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秦宇慧
第四节 新市民小说
1994年初，《上海文学》推出了"新市民小说"的口号，几乎与之同时，"新都市小说"或"新都市文学"的称呼也在其它刊物上出现。这种以现代都市生活为内容的小说与以往的"城市"小说有很大不同，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题材重点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乡土文学甚为发达，都市文学则极不成熟。进入当代后，"城市"也只是做为行政地理概念以及较好的物质环境存在着。直到八十年代末，中国的城市跟一个大村庄并没有真正的区别。相对于乡村，人们甚至更加缺少行动的自由，他们将自我禁锢于身边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为了维持这个网络，每天按照固定的轨迹生活，这种城市的生活充满单调、平庸。
从文学表现的内容来看，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作家创作都以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为主，即使某些作品的背景放在城市之中，内容也以政治教化为重心，基本谈不上对城市本身的表现。
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如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许多作品将背景放在城市中，但这些作品的关注焦点在于城市中的政治、道德观念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而不是揭示城市市民的生活。
另外，从八十年代出现的两大创作群体来看，知青作家虽然生长于城市，但他们青年期的重要阶段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此他们创作中最重要的小说作品，几乎都是农村题材。右派作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一种创作潮流的"新写实小说"的确开始全力展示市民的生活状态，但它所描写的是旧体制格局（计划经济）下苦撑与苦斗的"弱者"。在市场功能萎缩的城市中，他们对于职业自由选择、人才流动、竞争、推销自己、风险自我承担等属于市民社会的动作机制非常陌生，其"市民性"尚未发育成熟，与农民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无太大差别。在小说中，他们的喟叹虽然也表达了对另一种新的社会机制的企盼，但却没有走出旧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仍旧是传统的农业化城市，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有相当大的差距。
直到九十年代，中国城市才开始了真正的蜕变，被欲望鼓励着的"竞争"日益成为城市的基调，以"城市户口"为标志原来身份平等的"市民"之间因经济条件而划分的产生了明显社会地位差异。人们周围开始充满了各种象征高层次生活的事物，如私人汽车、别墅、小蜜、甚至高档电器。这些都对生活在都市中的每个人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诱惑，使他们内心产生了往昔所没有的躁动与欲望。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出现使养活自己和家人的途径开始增多，人们发现依靠努力甚至投机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于是人们活动的范围开始扩大，人们面对更多的重大人生选择，原来稳定的生活模式发生了动摇，其结果是在选择中人们感受到了近乎赌博的刺激、竞争的快乐及前途难测的焦虑与恐慌。不同的人开始产生截然不同的心态。显然，这个时代的人物已经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有同样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就文学来说，不同的人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期待，而就整体而言，既非精神精英也非经济强者的普通市民（包括刚刚拥有一定数量金钱的中产阶级）占读者群的绝大部分，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九十年代市场调控的文学市场。
在大多数新市民们眼中，文学是消费，是娱乐。在为金钱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拒绝崇高，也不需要沉重，因而他们的阅读取向标准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快乐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新市民小说"应运而生。这是由生于长于城市中的作者创作，全面摆脱了农业社会法则的新型文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它都具有与以往小说作品完全不同的特征。在描写的对象上，与"新写实小说"中安心"过日子"的传统市民不同，
新市民小说描写的是一群走上市场竞争的城市平民，他们是改革成果的享有者，也是经济转轨、市场竞争中的"悲欢离合最直接的体验者"。小说的作者们以近乎平行的视角展现九十年代中这个庞大人群的生活方式、欲望和追求，展现现代都市的纷繁、绚烂、动荡、充满挑战性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
