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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插的都插了

作者：泊渊


　　我要向你们谈起我的弟弟。他在我的心中始终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结。许多次的想起他，都会想到他那憨憨的笑容。再清晰不过了，在我记忆的长河里。他的脸总是要掩盖过许许多多张朦胧的面孔，即使是我最深爱过的女人。
　　我的弟弟出生于１９５１年，那个年头正好是整个国家蒸蒸日上的时期。象许多在那个时期出生的孩子一样，我弟弟的名字也不免要烙上时代的印记，他叫“爱国”，张爱国。
　　不幸的是，弟弟长到３岁，爸爸妈妈发现弟弟有点问题了。他总是那么老实，没有象他这么大的小孩子该有的顽皮和精灵的眼神。他常常是大人叫他坐在床上就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很乖很乖，乖的都让我的父母痛心。
　　父母带他到了协和医院去检查，最后诊断的结果是：轻度痴呆。这个结果不知让我的妈妈在深夜里掉了多少的眼泪。我那时６岁，半夜里经常被妈妈低声的哭泣惊醒。我似乎知道弟弟有很严重的问题，但当时的我不懂这个问题会对弟弟的一生带来怎样大的影响。
　　后来，我上小学了。弟弟也一天天长大了。我慢慢懂了，弟弟是反映迟钝。一天当中，他的脸上总是带着憨憨的笑，似乎永远都那么高兴。但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当我可能因为嫉妒（父母对他要比我好的多得多）或调皮而欺负他的时候，他就会大声的哭，哭声大得出奇。他的哭声总是要引来妈妈对我的一顿暴打。所以有时我真的很恨他，也恨父母。我觉得我不象是父母的孩子，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对弟弟那么好。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同学们都知道了我有一个傻弟弟。特别是吵架的时候，他们会搬出我的弟弟来挖苦我。每当这时，我就会象发了疯一样要和他们拼命。回到家的时候，我会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他，一脸憨笑的他。我真想把在外面受的气全部发到他的身上。
　　那时的弟弟就已经有了一种奇怪的毛病：见到有洞的东西，就喜欢用棍子或什么长一点的东西插进去。他这种毛病从什么时候出现的，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家的东西都被他插遍了。酱油瓶子，暖瓶，我爸爸最钟爱的藏在很旧箱子里的笛子，甚至妈妈用来批改作业的钢笔帽都被弟弟用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棍子插上了。而且，如果你把它们拔掉，让弟弟看到，准哭得地动山摇。
　　所以，没办法，家里凡是有洞的东西都得乖乖地插着一个个棍子，外人来看到了，都不免要笑。没办法，妈妈对弟弟有一种几乎病态的疼爱。
　　妈妈在很久以后曾经和我说起过，那时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她说怀弟弟之前，正好是她因为外公的历史问题而焦虑万分的时候。父亲就是在外公去世后的第三个晚上，在妈妈守灵之后回到家里的晚上把弟弟送入到这个世界里来的。
　　我到了四年级，弟弟也终于要上小学了。那个时代也挺有意思。那是个讲究一切都平等的年代，所以，弟弟也会想当然地进入我上的那个小学。
　　弟弟的智商在当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他总归是个弱智儿，必然要受到同学的戏弄。同学们打他——当然在校外，捉弄他，残酷地捉弄他。我曾看到一幕，他们，小小年纪的他们，用棍子向弟弟的肛门里插去，因为他们知道他喜欢插东西。我从那时知道了人是多么残酷的一种动物。
　　弟弟大声哭着，哭声震天。他们又用不知从哪个垃圾箱里捡来的破抹布，堵住了弟弟的嘴，弟弟只有在那儿不停地呜咽，泪水流得象河。
