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师江

　　11月11日下午，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茅盾故乡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颁发，张平(《抉择》)、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1、2)》)成为我国这项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的新得主。

　　而颁奖之前，有关获奖的消息早就见诸报端，但各界对该奖项的评定及今年的获奖作品非议颇多。编辑曾多方询问本报读者以及一些新老作家，许多人对此表示并不关注，难道真如这篇编辑特约稿件的作者所言“好像只是几个人去凑个饭局，最后由茅盾先生买单了事”？

　　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已成为大众文化的边缘角色。以前是主菜，现在充其量是一道凉菜。如果哪一天文学突然被媒体上热炒一把，那一定是沾了其它东西的光。比如说，这两年炒了一把“网络文学大赛”，那绝对是网络的作用而不要以为文学又找到光明的路子了；再比如说，某个作家的小说变得大街小巷耳熟能详，那一定是借了电影或电视的光。所以说，纯粹的文学圈里的热闹事儿实在是很少。文学机构和文学创作者大都是囊中羞涩之辈，没钱你又怎么能弄些事儿来闹腾呢？

　　听说茅盾文学奖是国内奖金最高的纯文学赛事，奖金大概有一二十万吧。跟IT界的活动比起来当然是小菜一碟，但在文学界绝对是诱人的生猛大餐。奖金这么高、历时近二十年的赛事，照理来说应该办得热热闹闹，令文学圈的人翘首以待(当然不指望文坛外人士也伸长脖子干巴巴地等着)，评选结果出来，众望所归，获奖作者作品也跟着火一把。但实际情况是，今年的茅盾文学奖出来，却像死水一样的平静。好像只是几个人去凑个饭局，最后由茅盾先生买单了事。要不是我的朋友让我做这个专题，我还真地不知道几年一度的茅盾奖又开盘了。

　　大学生问：茅盾文学奖是什么东东

　　当然，我不知道并不能说大伙儿也不知道，我得去问问别人。我问身边的朋友，基本上是写诗歌和小说的小青年，一个个脸上一片茫然。当然，还有一脸冷漠的，怪我拿个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去干扰他。当然，我的这些朋友不知道也不很能说明问题。那么，问谁最有代表性呢？还是先去问问大学生吧，特别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文化活动如果连大学生都不感兴趣乃至不知道，那肯定是没有活力和前途的活动。

　　知道今年的茅盾文学奖吗？我一劈头就这么问他们。

　　北师大五四文学社的社长周文瀚说，好像在网上有扫一眼，具体是谁获奖就不知道了，也没兴趣看这个；北师大中文系的杨银辉说，在报纸上有看过，记得有一部王安忆的《长恨歌》；而北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李季、北大五四文学社社长曹疏影、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王艳、李海艳的答案很简单：不知道。同时他们都认为，现在国内的这些奖没什么可信度，是不是有分量的作品，要自己读了才知道。

　　我有一种观点，就是大学生的嗅觉应该是文化的晴雨表。一种文化不吸引他们，不能在他们之间成为议论的话题(哪怕是在议论中被否定)，那么这种文化就一定有问题。从以上采访来看，只有少数人在媒体上见过这个消息。要命的是，他们是无意中看到的，而且毫无兴趣看详情，可见，如今的茅盾文学奖确实是无人问津的一道菜了。

　　那么，对茅盾文学奖的历史，或者就是以前的获奖作品，他们能知道多少呢？周文瀚和杨银辉知道《白鹿原》曾获奖，主要是用修订版去获奖，闹了一点小新闻。刘艳平知道《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其他的人就不知道，或者我提到《平凡的世界》，有的读过，但不知道是获奖作品。从采访中可看出，茅盾文学奖将有被下一文化人逐渐淡忘的迹象。

　　新生代作家说：像评李素丽当劳模

　　那么文学圈呢？新生代小说家赵凝说，她就知道王安忆的《长恨歌》，还是听一个朋友说的。她本人对此毫无兴趣，觉得这个奖项有排资论辈的感觉，永远不会评给新生的作家。搞的是主旋律创作，就好像把李素丽评成劳模一样，对真正的创作没什么刺激。这个奖现在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小了，挺可悲的。70年代后的代表作家丁天则说，他是因为被一个媒体采访才知道有这件事的。他认为按照少数评委的意愿来评这个奖，漏洞太多，有很多好作品没上，没什么权威。以前的获奖作品，好像只有《白鹿原》算得上实至名归。

　　青年作家的态度表明了该奖已失去了对当代文学的联系，特别是对文学的探索性和多样化写作视若无睹。而老一辈作家，特别是曾经得益于该奖的作家，他们的态度如何？著名作家张贤亮是中国作协主席团的成员，他“非常抱歉”地说：“真的不太关注，可能一些评论家和一些领导关注吧”第二届获奖的作家刘心武说：“我觉得这件事好像和我没有关系，也不大关心。要不是你说，我都不知道还在评。至于上次获奖，那是某一天突然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的，至于怎么评的，我不知道。我一个电话没有打过，一个人也没有问过。”评论家王彬彬认为：“我对此事没有兴趣，也从不认为获奖的就是好作品。评选的机制和评选的标准都有问题。评选不完全是取决于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是考虑方方面面都能接受，显得很混乱，甚至有一些幕后的东西。这样一明一暗，大奖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什么权威性可言?”种种迹象说明，茅盾文学奖已经沦为谁都不爱吃的剩饭了。

