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秦宇慧
第四节
军事文学
什么是军事文学？宽范来说，凡是与军事、军队、军人的行动生活有关的文学都可以叫做军事文学，其中似乎应以战争文学最为正宗。但由于近年来我国鲜于用武，因而相当一部分作品已不涉及军事征战而是着眼于军队内部的各种纠葛描划，这种对和平时期军人的刻划亦有人称之为"军旅小说"。
关于"军事文学"，我国古已有之，《三国演义》可以说是最典范的作品，其它如《水浒》、《荡寇志》等也都有两军对垒的生动描绘。到了当代，由于对以往革命战争的倾心，五十年代大量战争题材的作品相继涌现，如《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日》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可以发现，五十年代的军事文学几乎都是以军民军人为主人公，并且在小说的发展中陷入同一个模式："苦大仇深参加革命斗争中成长革命（战斗）胜利。"这时期的作品一般缺乏人物的立体面貌和整体上的历史深度，因而在艺术上成就不高。
新时期的军事文学有了重大的突破，这表现在一批年青的军旅作家们对以往军事文学传统模式的反叛上。例如我们熟知的莫言，他创作的色彩浓郁的中篇小说《红高梁》，用叙述祖辈们隐秘旧事的口气，写下了"我爷爷"余占鳌司令一个土匪及其部下们英勇的抗战史，他在军事题材的下面，同时打出了"新历史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两面大旗。
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尾发轫紧随着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炮声展开，首先引起众人瞩目的是徐怀中发表于1980年初的短篇小说《西线秩事》。这部作品以轻灵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六名女电话兵在自卫反击前线的战地生活，徐怀中在小说里剔除了以往革命战争题材作品中高亢的英雄口号，而代之以点点滴滴的人性化细节，展示出一群年轻人在战争中的真实面貌。例如小说中女兵们上战场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竟是"上厕所"；刘毛妹英勇牺牲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精心整理自己的军容；陶坷在与越南女兵搏斗时因顾忌到对方也是女性而禁不住手下留情。同时，徐怀中在作品中采取了一种客观的目光来看待、描写战争对立的双方，例如小说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刘毛妹承担起指挥责任带领战士们攻上三号高地时，一个越南报话兵大声呼唤自己的炮群"向我开炮！"；而当小说描写陶坷在护线途中遭遇一个前来破坏线路的女越南冲锋队员时，双方在搏斗中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读者惊异地发现徐怀中并没有像以往的战争题材作品那样丑化敌方，这透露出一种新的观念：战争是政府在政治需要时采取的一项行动，而战争中的个人却仍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人性，双方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西线秩事》使看惯了以往革命战争题材作品中模式化了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读者们，在清新、细腻的女兵生活面前耳目一新。尤其是作品中对"人"的突出与尊重，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在小说中，刘毛妹形象是十分立体生动的。刘毛妹是五十年代后半期出生的干部子弟。在"文革"中爸爸被屈打也叛徒，诚惶诚恐的妈妈因要与其"划清界限"而不惜骨肉相倾，绝望的爸爸不幸惨死。这使幼小的他心灵深处蒙受了深深的创伤，他变得忧郁、散漫和玩世不恭。"无论说起什么事情，他都是那样冷漠，言语间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的味道。不像小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强烈的兴趣，有着十足的热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有着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愿以海市蜃楼式的绿洲，来覆盖地上的沙漠。在他那颗忧郁的心中时刻系念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危。这样，在祖国需要他拿出勇气和力量的时候，他便毅然自告奋勇地接替牺牲了的连、排长的职责，指挥战士们与敌人作殊死的战斗，自己最后"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在清洗遗体时他的女友发现，他身上"大大小小挂花四十四处，这个数字，正好是烈士的年龄乘以二"。应当说，这是一个有缺点的英雄，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刘毛妹带着"伤痕"走上战场，他有头脑，肯思考，胸有大局，勇挑重担。当他挺身而出的时刻，能深刻地意识到：《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呢？这意味着他已自觉地承担起历史的重担，把自身的价值托付于于祖国的命运。这是真正有血有肉的美好灵魂。
《西线轶事》名为"轶事"，于是徐怀中发挥了擅于描写生活细节的长处，特别注意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灵。例如女兵们特有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兴趣爱好等都写得具体生动，有人爱嗑瓜子，有人爱哭，有人怕蚂蝗，有人怕死尸再坐起来，有人因心情紧张忘了口令等。此作作为军事文学的特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借助这些富有表现力的生活轶事揭示了当代军人的内心世界。
在结构上，作品以生活片断的艺术联缀为特点，并不追求跌宕起伏的情节波澜和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具有很大的"写意"性。看起来似乎有些松散纷繁，但从整体看来却有一种特别的韵味。如小说的结尾：
"太阳就要落山了，六姐妹一字儿排开走回驻地。她们洗了个痛快，一个个头发蓬蓬松松，夕阳照耀下，那红润的皮肤像是透亮似的。驻地生产队的妇女们抱着孩子站在路边上看，她们议论说：'九四一部队拉女兵，怕尽要挑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以这个不文不火的形体美描写做结尾，使小说在突出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增加了浓烈的亲切气息。