　　看到这一切，我不顾一切地冲过去，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向其中一个闹得最凶的孩子拍过去。他们都吓坏了，刚才的狂笑声立时消失掉了。弟弟的同学四散逃走了。我没有追他们。我流着泪把插在弟弟身上的棍子拔了出来。从那一刻起，我感觉自己长大了。
　　我是哥哥。我是弟弟的哥哥。我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哥哥。
　　从此，我承担起保护弟弟的责任。那件事情我没有和爸爸妈妈说。我也开始慢慢理解他们的苦衷，不知是太晚还是太早。
　　每天，我都和弟弟一起上学，放学，我会等他，或者，他等我。以前总是妈妈来送弟弟，现在换成了我。我也从妈妈的欣慰里看到了她对于我的爱。
　　谁都知道弟弟有个很凶的哥哥，所以渐渐地也没有人敢欺负弟弟了。
　　和弟弟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是很有意思的。他的眼睛总是四处搜寻，象我们看过不知多少遍的《地雷战》里鬼子探地雷时的样子。记得一辆汽车停在路边，弟弟很是兴奋。我挺纳闷，不清楚他又发现了什么。只见弟弟跑到莲花河边，捡到一根粗粗的树枝，又飞快地跑回来，脸上兴奋的表情真是难以形容。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弟弟把那根粗粗的棍子插进了汽车的排气管。我看了好笑。但我没有管他。那时我毕竟也很调皮。弟弟插完之后，自己欣赏了一会，感觉到满意了，然后大摇大摆地向前走。我拉住了他，因为我看到从旁边的大院里出来一位司机模样的人。我幸灾乐祸地看着那个司机模样的人打开车门，发动汽车。我很好奇，我清楚弟弟堵住的是汽车“放屁”的地方，我想看看汽车不会“放屁”了会怎样。
　　汽车一阵一阵地轰鸣，又一次一次地偃旗息鼓。我在不远处强忍着笑。我可不敢笑，怕露出马脚，倒是弟弟傻忽忽地笑着。司机下车，打开车前面的车盖，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他莫名其妙地摇着头。司机还奇怪地朝我们哥俩瞅了瞅，他一脸无奈而又无辜的表情几乎让我的笑喷出来。终于，他走向了车后，我预感到不妙，赶紧拉着还在傻忽忽笑着的弟弟跑开了。
　　路上，经常从那条路上下班的人们，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路边的交通栏、阴沟盖，甚至墙上的小洞都插满了大小长短不等的棍子。
　　弟弟已经知道不该在家里折腾了。我经常观察到弟弟用非常贪婪或渴望的目光看着家里的瓶子，（家里其他可能引起弟弟兴趣的东西已经被妈妈收拾起来了）象两三岁的小孩子，看着别的小孩子吃东西所表现出的赤裸裸的贪婪。他太“馋”各种各样的洞了。
　　有时，弟弟实在忍不住了，在家里没人的时候，会重操旧业，把家里所有可以找到的洞插满。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要挨妈妈的一顿打。因为妈妈已经把监视弟弟的责任分给了我。那时，妈妈一定超前地意识到不该让弟弟这种变态的行径自由发展下去。
　　弟弟不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治疗。他经常被妈妈带着到协和医院去。妈妈会从医院里带回来一些药，给弟弟吃。弟弟是死也不愿意吃药的。没办法，这时父母象给马钉掌一样强迫着弟弟把药吃下去。一般这样的过程要进行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在旁边看着，常常看到弟弟死去活来地哭着，妈妈的眼泪也是止不住地往下流着。
　　时间过得很快，弟弟慢慢地发育成一个大孩子了。那段时期，形式变化得很快，但任外界怎样变化，也基本没有过多地涉及我们这个有些特殊的家庭。
　　不知道是药物的作用，还是弟弟确实长大了些，懂点事了，弟弟不再随便插东西了。他变得会应付一些简单的人际交往了。
　　值得一提的是，弟弟第一次的“恋爱”。当然，我不清楚弟弟到底懂不懂恋爱。反正他喜欢和邻居家的差不多同龄的小燕子玩。常常是吃过晚饭，弟弟一摸嘴（他不是那么爱笑了），就跑到了小燕子家。小燕子的妈妈很喜欢弟弟，也经常给他一些零嘴什么的。小燕子把弟弟叫小哥哥，叫起来是那么的甜，至今我还能回味起她嫩嫩的叫声。小燕子是独子，她应该很喜欢弟弟到她家里去玩，况且，弟弟根本不知道欺负她或和她争抢什么简陋的玩具。
　　后来，小燕子一家要搬走了。他们家的历史问题很严重，比我们家严重多了，这些都是妈妈事后告诉我的。
