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秦宇慧
第二节 反思文学
经过了持续了两年多的"伤痕文学"思潮，暴露在读者面前的文革中的灾难已经够多，随着"伤痕文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会产生长达十年之久的全民大灾难？如果应该归罪于极左路线，那么极左路线的根源在哪里？追根溯源，"十七年"的历史事实开始进入作家们思考的视线之内。
这样，在1979年初，许多作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对建国后干群关系的思考，如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刘真的《黑旗》等。这些作品中往往采用大段的议论和心理独白，带有浓厚的思辩色彩。类似的作品在1979年下半年已经大量涌现，从而形成了新时期第二个文学思潮："反思文学"。
"反思"一词，据说首次出现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而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个词却具有特定的意义，即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可以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哲学思考的介入。
综观"反思文学"的创作，主要焦点在于对"人"的反思上。这种对"人"的"反思"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它首先是主要针对政治层面的，关于建国后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对农村问题的反思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重点。其中张一弓创作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一个为了群众生命而不惜触犯党纪国法的大队支书的形象，树立了新时期第一个成熟而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则以看似幽默的笔法，揭示了中国农民自身的性格弱点，指出这些"民族劣根性"在建国后的左倾灾难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记忆》则以某地宣传部长秦慕平对曾经被自己错判为"现行反革命"的少女方丽茹的忏悔，反省了一个时期内不正常的"现代迷信"及自己在这种现代迷信中所扮演的可悲角色。
以上作品对文革中种种事件表现的深刻程度显然远远超过"伤痕小说"，但它仍局限于将人仅仅放在政治层面思考。这种情况随着"反思文学"的深入出现了变化，很多作家不久就开始转到对"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
这些作品或张扬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甚至歌颂某种"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如表现"同情"的《离离原上草》、表现"母子亲情"的《女俘》、表现"友情"的《驼铃》和表现"爱情"的《如意》等；或探讨"爱情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春天的童话》、《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或讴歌人的生命力量，如《北方的河》、《迷人的海》等；或思考生存价值，如"知青小说"中对往日做写实性却富于诗意的回忆与描述、"右派小说"中立足政治历史之上对自己的心理历程的解剖。
下面，我们就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反思文学"逐一进行分析。
一，"人道主义"的刻意张扬：
长期以来，在中国"阶级性"取代了几乎一切的世俗感情，在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因而，在文革后，似乎是出于悖反，许多作家将创作视线投放在对"超阶级的人性"的赞颂上。
此类作品，出现较早而且影响较大的，是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1980，1）。这篇小说以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夫妇陆文婷、傅家杰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为内容，运用时空错位的意识流手法，展开女主人公一心埋头事业，长期超负荷运转，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生命健康遭到严重危害的生活状态。呼吁社会给中年知识分子多一点关注。
作品中描绘了陆文婷作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从二十四岁进医院，由于文革耽误了晋级，到四十二岁却仍然是一名住院医生，工资五十六块半，一家四口人仍然住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中。主人公在生活的重负下，仍然对工作充满责任心，然而残酷的生活现状终于使她（她们）不负重荷，在陆文婷连续完成了三个手术后，这个平时被院长视为"身强力壮"的医生，终于因心肌梗塞而昏倒。
