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周末
买 书
其实本来没想去买书。是在去妈妈家的路上接到老板的电话，让去加班，还得“找最快的方式飞过来”，我心想，他娘的，我要是带着毒箭呢，飞过去就能把你打成残废，我就飞去。在清冷的已能远远看见黄昏的星期天下午，我一赌气进了路边的一个书店，心安理得地站在架子前，心里快活地想，死老板，你等着去吧，我慢慢地飞。
其实上午刚买过两本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现在老了，不比上学的时候，买回无论什么书都如饥似渴地藏在课本下面看，实在是无论什么书都比课本好看太多，当时觉得。现在，五光十色令人分心的事太多了，偶尔走进书店，也常下不了决心去买。虽然书再涨价，仍是比洗头水便宜，但能够看书的地方已经太多，而时间和心情却越来越少。
在这个小书店里，看到了叶兆言的“1937年的爱情”。心中一动，连忙取下来看，是以前看过的那故事么？翻来翻去，发现真是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它已经变成一本全新的故事了，要想记起，就得从头来过。依稀记得当年是登在“十月”还是“当代”或是“收获”，在一个雨天看的，后来找它的单行本找了很久，今天，不知怎么竟碰上了，互相都不认得了。唉。但是我记得为了这本书，我在一座过街天桥的下面向一个摆地摊的人买过“叶兆言文集”，买完了将钱包放在双肩背的包里，弄得后来钱包也被人偷了，那本文集却没“37年”这样的好故事，印得也粗糙。纸薄得都快变成透明的。
交钱的时候，在款台前面看到那位少年作家韩寒的新书，黑色的很酷的封皮，大概是精选集或自选集之类，有几页作者拍的照片。等那收款的小姑娘找钱的当儿，我翻了翻这书，结果是又气又笑，乱翻白眼，差点没背过气去。
那孩子脾气坏坏地站在书页上正一边夸奖自己一边骂这个骂那个呢。比如说，某学者批评他写得不好，其实连他的书都没看过，被指出后还无耻地不以为意；某人说他写得不好，那是因为人家一辈子写得书还没有他小子一本卖得好印得多。说北京的二环路太颠簸了还是上海好，至少不会包子比馒头大，等等。
我诧异地看着，发现自己原来也应该被这位韩寒同学归入连人家写得什么都没看就来批评人家的浅薄、无知、嫉妒。。。的老朽一派。哗，我为这个发现欢欣鼓舞。就象被人夸奖“优雅地老去”一般，觉得自己连青春都能战胜。。。
我终于上了开往办公室的出租车，在车上想着韩寒的那些狂言和牢骚。他说，歌星出了三张CD都不能保证出一张精选，他却能写了三本书就出一本精选。他说，所谓北京文化的厚重就是因为北京人爱讲话，聊出来的。
真的是令人诧异的，难道不是么？在这样一个时代，甚至国界已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心中变得模糊，人们逐渐接受并向往所谓“国际人”的角色，为什么中国青年出版社还会推出这样的一本充满了狭隘和怨气的书呢。难道这位青年才俊(我想三五年这内这样称他还不为过)周围没有人能够提醒他，北京和上海谁有文化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且没有任何意义么？至少我本人，从来不会嘲笑地域的差异，相反认为这差异是最有趣的一件事，不然，为什么要走很远的路去那里看看呢，难道不是因为不同？真的很奇怪。
我想我明白， 为什么总有令韩寒不耻的，不看他书就乱发言的人存在。因为他的书实在不必翻过十页，就有权利有资格评论。也许比喻得不恰当，就象结了婚的人审查初中生理卫生课本一样，看看目录就知道写得透不透了。
韩寒同学的书之所以热卖，实在是因为高三的生活太过痛苦，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想找点共鸣，而中国每年都有数万的高二学生变成高三。还别说，这样稳定增长源源不断的读者群谁不羡慕。谁摊上谁美。弄不好能骗吃骗喝一辈子。
“1937年的爱情”被忘在办公室了。因为走得匆忙。没关系，还有时间。回来翻上午买的另外两本—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和“徐志摩文萃”。看徐志摩在七十年前说：“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了要从罗素。”看他在1926年2月26日跟陆小曼说：“我没有你简直不能作人过日子。什么繁华，什么声色，都是甘蔗渣!”