　　小燕子家搬走的那一天，人们忙来忙去的，忙着把小燕子家里的东西搬上一辆卡车。弟弟呆呆地看着，他的脸上出现一种很奇怪的表情。谁也没注意他。整个过程他都是这样，傻傻地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
　　最后要走的时候，小燕子跑到弟弟的跟前，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我这时看到弟弟流眼泪了。小燕子把一个东西塞到了弟弟的手里，然后上车了。
　　汽车发动了，一阵燥人的轰鸣，汽车喷着浓重的黑烟消失在巷子的拐角。
　　过后我注意到，弟弟的手里拿着一个纸壳子做的万花筒。
　　此时是１９６７年。
　　转过年后，我不得不离开家，到新疆的一个生产基地“上山下乡”去了。一家人到火车站送我。弟弟好象知道我会离开很久。在站台上，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弟弟目送小燕子走的时候的表情。最牵扯不下的是我的弟弟，在西行拥挤的列车上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在新疆，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快乐的。我看到了清清的草原，湛蓝的天空，白的让人无比欣然的云朵，还有远方绵延不绝的山峦。在那里我第一次恋爱了，对方是个让我终生不能忘怀的姑娘。
　　火热的爱情中，我还是在牵挂着我的弟弟。爸爸已经被打成右倾分子了，下放到一个北京近郊的农场。妈妈也被划为右倾，考虑到我的弟弟，革命委员会还是恩准她留在城里，照顾弟弟。
　　我经常往家里写信，也会在每一月的月尾收到累积在一起的妈妈的来信。信中，妈妈倒是很乐观，总是说弟弟越来越有出息了，已经怎样怎样了。感觉到妈妈的欣慰之情，总是心里酸酸的。我是多么可怜妈妈呀。
　　在我插队一年之后，妈妈来信说弟弟要参军了。我很吃惊。弟弟怎么能参军呢？紧接着第二封信里妈妈说，弟弟是因为被区里评为学习毛主席的先进代表而被区里推荐到解放军部队的。
　　弟弟的记忆力奇强。小学就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当然，谁也没有认为他的这种天赋会在那个只讲觉悟和阶级斗争的年代有什么用处。自从我走后，街道组织起勤学毛主席著作小组，弟弟由于是很少几个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便被充数地安排到街道的学习小组里去了。
　　学习小组一开始正式学习，人们才无比惊讶地发现，原来弟弟是最最终于伟大领袖的人物。于是，街道把他作为典型往小区推荐，小区又往区里推荐，直到最后把弟弟推到了解放军的队伍中去。
　　我听说了这件事情，很是替弟弟担心。妈妈也有些担心，可还是对弟弟寄予希望。她说弟弟已经具有了基本的为人处世的能力，况且，解放军里面应该是很保险的吧。我想，妈妈还有一个想法没有说，她为弟弟骄傲，她常年的担忧也许化作了对弟弟美好前景的祝福。当然，不否认，我们这种有污点的家庭，能够成为“光荣家属”，对于饱受欺凌的妈妈看来，也是一种莫大的慰籍。
　　信中，妈妈提到了弟弟那很怪的癖好，说基本没有了。但我还是有些隐隐的担心。脑海里常常会出现弟弟看着那些瓶子时无比贪婪的目光。
　　后来，我终于赢得了一次探家的机会。我回到家里，看到因病回来的爸爸和妈妈，他们都已经老了。我头一回意识到自己的父母也会变老。
　　归队的时候，我绕道去看我的弟弟。我怀着十分急迫的心情走完了那段从火车站到他们连队将近十里的路。
　　此时的弟弟长得魁梧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了。看来部队生活对他很适合。
　　弟弟见到我只是憨憨地笑，我注意到他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我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总是笑着说好好好。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替他高兴。
　　他的班长是个憨厚的山东人，用浓重的山东话表扬起我的弟弟。但最后他把我的弟弟支了出去，凑近我的耳朵，小声地说：“爱国什么都好，就是有一样……”他把话头掐断了。我的心一紧。我预感到一些问题。