这部小说一经发表，便因其揭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而在社会各界引起的激烈的反响，同时小说厚重的人物形象和采用的新鲜的意识流手法也十分成功。这篇小说因而获得了全国首届（1977－1980）优秀中篇小说奖，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上映后也大受好评，多次获奖。
从主题上看，这部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以说，《人到中年》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与以后的"新写实小说"不同的是，这里谌容关注的"人"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即主人公代表了整个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作者的创作目的，是呼吁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同时指出他们的生存状况及价值实现与我们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样便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从而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性，成为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一篇出色作品。
除了对人的基本生存的关注外，许多作品也关注着人情感方面的需求。在这类作品中，影响颇为广泛的是刘心武发表于1980年6
月的中篇小说《如意》。《如意》是刘心武创作转型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平凡的老校工石义海一生的遭遇，以及他和满清格格金绮纹之间的一段曲折、多难、深切缠绵却终未如意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在这部作品中，刘心武已经开始由单纯的社会呼吁转向对人性的刻划，并着力于挖掘出不正常年代中普通人未被扼杀的善良天性和正直灵魂。《如意》的成功，标志着刘心武的创作已经由幼稚转向成熟。
对爱情、亲情的描写比较出色的作品还有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小说以对人性善与恶的对比性描绘，张扬人类的美好情感。
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是张笑天发表于1982年初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了发生在国民党军官申公秋、女革命者苏岩与一位普通农村妇女杜玉凤之间的戏剧性故事，通过三十几年间他们彼此感情关系的变化，赞颂了超越阶级、政治的"善良"、"同情"等人类之爱。小说在当时引起一些评论者的争议，有人认为作者"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而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小说的情节上带有明显的杜撰痕迹，但作品传达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却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汪雷发表于1982年 4月的中篇小说《女俘》被认为是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但事实上，军人身份，战争环境，其实是作家们有意虚托的环境背景，作家真正的用意，是人性的张扬，借助战争的炮火硝烟，敌对双方的阶级仇恨，作家们表现了人性的巨大力量和情感要求的不可扼止。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两位女性：一个是国民党的机要军官，敌人，俘虏；一个是革命战士，是押送女俘的军人。在这一点上她们是绝对对立，无法通融的，但她们有共同的"人"的身份，这就是"母亲"。当"我"把女俘当做一个母亲，看到她的儿子和她们纯粹的母子之情时，逐渐手软心慈，滋生了强烈的同情之心，这是一种人性的认同和感化。而且最后，正是女俘及时的通报才使昏倒在途中的"我"得救，当我从昏迷中醒来得知经过时，"热泪涌上我的眼眶，但这不是悲伤的泪，而是骄傲与感激的泪。"在这里，"感激"的是人的良心，"骄傲"的是人性最终超越和战胜了一切。这篇同样也明显带有杜撰痕迹的小说，表达了同《离离原上草》相近的人间感情。
以上几篇作品，虽然在艺术表现上各自有不同的局限，但小说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张扬，不仅拓展了当时创作的主题，而且对于刚刚摆脱文革左倾专制统治的中国百姓的心理、文化发展，也颇具启蒙意味。
二，婚恋主题的开掘：
确立爱情的位置，呼吁婚姻选择的自由，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
