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五四”(1919)———长篇历史小说《北大之父》节选
作者：陈军
（三）
此致北京大学李大钊一直焦虑地和马叙伦、马寅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红楼里。他们几次想入内探视，均被军警挡驾。见贴出了布告，忙冲了进去，发现关在法科的百名学生，自早到晚滴水不沾，粒米未进，饥寒交加，情状至为惨烈。慌忙以私人名义，去学士居等店铺购馒头三千个分别送入两处学生监狱。
更为壮烈的6 月5 日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上午，学生讲演如旧，捕人也依然继续。警察已不够用了，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学生又演讲起来。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搞了很久，听的群众个个鼓掌，少量的警察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动手了。而到了下午，学生不再分开行动，而是集合大队出发。大队之后，跟着学生干事会事先雇好的大车，满载各人的行李卧具。也有学生个人自背衣包的，随时准备被捕入狱。当声势浩大的学生演讲队出发时，当局急忙回派游缉队和保安队。但终因学生太多，捕不胜捕，没有办法，只得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于是学生们趁机手拿旗帜，高呼口号，沿长街游行。他们个个沿途奔走，疾呼爱国，直至声嘶力竭。最后决定集体奔赴北大学生监狱，要求一起入狱。并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砸烂了许多兵棚。而被关的学生也纷纷奔到临街楼窗，向外呐喊。学生们内外呼应，军警无法遏止，因没有吴炳湘的命令，又不敢开枪弹压。
情急无奈的吴炳湘始终记住徐世昌的一句话：“只可捕而不可杀! ”他灵机一动，慌忙派人赶到各校教职员开会的会场，请来了医专和法专的两位校长汤尔和与王家驹，狡猾地请他们将学生分别保释出去。汤尔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巧妙地说：“保释一节，绝难办到。政府如有意释放学生，应请先将军警撤退，允许学生出入自由。”吴炳湘已无路可走，想想再冲突下去必然要发生流血事件，只得下令撤退。一时间，北大法科和理科门外的军警抱头鼠窜，二十几个帐篷也霎时全无。愤怒的学生哪肯轻易放走他们，冲出来反拘了七名警察作为人质，并截留帐篷二具作为纪念。
学生运动发展到今天已完全进入有组织阶段。北京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军警撤出之后，被捕学生仍不出北大校门一步。他们的两条决议一公布学生就欢呼雀跃起来。第一，被捕学生暂不出校，并推举纠察员维持秩序。第二，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等不受限制的自由。如政府不答应这些条件，宁愿饿死在狱中。会后，学联便派代表去警察厅索要被囚千余人的伙食和卧具，弄得警察厅窘迫万分，但又不敢不应，只好设法拖延，真是骑虎难下了。自此，北大校园内的千余名学生，日日集会，横议天下大事，不管言论再如何出格，也无人敢过问半句了。
6 月6 日这一天，北京学联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一是继续派学生外出演讲，警察再也不敢干涉了，只是照例象征性地驱赶听众而已。二是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顿时有二十多个城市群起响应，上海各界又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三是学联又派出八位代表到教育部交涉，提出如要被捕学生回校，必须令包围学校的军警在当天下午向学生道歉。教育部答应向总统府上报，但因时间太仓促，怕办不到，要求延缓半天。
总统府里已闹得一团糟，徐世昌没想到把学生抓来容易，放出去反倒难了。吴炳湘还告诉他被捕的学生里还有两位活宝呢，一位是李鸿章的孙子，一位是黎元洪的侄子。徐世昌真是哭笑不得了，大水淹了龙王庙，抓来抓去竟抓到老中堂和黎菩萨的头上了。他真是有点黔驴技穷了，也开始掂出了蔡元培这位同科进士搞新文化运动的厉害了。他知道安福国会已执意要钱能训下台。唉! 为了一个蔡元培，他的政府将连损一位国务总理，一位教育总长，一位京师步兵统领。看来这位姓蔡的再也不能挽留了，否则将后患无穷。他命令先让国务院和教育部派大员前去安抚道歉，可去了没多久就来了电话。因无军警代表，学生坚决不买账。又派吴炳湘低三下四地去北大礼请学生回校。昔日飞扬跋扈的警察头子又被学生拒之于门外。学生们口径一致地说：“你前既捕，今又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呀! ”北京学联又趁机提出一揽子解决的要求，吴炳湘只得哭丧着脸跑回来求援。徐世昌沉思片刻，异常冷静地走进办公室，给段祺瑞挂了一个电话。他已想好了对策，决不步黎元洪后尘，在“府院之争”中一败涂地。但也决不能给这位段歪鼻子垫底当牺牲品，糟蹋了堂堂前清翰林的一世清名。段祺瑞为了扶徐树铮做“西北王”，已开始放出风声，下一步将任命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等要职。而曹锟、吴佩孚和那位“东北王”张作霖，也已开始向他暗示要组织反皖的七省联盟，以“清君侧”的口号干掉徐树铮，削弱段的势力。徐世昌权衡再三，也决定一揽子解决困扰时局的所有问题，无条件答应学生的要求。他不愧是位老练的政治家，在电话里再三向段祺瑞分析利弊。他说曹、陆、章已引起全国各界公愤，再不罢免你我将成为袁项城第二，看来只好他们做牺牲品了。还有，政府如要顺应民意就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再说签不签字都无法扭转日本占有青岛的事实，因为协约国已明确表态了，所以中国只有弃权最为体面。为了平息对方的怨气，最后他答应明天就下令准许蔡元培辞职，任命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云云。
段祺瑞果然也逃不出他的手心，无奈地答应了要求。吴炳湘匆忙赶去北大，向学生宣布了政府的三点答复。第一，政府向全体学生谢罪。第二，政府答应在6 月10 日罢免卖国贼。第三，政府已决定不在关于青岛问题的条约上签字。