以《西线秩事》为发端，当时出现了一些描写南线战争生活作品，如《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但小说的重点已不在于讲述战斗故事，而是表现军人的感情与人性。与此同时，更多的军旅作家则着眼于和平时期部队中"人性"的描写。其中中年作家朱苏进以东海前线为主要生活基地和背景的创作尤为引人瞩目。
朱苏进在1982年以一部中篇小说《射天狼》引起世人关注，小说塑造了在军人的义务和家庭义务之间进退两难的当代军人袁翰的形象。朱苏进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慧眼独具，着力于揭示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及价值，开拓了塑造和平时期军队新人形象的路子。他的另一些作品如《引而不发》、《第三只眼》、《炮群》等都展示了作者同样的创作思路，并进而揭示出当代"职业军人"在和平时期满怀战志却无处施展，只能陷于虽然睿智然而无用武之地的思考中的那种"引而不发"的痛苦状态，在艺术表现上显得更加成熟、深刻。
朱苏进的主人公大多是惯于进行深刻思考的男子汉形象，作品又大多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如《绝望中诞生》中描述主人公孟中天在被军队冷藏期间构思出震惊全国学术界的地球大陆形成理论，《孤独的炮手》中被称为"亚鲁玛纳"的白方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军人传奇－－这种传奇性无疑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时，朱苏进特有的冷峻、深沉、隽永的语言风格和深沉的思考力度，都使他的作品在军旅小说中独占鳌头，而且，由于他批判的目光已经不仅停留在军事题材的层面，而是拓展到对整个社会人性的思索中，因此，他的创作已经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朱苏进的创作外，韩静霆的长篇小说《凯旋在子夜》、周大新的短篇小说《汉家女》、朱春雨的《晚霞》、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及《雪国热闹镇》等也都在对当代军人的"人性"挖掘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也有一些作品大胆地涉及到党内、军内上层的不正之风，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中对军内高层领导以权谋私，为子女暗中进行"曲线调动"的揭露；《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塑造出一批可亲、可敬却因某些人的政治阴谋而无谓牺牲的军人形象；而朱苏进的《金色叶片》则揭露和批判了军队内部森严的等级秩序对普通官兵独立人格的无视与扼杀。
另外，一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作家，依靠丰富的想象和心理体验，创作出反响热烈的战争文学，如莫言的《红高梁家族》、周梅森的《军歌》、《国殇》等。这两位作家，一写土匪，一写国民党军队，都是从自己的新角度解释主人公在战争中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学关于历史的正统观念：即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对抗日战争拥有"专利权"。当然，他们描写的目光是专注于个体人在战争中的挣扎、抗争，而非政治的是非辩驳。这种以新的，异于传统、正统的目光来"解构"公认历史并力图对历史进行"重建"的思维方式，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新历史主义"。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些曾经以革命战争题材立身于文坛的老作家们，他们在新时期之初曾经沿着以往的创作模式创作过一些作品，如黎汝清的《万山红遍》（下），李丰祝的《解放石家庄》、王树梁的《山林支队》、柳杞的《战争奇观》、寒风的《淮海大战》等。其中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通过抗战末期，我军南下经湖南一夜间的战斗生活，成功塑造了我高级指挥员董千的动人形象，引起较大反响。另外，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也被视为是一部优秀之作。
在这些作品中，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以六部九十六章的篇幅全面展示了发生在五十年代东方战线上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被誉为具有"史诗"风格的作品。作品突破了文革以前要文学作品塑造"完美英雄"的狭碍教条，不再刻意回避主人公郭祥的幼稚与缺点。但作品仍然存在着一定公式化、概念化痕迹，在开掘和表现英雄人物性格与内心世界上显得深度不够。从整体上看，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要大于它的艺术价值。
除此之外，这些老作家也开始以新的目光审视历史，并推出了一批受人瞩目的作品，如黎汝清的三卷本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就是一部引起轰动的作品。这部小说再现了四十年代初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成功地塑造出新四军高层领导人如项英、叶挺等历史人物复杂、立体性格形象。另外如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等也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总之，无论是从年青作家还是从老作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新时期军事文学最大的特点，即由对整个战争事件的关注，转化为对战争中个体"人"的关注，作品开始着力描划战争对个人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创作特点，显然是与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发展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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