建国后，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爱情"题材几乎被视为文学创作的禁区，直到1978年末，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才首次触及这一敏感的主题。虽然小说只是从理性思考的角度来肯定爱情的价值及其在婚姻中的位置，而且明显具有"议论性大于叙述性"的非文学性缺陷，但仅仅因为它的主题，便足以在当时读者中产生巨大轰动，在评论者中产生广泛争议，并被视为是新时期"爱情"小说的筚路蓝缕之作。
新时期的爱情主题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方向：
第一类作品或针对影响"爱情"正常发展的外部阻力进行描写，或将爱情放在讴歌"善"或抨击"恶"的道德层面上进行描写。
如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通过偏僻山村中一家三个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遭遇，揭示了封建意识如何凭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贫困和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状况，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继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扭曲着正常的人性，压抑着美好的感情，小说中明显充溢着对自由"爱情"的呼唤。这部作品因被改编为同名的电影而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它的悲剧力量的确曾经震憾了许多读者观众的心灵，但这篇作品的重心其实并非"爱情"而是"婚姻自主"，这几乎可以视为是建国初期赵树理的《登记》的延续，只不过结尾没有后者那样明确的大团圆而已。
短篇小说《明姑娘》（航鹰，1982，1）则是一部典型的讴歌"真善美"的作品，小说通过明姑娘对因失明而消沉的青年赵灿的真诚帮助，展现出前者顽强的生活热情及无私的"爱情"力量。自幼失明的女主人公虽然明白自己已经不可能复明，但却借口让赵灿陪自己就医而坚持给后者治疗，并在赵灿恢复健康后表示不愿以残疾之身负累他而消然退去，将作品的歌颂力度发展到顶点。
我们可以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1982，3）是对这一类主题的深化，小说讲述了农村少女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她的美好、善良、痴情结合起来构成的"爱情"攻势在高加林的"事业"面前崩溃，最终只好含泪嫁给一个老实本份的丈夫。作为补充，城市姑娘黄亚萍则在高加林事业受挫时立即放弃了与后者的"恋爱"关系。尽管路遥从道德层面上对高加林进行了抨击，但在路遥眼中，"事业"无疑要高于"爱情"这一局限于"儿女之私"的人生插曲，在"现实"，后者更是不堪一击。
另一类作品则对"爱情"本身进行了反复的诘问与思考，而且进行这种深层思考的大多是女性作家的创作如《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春天的童话》（遇罗锦）、《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张辛欣）、《方舟》（张洁）等。这些作品在叙述的口吻更加切近作者本人，其中的三篇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它们是从个体的角度，从个人经历遭遇和现身说法中来表现婚姻悲剧，呼吁爱情位置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它意味着除了泛泛的爱情肯定外，作家的个性正在觉醒，对个体的生存价值，情感要求的呼吁和追寻，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正从朦胧、混浊中一步步向人、同生命逼近。
把这几篇小说连成一条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对"爱情"主题的步步深入。
发表于1979年11月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其主题非常集中和简单，对于爱情的理解，集中在一句话上，即是"等待着那个呼唤自己的灵魂"，对于爱情的标准也较单一，就是要求感情上的交流，事业、情趣和爱好上的吻合一致。"我"的丈夫徒有其表，对艺术对生活缺乏应有的敏感和热情，这是我大为失望的原因，也是"我"爱情失落的根据，心灵痛苦的根源，小说又以"我"的母亲青年时代的爱情经历，通过《契诃夫小说集》和签有赠言的笔记本两件信物，来表达"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信念。而小说中那抑止爱情正常生长的东西，是由传统道德约束而形成的"社会舆论"，"我"希望世人像母亲那样理解自己的追求，小说结尾的"大声疾呼"，就是作者所要集中表达的主题。
在《春天的童话》里，"我"直率地袒露了自己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叙述了自己因对爱情的不断追求、更新而造成的婚姻变故，同样也表现了这种行为在社会上，家人中引起纷纷议论，以及"我"的内心压力和苦恼。小说也通过"我"的父亲年青时代对纯粹爱情的追求以及因此导致的悲剧，来表现爱情的不可扼止与沉重代价。比起《爱》来，它明显更为富于血肉，对爱情的展现与思考要更加沉重，尤其是小说结尾，"我"的偶像和精神支柱何净所暴露出来的软弱、虚伪、欺骗和卑鄙使"我"在吃惊中失望于人世的可怕，人心之难测。它已不单单是简单的对爱情的呼唤，而渗入了更多的沉重的思考。
