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秦宇慧
第二编：大众文学
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许多作家刻意消除自己作为作家的精英意识，将自己放在与读者相平行的位置上，他们自觉放弃了文学的教化意味及社会责任感，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努力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最大多数读者的社会心理和阅读口味，从而使作品得以在文化市场生存。这类作品一般具有较高的可读性，但往往缺少自觉的人文理想和历史、文化深度。可以说，这类作品是作者把自己当作大众并将作品尽量大众化的产物，因此，这里称这为"大众文学"。
第一章 市民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文学渐渐卸下了沉重的"社会功利目的"，开始将主要视线放在对人的表现上。而城市中的普通人，无疑是作家面对的一个巨大群体，因此，表现市民，为市民阅读服务，就是为许多作家努力的一个方向。于是，文坛上出现了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不同题材、风格的大量作品，本书将之统称为"市民小说"，下面，将就市民小说的不同种类，进行逐一介绍。
第一节 "调侃小说"及王朔现象
"调侃"作为一种表现方式，事实上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所运用。只是有些作品为局部运用，有些作品自始至终全贯穿着调侃。大多数作家都只是偶尔将"调侃"作为自己小说的一种表现手段，而青年作家王朔则将"调侃"上升为一种表现方法，他的许多小说标题上便透露出明显的调侃意味，如《顽主》、《玩得就是心跳》、《你不是一个俗人》等。在作品中，调侃更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灵魂，成为作者解构现实，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把王朔的大部分作品称为"调侃小说"。
王朔以"新京味儿"的语言方式及近乎粗鄙北京市井口语词汇冲击着小说中正统的书面语，以市井青年鄙俗的生活方式冲击着所谓"正人君子"的传统生活状态，相对于传统作家，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叛逆味道。因而有人斥他为"痞子作家"，甚至是"流氓作家"；也有人为他作品中痛快淋漓的调侃拍案叫绝，并将之视为中国"后现代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然而不论是褒是贬，王朔的存在在当代文坛已经是绝难忽视的一个文学现象，描写这一个阶段的文学发展不提及王朔，绝不是客观公允的方式。的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及王朔对市井生活真切展示，使王朔在八十年代末期成为当代文坛上不容忽视的一道景观。
王朔，1958年生人，家居北京市区。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为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1976年夏，王朔高中毕业后到山东参军，做过"操舵兵"、卫生员甚至帮厨。七十年代末曾经试图经商，但以赔本告终。王朔的处女作是1978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等待》，此后又写过几篇部队题材的作品，但反响均不大。
王朔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83年末的中篇小说《空中小姐》，此时王朔刚刚从商海败北，但出于商人视角所选择的在普通人眼中颇具神秘色彩的"空中小姐"这一描写对象却使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小说因后来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大众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王朔的创作到目前为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言情、调侃和写实。
从《空中小姐》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是王朔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代表作包括《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等，这个时期小说中的情感真挚而醇厚。如《永失我爱》中描述了青年司机何雷与石静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主线是何雷火场救人、负伤引发绝症、忍痛与石静分手然后独自面对死亡。从题材上看，这是一个宣扬道德美的老套故事，但王朔却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将之写得平实感人。王朔自己也曾经表示这个阶段他的小说写得比较"诚恳"，因而我们将之称为"言情阶段"。
