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在蔡元培时代实行男女同学后，毕竟女同学还不是很多，于是这些有幸读到中国最高学府的女生，很是受到男同学的青睐，比如说1998年的北大百年华诞，有些老同学难免就想起当年的“校花”，这就有许多温馨的故事。

　　老北大的文科，向有“二周三沈二马”的传说，就是著名学者的浙江籍周树人兄弟、沈尹默三兄弟、马幼渔兄弟。关于“二马”，人们是错把马叙伦先生认作马幼渔的一家，其实宁波马氏一门九子，其中五位都是知名学人，这是马幼渔、马衡、马鉴、马太玄、马廉，其中若干就曾出入北大，自是风光。却说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马幼渔的千金马珏，18岁时考入北大，马先生一向慨然中国妇女地位太低，于是“从我作起”，就叫女儿报考北大的政治系，让女儿争口气，将来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马家两位小姐先后考上北大，受父命，一位读政治系，一位读法律系，这可能就是最早读这些学科的女子了，所以当时就让人看得眼热。不过整个妇女界所处的中国“语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使处于女界“宝塔”结构峰巅的马氏姊妹也当然在此“语境”中而不得逃脱。这有一些例子：

　　马珏《我的大学生涯》说：“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在男子话语权势下，还有些令马小姐不悦甚至恼怒的节目，比如学府中渊源流长的“课桌文学”，分明有人就在马小姐的桌子上写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之后又涂鸦“杏眼圆睁，柳眉倒竖”，马小姐是擦了哭，哭了擦，不想“不但有这种‘题词’，还常接到来信”，这些骚扰，“我当时的心理就是见信很不高兴，觉得别人欺负我，很难受，可见了信还光想看，看完了就又哭”。事是小事，说不上是侵犯女权，所以马幼渔先生知道后就劝慰马小姐：“他们写信给你，是对你有好感才写的，没有恶意”，这样积累的信件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个装订成本的给我印象很深，一共两本，一本给马先生，一本给马小姐，内容从不知我的名‘珏’字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这档子“春明旧事”，老人“十拗”之一的近事不记远事记，就不曾失落而颇得传闻，近年来张中行、谢兴尧、何兹全等都有回忆，所谓“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的缅想(张中行《负暄三话》、谢兴尧《堪隐斋随笔》、何兹全《爱国一书生》)，以及青年人的调皮。

　　如果说这是学生时代到今天还是常有的节目不足为奇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更耐人咀嚼了。

　　李霁野先生生前回忆鲁迅往往“从细小处见精神”，有这样一例：鲁迅一老友的女儿，喜欢读鲁迅的作品，曾写过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鲁迅很欣赏，后来每有新著都要送她一本，但当听说她结婚了，便不再送她书了。这就是马珏。

　　《鲁迅日记》中有关马珏的痕迹有50多处，大多是鲁迅赠书。鲁迅后来南下，再次北上探亲时还见到过她，鲁迅感北京“旧雨”“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两地书》)，这自然也有马小姐的热情在内。鲁迅返沪不久，马幼渔函告其女婚配，以中国当时的社会习惯和风俗，女子为人之妇，就不便再与人随便通信了，也不便受人馈赠了，于是细心的鲁迅就停止给她送书，他在给台静农信上说：《萧伯纳在上海》，“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但有一本《一天的工作》，上册是给过她的，所以，将出的下册仍送她”，“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鲁迅书信》)，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仔细和为人着想的仁霭。

　　不过，因为结婚就不能再自由社交，甚至与鲁迅这样的师长和父执也停止了联系，这隐隐可以让人领略30年代即便是马小姐或杨夫人(马珏适杨氏)这样的女子，也是局促在一个鲁迅当年亟图摧毁的中国从来没有争得到“人”的资格的一个 “语境”中，而且这个“人”

　　还是“女人”。

　　马珏，如其父所愿，上政治系，为女权而斗争，终未能变成现实。

　　马珏后来在上海儿童图书馆工作，终其一生，籍籍无名，想其当会百感交集吧。她在北大90周年时说：对比她的同学朱穆之、邓广铭、杨周翰这些人，“他们现在都是国家栋梁，而我一无所就，实在惭愧”

　　(《我的大学生涯》，见《精神的魅力》)，这“实在惭愧”四字背后，她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摘自《女界旧踪》，郭汾阳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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