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学 人 生
——记著名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先生
沿着上海华东师大美丽的校园向西，过丽娃河，穿后门到华东师大二村，绿树掩映中，几栋红砖青瓦、古雅别致的小楼就映入了你的眼睛。名闻遐迩的钱谷融教授的家就在这里。
走访钱先生并不是困难的事，事先打个电话，尽管他很忙，但总会接待你。他的弟子则往往径直推门而入，从踩森地板咚咚的声响，钱先生有时也能判断出来者是谁，所以，人还未露面，他先有了招呼，给弟子一个惊喜。大多数时候，钱先生坐在书房兼客厅靠阳台的藤椅上，手持一卷书在读，背对着窗外射进来的柔和阳光，深色的剪影和沉思的神情能把你带进历史的长河中……
“人学”风波
钱谷融教授是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教育家，他前后共当了30余年讲师，1980年才直接升为教授，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钱欲融虽大半生在动荡的年代度过，可经历并不复杂，几乎未出过学校的门，读书、教书，如此而已。若不是50年代中期，他被投入一场来势凶猛的批判运动，他的命运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是1957年3月，华东师大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各地院校都有代表参加。当时全国上下还沉浸在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所唤响起的创造、争鸣的欢欣气氛中。钱谷融在校系领导、同事的动员和鼓励下，一口气写出了洋洋洒洒长达3万余字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论文宣读后，当即就引起激烈反响，但人们普遍持批评态度，简直无人赞同。在当时“左”的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也并不奇怪。
时隔不久，《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编辑来访，要走了论文的打印稿，于同年5月5日，杂志上全文发表。此前，有人知道《文艺月报》要发表这篇文章后，提醒钱谷融：“别是钓鱼呵!”钱谷融那时年轻气盛，并不在意。但后来事实的发展，却证实了这种提醒并不是多余的。文章发表的同一天，《文汇报》的“学术动态”栏里就介绍了这篇文章，说这是“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同时又轻率地说它“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后者当时是很大的罪名。5月5日这一天，《文艺月报》还没送达读者手中，《文汇报》的消息来源就显得神秘而不可测。而且，“学术动态”介绍钱谷融的文章时，态度暖昧，模棱两可，可能确实有引起争论的意图。
“鱼”被钓了出来，批判开始了。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文艺月报》，北京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以及各大省市的文艺刊物都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上海文艺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并准备一本一本编下去。各种形式各种名目的批判会不断召开，大字报也贴出来了。开始还要治病救人，最后终于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与胡风“反党集团”挂起钩来，欲将钱谷融置于死地。
《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改变了钱谷融一生的命运。此文发表前，他的才华虽已为周围的人所熟知和敬重，但比起新中国成立前已享有大名的同事施蛰存、许杰等，他还只是个小人物，为什么当时由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宣传机器要选钱谷融当“靶子”呢?
在粉碎“四人帮”前，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讲这篇文章是姚文元竭力主张发表的，他认为这是一篇典型的修正主义文章，公开发表出来，是为了让大家便于批评。粉碎“四人帮”后，又有了另一种说法：姚文元当时是真心赞赏这篇文章并力主发表的，后来形势变了，他就又转了过来，以批判钱谷融急先锋的形象出现了。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都有可信处，至少说明姚文元直接插手了此事。而且，姚文元本来善于见风使舵，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
再遭批判
钱谷融没有屈服，1959年，形势稍有好转，他又写出了《〈雷雨〉人物谈》。如果说《论“文学是人学”》奠定了钱谷融先生后来在文学理论界斩高的学术地位，那么《〈雷雨〉人物谈》则把他的学术研究推向顶峰。《论“文学是人学”》才情飞扬，大气磅礴，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雷雨〉人物谈》内蕴深厚，诗意盎然。中国读者都熟知，曹禺的《雷雨》堪称20世纪中国话剧的的压卷之作，有着丰富的内涵；钱欲融知人论世，洞微烛幽，对《雷雨》人物的分析、评论，可谓鞭辟入里。二者交互辉映，相得益彰。
但是当时《〈雷雨〉人物谈》一文在教研组听取意见时，受到了围攻，为此还专门开了批判会。1960年，中国进一步清算世界文学中的“资产阶级传统的倾向”，钱谷融“不识时务”，在一些场合为世界优秀的文学遗产辩护，发挥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于是新账旧账一齐算，他又一次遭到长达数月的粗暴批判。钱谷融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渐渐沉默了。但沉默也换不来安宁，“文革”中他又饱受迫害。许多人被逼含冤死去，钱谷融总算幸存了下来。
