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秦宇慧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小说
1987年前后，对"历史题材"的关注成为文坛的一个新的热点。这些作品以对传统历史的重新述说和新鲜的叙述视角与手法而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小说的作者以转型后的先锋派作家和致力于拓展题材的新写实小说家们为主，其创作的最大特征是不再把自己的小说作为演绎"官方历史"的工具，而是从各个角度对史有实录或乏人问津的往事做出种种设想，表现出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及以现代哲学思想认识历史的新观念。这种重新审视历史的思想方法，被称为是"新历史主义"，体现这种思想的作品被称为"新历史小说"。这类作品数量丰富而且质量日益提高，从八十年代末至今已经成为文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这些"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现实急剧变动，许多作家难以把握生活脉搏，因而选择历史题材来填补写作的空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新一代作家对"真实性"的重新界定及力图重新认识以往正统历史的的执着态度。同时，"新历史小说"中解构传统历史的大胆，无疑也证明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治氛围、文学氛围的宽松。
"新历史小说"的题材涉及多方面，如展现旧时代女性命运的《妻妾成群》、《红粉》、《你是一条河》；描写各类人在战争中生存状态的《迷舟》、《月色狰狞》、《红高梁》、《军歌》、《国殇》；探讨人生存价值与目的的《棋道》、《鲜血梅花》；展现一个家族历史的《家族》、《纪实与虚构》、《丰乳肥臀》、《许三观卖血记》；也有像苏童的《新天仙配》、池莉的《以当代为背景的历史掌故》这样直接针对、解构历史的作品。
在新历史主义的各类作品中，有些时间背景比较清晰。从清末到民国，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作家们的关注热点，大量的作品指向这一时期，各色人物都进入他们描写的视点，而且确实出现了一些十分优秀的作品，如叶兆言的《追月楼》等。但也有一些作品几乎没有确定的时间指向，只是让读者感觉到一个模糊的"古代"背景，在这样一个不确指的年代中，作者可以更加随意地编写人物命运，展示自己关于哲学、生命的种种思索。如《棋道》、《新天仙配》、《鲜血梅花》、《古典爱情》等。
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发展的初期，许多作者乐于在小说中造成一种"现在与过去"的对话状态，使作品呈现出明显的杜撰色彩，并造成一种充满神秘色彩"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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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为了表现他们的哲学观念，往往在作品中强调由欲望引发的"偶然性事件"对人物命运的强大影响，以此表明历史发展的荒诞性及无规律性（如格非的《迷舟》）。这样的作品中因缺乏作者的激情与真诚往往很难使读者真正投入。但一些优秀作品已经摆脱了这种形式上先锋追求的局限，开始在叙述方式上向传统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靠拢。并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一部成功的小说作品，往往得力于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新历史小说"的初期作品在这一点上显得欠缺，被视为是拓荒之作的《灵旗》中的主人公青果老爹不过是作者展开对历史想象的一件道具，为人称道的《妻妾成群》中的颂莲也显得平面化，缺乏平易的人性。但随着创作的深入，"新历史主义"旗下出现了一些鲜活的角色，如《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许三观卖血记》中和许氏夫妻等等。
以上提到的作品中，叶兆言的中篇小说《追月楼》堪称是非常成功的一部，其中"丁老先生"的形象也极为丰满立体。
《追月楼》讲述了一个家族"历史颓败"的故事。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日军侵占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当权的时期，描述这个家族在日本人进入南京城后的动荡与矛盾。
