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军及其《南方的情绪》

  潘军曾经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探索一种松散而多变的叙述文体,更主要的是探索个人化的生活,个人对环境的怀疑并且寻求新的适应性。而现在,潘军是一位三心二意的冒险者——在1992年第三次经商热潮中,潘军急流勇进,他对蓝色的特殊爱好,使他毫不犹豫将他当头的公司命名为“蓝星公司”。这次命名与其说是一次与文学的决裂,不如说是表达更深的眷恋。在精明强干的总经理与风流倜党的作家之间,潘军乐于扮演双重角色。
  因此,不难理解,数年前潘军会写下《南方的情绪》(《收获》,1988年第6期)这种作品。这篇小说讲述一个作家,在接到一个莫明其妙的电话之后,开始一次冒险的旅行。这个故事有点神经兮兮,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却又自然而然地发生。与其说这是一次探险,不如说是一次梦游。把这个神经质的自称为作家的“我”,置放到“新时期”文学的大语境中来理解,将会看到历史的惊人变化和这篇小说的特殊意义。
  以“大写的人”为规范式的“新时期”文学一直在讲述“人的神话”,关于人性、人的价值、自我及其个性解放等等,构成“新时期”的主流思潮。80年代中期,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并不仅仅意味着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位移,而且标示着“人”的自我形象不断放大的逻辑行程。张承志的“我”,携带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经过北方四条河流的洗礼,而成为一代青年的楷模。刘索拉的那些“大学才子”和徐星的那个“局外人”,其实自以为是地拒绝社会而捍卫与众不同的自我。现在,潘军的这个“我”(某种意义上可以和同时期格非的《褐色鸟群》中的那个“我”联系起来看)。却仅仅是个孤立无援的、疑神疑鬼的个人——他不再能讲述时代共同的想象关系,母宁说他只能沉缅于个人化的幻想经历。
  对于潘军来说,由那个神秘的电话引发的这次行动,到底是一连串的幻想,还是些夸张的经历,这都无关紧要——在“先锋派”小说中,幻想与现实本来就被极大可能地混淆了。潘军显然致力于表现一个企图摆脱现实的人,却又如何被预期的阴谋所支配,揭示个人对生活及其环境的无能为力。去蓝堡的冒险旅行很像是一次侦探行动,充满神秘的诱惑。潘军把侦探小说的习惯情节模式挪用过来,但是他把主角彻底改造为一个没有任何自己能力的多疑症患者,这使他的探险活动变成一次对自我和周围存在世界的怀疑分析。“孤独”和“自我”仅仅作为一个前提,作为潜台词起到动机的作用,叙事过程则是“我”对周围世界充满敌意的猜测。加缪的那个“局外人”现在转变成对世界的病态的过分关注;“我”如惊弓之鸟一般生活于妄想之中,到处都潜伏着迫害“我”的阴谋。当然,“我”也并不是怀着恐惧窥视对立面的世界,“我”怀着好奇而勇敢地踩进这个敌对的世界。潘军把幻想的自我拆解为一系列有惊无险的自虐游戏。不管潘军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孤独无援的自我,这个时刻感受着生存危机压迫的自我,却经历了许多奇妙而精彩的场面。摆脱现实的妄想变成幻觉与推理、阴谋与冒险、自虐与欺诈混为一体的行动乐趣,这个对身陷其中的阴谋无能为力的拙劣侦探,其实不过是一个忙于逃难的妄想狂,这是对自我以及自我对生活的双重嘲弄。
  这篇小说对个人与环境的冲突状态的描写,对个人敏感心理的刻画以及那些随意发挥的嘲讽,都可以看出作者圆熟的技巧和老道的语言功夫。但是,过分强调幻想经验,尤其是在幻想经验与现实经验重叠的情境中,经常没有找到准确的接合部,使得那些“幻想”经验像是刻意为之的表现。也不能不说美中不足。当然,这是那个时期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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