苦斗多日的学生终于欣喜若狂地举手欢呼，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当全体被捕学生胜利返校这天，北大师生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各校也派出了代表前来迎接。全体被捕学生先合影留念，然后在嘹亮的军乐队伴奏下昂首走出北大。几千位青春的笑脸齐声欢呼：“……中国学界万岁! 北京大学万岁! ”
六
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是个老滑头。就在他们在校园里欢庆胜利时，一纸大总统令又送到了北京大学。正文极其简单，只十四个字，却把师生们的心彻底搅乱了。
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此令。
6 月7 日，北大二百多名教职员聚会在红楼。在代理校务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和教务长马寅初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要求拒胡挽蔡，教授中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等都作了很好的发言。马寅初因前不久母亲病亡奔丧刚回来不久，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当年曾以一篇《纽约市的财政》的论文轰动过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原想投身财政金融界，对乱糟糟的中国经济作一番整顿。但苦于军阀混战，只得来北大任教。先担任法科经济系的教授，很快又兼任了系主任。他讲授的课程一直把重点放在经济学的应用方面，为了帮助学生联系所学科目，他亲自指导学生创办了学生银行。发行股票，经营存款，开展了放款及汇兑业务为同学服务。他又指导学生成立了“消费合作社”，还亲自兼任学生银行的顾问。他是位富有正义感的学者，性格中有一股很典型的浙东山区人的硬气。这些日子，他亲眼目睹了北洋政府对待蔡先生和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非常气愤地建议道：“我们必须向政府公开声明并正告胡仁源，现在学界公意认为，欲恢复5 月4 日以前教育界原状，非各校校长一律复职不可。欲使各校校长一律复职，尤非北京大学蔡校长真能复职不可。所以目前蔡校长复职与否，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也非蔡元培个人问题，而是影响北京学界全体的原则问题。”台下响起了掌声，大家觉得他说出了整个学界的心愿。会场上又站起两位意想不到的人物，他们是辜鸿铭和黄侃。辜鸿铭向黄侃作了个揖，倚老卖老地先走上讲台。他抬起那华装洋教士般的头，古怪地从镜片后面打量着众人，说：“校长是一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话毕，便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昂首走了下来。钱玄同向刘半农会心一笑，记得前不久的一次文科教授会上，众人议论纷纭，蔡元培刚站起来想示意大家安静，又是辜鸿铭一眼看见后大声地叫嚷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吩咐! ”黄侃这位怪杰倒是说出了肺腑之言，还真有点令人感动呢。他说：“我反对白话文，但不反对挽留蔡元培。因为环顾中国学界，再也不会有第二人，来聘请我这样性格的人做教授了……”他说完突然神色沮丧地低垂下头，引来了一片唏嘘之声。他最近正和陈侃章在课堂上论战，两人都擅长旧学，却因学派不同争执不休。黄侃见文不能取胜，便要动武，还扬言要“刀杖相绝”呢。不过黄侃在经学上成就确实过人，先不说他创造的古音韵二十八部之说，就讲其《手批白文十三经》，自问世以来，已成为研究古文典籍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方面，平时他老兄也颇为自负，说普天之下，除吾师刘师培外，就算是他了。
会议决定联合北京各界向政府请愿抗议，并要大总统真心诚意地派员南下迎蔡。而北大学生还要干脆，第二天清晨，就派出四位代表拜访了胡仁源，警告他万勿赴任，否则恕不接待。
胡仁源真正地陷入了困境，脑袋里一片空白，神情绝望地听着学生毫不客气的通牒，仿佛看见一个预谋了近三年的梦，突然在这个可诅咒的清晨像汽球般地破灭了。回顾这几年的日子，真有点如履薄冰，简直是像走钢丝一般战战兢兢呀。他绝对不敢公开得罪蔡元培和他身后的新派文人集团，但又不得不与安福系保持一种非常暧昧的合作伙伴关系。他毕竟是古越人的后裔，也尝够了下台后的悲凉，一直卧薪尝胆般地孕育着卷土重来的梦境。为此他不得不网罗了一些被蔡元培辞退的教员，包括那位“探艳团”的团长徐佩铣，还有徐树铮的外甥等一批敌视新文化运动的学生。说实话，从今天起他真有点仇视蔡元培了。尽管是自己当年恩师，尽管他出掌北大后对自己不薄，但是他确确实实地挡住了自己的全部风水，甚至在他辞职离京以后。他终于又哀叹了一声，像只被遗弃的猫阴毒地向整个世界诅咒。对方的生命气场实在太强大了，闪烁着一片银光，吸引着整个北大、整个学界、整个舆论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好不容易等到了大总统的任命，他不能就这么窝囊地退出历史舞台。
胡适这几天因忙于陪杜威先生在北京演讲，回家很晚了。正想入睡，忽见住在附近的高一涵气喘吁吁地跑来通报：“仲甫被捕了! ”他大惊失色地站了起来。仲甫果然独自行动了。就在前几天，《每周评论》发表了他的那篇《研究室与监狱》。他还亲自跑来找自己，要胡适帮忙将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翻译成英文。他万万没有想到仲甫会亲自去撒传单。记得那天他见文稿火药味特浓，还好心地劝他要小心才是呀。段祺瑞已正式换安福系的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政府与学生的对立情绪简直快爆出火星了。