经过一次次的批判，钱谷融的外在气质改变了许多。所轻时他率直、刚正、据理力争；进入老年，人变得内敛、融通、宽厚。但他对文学的痴心一如既往，对美的事物的爱好一如既往，对人情人性的尊重一始既往。钱谷融并不是那种在生活中一片痴气的人，有一次，钱先生的弟子许子东从香港回来，钱谷融宴请他，趁机把在学校的弟子叫到一起聚一聚。席间谈笑中，弟子李劼为钱谷融先生“拆字”，说他的“钱”姓外圆内方，大家都点头同意。钱谷融的精神境界，偏向于道家一路，退避、“示弱”“不争”，但操守坚定，对人对事绝不作无原则的妥协。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不与社会接触。以钱先生的地位声望，他常会成为各种事件的纠结点，他总能明察秋毫、审时度势、指挥若定，那种驾驭局势的能力，绝不是一般人可以仿效的。熟悉钱谷融的人，都会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并深深敬服。
精心育人
文学教育不同于政治教育、技术教育，它有自己的特殊性。钱谷融先生是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深得其中奥妙，培养了许多出色的学生。“文革”后，钱谷融的工作重心放在培养研究生、博士生上来。他从1979年开始招研究生，如今已满20年，已经毕业的博士硕士已有30多位。
钱谷融培养研究生在全国是很著名的。他考作文、考“文学史”，不了解情况的考生会被他与众不同的考法吓跑。其实考他的研究生说难也不难，因为年年出的考题大同小异，找些往年的试题准备一下，准不会扑空。不过他并不考考生的知识的记忆力，而是考他们的理论阐述和发挥的能力，重视的是考生的思想和才情。钱谷融毫无成见，对考生一视同仁，哪怕你考分稍差，只要确有培养前途，钱先生也会帮你争取，让你如愿以偿。从某种程度上说，入学考试不再是“拦路虎”，而成了入学后他因材施教的依据。
钱谷融的高妙处在于能一个中等资质的学生，悉心调教，使其成龙成凤，更不用说才华卓越的学生了。不断有人打听钱谷融教学“秘诀”，如果说有什么秘诀，那就是钱谷融特殊的人格魅力给弟子巨大的感染作用。钱谷融几乎不给学生上课，但每星期学生必到他的住所聚一次，谈话讨论就成了接受钱先生调教的主要形式之一。学生在导师面前总要说话，于是，说什么、怎么说就必须认真考虑，而说话人的性情、个性、修养也往往“原形毕露”。钱谷融以他丰厚的学养和人生智慧，往往三言两语，切中要害，让你觉得语言能产生那么大的力量，引发那么多愉悦，创造那么多奇迹。钱谷融营造了孔子与弟子之间有问必答那样一种气氛，一次谈话下来，学生无不大受裨益。当然，说不好话的新来者，则要被逼入窘境，汗流浃背。说话、做人与文原是互为表里，学生就是在谈话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学业也迅速进步了。
钱谷融培养的众多弟子中，知名的有王晓明、许子东、殷国明、李劼、胡河清、吴俊等，个个性格鲜明，建树丰硕，钱先生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也从各个方面继承、发扬钱谷融的思想和品格。
知名人文学者王晓明是钱先生的大弟子，如今已是教授、博士生导师。钱先生对他颇为倚重，后来他的学生，也多受王晓明指导。学界都承认这们一个事实：一个学派能否形成并发扬光大，创始人固然重要，但大弟子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与同门弟子的关系更密切，更容易施加影响。钱门人才辈出，也与王晓明出色的组织、团结和扶助密切相关。八九十年代，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的两次大讨论：“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危机讨论”，其策源地在华东师大，王晓明是主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其实，王晓明的思想与钱谷融是一脉相承的；在讨论引起的各种风波中，钱先生总是坚定地支持王晓明。
李劼是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批评家、散文家，但也是钱先生“最不放心”的弟子，李劼经常“闯祸”，为这样那样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不断有人劝钱先生“管管”他。在80年代中期，李劼抛出一篇《谢晋时代应当结束》，批评以谢晋为代表的一代电影的政治化和“滥情主义”，产生极大反响。钱无生当即严厉批判了李劼轻率武断的文风和对谢晋缺乏应有尊重的不逊态度；同时，他又为学术观点的正常争论辩护，并替李劼顶住了各种压力。没有钱先生左扛右挡，李劼恐怕早已不是现在的李劼了。李劼是天生的叛逆者，但他对钱先生极为尊敬，在钱先生面前，态度总是十分恭顺。
钱先生“不放心”的弟子中，还有一位是胡河清。胡河清若不早逝，前途无可限量。仅行世的《灵地的缅想》、《新粗神与旧途径棗论钱钟书》、《胡河清文库》等著作，就足以使他跻身一流批评家行列。他深厚的国学根底，灵异的文字，对神秘事物的特殊喜好，使他的文章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魅力。但胡河清由于性格和家世的原因，容易陷入神秘主义。钱先生不止一次说过，担心胡河清在探索中陷得太深。有一次钱先生很高兴地对学生说，看了胡河清写金庸的一篇文章，放心了，认为他能把握自己。谁知胡河清仍未能躲过劫难。胡河清死后，李劼用了两节课的时间为本科生讲胡河清的事迹和思想，以此来纪念他的这位挚友。钱先生知道消息后，在家中等了一上午，想从听众口中了解李劼讲了些什么。钱先生对学生的爱护是一言难尽的。
如今钱谷融先生已经退休。他从1942年起在大学任教，至今已辛勤耕耘50余年。他所培养的学生，遍布在全国各地。钱谷融先生的晚年也颇足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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