王朔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是由中篇小说《橡皮人》（后被改编为电影《大喘气》）作为过渡的，小说塑造了一个试图赚钱，在尔虞我诈中挣扎的年轻人，他近乎恐怖的"橡皮人"的自我感觉象征了在现代都市中人们僵死麻木的灵魂本质。这部小说失掉了前期小说的温情，显出几分残酷和冷漠，"调侃"式的对话明显增多，这一点构成王朔第二个阶段的最大特点。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以中篇小说《顽主》为首，在这篇小说中，王朔虚构了一个"三T"公司，即以"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为宗旨，作品中的主人公用最虔诚的正经却干最荒唐无聊的事情，甚至包括替别人谈恋爱！小说中的人物并非没有任何文化教养，然而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几乎全部体现在一张嘴上－－调侃、贫嘴，造成高级或低级的笑料。例如，几个"哥们儿"在百无聊赖中决定上街找碴打架，于是有了下面一段情节：
"马青兴冲冲走到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马青的回答，无能中透着自我解嘲和随机应变，但不可否认，大多数人会为之一笑，并不再与之斤斤计较。王朔小说采用的批判方式可以与这一段情节相类比，当他批判别人、别的事物时，往往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最低，甚至不惜躺在地上，让对手无从反击。例如当他对卫道士、伪君子进行讽刺之时，自己则站到了"痞子"、"流氓"的位置上，使对手无法以他也具有的缺点来否定他的观点。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及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其中《修改后发表》和《谁比谁傻多少》为王朔亲笔）等。在这个阶段，"调侃"成为小说中的主宰，作品通篇充满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嘲弄与颠覆意味，这种对现存制度的调侃以其特有的幽默效果及其对当代青年的思想意识的契合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王朔的创作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家们都无法再忽略王朔在文坛的存在，以至于1988年被理论界称为"王朔年"，王朔小说及其语言风格的流行，则被称为"王朔现象"。
但是伴随着成功，王朔的创作也开始出现了质量上的滑坡，作品中的"调侃"开始失去限度，成为无穷无尽的贫嘴；与此同时，王朔主持的《海马歌舞厅》、《爱你没商量》等影视剧也遭到了失败。至此，王朔的调侃小说走到了尽头，开始遭到读者的厌弃。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主要是因为，王朔前期的"调侃"大多是针对正统的权威，尤其是那些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空虚伪善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规范"，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砸碎"时特有的痛快淋漓。而后期的"调侃"大多已经失去了确定对象，沦为为戏台上机趣却无意义的"插科打诨"。这种不再具有批判力量的调侃。完全失去了早期掩盖在滑稽表面之下的沉重的悲剧意味，发表于1989年初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是后期"调侃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中千人一腔，毫无力度的调侃语言发展到了一个极致，以至于王朔也不得不承认"把我自己都写恶心了"。同时，小说中的"言情"也日渐庸俗化、公式化，失去了"言情阶段"情感的"诚恳"性，质变成戏剧性的煽情。
至此，王朔开始感到对无穷无尽贫嘴的厌倦。而且，他与妻子、女儿美满的生活也改变着他的感觉世界和表达方式，他说："过去我是自私、猥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我开始怀疑愤世疾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
正因为这种认识，王朔在1989年后开始减少调侃，开始描述一些他过去鄙薄过的真挚和深沉。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应当首推发表于1992年1月的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小说讲述一个立意改变传统教育方式的父亲马林生在与儿子马锐关系中的尴尬状态，于滑稽的表象下展示出主人公悲哀的内心世界。作品当年获得了优秀长篇小说奖，并被誉为是"现实主义力作"，也有人视之为是"新写实小说"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因此，我们称王朔的第三个创作阶段为"写实阶段"，《我是你爸爸》的成功，说明王朔的确具有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并且能够和谐地将"调侃"这种看似轻松的表达方式与沉重的"写实"本质有机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小说风格。
王朔是当代文坛上少数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综观他的一些成功的代表作品，大体上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一，独特的"顽主"形象。