陈独秀一瞪眼，又是那句老话：“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随着高一涵惊心动魄的叙述，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位在暗夜中独上高楼大叫着撞响警钟的觉醒者形象。原来胡适将翻译好的文章交给陈独秀后，他就和高一涵去了蒿祝寺旁的一家小印刷所。高一涵说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上班。他们搞得很秘密，印完传单后又将底稿和废纸烧得干干净净，离开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第二天，他们就去了中央公园，当时北京各学校和机关人员来这儿吃茶、乘凉、会友的人很多。他们就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传单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处时，看到传单就拍手叫好起来。就在今天下午，陈独秀又约了北大的王星拱、程演生两位教授，还有一位叫邓初的内务部佥事，一起先去香厂新世界附近的四川菜馆浣花春吃晚餐。餐后，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和邓初上了新世界游艺场，而王星拱和程演生却往城南游艺园撒发传单去了。
高一涵后悔莫及地跺着脚说：“唉!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太幼稚了。根本没有想到昨日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捡去。所以在各个游戏场、戏馆和公园里，早已暗布下军警和密探了。”他们三人一进新世界游艺场，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灯火通明，根本无法动手。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上了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没有电灯。他们刚好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机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了。哪里知道，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进门就被暗探盯上了。见他频繁地上下楼，衣服兜中又鼓鼓的，就一直跟在后面。所以当他自以为得手时，屋顶花园暗处却突然走出了一个人，向他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太天真了，真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一看就大叫起来：“就是这人! ”一伙暗藏在附近的探子顿时将他扭住了。高一涵趁机急忙逃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见探子又大叫要抓他，一边把手中传单全部抛尽，一边就逃了下去。他很快混进戏园的观众中，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见邓初还在台球场里，将传单一张张地放在茶桌上，慌忙拉着他就走。邓初起先还不相信，后遥见陈独秀果真被探子押下楼来，才大梦初醒。陈独秀还怕他俩不知道，故意地大呼大叫：“真是暗无天日呀，竟敢无故捕人了! ”胡适听得浑身发冷，呆若木鸡般跌倒在坐椅里。他又重新将高一涵带来的传单看了一遍，见陈独秀的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已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段祺瑞和安福系，才知道祸是闯大了。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 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 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 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 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胡适一夜未眠，天刚亮就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之策。别看他平时和陈独秀常有争执，其实私交很深。正好罗章龙也闻讯赶来了，三个人很快想出了几条办法。首先要将陈被捕的消息，尽快在报界披露，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随便下手。另外，要借用学界力量，再一次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而胡适却提议由他去奔走安徽各界为陈保释说情。当时旅京皖人有安徽同乡会等组织，势力很大，而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是安徽乡党。安徽人在外老乡观念很重，陈独秀又毕竟是学界名人，胡适准备费一番口舌，一一上门拜访。他发誓只要能救出这位大师兄，他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去向段祺瑞求情。
这几招果然见效。先是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报道了陈被捕消息。顿时舆论又一次大哗，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即开释。而刚刚平息的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不但弄得警察总监吴炳湘日夜不得安宁，连徐世昌和段祺瑞也陷入了穷于应付、四面楚歌的困境。这一天段祺瑞叫来了新任国务总理龚心湛。望着桌上一大堆为陈独秀奔走说情的信函，这位铁腕人物也感到了束手无策。因为联名呈请保释的学界名人，不光有新派人物，还有许多像刘师培和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这样的旧派名宿。甚至连对“五四”学潮持反对态度的田桐，还有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致电向他说情。1919 年的中国简直成了北京学界的天下。他见这位堂堂国务总理战战兢兢地一筹莫展，顿时恼火地骂了一句：“没有用的东西，如何配作总理! ”正在这时，吴炳湘又跑来报告说：“不好了! 