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人民记忆：格拉斯

杨　早

　　格拉斯用超现实的手法创造出了一种“认识眼镜”，无数年轻人戴上它来观看自己的父辈，于是“两个圆圈中重复出现了许多暴行……谋杀，多数为成百人地谋杀。伙同作案。谋杀时叼着烟，在一旁观看。经过考验的，得到奖章的、受到热烈欢迎的杀人凶手……每个父亲至少都隐瞒了一次谋杀行为。许多谋杀行为差不多等于没有发生，它们被掩盖，被隐蔽，被埋藏，一直到神奇眼镜上市”
著 者 介 绍
　　君特·格拉斯，1927年生，当代德国的著名作家。《但泽三部曲》包括《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三部小说，是格拉斯的惊世名作，已经无可争辩地进入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名著之列。
　　关于伟大的小说，我有一个看法是：伟大的小说是不可能用任何方法来代替阅读的——不管是“内容简介”、“译者序”还是“书评”、“文学史教材”。我这样说，是担心没有多少人会把《狗年月》读完。不，不光是因为它的长度（中译本706页），还由于这是一本异常复杂的小说，尽管它无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他用惊人的繁复的叙事支撑起《狗年月》的大厦
　　《狗年月》与《铁皮鼓》、《猫和鼠》组成君特·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中国大陆的外国文学史提到格拉斯的很少，附及《狗年月》的几乎没有。朱立民、颜元叔主编的《西洋文学导读》（台湾）倒是谈到了这部“很有分量”的小说，可惜只介绍了一句“题材为轶事、童话、怪诞、讽刺与诙谐的综合体。”没错，《狗年月》里俯拾皆是玄奇骇异的情节；图拉因为弟弟康拉德的淹死而在狗舍里住了一个月；胖姑娘燕妮在一个雪人里过了一夜就变得苗条起来；能预言各种未来事情的寄生虫；可以看见人过去所作所为的“神奇眼镜”……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现代神话：纳粹为了希特勒的爱犬失踪，改变了与盟国的整个作战计划！如此等等，在《译者序》中都曾提到。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格拉斯对1935—1955年种种发生在但泽——朗富尔地区的事情的讲述，他是怎样用惊人的繁复的叙事支撑起《狗年月》的大厦。
　　格拉斯一遍遍地讲着这些故事，视点不断转移：小胖子阿姆泽尔的回忆、图拉表哥哈里·利贝瑙的情书、磨坊主马特恩的传说……阅读在叙事的迷宫里穿行，像风浪中亟欲进港的船只，却始终与意义的彼岸若即若离。这种感受只能通过阅读获得。大概是出于帮助读者的好心，译者在序言中做了一番梳理工作，把繁复的故事变成简约的叙述，好像一本《旅游指南》。勒口上提示说，这对“阅读这本含蓄、深沉的书有一定帮助”。可能吧，不过在我看来，它破坏了格拉斯的叙事用意，还是先不要看为妙。
　人走不出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
　　我们不能把格拉斯的叙述方式简单地看作是对文体的试验，对形式的创新。人走不出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十七岁参军、在美军的俘虏营呆过的格拉斯又岂会只迷恋叙述的快感？他分明是要借这种叙述方式表达一种观念、一些事实。我用福柯的“人民记忆”来指称格拉斯所要表达和揭示的东西。格拉斯正是通过这部小说来质疑被某些权力的获益者所书写的历史。
　　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中，我们不断发现裂隙的存在。在非犹太人如马特恩的回忆里，战前德国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相处和谐，“我们是歃血为盟的兄弟”，他愤愤地说。只有在“讨论会参与者”的逼问和“认识眼镜”（它能看清每个人的从前）的威胁下，马特恩不得不承认，他叫他的犹太朋友阿姆译尔“犹太鬼”，并和冲锋队里的伙伴一起，打掉了这位朋友的全部牙齿。反过来，我们看看阿姆泽尔的记述就会明白了。战前的阿姆泽尔在学校里参加了体操协会和唱诗班，是为了反驳这样一些命题：“在规范的著作里谈到，犹太人不唱歌，不从事体育活动。”那时在但泽地区，魏宁格的反犹著作非常流行，更糟糕的是，连阿姆泽尔的父亲这样的犹太人，也被这类书深深迷惑了。书上说，犹太人是阴性种族，所以没有灵魂，阿姆泽尔的父亲在旁边用红铅笔写上了“很对”的字样。很多人不理解犹太人被押往集中营集体屠杀为何表现得过于温顺，在此也许可以寻得一些端倪。
　　每个父亲至少都隐瞒了一次谋杀行为
　　对“人民记忆”，也就对固化历史的争夺集中体现在马特恩这个人物身上。马特恩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他参加过冲锋队，参与过对阿姆泽尔的“教训”，后来他参军后被开除，又参加过德国共产党。两段历史在他身上并存。战后，他孜孜不倦地开始对战争中伤害过他的人的复仇，一个也不放过，拒绝他们如今的善意或忏悔，恶毒地侮辱他们的妻女，杀死他们的宠物；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犯过的罪行矢口否认，并口口声声“我是反法西斯分子”，千方百计遮盖和修饰那些事实。而像他这样的德国人，有成千上万。这使人民记忆的真实性变得脆弱而可疑。格拉斯用超现实的手法创造出了一种“认识眼镜”，无数年轻人戴上它来观看自己的父辈，于是“两个圆圈中重复出现了许多暴行……谋杀，多数为成百人地谋杀。伙同作案。谋杀时叼着烟，在一旁观看。经过考验的、得到奖章的、受到热烈欢迎的杀人凶手……每个父亲至少都隐瞒了一次谋杀行为。许多谋杀行为差不多等于没有发生，它们被掩盖，被隐蔽、被埋藏，一直到神奇眼镜上市”。绝妙的黑色幽默，因为人们必须面对的是没有神奇眼镜的现实。
　　这部小说比《铁皮鼓》更能让人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认为格拉斯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公平的”。据说当格拉斯的著作翻译到英语世界时，权威报刊如伦敦《新政治家》给出的是这样的评价：“No, it isn’t funny.”是的，并不有趣，但原因恐怕不仅仅是他们说的“书中涉及大量德国历史、文化人物与典故，不适合外国人阅读”，对“人民记忆”的真实性缺乏警惕是阅读格拉斯的最大障碍。我想，在有过并正在失去抗战记忆、文革记忆的中国，应该有人能读出会心的所在。
（《狗年月》[德]君特·格拉斯著/漓江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