　　班长继续非常秘密地向我介绍起弟弟在连队的异常情况。
　　弟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被分配到这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连队。这是个炮兵连队，平时训练，那黑洞洞的炮口……
　　“爱国一开始来到我们连队，俺就发现他有点问题，当然，他脑袋有毛病俺知道。”班长对我说道，“问题是，他特别喜欢把发给他的枪倒过来，死盯着枪口，一会儿半会儿倒没事，你如果不阻止他，他会盯上老半天，而且，会用手指头朝里面戳。”班长轻轻地摇摇头，看得出他有点可惜弟弟。“他特别喜欢擦枪，一有机会就擦，这可不行，你知道，军队里是有纪律的，枪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拿的。记得有一回，他三更半夜里起来偷偷跑到军械柜，拿出枪在那慢慢擦着，后来被值勤的同志看到了，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可领导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现在呢？”我急切地问道。
　　“现在呀，哎——”班长叹了口气，这口气一下子让我的心沉了下来。
　　“训练的时候，他是最卖力的了，可他老喜欢跑到大炮前面去，抱着炮筒子朝里面看，还伸进手去摸，好象里面有什么金银财宝似的。俺知道他有这种怪毛病，就安排他作三炮手，可他还是老盯着大炮屁股后面的洞。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世上还有这样的怪毛病？！”
　　我就向班长简略讲起了弟弟的事情。班长听完，皱紧了眉头说道：“俺不是一次两次和他谈话了，说他这样是不行的，影响训练不说，还可能要出大问题。俺得为领导负责呀。”我说是呀是呀，但心里沉得不知说什么好。
　　走的时候，我极力想和弟弟说明事情的严重性，不要再对洞有什么癖好了，这样会毁了他一生的。弟弟频频点着头，我看着依旧傻呵呵笑着的弟弟，叹了口长长的气，然后，怀着异常沉重的心情转身走上了那条来时的小路。
　　弟弟真的出事了。妈妈打来了电报，说弟弟被军事法庭逮捕了。我的心乱成了一团麻。我向领导请假，但领导死活不准，我和他们大吵了一架，然后，在七里屯车站，告别了我的恋人，我坐上了朝东方向的火车。
　　五天后，我到了弟弟的部队。还是那个山东的班长，他告诉我我的父母早已经来过了，弟弟现在关押在师部，等待审判。我的父母已经到师部去了。
　　我到了师部，在招待所里看到了我的父母。弟弟的事情一定把他们折磨得很厉害，他们更老了。
　　妈妈看到我就哭了，爸爸在一旁安慰着她。我无声地看着妈妈红肿的眼睛已经没有多少泪了，我感到了对弟弟的内疚。事实上，这种内疚也许从一开始，从我欺负弟弟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现在才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深植内心的内疚。我对不起弟弟，我没有照顾好他。
　　弟弟被抓其实很简单。在上级检查团即将到来的时候，弟弟在一天夜里，偷偷跑出去，把所有的炮衣都脱下来，用部队堆放在场地上准备盖防雨棚的竹竿插进每一个炮筒里，插得满满的。就在他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被值勤的警卫发现了，立即抓起来。第二天，弟弟就被押到了师部，要以严重的反革命罪论处。
　　妈妈和爸爸从协和医院里开出了弟弟的诊断证明，给师里的领导看。但他们说弟弟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事情的性质。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北京军区领导定性了，是无可更改的了。
　　审判弟弟是在我到的第三天。在师部礼堂。礼堂里全部都是干部战士。只有我和爸爸，两个老百姓坐在第一排。让我们坐在这里已经是部队最大的人道主义的照顾了。妈妈没有来，她不能忍受让她日夜牵挂的儿子遭受众人的欺负，这样的场面她绝对是受不了的。