小说中的主人公丁老先生的生平如下："享年七十三岁，南京人，同治时生，光绪年间进士，参加过同盟会，殁于民国二十九年。"，他是汉人，但当过清人的小官，并因脾气倔强曾被人参为新党而避难日本，并因此娶了一个日本妾室。日本人占领南京后，他立志守节，不下"追月楼"一步，并最后因与追求自己女儿的"汉奸"、自己过去的学生少荆的冲突而气得大病一场，不久去世。
丁老先生是一个在个人生活与文化精神中都充满矛盾的人物。作为前清遗老，他信守礼义道德，并教导自己的子孙力求为人身正，但他的道德宣言与他一夫多妻的行为显然构成了矛盾－－甚至到了民国已经在法律上废除一夫多妻制后，他依然娶了年纪比自己小了近五十岁的少女小文。以至于他三十岁孀居的女儿有如下想法："不知怎么的，婉一想到自己有一位可以做母亲的大姐婕，有一个比自己儿女还小的妹妹妙，便有一种堵在胸口的滑稽之感。"这滑稽之感想必来自于七十岁道貌岸然的丁老先生居然仍然在"制造"儿女这一事实。
中国文人，尤其是正直的中国文人，历来需要找到一个精神的立足点（守节的根本）以支撑自己做为文人的自信与傲骨。丁老先生的立足点是"民族大义"。丁老先生在日军进逼南京时抱定了与倭寇不共戴天的决心与信念，于是这个信念使他活得有生机、有目标、有价值感。为了这个信念，在日军攻陷南京之际，丁老先生死守在家中不到德国人的中立区避难，以示"气节"；在南京平静后，他又写感怀诗、记沦陷日记，使家人颇为惶恐。有这些爱国举动为前提，当丁老先生觉得身体健朗大胜往年，而且居然重生了黑发时，"想来思去，"便得出结论："终是养浩然之气的结果"。然而少荆对他"以汉人之身却甘为满清官吏"这一事实的指斥却瓦解了他标榜的"节"的根基，使他不得不正视到自己所谓"守节"的尴尬，于是丁老先生失去了精神的立足点，精神一蹶不振："一头花发的光泽都没了……那眼珠子也失了神……再也不记日记。他成天懒懒地坐在那，懒懒地晒太阳，懒懒地打瞌睡。……没有人知道丁老先生在想什么。他好像什么都不想，又好像什么都在想。"，并在不久便撒手人寰。
丁老先生"气节"的尴尬不仅体现在基础的松动上，而且也体现在"气节"的表现方式上。他只能以最为无力的方式"守"节，唯一自矜的"反抗"是写几首感怀诗、沦陷日记，至多是给自己当了汉奸的学生写一封绝交书。如果说对丁老先生应该念其年纪不可奢求的话，那么他的次孙仲祥的作为便为之作了补充，他本来对抗日表现出高涨的热情，然而一旦在前往内地的途中被女友抛弃他便丧失了所有激情，回到原来自己鄙视的旧家庭中，堕落为一个酒鬼和败家子，这充分显露出此类青年所谓精神信仰的盲从性与脆弱性及行动上的孱弱。而这种面临强敌的"务虚"正是中国嬴弱的根源。
做为一家之长，丁老先生的尴尬与无奈还表现在他力求"礼仪为上"的大家庭实际上充满勾心斗角上，在作品中他的妾室小文与长房刘氏、刘氏与前妻遗下的几个儿女之间随时都在明争暗斗，事实上，丁老先生不过是活在欺骗甚至是自欺的和平表面下。
在对这个表面和平实际充满矛盾的家族的表现上，叶兆言运用语言的功力充分表现出来。小说采用了新写实主义的典型语言风格：作者以自始至终不动声色的叙述，事无巨细纯客观的近乎日常生活实录的流水帐笔法，将这个家族的生活状态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整个小说的叙述平淡自如，作者对人物的行为不置一辞，但却在对看似无关紧要各种琐事的平和叙述中暗示出其下潜藏的实际冲突，一切全凭读者的领悟。这种不温不火的老道，不由不叫人叹为观止。
例如小说中写到孀居在家的八姑娘婉即将与正在汪精卫手下发达的少精结婚，不由得暗暗欢喜。于是有了下面一段：
"九姑娘娈和十姑娘嫘回娘家，看着八姑娘（同父异母）小汽车进进出出，都怨自己嫁人嫁得太匆忙。刘氏（她们的母亲）平白无故地受了好几回气。
丁老先生不知怎么知道少荆做了次长。丁老先生突然知道未来的女婿是大汉奸。丁老先生大发雷霆。丁老先生差一点气死过去。丁老先生把明轩（弟子、女婿，少荆的朋友）臭骂一通。丁老先生想勒死婉。丁老先生看着丁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顺眼。"
丁老先生的脾气发得是否夸张，是否有做给人看的嫌疑，且不去说。但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丁老先生是怎么知道内情的呢？两个段落之间并无说明，作者未加丝毫评论。至于到底谁做了手脚，即使哪个丁家人知道了也是不会公开指出来的。这是丁家大宅中的一段无头案，不可说。
叶兆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几乎所有他涉及到的人物，形象都十分鲜活，例如出身卑微但颇为胆气和心计的小文；一身无赖气的小文爸爸；高觉新式的伯祺；与觉慧相似但却比觉慧更有深度感的仲祥；汉奸少荆及婉姑娘。甚至出场一次的娈与嫘也在短短的一个段落中露出了"见不得'人有我无'"的性格特点。
《追月楼》基本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与之相比，余华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则更多带有先锋的印迹，小说通过傻子来发的故事，建构了一个关于人性的寓言。
傻子来发的父亲在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为别人挑煤赚钱过活。在小镇上，他处于所有人的嘲弄视线中。小说用来发本人的自叙语气，结构全篇，而来发视别人对他的不公为正常。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全镇的人如何欺侮他，以他的痴呆取乐，自称是他的爸爸。即使是在全文中看似对他十分关照的陈先生，最后在欺骗来发交出自己的狗的时候也露出了贪婪与自私的一面。而正是这个场面，使来发的境遇更具有强烈的悲剧感。