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中，则把这种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提升为幻想与现实的冲突。小说中的"她"对庸俗不堪的丈夫充满了厌倦与痛恨，在这种无聊的生活环境中，她幻化自己理想中的偶像，唤醒童年时纯真爱情的记忆，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两相对照，表现了新一代青年对真挚、美好的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但最终，这个偶像坍塌了，梦中的"他"原来近在眼前，"他"同自己的丈夫同流合污，早已失去对往日幻想中的美好，"她"因之震动，并在无可奈何之中，开始正视生活，扑向丈夫的怀抱中。在这里，作家对个人的追求和社会环境做了更加觉察的理解，向我们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作家并无自觉地暗示了，人，是一个难以理喻的斯芬克斯之谜。这种思考在张洁的《方舟》中也可以看到。
这些作者是在表达，爱情无疑是美好的，真正的婚姻应建立于爱情之上，但生活远远要更加复杂，生活中的爱情就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幻想，在爱情和生活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它们互相制约又相互冲突。
如小说《旋律》的主人公尹洁，在对现实家庭生活忍无可忍、对自己的丈夫厌恶之至时，仍然无法断然离婚，她深知，如果"为了最初的狂热，为了美好的愿望，也为了固执"而结束现状，即将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生活的确是布满繁琐与平庸，但即使你深知这一点，却也难以跨越这条鸿沟：维系婚姻的链条就是这样平庸与实在，"她和大志之间是房子；那个酒鬼和他老婆之间是名额，海林夫妇之间恐怕是孩子"，而那一对看似甜蜜的老夫妻，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单调而僵死的形式而已。"关键在于你要看透，这样，就会释然，就会感到自己"并非那么不幸，大家都一样，彼此彼此，在这婚姻的重负下苟延残喘"。而我们所应做的，就是在人性欲求和平庸生活之间，寻找契合点，就如同那个老头拍着心口时所说的"别让它干了，像口枯井"。小说中的她正是因此而开始正视生活，步入生活，并同时感到生活之曲在她的内心里回荡，很美，很柔和。这是在生活面前无可奈何的选择，一种对幻想的逃遁和实现途径，人性的领域由此向更深处和更广阔的疆域打开。
综上可见，反思文学中的爱情观、价值观在不断转移中充实着，从单一的激情回到现实的复杂疆域中，人的领域由此在作家笔下不断扩充，生命的律动和起伏由此使人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首次，是人的真正自觉。
三，人的生命价值的赞颂：
在对人的各种社会属性进行思考的同时，经历了对个人权力、力量甚至生命极端无视的"文革"的作家们把目光投放在对个体"人"的生命力量的肯定和赞颂上，因此塑造出一批被称为"硬汉子"的人物形象，如《迷人的海》中的"老海碰子"、《北方的河》中沉默、冷峻的"他"、《新星》中的李向南、《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在他们的作品中，"人"在面对自然、社会、历史时保持着自觉的、能动的思考，并与所处的逆境做着顽强的抗争。在这样的主人公身上，体现着闪光的生命力量和英雄主义精神；阅读这类作品，往往能够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情感震动和精神升华。
在这类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而且也是最成功的是张承志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这部充满激情与诗意的作品，堪称一代人精神历程的再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第三人称的"他"，在作品中，"他"没有确切的名字，"他"是一个当过红卫兵，曾经为崇高的革命理想激动而徒步奔行于黄土高原，并横渡黄河的少年；是一个在新疆额尔齐斯河的雪水中与牧人共饮烈酒，酒来后发现自己的嗓音"已经粗哑，带着他们那样的声调"，自己的步态"也开始像他们那样威风地摇晃"的"变野了"的知青；是一个宁愿冒着失去北京户口的危险，放弃稳妥却无聊的职业而全力为成为一名"人文地理"研究生而拼搏的汉语专业毕业生。小说描述他为了理想跋涉几千里考察北方的几大河流，这实际上是对过往青春的追忆及对当下青春、生命的挑战与求证。
"他"是张承志笔下典型的男子汉形象，作品在叙述中反复强调"他"的自我要求与"她"（中途结识的女记者）对"他"的侧面肯定。我们可以从"她"的眼中看到这个向"父亲"黄河奔去的"硬汉子"的形象：
"她看见了一幅动人的画面：一条落满红霞的喧嚣大河正汹涌着棱角鲜明的大浪。在构图的中央，一个
半裸着宽肩膀的男人正张开双臂朝着莽莽的巨川奔去。"