很多新市民小说的主力作者被称为"新生代"，如北京的邱华栋，广州的张欣，江苏的韩东、毕飞宇、鲁羊，上海的唐颖、殷慧芬，东北的刁斗、述平,湖南的何顿，广西的凡一平，海南的李少君等。
晚生代，也有人称之为新生代，新生作家、"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即他们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初，在文革期间处于儿童时期，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政治时代，他们形成自己世界观的时候正是中国开始加速城市化的时候，可以说，他们是第一代完全意义上的都市人。
为了迎合普通市民阅读中的"快乐原则"，新市民小说将作品反映的重心投向平民生存原相，投向人自身生存的各种庸常现实层面，并建立起一种"欲望化"的叙事法则－－这在作品内容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以何顿等人为代表的对金钱利益的执著认同和崇拜；二，以韩东、述平、林白等作家为代表的性意识小说（又称"私人化小说"、"个人化写作"方式等）。
何顿（原名何斌，长沙市人，生于1958年12月，（属狗），下过乡，读过大学，当过美术教师，干过装修等，现以文为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等，现已发表作品120多万字。）的创作在新生代作家中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用理论家陈晓明的话来说："这个人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先见之明，他只是轻松自如表现他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表达他的个人感受。""那些赤裸裸的的生活欲望使那些粗鄙的日常现实变得生气勃勃而令人惊叹不已。"
何顿的小说通常讲述的是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个体经济小商人的故事。与自身经历相对应，(何顿曾经进过大学，学油画，毕业分配到一个中学或中专学校当美术教员，以后他被物质诱惑辞去公职，干起个体装修赚了一些钱。这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或者说小市民走向个体经济的道路。以后，他就以此为内容，开始职业化的写作。)何顿的故事主角经常是中小学教员，耐不住贫寒而弃教从商。何顿以生动的笔触展示出这群人在脱离传统、稳定但清贫、平庸的职业后，如何在追求金钱的道路上努力地，甚至不择手段地奋斗的历程。在"奋斗"中，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违法乱纪，黑吃黑甚至杀人越货成为他们基本的生存之道。何顿展现的这个现实固然不是社会的全部，然而他的那些不加修饰的逼真性的叙事，却无疑揭示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或者说原始积累阶段的个体经济显著特征。另外，何顿笔下那些身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对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头衔弃如敝履，对成为"小商人"则趋之若鹜，这种情况尽管并非十分普遍但却无疑是真实的，陈晓明认为何顿是一个认真的作家，他是在认真地写出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感受，老老实实地回到自己的生活真实。因此他作品中有的是直接还原生活现场的叙事，是对个体经济时期特殊的历史面目不加任何修饰的刻划。他的作品是与现实生活的现实完全平行的文学叙事。何顿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反复重述无意中构成一种沉重的象征：这个社会的最基础的文化秩序业已崩溃，而对金钱的奢望已经成为人们全部的生活梦想－－美术教师何夫被一条骆驼烟打中，被曲刚屋里的摆设震撼，几天之后就到曲刚店里打下手（《生活无罪》：美术教师"我"深恶自己困窘的生活，而下海经商，在与旧友曲刚和狗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看清商业社会中人性的变质，和整个社会的变质，但这时我已经融入到这个泥淖之中，无能也无心自拔。小说末结题为"没有结尾"，最后一段中写道："我瞧着根本就不可能停的大雨，自语说：'这个世界真让人感到痛苦。'话一出口，蓦地感到，我为之兴奋得连续好几月不能正常入眠的那些－－在此之前称得上是一幅美好蓝图的东西，忽然在心里变成了零零碎碎的瓦片。"这一句表达了都市人在生活中人生目标和生存价值感的日渐丧失。）；"弟弟"包了一家歌舞厅发了财，立即就由落魄的小学教员摇身一变为春风得意的经理（《弟弟你好》）……在何顿的作品中，生活艰窘的传统市民在金钱欲望的诱惑下不堪一击。
综观何顿的创作，中篇小说《无所谓》是比较成功的一部（注意，并非是最有代表性的），它的成功在于，作品不仅是对都市表象的复制，同时也在表象之下透露出文化人的现实窘境。