　　文学奖是怎么堕落的

　　一件当年的文学盛事，如今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特别是近年来，茅盾文学奖遭遇的批评愈来愈大，不仅遭到了非该奖得主作家的批评，一些茅盾文学奖得主也并非对它完全赞同。对此，有人专门理出几条原因。

　　问题之一：老年评委“力不从心”，大多数评委都存在年龄老化的现象；而且一些评委已经疏离文学工作，是不折不扣的“前文学工作者”。

　　问题之二：部分评委并不是民主推选出来而是作协指定的。

　　问题之三：初选和最后评选两个环节脱钩。有人将初评戏称为是“陪太子读书”，这是因为初评和最后评选两个阶段，由“审读小组”和“评委会”两套班子承担的。这样，审读小组的意见和评委会的意见往往有天壤之别。比如第四届获奖的刘玉民的《骚动之秋》初选时并未引起关注，最后却获了奖。

　　我觉得这些原因都是往轻里说总结出来的。要往重里说呢，就是评奖里猫腻很严重，有黑哨。比如说，这届文学奖，四川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上海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山西作家张平的《抉择》与浙江作家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榜上有名。前几部还算得到一些公认。但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是作家们看得很少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南方有嘉木》出版于1995年，被称为“一部茶叶世家的兴衰史，一部学者化的艺术长卷”，出版后就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读过这部小说的一些读者表示，放在茅盾文学奖中还是显得分量轻了一些。青年作家周瑾承认，对她来说，这部作品“读不下去，不大吸引人”。很多作家表示，茅盾文学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作品。邱华栋就认为，如果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或刘震云的《故乡面与花朵》能获奖就更好了，“一部200余万字的东西应该有它的位置”。铁凝、徐坤、周瑾等作家也分别提到了张炜的《古船》、曾维浩的《弑父》以及余华、格非、马原等作家的作品。徐坤说：“有些分量很重的东西没放进去，使这个奖显得很单薄，难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所以，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很受到质疑。如此周而复始，江河日下，不知九泉之下的茅盾先生是不是要急得复活起来。

　　如果我来当评委

　　这么一个背着大名却被受冷落的大奖，到底有没必要办下去？北大的曹疏影说，无所谓，办不办与我关系都不大，对我毫无影响，我的写作也跟它不沾边；北师大的李季说，还是办下去吧，虽然是主旋律的东西，但也代表一种创作方向，有这个奖总比没这个奖要好；丁天则悲天悯人地说，还是办下去吧，我觉得有这么一笔款，可以养活一批人；赵凝则从文学发展的大局说，还是应该办下去，文学奖应该要多办，官方的也要多办。

　　看来，虽然大多数人都支持办下去，但也是基于有比没有的好，并不认可它还有办出多大的意义。说得也是，要不办下去，茅盾先生留下的这笔钱也没个好的去处。既然想办下去，就不应该这么干了。还让一批戴着老花镜的文学工作者来当评委，那群众肯定有一百个不愿意。那让我们来做个游戏，自己来当评委，评选出心目中的作家作品，看看跟他们有多大的出入。

　　曹疏影(北大学生)：余华、苏童

　　刘艳平(北大学生)：余华、池莉

　　周文瀚(北师大学生)：余华、史铁生《戊戌笔记》、韩东

　　杨银辉(北师大学生)：王小波、余华

　　李季(北师大学生)：余华、王安忆

　　丁天(作家)：余华、莫言、刘震云、王朔

　　赵凝(作家)：刘恒、王朔

　　看来，余华在年轻人里头是最有人气的。这么有人气的人没获奖，真是个“矛盾文学奖”。

　　当然，这个游戏是很不严格的，也就是让他们过过当评委的瘾。比如说，韩东好像还没有长篇小说，王小波也死了，不可能来领奖。我只是用这个小测验来试试这些作家的人气。

　　而最近公布的由上海市作协和《文汇报》联合发起组织的全国百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活动，推选出最有影响力的10部作品，王安忆的《长恨歌》排名第一，同时包括了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张炜的《九月寓言》、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看来如果由民间投票，则非余华莫属了。余华在回答一记者提问时，声称其他三部小说还没来得及看，但他对王安忆的《长恨歌》则备加推崇，认为是“文学叙述与人物命运的完美结合”。

　　最后，说明一个问题。我说，茅盾文学奖是一张狗皮膏药，这句话跟狗没有关系，跟狗皮也没有关系，跟走江湖卖膏药也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狗皮膏药贴住的地方，必然隐藏着硬伤。茅盾文学奖掩盖的地方，则是中国当前文学的硬伤，有创作的，有运作方面的。至于是什么，你就从这青一块肿一块的地方往里琢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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