而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意味深长的。在许阿三的葬礼上，他的孙子们在前往火化场的路上哭得十分热闹。小说描述道："翘鼻子许阿三被烧掉那天，我看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孙子，还有他家里的人在街上哭着喊着走了过去，我挑着空担子跟着他们走到火化场，一路上热热闹闹的，我就想要是自己有儿子，有孙子，家里再有很多人，还真是很好的事。我走在许阿三的孙子旁边，这孩子哭得比谁都响，他一边哭一边问我：
'喂，我是不是你的爹？'"
短短一个问句，把葬礼的实质一语揭穿，在看似道貌岸然的表象下，是为了社会网络进行的欺诈与伪装。
小说的结尾是来发在相依为命的狗被人杀死后的一段独白：
"这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狗睡觉的稻草上，一个人想来想去，我知道我的狗已经死了，已经被他们放上了水，放上了酱油，放上了桂皮，放上了五香，他们要把它在火里炖上一天，炖上一天以后，他们就会把它吃掉。
我一个人想了很久，我知道是我自己把狗害死的，是我自己把它从话阿三的床底下叫出来的，它被他们勒死了。他们叫了我几声来发，叫得我心里咚咚跳，我就把狗从床底下叫出来了。想到这里，我摇起了头，我摇了很长时间的头，摇完了头，我对自己说：以后谁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
以后谁叫他"来发"，他都不会答应了，一个弱者对这个世界彻底失去了信任。在这篇小说中，余华平静的叙述语下潜藏着对世界的绝望，这种绝望虽然不能概括整个现实生活，显得过分灰暗，但却不乏敏锐与真诚－－事实上，弱智者（也包括其他无能反抗的弱者）受到"强者"的欺凌的情况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甚至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余华九十年代后的许多作品都强烈地关注着弱者的生活状况，并习惯于看似平淡的语气下面隐匿自己的悲悯与批判的主题，这些作品显然比他以前创作的先锋小说要成熟许多。
以上两篇作品都是以历史的片断来表现个体"人"的历史，而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则把目光转向宏观，开始建构自己眼中的完整的民族史。
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巨制，其时间跨度起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烟云，迄于解放战争尾声的腥风血雨，以中国北方农村白鹿原为中心展开了一幅新旧民主革命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画卷。小说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为主要矛盾线索，但却摆脱了传统作品对这一历史时期阐述时僵硬的党派、阶级定论，使矛盾双方的人物呈现出丰富的复杂性。总之，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历史深度上，《白鹿原》都堪称当代小说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白鹿原》在总体结构上依旧是现实主义的框架，《追月楼》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特色。但这些"新历史主义"小说绝非"传统现实主历史小说"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其进行了成功的扬弃，进一步贴近了历史真实，如《白鹿原》在叙述方式上吸引了新写实主义的细节描绘手法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某些手法、《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则继续了先锋小说的"现代寓言"性质。更加重要的是，"新历史主义"体现出新一代作家们重新认识历史的渴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年青作家们对抗战时期的反复叙写的看出。"新历史主义"小说是既传统又现代的，它已经取代了传统义历史小说，并将在逐渐的发展中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小说创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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