这是一个永不放弃与生命的搏斗的男子汉，他的身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随时决心与命运"斗一场"，甚至在他还没有考取研究生时便躁动着有了"写诗"的新的愿望。然而这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男子汉形象，他渴望女性的温情，又惧怕它会消磨自己的意志；他知道自己以往的历史中曾经犯下错误，但又不愿否定自己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他崇敬着北方河流的博大、热情与正直，却又明知这些河流的精神主宰不了现实社会，感受到"这环境正在有力地否定着他的思想"；他厌恶社会上庸俗的裙带关系，却又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利用它……正因为这些矛盾，他才处于不断的反思与自我批判之中，努力认识自我，与现实对抗。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报名无门时拒绝了徐华北的帮助，自己去面临命运的挑战，在这个细节中，"他"的身上表现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小说最后让他独闯主管部门的行为取得了成功，实际上是作者理想主义精神的安排，并不能消解"他"与社会对抗的悲剧意味。
小说通篇充满了一种激情，在对"他"的理想主义的描述的同时，也赞颂了"人民"的质朴、宽厚和"母亲"的坚忍与慈爱。如作品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描绘：
"有一次他在布尔津城的小邮局里看见一个哈萨克女人在接北京来的长途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满屋子都能听见：'妈妈！妈妈！你怎么啦？妈妈，你说话呀！'可是哈萨克女人却呜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那瘦削的女人，直至长途电话被切断。他永远忘不了那哈萨克女人剧烈颤抖着身子，紧紧握着话筒哭泣的样子。"
事实上，"人民"与"母亲"的意象，是横贯张承志所有创作的主题，是他笔下"男子汉"精神力量的源泉。我们可以从他的成名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代表作《黑骏马》乃至流传于青年人手中的长篇小说《心灵史》中看到这种意象震憾人心的力度，看到作家张承志在他"以笔为旌"的奋斗过程中的坚实背景。
《北方的河》在张承志的创作中是重要的，在当代的文学史上也是重要的，他的重要性在于揭示出一代人的理性思考和不屈的精神，这在以后几年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中是难以找到的。而文学，又无疑是应该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沉重、有一些真正的精神的。这也正是我们这里提到的"硬汉子"形象系列的价值。
四，人的社会价值、地位的思考：
（一）右派小说：
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这样一种倾向，即"革命的人民"以工、农、兵为主，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被排斥的地位，尴尬地弄不清自己究竟是革命的执行者，还是被革命的对象。到了"五七"年以至文革，则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中，渐渐成为被入选、批判乃至打倒的社会贱民。"十七年"与文革的文学作品中也就当然地不大有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即使有，也是以被改造的反面人物形象出现，被涂上不光彩的颜色。
到了文革后，随着中央对知识分子地位的重新认定，小说中开始出现知识分子的形象，对他们在文革中的悲惨境遇做了大量展现。尤其是那些在"五七"年之后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中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们，在缀笔二十年后，纷纷重操旧业，开始创作，并主要以自己在右派生活中的历程为题材。由于这些人在文学上有一定的造诣，因此在作品中流露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和对历史的思考，成为反思文学中有力的一支。
这类右派文学的内容，主要有两种表现：
其一，塑造"圣洁被难者"的形象。
一些在"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出于长期被践踏的心理需要，为了使濒于崩溃的心理得到抚慰和平衡，在自怜的基调上将知识分子崇高化，而有意无意地回避那种痛苦难堪的自我解剖，以致往往落入虚假和自古以来矫情。这类作品中塑造的主要是受迫害的弱者形象：他们唯有以正直、善良、坚定的灵魂忍受恶人加诸自身的种种不公。
在早期的右派文学中，塑造的大多是这种"圣洁被难者"的形象，如张贤亮《灵与肉》中的许灵均、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等，其中从维熙在《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塑造的主人公范汉儒尤其具有代表性。在作品中，范汉儒被描写成一个"灵魂像蒸馏水一样纯净"的知识分子。小说描述在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困难时期，范汉儒做为右派在养鸡场"改造"，当劳改队长诬陷他偷吃鸡蛋时，范汉儒表现出强烈的愤怒：