我一路看一路叹气，啊是，我知道这个人是酸的，但是，哪个念文学的敢不看？再看梁思成，在封底上，他说：“过去九年，我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每年两次派出实地调查小组，遍访各地以搜寻古建遗构。。。。其最终目标，是为了编写一部中国建筑史。。。我们已踏勘十五省二百余县， 考察过的建筑物已逾两千。。。虽然距我们的目标尚远，但所获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如果不能将人，将文章作的这样优美，有什么颜面出书？
招人笑耳。 (2002.10.23)
周末
星期日的下午，从两点半睡到五点半，醒来一身的汗，一边推开毛巾被，一边胡乱想着梦里的前尘往事。家里来了亲戚，所以卧室的门紧关着，难怪觉得热。丈夫推门进来，问“可该起来了？”我忙着催他，“快关门快关门”他关上门，随手把我扔在他枕头上的电话拿起来挂好，问我肚子饿不饿，快起来吃玉米，我看着他，想起梦见嫁的不是他，是仇人，吓死谁，白白难过那一场，不然还能再多睡会儿。
来的人不是外人，是丈夫的妈妈，还带着两个小外甥。都静静地。小外甥们为来北京，显见被各自的母亲打扮过，十七岁的那个穿的T恤上印着篮球明星的头像，我问他：“这是谁？”他腼腆地笑。无论问这两个孩子什么，他们都是这样腼腆地笑。他们拿起音箱上面的一张小小像框，议论这是谁家的小孩儿，婆婆过来看见，指着我说：“是你大舅妈小时候啊。”他们使劲看我，完全不相信，一面又乐不可抑。
农村的孩子不仅仅是静，实在是对大人恭敬地可以。当年我和他大舅一起回老家的时候，他们每天朝五晚九地来我们住处上班，听候调遣--倒尿盆，洒扫庭院，哄他们二舅的小婴儿玩儿，总之我支使他们就跟公司里老板支使我似的，但他们可比我对老板尽心多了。当年我总想，什么时候带他们去北京，带他们去看天安门，去所有应该去看的地方。他们来的第一天，遇上大雨，哪儿也没去成。晚上不时有朋友打电话来，问伯母好，问接着啦？顺利么准备去哪儿玩儿？然后就开始汇报自己一天的行踪。我歪在沙发上，嘻笑怒骂，半响才发觉，电视早已被调成静音，我回过头去，看见小外甥沉静的眼睛。
我问丈夫，当年，你上大学去上海你姑姑家，也是这样儿？他说，可不是咋的？我说我不信。他说，是要一点一点变的。我说，我就是不信，他说，我就是那样过来的。
星期日早上，丈夫有公事出去了，我明知该早起，无奈起不来，后来是不断闻见煮玉米和花生的香味才起来的，外间屋子已经被打扫地窗明几净，婆婆和小外甥们对我日上三竿仍蓬头垢面的样子早已见怪不怪，我自己却没有其怪自败，所以不好意思，洗漱停当，问他们，“瞎忙乎什么，不看会儿电视，回去跟你妈一说，大舅妈这儿乱得跟猪窝似的，整天让我们干活儿。”婆婆说：“这叫干活嘛？在家里下地才是干活儿。”
带他们走好远，去交电话费，因为逾期为交，银行都不肯收了，要去电话局，一行人打着伞，在泥泞里跨过一个个水洼，我仿佛回到童年悠长的暑假。
而这是七月以来，第一个不用加班的周末。也没有一早起来，就急急邀朋引伴，打球去，游泳去，吃饭去。只是在家睡了两个结结实实的午觉，带他们去看看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些水果，买了盆花儿，给前不久失了伴的金鱼又找了个伴儿，还买了两个小乌龟。 (20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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