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棉：卫慧没有抄我
作者: 棉棉 (04/12/2000)

　　一年前我看了《硬汉不跳舞》（不是美国的那个《硬汉不跳舞》）打电话给卫慧，当时我十分激动，而卫慧说“我没有拿着你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我顿然哑口无言，我觉得她说的很对，所以，她没有抄我。

　　1998年底我在《南方都市报》、《音乐生活报》上发了一个小文章《棉棉厌恶》，1999年6月我又在《中华读书周报》上发了《棉棉不是枪与玫瑰》，大致意思是指出最早在我小说出现的一些生活元素甚至人物性格在变成一种可笑的“时尚”，在被符号化、庸俗化。我这么说有点自作多情，就象有人会指出我跟风美国六十年代文化一样。其实我没有“垮掉一代”那么“文艺”（毒品在我这儿就是自己、自己的世界、自己待着，到最后成为超级垃圾），但我也不太愿意别人把毒品当成“时髦”在那仅仅成为一种符号。我认为中国的“毒品文化”是最复杂的。我96年曾在酒吧靠放唱片领工资，所以我也不太愿意看到有人把酒吧作为一种“意淫”或者“某种高尚生活的体现”在那炫耀。比如“在上海的阴阳酒吧的厕所做爱”，那酒吧的装修我们都曾参与，那厕所小的根本刚好只能横着进一个人，而弯下腰时脚就顶到了门。

　　我喜欢摇滚乐。但纹身、露阴癖、词语亢奋、双性恋、假发、车祸、吸毒代表不了摇滚精神。我也热爱萧邦、莫扎特，我喜欢一切令我身心投入的音乐。如果棉棉是一支摇滚乐队，这支乐队一定不是重金属，这个乐队的名字一定不是“枪与玫瑰”乐队。我所描写的生活绝不可能成为代表，成为主流。我代表不了新新人类，我的书“不是写给女性看的”，我的书也不可能“说出女性想说而说不出的话”，我个人认为这种自做多情会使写作显得十分可笑。进入写作状态时，我只对表达感兴趣。这是个没有偶像没有代表的时代，任何一群人的生活对另一群人来进都是另类，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

　　所以，我和卫慧两回事。所以，混水摸鱼的卫慧没有抄我。

　　《上海宝贝》（我指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是我出生以来从未读到过的最可悲的读物。在我眼里它什么也代表不了，甚至代表不了欲望，甚至代表不了卫慧的“半自传”。它的可悲还在于作者把真的、假的；时髦的、老土的；对的、错的，商业的、严肃的全部和在一起混为一谈。它的可悲之处还在于放入了大量的虚弱的“形而上思索”和“名人语录”，想以此吓吓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这本书的气息就是自卑、虚荣、无知的气息，表现了作者对对城市隐秘生活、高潮、金钱、漂亮的脸、长脖子、非主流音乐、流行音乐、好莱坞大片、名牌、哲学、名人生活、男人的倾暮等等强烈的无法克服的自卑心理。这种书怎么可能代表新新人类？在整本书中，爱成为一个空洞的词语，并且完全看不到女性的独立，这怎么可能是写给女性的书呢？

　　我是两个星期前才上网看的，两个星期了，我还是没发现这本书有什么大意思，书中的主人公敢于脱光衣服写作，却从不面对自己，写来写去也只是在抄时装杂志、抄音乐杂志、抄上海旅游免费外文杂志，有一个纸剪出来的中国爱人和外籍生殖器官。主人公是个可悲的塑料做的不可爱的现代灰姑娘。打个比方，我认为主人公以为“有钱人”都是吃巧克力的，她不知道为了保护牙齿，“有钱人”吃巧可力时其实很小心，她更是到最后都没弄清楚巧克力有黑、有红、有白。她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灰姑娘，因为中国男人没爱过她，外国男人也没爱过她。她是个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自己的女性，因为什么结论她都得靠那个外籍器官来得出。这个COCO是新女性的耻辱，她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最红的小姐”（她以为最红的妓女就是“最佳私处奖”的代名词），她最大的弱点是贪婪又自卑，她是个可怜的人，她总是在自我安慰，她所有的东西都是她的眼睛所看到的别人的，所以大家应该同情她，她可怜是因为她缺乏爱的教育，这是我发现的这本书唯一的意思。

　　我有点难受，我难受是因为倪可（DJ NICHOLE）和COCO是棉棉工作室的重要成员，他们分别是上海最年轻的新锐DJ和中国最年轻的爵士音乐家，尤其是COCO，就像是我的亲人。你说这让我说什么好呢？当然只是名字一样，我只能说卫慧实在是没创意。

　　《上海宝贝》里那想成为名女人的作家就象一个笑话，她是不被尊重的，因为她极不尊重她所“喜欢”的事物，比如可可夏耐儿，她是不是因为脖子短而这么干我们就别追究了，但起码夏耐儿的简约、清高、低调她可是一点没学到。当然书中的COCO并不代表卫慧。这是为什么我一厢情愿地说这本书其实代表不了卫慧的半自传。但是卫慧拜托你以后千万别把名牌乱贴，如果你觉得那能显示你身份的话；千万别把乐队名字写错了，千万别把绝对抵触的音乐类型放在一起赞扬，千万别在赞扬非主流音乐的同时不停地提起《泰坦尼克号》，别犯这种低级错误；千万别到处夹洋文，还得差单词，多麻烦。请你也别把那么多名人语录放在那里，你太不自信，你太不流畅。你可以把一个五短身材的COCO描写成一个“性感宝贝”，你相信这个，这是你的自由，但请你别摸“名人”的屁股，请别以为摸了名人的屁股你就是“名人”了。请你下次别说你代表上海的某种生活，你代表的是要“乱赶时髦却土得掉渣”，千万别说你是“女性主义”，我个人认为在你的书里看不到男女平等，看不到独立，看不到一点爱，《上海宝贝》代表的是没有出路的力比多。

　　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介绍我的朋友，日本女孩MIWA，我说“在周末的夜晚，在阴阳酒吧或者97俱乐部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长得有些卡通的亚籍美女，她的脸上漂流着月光的气息，她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她家里总是隐隐约约飘着评弹的声音”，这篇文章在卫慧担任编辑的报纸上发表半年后，我在北京的大街上买到了一份女性报纸，我看见有人用笔名介绍卫慧，用的是与我写MIWA一模一样的句子，只是“一口流利的中文”换成了“一口流利的英文”。没办法，我不知道这个“笔名”是谁，我只能说连表扬卫慧的人都没创意。

　　而MIWA家的评弹却变成《上海宝贝》里和德国人性交时听的音乐。这也不能说抄，事情就是这样，很多东西在我这儿就是个事情，很快就会在别的地方变成个符号。只是上海的女孩子和上海的老外真没那么浅薄，他们中势力的挺多的，但一个也没有《上海宝贝》势力，而创造《上海宝贝》的卫慧又根本不是上海人，只是在上海念的大学，看来卫慧是恨上海人，否则干嘛这样？

　　最后，我要说明我和卫慧在1997年8月28日我的生日派对上认识，当时她穿着白色棉质长裙，目光清澈，新型知识分子，生活清苦，但很自尊，当时她刚刚完成了《艾夏》，而我则刚刚出版了我的《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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