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幕后种种
<>董鼎山
○文学界有“诺贝尔奖情结”可以理解，但是却也应该让诺贝尔奖的评委们走下“神坛”
每年秋季的诺贝尔奖季节已成过去。在各种奖项宣布之前，瑞典京城充满猜揣的空气。
据熟悉瑞典皇家学会内情者谓，中国诗人北岛与芬兰作者雨果·克劳斯（Hugo Claus）的名字常被提及。在世界一般读者眼中，这两个名字也是生疏的。三年前克劳斯听到得奖的谣言，庆祝过早，结果自讨没趣。这类情况多得很，两年前，爱沙尼亚作家扬·克罗司（Jaan Kross）接到非正式通知，叫他在家等电话，电话未来，害得他十分沮丧。
皇家学会文学奖评委会的内部争执乃是造成各国名作家在每年１０月初神经紧张的原因。美国的诺曼·梅勒早已于二十余年前有谣言获奖的希望。这多年来由于瑞典评委会不能意见一致以及评委会组成分子的变化，梅勒的运气恐已成过去。另一位对诺贝尔奖具有奢望的美国作家是乔哀斯·卡洛儿·奥茨。记者在秋季偶有访问，她就要问有否内部讯息。在每年诺贝尔奖宣布前夕，这些作家都是提心吊胆的紧张。
当然，１０月初旬也是斯德哥尔摩最谣言纷纷的时期。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共六名委员在详细讨论后选出最后六名候选人，最后以不记名方式选出得奖人。这些评审委员各有自己所好与偏见，往往争辩得面红耳赤。也就是因为这种争论与偏见，造成许多著名作家名落孙山。除了上述的梅勒以外，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与安东尼·波吉斯等的名字都被排挤出来。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名字曾经受了十年的热辩，评审委员会中有一委员曾一直与他作梗，认为他与托洛茨基的遇刺案有关。终于，到了１９６８年，他的瑞典文译者伦奎斯特被选为评审委员，立即帮助聂鲁达获奖。聂鲁达终于１９７１年获奖。
今日，瑞典皇家学会的内部也反映了代沟现象。新当选的评审委员比较年轻，他们对文学的嗜好又与长辈不同，何况历年世界各国都有卓越新作家出现。皇家学会在开会讨论时在外表上保持礼貌，互称先生女士，到了会议终结时，会员们分为敌对阵营，互不相让。上述的聂鲁达辩护人伦奎斯特讨厌英国作家，称他在世之日，誓必阻止格林当选，果然，格林先他而逝。他也蔑视于１９８３年获奖的威廉·戈丁。不过皇家学会最有势力的还是常任秘书斯都拉·亚伦。１９８９年时，当沙而门·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出版后，遭受伊朗大主教“处死”，瑞典文坛愤愤不平，但是亚伦不准学会表态，结果引致几位会员的请辞。
亚伦此人自傲自大，其行为常触怒其他会员。１９８７年的颁奖典礼中，亚伦不让瑞典诗人介绍获奖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而自定为介绍者，立即引起两位会员（其一是瑞典笔会主席）的公开辞职，他们认为亚伦没有作家资格，只不过是一文化“官僚”。
瑞典皇家学会会员是终身职，新选会员接替死者之位的过程向外守秘。去年新选的两位一是６４岁的小说家，一是４９岁的文学评论家。这位比较年青的评论家与也是会员的７５岁评论家纳特·安伦德（Knut Ahnlund）成为冤家。安伦德特别喜爱诺曼·梅勒的著作，也认为伯纳·马拉默德（已故）的著作不下于已获诺贝尔奖的索尔·贝娄。他也为这次中选的萨拉马戈仗言，而萨拉马戈是七十有余的老作家。
安伦德对常任秘书亚伦特别不满，谓亚伦在开会时间直尤如独裁者，“他读书不勤，怎可当皇家学会领导者？”近数年来已有四位会员因为不满亚伦的官僚作风而辞职。而亚伦的评论是：“他们无权辞职。会员是终身职，他们签过字，宣过誓：……他们要临到死亡时才能卸责。”