为了南北和议，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刚进门就被骂了出来。孙中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随便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去做吧! ”段祺瑞沮丧地闭上眼睛，这许世英还是他的人，也被孙中山吓得逃回来了。这世道怎么变了样，平时挺能干的将才、帅才，一到关键时都成了蠢才? 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吴炳湘。吴炳湘早已想好了计策，悄声地说：“现一个蔡元培已够政府受了，再添个陈独秀，岂不大乱? 干脆分而治之，先真心挽留蔡元培，将风潮平息下去，再来处理陈独秀就主动多了。”段祺瑞阴沉沉地盯了他一眼，心想这小子也在考虑退路了，就差没帮他们说话了。但他此时也无计可施，后院里的派系之争已狼烟四起，他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乱哄哄的被动局面。
龚心湛也想宁事息人，便趁机建议将胡仁源调教育部任用算了，重新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吧。
段祺瑞恶狠狠地说：“这不太便宜了姓蔡的? 他人不在北京都搞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穷出洋相，再让他回来岂不天下大乱了? 还是先让那位工科学长临时负责，我们能拖则拖，走一步看一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手! ”胡仁源又因一纸调令离开了北大。龚心湛见太上皇已松了口，也知道北大派实在惹不起，回去后干脆布置手下以国务院和教育部的名义，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
蔡元培正隐居在西湖杨庄。他的从弟蔡元康此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北大和各界来访者均由他出面接待，所以蔡元培常要进城去与友人会晤，以步代车，过白堤，入钱塘门，奔波一多后，身心自然疲乏不堪。这天他又接到章太炎电报，嘱他联手营救仲甫。他见离京后北京政府毫无诚意，安福系又欲除去他而后快，而假惺惺挽留的函电又骚扰不断，真是越想越恨。心火一旺胃疾复发，人干呕后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雨打芭蕉的清音，望着湖上朦胧的水气，觉得今后还是一了百了，彻底摆脱苦海罢了。为了辞谢北大师生和京、津、沪学界为挽留他奔波跋涉的苦心，他连夜扶病写下了那篇轰动一时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翌日清晨，当元康送药赶来杨庄时，见兄长正伏案睡去。他翻开这份言辞激昂、墨迹未干、充满反抗精神的宣战檄文，真是悲愤得仰天长叹，伤心不已，眼泪扑簌簌地沾湿了衣襟。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 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再投入进去吗?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半点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 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吗?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引自人民教育出版社《蔡元培年谱长编》）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医生嘱托，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拒胡”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了。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梁启超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 月28 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发现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完全获得胜利的爱国学生运动。
七
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 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了。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了。他翻开前几期的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摘译) 。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吗? 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了。”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吗?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了。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 什么教训呢? 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 ”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 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 ”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 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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