我不主张将学生运动引向极端的政治行动。这样做不但你自己很危险，北大也将成为学生监狱了。”陈独秀终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现实。在北大，以他为首的文人集团和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在关键时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政治态度。
他开始气愤地回敬了胡适一句，说：“我现在是脑筋惨痛至极，极盼望政府能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见他生气了，胡适便找个理由想先走一步。他还有许多正事要办，杜威夫妇马上就要来京讲演。他精心安排的这场学术活动，眼看将在罢课声中泡汤了。
陈独秀还不肯放过他，还在大声地教训他说：“适之我要正告你一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处。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胡适气愤地摔门而出，在心里咒了一句：“让你的荒诞文明观见鬼去吧! ”但是他回家后想想还是不踏实，就约沈尹默一起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
学潮惟公来可以收拾，群望公来。北大果然成了关押学生的临时监狱。令人难忘的5 月18 日，北京各校的五千多名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来到北大三院。哀悼一位为国事忧愤而死的爱国志士，他就是北大文科预科学生郭钦光。郭钦光曾奋勇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激于当局滥捕学生之举，回校后胃部大痛，呕血盈斗，竟卧床不起。临危之际，仍以国事为念，每每呕血不止，长叹不息，最后以一声“不复青岛宁死”告别人世，终年才二十四岁。那天乌云密布，群情激奋，追悼大会成了又一次反政府行动的动员大会。第二天，全市学生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课。这次活动组织得很严密，北京大学仍承担起领导骨干的责任。尽管北京政府先点名限令北大三日内首先开课，但北大学生就是置之不理。以后政府又连续两次下令三日内复课，学生仍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卖国贼不罢免，罢课要求不满足，决不复课。在北大的影响下，又冒出了“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联并肩行动，并模仿北大组成了许多演讲团四处宣讲。她们的行动口号也是：“罢不罢，看北大! ”快临近月底时，各种谣传又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听说段祺瑞已像一头被刺痛的野兽，狂怒不已。他亲自去慰问了三位卖国贼，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一怒之下，先撤换了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换上了有“屠夫”恶名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还警告钱能训，再不平息学潮将换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学生们已得知政府在酝酿镇压阴谋了，局势突然严峻了起来。
但北京学联仍不为所动，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均是北大学生领袖，已完全接受了陈独秀的行动理论。他们勇敢地在5 月28 日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界震惊的决定———
凡罢课各校同学，自明天起均将行李书籍等收拾整齐，只要政府一声解散令下，就全体出校另谋救国生路。
钱能训傻眼了，徐世昌也束手无策了。但是迫于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淫威，他们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徐世昌先在6 月1 日连下两令，一是继续往曹、章、陆脸上贴金，明令必须挽留。一是威胁各校复课，否则就要出动警力查办云云。
面对军阀政府的凶残，本来已经束装等待解散的学生决心以更大的反抗来回答强权的挑衅。北京学联又一次秘密开会，而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运史永远震撼不已的大胆决定———
自6 月3 日起，各校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凡参加的学生要把胸膛挺得更高，声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讲。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演讲。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三万五千人全体被捕为止，即使鞭笞杀戮亦情甘共受。
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啊! 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北大时，都为刚才自己那种义无返顾的牺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热泪。他们想象着明天将面对的枪口和马蹄，都觉得生死离别的时辰已经逼近。张国焘悲壮地提议去学士居喝酒饯别，大家顿时豪气满怀地击掌响应。
学士居因罢课已生意清淡了多日，张掌柜见拥来一群豪士，顿时眉开眼笑地上前伺候。许德珩令他先斩五斤牛肉，再给每位斟一碗白酒，自己仰脖一饮而尽，砰地一声将碗摔碎在地上，自豪地以拳击案道：“古有田横五百壮士同死，被誉为中华侠烈史上一大异彩。自明天起，我们三万多壮士要增添的异彩，必将超过他们数百倍! ”6 月3 日的北京天气骤变，只见各校的爱国学生，不顾雷鸣电闪、大风扬尘、遮目蔽日的恶劣天气，按事先安排公开赶往演讲地点，在风雨中大声地疾呼救国。北京警备总司令段芝贵出动了军警马队，冲击各路演讲团和听讲群众，并令游缉队、保安队四处逮捕学生。到了下午6 时，学生被捕者已达一百七八十人。其中以北大学生为最多，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被捕学生太多，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军警又奉命包围了北河沿的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军警们还在校门外贴上“学生监狱”四个大字，将军警驻扎在校内，支起了二十多个帐篷，摆出了准备长久围困的架势。
难忘的6 月4 日清晨呵，阴风依然遮天蔽日。而北京各校却英勇无畏地涌出了多一倍的演讲团，他们在尘沙飞舞中沿街演说，目无旁物，面无惧色。北京政府也派出了更多的军警拘捕学生。这一天，各处演讲学生被捕者近八百人，加上昨天被捕的已近千人。见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军警又占用了北大理科楼房，并在门口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警察厅因抓来的人太多，饮食无法供应。也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竟恬不知耻地给北大发来一道公函，要学校设法供应饮食。这真是一篇古今中外少有的奇文：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学校学生五千人在各街市游行演说。当经本厅遵照大总统命令，派出警员尽力制止，百般劝解，该学生等终不服从，犹复强行演说。本厅商承警备司令部为维持公安计，不得已将各校学生分送北京大学法科及理科，酌派军警监护。惟人数众多，所有饮食、用具，应请贵校迅予筹备，以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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