"……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肚，看看我的肠道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范汉儒一再强调要在这乱世中洁身自重，这种异乎寻常的高洁人格被强调到极致以致令人发生某种怀疑。事实上，这种感情状态不见得会产生于事情发生的当时，而大半是出现在对这一事件的"回味"之中，是对书生式的软弱的"自我辩解"。
与范汉儒这种自我辩解相比，另一些作家，如流沙河、巴金、张贤亮等在描写当时状况时则表现出了较强的真诚。
其二，进行知识分子的"自我解剖"。
文革后，右派"平反"，精神上和肉体上得到了解放，一些作家渐渐恢复了"自我解剖"的勇气。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有对历史、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还有对知识分子、对自身性格、心理弱点的深刻反省，这就构成了右派文学的第二个主题。这类作品，由于作家创作中表现出的真诚，相比之下，更加深刻、感人，而且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代表者如张贤亮的《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及九三年到九七年间推出的"季节三部曲"。
在这一类小说中，张贤亮的作品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有人曾经说，"中国作家最不善于剖露灵魂，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与笔下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是'自画像'也大多隐匿起表象下的真实心理。"
张贤亮小说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敢于展露主动解剖自己的灵魂，而且解剖得比较真诚而深刻。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使他在被送上"改造"位置之后，在与人民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忏悔意识"，认为像他这样阶级出身的人被扫进生活的最底层正是他们脱胎换骨的必由之路，甚至从"唯物质论"的角度，认为只有"能够以体力劳动自食其力"的人才是生活中有价值的人。这种认识虽然不无偏颇，但其作品中对知识分子一些性格弱点的分析却不堪称中肯。
在作品中，张贤亮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如当他描写到自己在劳改农场因错拔萝卜苗而接受示众处罚，并毫无愧色甚至为将功折罪而出卖难友时，他剖析道：
"在整个中国知识阶层都岌岌可危的时候可以说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检举过他人……梅毒普遍化了以后就不再是一种不光彩的疾病，甚至可以把它看做嫖过妓的荣誉标记。"（《我的菩提树》）
张贤亮的小说大多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也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但作家的观点和人物的观点却往往处在不同的层次。张贤亮的政治观点往往稀释在主人公的不幸命运和灵魂搏斗中，小说中的肯定语言往往表达着作者否定或相反的意思－－用"反讽"的手段来表示作者本人与小说人物对历史事实观点的"错位"，这是张贤亮反思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在《我的菩提树》中，作者写到知识分子在劳改农场中处于最底层的地位，即是被归于"没有保存价值之列"的，因而在劳动中受不到照顾。并评论说：
"要是照顾这种人，把他保存下来，就会让其他文艺工作者以为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竞相效尤，这更增加了社会的麻烦。"
而"我"这时由于正在写一篇给农场党委书记"歌功颂德"的通讯文章而被破例"保存"，得到了在伙房"拣菜"的俏活。因为可以偷吃，"我"大为庆幸，并认为"正因为我是偶然被照顾的，才能充分体会到被照顾的愉快以及意识到自己具有保存价值的良好感觉，从而对领导产生感激的情意。"
这段话表面是对当时现象的肯定，事实上却隐含着讥讽与自嘲，需要读者自己从中体会出作家对那个时代及那种怪异现象的否定。
有人评论者认为，张贤亮的小说在对知识分子自我解剖的力度上不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有些地方有自我辩解之嫌。但不论如何，张贤亮的反思小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政治客体的反思向文化主体的反思转化"中的确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开创了一条"暴露真我"的先河。
（二）知青小说：