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多余人"的形象，他们大多没有正当的职业，日常生活的轨迹有异于困守在岗位上的普通市民。他们天资不笨，渴望有所作为，但缺乏远大理想，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于是把精力和聪明全部浪费在空虚无聊的贫嘴与游戏上。这群被称为"顽主"的年轻人表面上看来逍遥快活、全无心事，实际上内心却大多充满焦灼和苦闷。虽然王朔并未将他们的经历全部交待出来，但他们一般都有一个从纯真青年向"顽主"转化的痛苦过程，如《玩的就是心跳》中的方言、刘炎，他们在生活中逐渐感受到人性的可怕与残酷，于是那些"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的想法从此开始"烂在心里"，
收起眼泪，开始以玩世不恭的姿态看待社会，面对人生。在他们"嬉皮士"式行为语言背后，是近乎残酷的"真诚"。正如方言对自己心爱的小女儿所说："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
那样，王朔在作品中对各种传统道德的嘲弄和抨击中，不乏面对读者的真诚。他所塑造的"顽主"形象虽然与正统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并的确有着各种缺点，，但却并非是作者要批判的对象，而是作者向世界表达自己内心苦闷与不平的媒介。
二，王朔作品中的人物表面上玩世不恭，但内心却往往充满烦躁与悲哀。与之相对应，在作品中他们便以调侃性的语言对现存秩序进行全面颠覆。在嬉笑怒骂中表达对社会的批判意识。王朔的小说在结构上往往以人物的对话为主，在这些人物看似不着边际的调侃中，随时都可以找到"反文化"、"反价值"的嘲谑影子，对某些虚假与伪善进行批判，一针见血的揭示出事情的本质。如在《一点正经没有》中王朔假大学生名义对中国"现代派"钻进象牙塔创作的方式进行嘲弄：
"'我们学西方现代派。'一个勇敢的女孩子说，'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
以"著名作家"古德白质问方言的口吻反讽传统现实主义的虚假：
"我一辈子辛勤笔耕从来都是教大家教咱们的人民充满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情操高尚做个完人甚至不惜编一个完人在作品里叫大家学－－我怎么玩文学了？"
用吴胖子的口吻对港台通俗文学顺手一击：
"弄着一帮半老徐娘在那儿言着情，假装特纯假装特娇，一句话就难过半天，哭个没完，光流眼泪不流鼻涕，要不就是一帮小心眼的江湖术士，为点破事就开打，打得头破血流还他妈大义凛然，好象人活着不是卖酸菜的就是打冤家的－－中国人的形象全让你们败坏了。那点事儿也叫事儿？就欠解放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
王朔也对传统道德进行了无情的否定：
例如，在《一点正经没有》中，有这样一个句子："社会都进步到什么阶段了？谁当好人谁吃亏！"很多评论者斥这种句子为"痞子语言"，不负责任、玩世不恭，然而细想一下，这一平庸近乎无耻的调侃中，却涵含着赤裸裸的真相。"进步"是历史的评价；"好人"是道德的判断。当历史进展到我们当下的时间中，当人们在商品经济的初潮中为一已私利不择手段的时候，传统道德上的"善"便成为竞争中的阻力，成为他人利用后的嘲弄对象。正如多年前，北岛曾经发出的愤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不同的句子表达了同一意思，然而只因表达方式的差异，一个成为纯文学中的佳句，一个成为被正统理论家鄙弃的无聊言语。
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王朔甚至把"爱国主义"这一崇高主题纳入到自己嘲谑的框架中，即以"重振国威"的名义，骟掉一个男人，并将之培训成为国际忍术大赛中的女子冠军。王朔试图以此来嘲讽那些打着"爱国"旗号的伪君子的真面目。总之，王朔的小说中充满了一种反文化、反价值的嘲谑。然而，王朔在批判颠覆的同时，却并不力图进行新的建构，在他的主人公眼中，世界是荒诞而无意义的，因而他们以一种消极的游戏方式对待生存－－没有目标感，也无心寻找，生活就是"混"日子，然而他们的玩世不恭中又不可掩饰地透露出空虚与悲剧感，他们嘲弄一切，剥离出一个无价值的世界，到头来得到的只能是无可救药的空虚与惆怅。
三，结构上打破传统大团圆结局，甚至颠覆故事情节，以人物的语言结构全篇，并成为吸引读者阅读的最大魅力。
中国传统小说大多采用"圆型结构"谋划全篇－－即"以照应为手法的首尾圆合式结构，以因果为内在联系的因果结构，并通常采用"大团圆"结局，这样既符合佛家的生死轮回结构，又符合儒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讽劝教化功用，同时可以满足中国读者喜读故事，剖根问底的阅读习惯。
然而王朔的作品却有意颠覆这种传统的结构方式，如在他策划的连续剧《渴望》中，王朔表面上演绎了一个宏扬传统道德的故事，塑造了刘慧芳、宋大成这样近乎完美的"好人"，但却又设计了"好人落难"的悲剧结局，让刘慧芳卧床、宋大成绝嗣。，这样"好人一生平安"的祈愿就成为一句虚妄的空言，王朔如此设计剧情，一方面是出于以"惨况""煸情"的商业目的，让众人一拘同情之泪；另一方面则是有意颠覆传统教化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神话，揭示出现实对"好人"的残酷无情及人面对生活的无可奈何。