小说中的主人公李建国在学生时代极为优秀，品学兼优，博学多才，是受同伴尊敬的班长。他立场从政，广泛阅读尼采等人的西方哲学著作，俨然是未来的文化精英。然而，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新的时代重心却不再落在文化学术上，金钱和权力成为主宰一切的东西，在这样的时代中，抱着文人理想的李建国举步维艰，连调回长沙的能力也没有，只能靠老婆的关系到一所中学做音乐教师。所有以前对他十分敬佩的同学现在都比他混得好，在学校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他倍觉艰窘，与校长起了冲突后只能到过去他不屑一顾的同学王志强手下作一个打工崽，最后甚至沦为一个卖鱼人。他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一点点被击溃，最后完全抛弃了自尊和骄傲，融入小市民的生活氛围中，而且似乎过得如鱼得水。如果李建国最终没有因为偶然事件被人"误杀"，他还会每天忙碌而"充实"地卖鱼、数钱、打麻将、吹牛皮，做着一个现世中的"快乐"的人。然而我们在看到他的"充实"时，却感到一种强大的失落，我们所感受到的是社会中的一个精英人物的毁灭，他的本质、价值，早在他"被杀"前就已经死去了。
李建国也许只是一个怀着理想的普通知识分子，但他的命运却是一个象征：这个时代不需要文化理想和文化精英，只需要在欲望召唤下以直觉向前奋斗。多年前知识分子曾经被以政治权力改造成为普通劳动者，如果说那个时候他们还保留着一点乌托邦精神的话，那么今天知识分子正在接受第二次的时代改造，而且是在欲望面前的主动改造。何顿完成这个故事的目的也许不过是说明"文化人在这个时代中命运堪悲"，但他无意中所展现出来的真实现状却给我们预示了一个可怕的前景：没有了精神、道德、理想，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何等空虚、堕落的社会？
总体来说，何顿无疑具有讲故事的才能，他把日常粗鄙的现实写得生机勃勃，充满了真实的动感。何顿的作品展现出了一个平面化的生活现实，可以将之当作对九十年代中国资本积累初期真实状态的令人震惊的见证。
然而，何顿的小说过分生活化、经验化，这使他的叙事缺乏变化和更强更长久的冲击力。在保持生活的纯粹性的同时，其作品显得缺乏文学的历史感和思想的复杂性－－在这个跨国资本主义全面渗透的时代，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混淆的时代，何顿的视野却仅仅停留在中国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停留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显然是作者缺乏历史、文学深度的表现。
与何顿相同，许多新生代作家的创作都丧失了"对现实的否定"－－而这正是一个优秀作家应当具备的品质。在金钱成为改变人们物质生活环境乃至社会地位的首要因素的时候，这些作家开始认同并迎合资本积累初期市民群体所形成的新的"生存幸福观"，即"赤裸裸的物质自豪感"。虽然有时作品在描写人物夺取金钱的龌龊手段时用一些指责性的词汇，但作品的整体上却无疑流露出对这些人生活方式的赞赏。新生代的作家公开放弃了文化精英的地位，视自己为普通市民中的一员，羡慕着或炫耀着作品中描述的生活状态。他们甚至力图为这种生存状态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价值理论体系，使"金钱中心主义者"得到道德上的安慰－－在新市民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类似格言警句式的句子，如：
"名誉是一堆废纸，只有老鼠才去啃它。"
"世界上钱字最大，钱可以买人格买自尊买卑贱买笑脸，还可以买杀人"
"喜欢你上级所喜欢的，这是条放之官场和生意场皆准的定律。"；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永远的？一切都是临时！"
；
与"金钱欲望"相并行的，是对"性欲"的张扬。在《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此人和彼人》等作品中，作者以前所未有的大胆毫无节制地叙述着赤裸裸的"性"。"性"作为人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生理需求，在反映"人"的艺术中出现无可厚非，但在这些作品中，大多数反复出现的"性"场景既没有多少对人物性格的展现作用，又说不上什么审美价值，更无所谓什么震憾人心的人格力量。这些房事片断最大的作用无疑在于刺激读者的生理感觉。
新生代的创作严格遵循新市民的"欲望化"的"快乐原则"，这种媚俗的方式的确给某些人提供了心理上的安慰或道德上的慰籍，但这种没有精神关怀没有文化深度没有理性的世俗物欲一旦被彻底催发为社会主流价值，其对人类赖以生存并引为自豪的各种和道义的瓦解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也并非所有反映新都市生活状态的作品都丧失了否定的能力，与新生代相比，张宇、梁晓声等"前辈"作家仍然保持着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如《学者之死》、《恐惧》、《司马敦》、《苍天在上》等作品都在反映经济变革的时代中，物质膨胀导致的人们精神世界、价值观念的异化。在这类作品中，钟道新的《宇宙杀星》是比较出色的一篇。"宇宙杀星"这个名词表面上是与女主人公陆园工作相关的星体名称，但实质上是象征着"金钱"在当今社会上的冲击力与破坏力。作品通过对一对夫妻生活轨迹的描绘，展现出九十年代不同阶层人的生活状态，对以金钱物质为中心的糜烂生活采取了清醒的谛视态度，尖锐地揭示出各个阶层中普遍存在的道德沦丧，并表达出作家对这个时代的深入思索。
无论如何，"新市民小说"首次使城市题材在创作的数量上超过了农村题材，宣告了城市文学时代的即将到来。相信和新写实一样，不久后，它的一些写作原则将进入到所有作家的写作中，成为新的写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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