瑞典皇家学会会员包括小说作家、诗人与评论家。最卓越或最畅销的作家不一定是会员。许多会员承认，开会与阅读费时太多，妨害自己的写作。这些会员为了要选择诺贝尔奖得主，不得不广读许多国际作家的著作。有一位小说家会员韦斯堡（Per Wastberg）说，他犹如安伦德，喜好战后的美国作家。同时他说，１９６５年度的诺贝尔奖颁与苏联作家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作者），完全是政治作用，乃是皇家学会最糟糕一举。他也觉得１９９６年波兰女诗人申博尔斯卡的获奖也是错误。
当然，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便可发现诺贝尔奖的颁发并不是十全十美，赛珍珠写了《大地》，在年轻时便得奖，但是被世界文坛公认为大师的如乔哀斯、纳博科夫等则没有受此荣誉。有史以来，有两位作家拒绝诺贝尔奖，一是苏联诗人帕斯捷乃克，因为政府不许；一是法国的萨特，在原则上反对这类奖金。（在他去世后，他的亲属特地前往斯德哥尔摩请求补发奖金而被拒。）
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很少颁与欧洲以外地区的作家，近年日本、埃及、尼日利亚、南非都有作家得奖。皇家学会成员性质的变更使它不能避免现时代的所谓“政治正确”观念的影响。有一位瑞典评论家讥称：“今日的理想诺贝尔奖人选恐必须是一位亚洲的同性恋女作家。”１９９３年的获得者托尼·莫瑞森（美国黑人女作家）听了不以为然：“如果一个白人男性得奖，他们便不会说是政治性。……那种说法完全是种族主义观念。”
韦斯堡说，身为瑞典作家，在国外旅行时，不免受到他国作家特别待遇。１９６５年时他在智利初遇聂鲁达，聂一听到他来自瑞典，立即请他晚宴，以为他对诺贝尔奖的决定有所影响。其实当时他尚未入选学会。
学会会员坚称他们作决定时并不受政治因素牵制。但是１９３９年一位芬兰作家的获奖是不是与苏联当时胁迫芬兰有关？而１９８０年波兰诗人扎斯劳·米洛什获奖正是波兰工会团结（Solidarity）运动崛起那年；叶芝于１９２３年获奖，正是爱尔兰获得独立以后的一年。安伦德承认评审委员会确受政治因素影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英籍印裔作家V. S. 纳保尔（不久前“现代文库”所列本世纪百部最佳小说中，他有二部）曾被数度提名。但是安伦德与其他学会会员认为他的人情冷酷，而他对伊斯兰教的批评，恐会引起宗教纠纷。
有人问：为何中国从未产生一个诺贝尔作家？
瑞典皇家学会常任秘书亚伦道：“中国不是有个所谓文化大革命吗？它是中国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个问题。”谈到亚洲国家，亚伦蔑视印度与巴基斯坦用英文写作的作家。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显然也有“政治问题”。评论家安伦德说，博尔赫斯竟接受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奖章，乃是不可宽恕的。
一部分皇家学会会员认为１９９７年的奖颁予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乃是笑话：他乃是演艺者，不是文学作家。美国著名出版家罗吉·史屈劳斯（在美国出版诺贝尔作品最多者）也表示同意。一般以为皇家学会倾向于左翼作家，何况达里奥．福也不怕讽刺梵蒂冈教皇。韦斯堡说，今日世界有很多伟大剧作家，为何看中达里奥·福？
瑞典是世界销书最多（以人口作比例）的国家，诺贝尔作家的名著成为普遍圣诞礼物。瑞典皇家学会虽有思想靠左的倾向，会员则都出身于高级社会，平时操法语与拉丁语会话，自成为一个势利的小圈子。诺贝尔奖提高了瑞典在世界的地位。斯德哥尔摩自由派的“快报”文化编辑在答一位美国记者访问时自嘲地谓：“我们瑞典有些什麽？我们有Volvo（汽车），我们有Smorgasbord（北欧冷菜席），我们有Bjornborg（网球明星），我们还有诺贝尔奖──没有诺贝尔奖，没有我们。”
(选自《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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