在"右派小说"中，那些中年作家不论是反思政治还是反省自我，主人公都是苦难的被动承受者，他们虽然尽力保持着自己的节操，但对于当时的现实却只能旁观。而在"知青文学"中，这种情况有了改变。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曾经做为红卫兵在校园中热闹一时的初、高中学生们，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奔赴黑龙江、云南、海南等地的农村，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慷慨激昂而又艰难困苦的"知青"生活，直到1979年政策允许后的"知青大返城"，"知青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前后，一批曾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登上文坛，迅速形成足以与中年作家平分秋色的文坛新军，其作品以反映知青们的特殊历史经历和现实经历，揭示知青的特殊心理为内容，他们的创作被称为"知青文学"。
简言之，所谓"知青文学"，一般指的是知青作家创作的以知青生活为主的作品。
"知青文学"包括各类体裁，如诗歌、报告文学、小说等，其中小说创作最为丰富而且影响较大。
"知青小说"的雏形，出现于伤痕文学中，最早为人注目的，就是1978年卢新华创作的《伤痕》。另外，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等都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
这一时期的作品，还局限在控拆和自怜的范畴内，没有显示出独特的魄力。真正扯起"知青文学"大旗的，还是稍后出现的具有一定反思深度的梁晓声等人的作品。如果说右派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人的话，那么知青文学中的主人公，则已经是一个时代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至今为止，知青小说还在不断涌现新的作品，这个题材在不同的作家笔下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感情倾向。
第一种，是像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这样的作家，他们对那一段知青生活中的豪情壮志难以忘怀、矢志不悔。这些人固然已经明晓文革及上山下乡只不过是一场掩盖在革命口号下的政治骗局，然而他们憎恨的只是"骗局"本身，而对于他们当年献身边区的真挚热烈的情感和行动并不感到后悔。他们注重和怀恋的是"过程"，是那些岁月中的无私与崇高，而不是"结果"。因而他们的作品中充溢着向往、眷恋和对英雄主义的赞颂。
这种被理论家称为具有"回归意象"的知青小说作品是特定的历史和心理背景的产物：
十年动乱后，大批干部回到领导岗位，中年"右派"也开始得到社会的平反与重视，一大批人通过不同的补偿形式在新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而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则没有这样幸运。当他们从昔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千方百计奔回城市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似乎是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人。或生活、或就业，而立之年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而整个社会似乎在嘲弄他们的多余地位。在无法抗拒的历史面前，他们一方面为命运的不公平而愤懑，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自信的勇气去迎接命运的挑战。这时，他们曾经生活过十年的土地进入他们的回忆，并由于利害关系的消失和时间距离的拉长而蜕去污点，成为纯洁美好的第二故乡。对这一段生活的回忆与记述便成为他们抚慰灵魂、增加勇气的最好方式。绝大多数知青作家的作品都是这种心态的表现，而这些作品恰好契合了无数知青的心声，因此便在文坛上掀起了一阵知青文学的热潮。
这一类的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有梁晓声"知青小说系列"、张承志的长篇小说《金牧场》、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
作品以北大荒四十万知青即将返城的时刻为切入点，展示了兵团战士十年屯垦戍边的壮举，塑造了以曹铁强为代表的知青群像，讴歌了兵团战士身上闪光的英雄主义精神。
1979年的某一天，有人得知第三建设兵团团长马崇汉无理扣压上级关于知青返城的文件，八百多名知青带着强烈的愤怒在暴风雪之夜赶到团部。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工程连连长曹铁强挺身制止骚乱；警卫排排长刘迈克为了保卫国家财产与偷窃银行的歹徒搏斗牺牲；背负着"血统论"十字架的上海姑娘裴晓云冒着零下二十四度的严寒坚守在哨位上，直到冻僵。在小说的结尾，以曹铁强为首的三十六名知青放弃了返城机会，志愿留在这块曾经洒落过他们血汗的土地上继续奋斗。