再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两段故事耐人寻味的巧合：主人公接连遇到两个身份相同的女孩，与之交往时人场景、情节也多有相同，这显然是作者有意的安排－－吴迪虽然死去了，却又有胡亦；假警察张明虽然已经顿悟，却仍然有假作家走上迷途。这些都暗示了历史的循环和个人在生活漩涡中的软弱无力。
几乎王朔所有的小说都有一个悲哀、怅惘的结局，仅仅从这一点上，就明显使王朔的作品区别于传统的通俗文学，使读者进入到思索人生的文化层面上。
四，独特的语言风格：
如前所述，王朔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具有完整的精神世界和鲜明的人性形象，一定程度上，王朔将他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类型化了，基本是千人一面、千人一声。这样，读者在失去"移情"可能之后，就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王朔机敏的"调侃"之中，为王朔独特的语言魅力所倾倒，（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朔的小说具有相声的特征，语言本身已经取代情节，成为小说的最主要成分）理解表层者可以哈哈一笑，理解深层者则可以进一步感受王朔作品中对传统的颠覆意识。而这种独特的语言魅力则大多是通过以下手段表现表现出来的。
1、以某些词汇（尤其是那些应用在严肃场合，代表语言中权威意义的词汇）与当时语境性质的强烈反差来达到解构该词汇原有意义、产生荒诞感或笑料的目的。在这些通常代表权威的词汇引起读者的哄笑的时候，便瓦解了其中的权威性。
如"回到家，吴胖子他们在玩牌，见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他又一指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缴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玩的就是心跳》）
这里，王朔随意地将娱乐性的玩牌与党的组织生活混淆起来，将"党小组会"、"新发展的党员"、"组织生活"等一直以来严肃庄重、具有崇高感和使命感的词汇作为日常游戏中的暗语，这些巧妙的譬喻使权威观念在不知不觉的调侃中丧失殆尽，王朔于是达到了幽默滑稽捉弄现实的目的。
再如：
"咱们想让孩子成大成为什么人，一定要心里有数儿。从小就要让他们向三种人靠拢，一个是高尚的人一个是有道德的人还有一个是脱离了低级趣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我是你爸爸》）
将对文革期间有某种问题人的特定称谓"三种人"拿来概括被社会敬仰的高尚的人，不免显得不伦不类，而这种句子又是一个正在严肃认真与学生家长谈心的小学教师说出来的，便更加显得荒唐、滑稽。
又如：
"发奖是在'受苦人盼望好光景'的民歌伴唱下进行的，于观在马青的协助下把咸菜坛子发给了宝康、丁小鲁、林蓓等人。"（《顽主》）
"又是一个像解放区的天一样晴朗的日子。"（《浮出海面》）
"在再次给女儿开假假条后，夏顺开嘟嘟咙咙地抱怨：'多少个最后一次了？我的晚节是毁在你的手里了。"（《刘慧芳》）
在上述极为细小琐屑的情境下，作者却用极端严肃的政治概念来搭配，"受苦人盼望好光景敗
"解放区的天"作为思想教育名曲，"晚节"作为重要的道德判断用语，在这里被一本正经地歪曲使用，既让人可笑又余味深长。
2、以貌似严肃的句子来表达反讽的意思，从而产生幽默效应。
例如："一个交通警察呵斥一个乱闻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浮出海面》）
这是对现场状态的平静描述，但结合王朔小说的整体语境，这种严肃的叙述便显得阴阳怪气，成为对所描述对象的嘲弄与批判，并令人产生滑稽的印象。
"调侃"在否定现实中某些现象这一点上，与"批判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但"调侃"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构"，它以颠覆现行的某种（甚至是一切）秩序为目的。王朔的调侃化小说嘲笑伪善、庸俗、权威、戒律，但你很难感觉到它们解构之后有什么重构意识，即它们并未表示希望建立某种的社会价值体系抑或肯定哪种生存方式。不过调侃人生的"解构主义精神"也有着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它以独特的审美形态展示了其机智幽默尖刻辛辣及淋漓尽致的程度，从而在反卑庸、伪善、假道德和伪权威上大施锐利。使读者于嬉笑怒骂中见到了生活中曾被遮盖严实或误以为是合理的那种种荒唐事物。例如王朔的小说在对文革政治语言（其实是一些官面语言）的解构上就功不可没。事实上，王朔小说中的许多词汇已经进入了当下社会的流行语言之中，如"过把瘾"、"爱你没商量"等，这些都说明王朔小说对中国读者的深刻影响。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当代许多小说家身上看到王朔语言的影响，在王朔之后，许多年轻的作家也开始在小说中大量应用调侃的方式，在这其中，王小波（1952－1997）和徐坤是比较著名的两位。王小波对文革悲惨记忆黑色幽默式的描述，沉着自如又充满荒诞感，在海内外的华人界颇受赞誉。徐坤的"雅痞小说"对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做了全面的解构，但因其作品中许多调侃完全不着边际，显得虚浮，失去了王朔调侃中批判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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