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式的“堂吉诃德”
德国媒体称：本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落到德国头上，极富深长意味
江建国

　　9月30日，世界舆论关注已久的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公布。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摘取了这项价值79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100万美元）的世界文学桂冠。瑞典文学院在宣布这项决定时说，德国文学的语言和道德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破坏之后，是格拉斯赋予了其新的开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很可能是20世纪可以传之永久的文学作品之一，格拉斯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以嬉戏
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决定还说，格拉斯的其他小说选择了一种更多是推理的方式，“为怀疑和良好的意境”而辩护。
　　德国总理说：“这真是太好了！”
　　消息传开，德国的政界及文学界一片欢腾。德国总理施罗德当时正在布拉格访问，闻讯后情不自禁地说：“这真是太好了！”在他随后发给格拉斯的贺电中说：“您毫无疑问是当代最重要的德国作家，长期以来享有国际声誉，诺贝尔奖金授予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称自己是格拉斯作品的“热情读者”。他说，格拉斯于这一荣誉当之无愧。正在开会的联邦议院各个党派的议员们当即以长时间的掌声对格拉斯表示祝贺。格拉斯本人在德国北部吕贝克附近的寓所听到这一喜讯后喜不自胜地说：“我等这个奖等了20年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个奖不仅是授给我的，也是授给德国文学界的。”
　　来自德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祝贺潮水般地拥向格拉斯。欧洲报界也纷纷以突出地位甚至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评论这次授奖。意大利《共和国报》认为，格拉斯是“布莱希特的继承人”；英国的《卫报》称他是德国文学的巨匠；《独立报》称颂格拉斯是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良心”……
　　当过美军俘虏
　　格拉斯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德语文学圈中的第十一个得主，也是自1972年海因里希·伯尔之后第二个获得这一殊荣的德国作家。他于1927年10月16日生于当时还属于德国版图的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父母经营着一家专门出售亚非产品的小商店。1944年他17岁正上中学时被征入希特勒的军队，成为空军士兵。不久之后他在科特布斯受伤，战争结束时当了美军的俘虏。战后的混乱年代里他打过各式零工，1947年到1948年间在杜塞尔多夫学过石匠手艺。1948年到1952年他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曾以各种作品参加过展览会。当时他已钟情于写作，最初尝试过创作抒情诗，此后才转向小说和散文。格拉斯至今并未放弃造型艺术，就在获悉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一天，他还创作了一幅以李子为主题的水彩静物画。
　　成名作《铁皮鼓》
　　格拉斯的成名作、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理由，是他于195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铁皮鼓》。这篇小说构思奇特，主人公叫奥斯卡·马策拉特。奥斯卡几岁时的一天，突然决定不想再长大。从此之后，他的身材永远像个小孩，而智力却在正常地增长。《铁皮鼓》就通过奥斯卡的眼光，真实地描绘了但泽地区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和战争中纳粹群魔乱舞的社会现实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的表现。1958年秋天的一天，当时在文坛上藉藉无名的格拉斯在战后最著名的文学团体“47社”的年会上朗读这部作品的部分章节时，在场的作家、批评家和出版商们无不像受到一股闪电袭击似地被震慑住了。他们意识到，这个年仅31岁的初出茅庐的作者将会成名，在全世界成名。这个在当时西德最具权威的文学团体毅然把当年的“47社”文学奖授给了格拉斯。次年《铁皮鼓》正式出版后果然在欧洲极获好评。《铁皮鼓》像一面镜子，使德国人看清了自己在本世纪上半叶的真实面目。用此间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格拉
斯以“奔放的想象力和犀利的目光史诗般地描绘了德国历史的画面”。这部作品在国外受到的好评甚至超过了德国国内。1979年，德国著名电影导演施伦多尔夫以这部小说为蓝本拍摄了同名电影，荣获一项奥斯卡奖，更使格拉斯名声远扬。
　　1961年格拉斯出版中篇小说《猫与鼠》，1963年出版长篇小说《狗年月》。这两篇作品与《铁皮鼓》构成“但泽三部曲”。1965年他因此而获得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迄今为止，他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局部麻醉》（1969年）、《比目鱼》（1979年）、《母鼠》（1986年）、《遥远的土地》（1995年）、编年纪性质的《我的世纪》（1999年），等等。他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剧本和诗歌，并且一直在作画。他的小说中许多插图是他亲手所绘。由于《铁皮鼓》带来的声誉，自70年代以来，格拉斯一直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呼声甚高。1972年，德国战后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因里希·伯尔在获悉自己获奖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获奖的是我，而不是格拉斯？”
　　以批评精神审视时代的思想家
　　君特·格拉斯特立于德国的文坛上的原因，决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优秀作家。他积极干预政治，对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要发表意见。他关心环境保护问题，关心人权问题，关心德国统一问题。他在这些问题上决不人云亦云，决不追随时尚，不怕得罪什么当政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格拉斯经常处在社会大辩论的漩涡的中心，常常受人抨击。他的言论每每如同他当年的《铁皮鼓》一样形成轰动效应。据说，当政的人物慑于他的广泛影响，对他十分头疼，曾有人忿忿地说：“给他个诺贝尔文学奖算了，让他就此闭上这张嘴！”
　　70年代初，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为此他曾积极奔走为社会民主党竞选。他不仅成为勃兰特的朋友，而且于1982年正式参加了社民党。但是，当1992年社会民主党同当时执政的保守政党———联盟党达成妥协，致使社民党修改了过去相对宽松的《避难法》之后，他激烈批评社民党，并于1993年退出了社民党。1997年，他在法兰克福的授予土耳其作家亚萨尔·凯马尔以德国书商和平奖的庄严仪式上，抨击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说：“我为我的仅仅成为投资场所的国家而感到羞愧。”在另一个场合，他言辞尖锐地批评政府遣送难民的政策，认为这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对于德国社会各界几乎一致赞同的德国统一，他却批评说，这种统一方式是违反基本法的。在德国上下欢呼德国统一之时，他警告民族主义可能会重新抬头。1995年他以这种立场写成小说《遥远的土地》。他的政见当然不可能获得所有人的掌声，但是，正是他那种刚直不阿的、体现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独立支持的品格，使他备受
尊敬。舆论界赞扬他继承着左拉为德雷福斯受冤而辩护的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传统，称他是“德国式的勇敢的堂吉诃德”。而他的这种品格也为曾经给欧洲造成旷世浩劫的德国带来了声望。
　　匈牙利犹太裔作家乔尔吉·康拉德说，对于外国来说，一个拥有敢于仗义直言之人的德国是可靠的、让人放心的。德国的一个评论家深刻地指出，德国需要格拉斯这样不追着风头跑，而以批评精神审视时代的思想家。
　　诺贝尔文学奖历来是一个政治考虑占重要地位的奖赏。本世纪最后一次颁奖落到德国头上，当然是富有深长意味的。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是这样评论这次格拉斯获奖的意义的：如果说海因利希·伯尔的获奖（1972年）意味着给战后的西德颁发了一张“成年证明书”，那么格拉斯获奖可以说，评委会已经承认，统一后的德国现在具备申请“养老金”的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