　　坐在座位上，四周闹哄哄的，审判还没有开始。这时，我在想着我那饱受折磨的妈妈，独自在招待里是怎样一种心情啊。
　　弟弟被押上来了。我看到他瘦了好多，人也比以前黑了很多。我的泪水几乎要流下来了——我的弟弟呀，如今他成为了罪人，他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审判很煞有介事，我静静地坐着，想着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该是多么荒唐。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竟然成了反对毛主席的最大最大的反革命！
　　人类啊！
　　也许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人类这个词的涵义。
　　在整个义正言辞的审判中，我注意到弟弟始终是冷静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弟弟有这样看似成熟的冷静。他好象从长久的混沌中清醒过来了。
　　审判结束了。弟弟被定性为长期埋藏在革命阵营里的大特务，被判无期徒刑。爸爸听到宣判，没有任何额外的表现。他已经预感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也许，他会因为“人民”没有无情地把他儿子除掉而感激呢。
　　弟弟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无期徒刑。可能他只感到帮在身上的绳子太紧了，勒得他很痛苦。如果他知道，又会如何？
　　礼堂里的连队一队队地撤离了。弟弟被两个战士押着从礼堂旁边的小阶梯上走下来。我和爸爸迎上去。弟弟停了下来，他早看到我们了，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爱国”爸爸只叫了弟弟的名字，老泪便止不住地流下来。记忆中，这好象是爸爸第一次在我们面前落泪。
　　我注视着弟弟，紧抿着嘴唇。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上前抱住了他宽阔的身体。旁边两个看押弟弟的战士互相看了看，最后还是容忍了我的举动。
　　就这样，谁都没有说话。那两个战士说该走了。弟弟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他看着我和爸爸，问妈妈呢。我的泪水哗地下来了。
　　弟弟被战士拉着要走了。我赶紧凑近弟弟的耳朵旁，小声地嘱咐道：爱国，一定不要再插什么东西了，你答应哥哥。弟弟懂事地重重点了点头。
　　他被拉着走向门口。我和爸爸跟着。快接近门口的时候，弟弟突然挣脱了两个战士的手臂，向我靠来。几个人谁也没想到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在弟弟靠在我怀里的时候，我感到他递到我手里一件东西。我聪明地很快把它揣到了裤兜里。两个战士飞快地跑上来，强力拖他。
　　就在弟弟扭搡着快走出门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向我异常神秘地一笑，大声说道：哥，你知道女人吗？
　　回到招待所，妈妈用呆呆的眼神望着我们父子。我扶着她坐到了床上，然后尽量婉转地告诉了她结果。妈妈当时一下子就背过气去了。好长时间，妈妈醒来，对我说了一句话：都怪我。
　　这时，我忽然记起了裤兜里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已经很旧很旧了的纸壳子做的万花筒。
　　在弟弟服刑的四个月之后，监狱发给我父母一份通知。通知说弟弟已经在几天前畏罪自杀了。吊死在厕所里，用一条白床单。
　　妈妈和爸爸相继在一年和三年后去世了。家里只剩我一个了。
　　时间是１９８１年。就在弟弟被平反半年之后，在一个下午我收到了一份弟弟服刑的监狱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人民政府向我们一家致以真挚的问候。弟弟是因为不堪忍受其他囚犯的性蹂躏才自杀的。
　　插，该插的都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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