这是一部洋溢着对一代人崇高壮美精神赞美的小说，在作品中梁晓声表达出这样一种历史观念：作为政治运动，"上山下乡"是荒谬的，然而在这场荒谬的运动中，知青年献出的汗水、青春以至生命却是值得也必须要表现、赞颂的。但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的感情色彩却并非是简单的一味赞颂，小说的叙述自始至终笼罩在猛烈的暴风雪中，使作品弥漫着豪迈、悲壮的氛围，同时在许多回忆的场景中也流露出对大批知青汗水廉价流淌的叹惋。这种将冷峻的写实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使梁晓声的创作在特有的阳刚、雄浑之气中融入了深沉的思考意味。小说在发表当时产生过广泛影响，并被王蒙誉为一块"英雄悲壮的知青纪念碑"。
在知青作家中，梁晓声无疑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作品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知青运动，包括插队前的红卫兵阶段和知青返城后的种种现实经历，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知青命运的史诗"。由于自身的经历，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从不以嘲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龄人，对那些曾经真诚地追随极左路线而导致人生悲剧的知识青年，更怀有切肤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梁晓声总是赋予他笔下的人物以强烈的英雄气概和人格力量，他们相濡以沫的互助精神、他们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生活态度，他们为了维护信念和爱情不惜付出巨大牺牲的热烈与真诚，都令人感动与崇敬。梁晓声主人公的精神内核是"集体高于个人，道德先于需要"的"群体意识"和"伦理原则"，例如《雪城》中返城后的伙伴们为"金嗓子"刘大文举办的街头演唱会，就是体现这种精神的最动人一幕。另外，在对一个时代独特的英雄主义进行赞颂的同时，他的作品又以冷峻的写实显示出深刻的理性反思，使其"知青小说系列"真正达到了"史诗"的高度。
"知青小说"中的第二种感情倾向，则是用客观的态度和冷静的感情对知青所处的复杂的社会网络进行描写，揭示出冷酷甚至丑恶的"知青"生活的另一面。"英雄主义"在他们的作品里，成为左右冲突、可悲可笑的殉葬品。
这一类的作品，比较优秀的有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张抗抗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陈世旭的长篇小说《梦洲》、孔捷生的长篇小说《大林莽》等。
《桑那高地的太阳》是一部具有强烈震憾力的作品，小说描写了以谢平为首的上海知青如何满怀着改造边疆的理想来到新疆桑那高地，但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面前却举步维艰，最后在岁月的磨砺中，完全失去了锐气，成为新生活的落伍者，平庸的多余人的悲剧。作品中的主人公谢平无疑是十分优秀的，他曾经是上海十几万支边知青的鼓动者，在小说开头，他的身上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质，他坚定、正直、顽强、有主见、有责任感、有抱负，然而正是他的这些优点使他在桑那高地受到了比同伴们更多的挫折与伤害。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法容忍他的理想主义，因此他被发配到最偏远落后的"骆驼圈子"。作为当地最高统治者的"老爷子"于是全力把他改造成一个自己手下得力的工具，而谢平也在现实中误将"老爷子"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自觉地抛弃自我，将自己与这块土地同化。然而当文革结束，一切都将恢复正常的时候，重返往日生活的谢平却发现自己早已与社会脱节，他十四年的全部努力换取的只是对"自我"的毁灭－－小说作为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的结合，在艺术上无疑是成功的；但作品中揭示的人生悲剧到底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是历史还是个人？这个严峻的社会历史问题，无疑更加令人警醒。
近年来，一些知青作家开始在作品中描写当这群往日的知青人到中年时的生活状态，如叶辛的《孽债》，梁晓声的《年轮》、《泯灭》、《雪城》（下）等，这些作品拓展了知青小说的题材范围，探讨了"知青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即它不仅改变了一代人十几年的生活轨迹，而且在精神上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甚至造成了下一代人的心灵创伤。这些作品的出现重新使人们关注"知青"的生活，但它们与前期的知青小说作品在题材和主题上显然有很大不同，因此有些理论者称之为"后知青小说"。
总之，"反思小说"逐渐将对"人本身"的探索放在了文学表现的重点，这使文学渐渐摆脱了为政治服务的单纯功能，作者们在力图挖掘人的"本性"的同时，也开始注重文学本身的一些审美功能，开始在小说的形式上进行努力探索，从而使小说的形态越来越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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