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秦宇慧
第二章
通俗文学
建国初期，中国政府查禁了许多"旧小说"，如武侠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使大陆只留下了一种"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后来被称为"严肃文学"。七十年代末，政治格局的变幻使文化政策相对宽松，许多通俗性的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如《三侠五义》、《教父》之类，相继出版，这些作品以情节的紧凑及离奇而获得众多读者的青睐，从此大行其道。
八十年代，街头具有色情、暴力色彩的杂志、小报的泛滥曾经使一些正统人士痛心疾首，呼吁扼止通俗文学的发展，一时理论界就"通俗文学的存在正确与否"争论得非常激烈。时至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的皇然加入使通俗文学的畅销成为它存在的最大确证，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孰正孰邪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这两者的渐渐合流亦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在今天，通俗文学已经占领了最大份额的读者市场，对它的研究分析也已经是势在必行之举。既然叫做"通俗文学"，当然必须有通俗性，如情节语言的通俗易懂，线索的清楚完整。但"通俗文学"又必然是"文学"，前面提到的街头报摊上峰起的桃色新闻、凶杀案例是否具有文学成分实在值得商榷，故不在本书的讨论分析之列；其次，通俗文学必须具有传奇性、娱乐性，这是我们衡定"通俗文学"的标准。
第一节 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
通俗文学的出现当然不是自九十年代而始，姑且不谈它在古代和现代文学中的存在，仅以新时期而论，早在八十年代初港台和海外的通俗作品已经大量涌入国内，屡屡形成热点。然而，自四九年之后，直到九十年代，才真正有一批大陆作家开始关注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功能，进行自觉的通俗文学创作，并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文坛潮流。
以大陆作家为创作主体的当代通俗文学的兴起，有其自身发展的动因，也有其区别于港台及海外作品的独特之处，下面就从这两点进行分别的阐述。
大陆作家创作的通俗文学的兴起，是在大众文化市场迅速发展的九十年代，但其悄悄形成却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汪国真的诗歌、王朔的小说、权延赤、叶永烈等人的传记文学，以及《三寸金莲》、《神鞭》等"津门作家"的作品为标志的。其时正是新时期文学观念、风尚大变革，文学趋向多元、回归自身的时期。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正契合了生活变幻时期人们对崭新题材的需求，而在读者群中颇受欢迎，但此时这些作家仍按惯性被视为主流文学的一种新变，尤其是像冯骥才这样的作家，一直都是纯文学队伍中的知名人士，通俗文学的名目一时还未被加于他们的头上。因而，在当时，通俗文学的广大市场中，仍然由港台作家独领风骚。然而这些作品的产生却使严肃文学作家们看到了一种接近读者的方式，使通俗文学的大规模自觉创作成为可能；也使大陆本土的通俗文学从一开始就在审美意识、审美方式、价值取向上与纯文学一脉相承，无论是在题材、主题、内容，还是手法、风格、语言上，都留下了鲜明的主流文学的胎记，并由此而区别于港台某些纯商业化的通俗文学。
当然，前述的作品产生有它自己特定的社会背景，无论是在作者还是在读者方面，都有其产生的心理动因。
首先，从作家的角度看，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商品经济的运行使人们在衣食饱暖的前提下对社会政治与上层建筑的忧虑开始降低，生活不再无所适从，人们不再急于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这样，文学开始由载道教化的工具回归自身，由强调其社会思想价值转向审美价值，由主要为意识形态服务转向着重审美愉悦、文化消遣、自我表现、自我认知，很多作家也在渐渐宽松的政治经济氛围中卸下神圣但也十分沉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由听命于主流文学、追求社会轰动效应转入比较轻松自由的创作心态。只有在这时，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通俗文学才在可能成为社会认可的一种文学流脉。
其次，从读者的角度看，读者的需求是产生这种文学的直接动因。
从中外文学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虽然决不能单单以读者的多寡来判定其价值，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风格流派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与读者状况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规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样是适用的。
新时期之初，刚刚经历了十年洗劫的中国人，肉体和心灵中的伤痛尚未平复，他们急需的是抚慰自己的创伤；惊魂稍定之后又转而思考这场动乱乃至新中国建国后就存在的严重的左倾现象产生的原因；不久之后，中国展开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睁开双眼的中国人发现中国此刻居然落后于西方国家百年以上，正所谓百废待兴，感到强烈责任在身的人们一时间充满丰沛的政治热情的生活理想，开始密切地关注、思考着社会时代的变革。在这个时期，大部分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是要从中找到生活的答案，汲取前进的力量。正统的阅读观念和心理使他们仍习惯于将文学作品看作是"生活的教科书"，将作家看作是他们的"代言人"。严肃的读者需要严肃的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满足了这种需求，因此拥有最大量的读者。正是这种整体性读者使当时出现了严肃文学的繁荣。
严肃文学在当时担负的冲破禁区、解放思想、干预政治、干预社会等非文学的任务，显然是以消遣娱乐为主要功能的通俗文学所无法承担的。但是，文学以完成非文学的任务而赢得人民整体性的青睐，不断产生社会轰动效应的情形，毕竟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当社会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当文学回归自身后，读者的阅读观念、心理必然要发生转化，阅读兴趣、对象也会由于阅读主体的不同而产生分化。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长足发展、社会长期稳定、文化多姿多彩的时代，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更倾向于轻松、消闲，"反思"的、象征的、艰深的、纯历史的东西不太受欢迎。这种心理是世界性的，可以看作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特征。在这种情形下，通俗文学要比严肃文学、纯文学具有更多的优势得到公众的青睐。通俗文学的语言风格，所表现的情趣，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更贴近公众的审美倾向，更契合现代读者的关注自我、崇尚实际、拒绝说教、着重感觉的人生态度和消遣娱乐、闲适享受、情感补偿、寻求刺激的阅读心理。而这一切显然是严肃文学所无法提供的。兴起于九十年代初的'汪国真热'，也是契合了当时读者审美心态的转移，即从八十年代初偏向于象征、深刻、注重哲理，到中后期偏向于口语化、简洁明了、市民化、生活化。
随着商品经济对生活方式、精神价值的全方位的影响，人们的阅读心理变迁得更快，对通俗文学的需求也更为强烈，而大陆通俗文学其时处于萌芽阶段，远远不能满足大众读者需求，于是，港台与外国通俗文学乘机蜂涌而入，在文化市场上尽领风骚。虽然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饥不择食的读者却掀起了一阵阵热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大众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人们对这些作品又产生了'审美疲倦'的阅读逆反心理，读者在获得某种消遣、宣泄、补偿之后，又产生了超越这一切的阅读渴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回头去青睐严肃文学，（象近来有些论者乐观地论述的）而是标志着大众读者需要较高品位的通俗文学，一种介乎于纯文学与商业性文学之间而又与它们有所区别的文学。"
"对于已摆脱了正统观念，身心进入比较自由状态的大陆作家来说，这一切显然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赢得读者的契机，同时也将这们的选择摆到他们面前：在正统文学被消解、文学回归自身之后，是走向高雅、先锋，还是走向通俗、大众？而选择何者更多地是与作家的生活经历、审美理想、文学追求、艺术趣味、创作特征、知识建构等联系在一起，并不仅仅是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听命于市场价格规律的驱动。"（语见黄书泉《走向通俗文学的自觉－－试论后新时期通俗文学兴起的内在机制与特征／当代文坛95.6》）王朔正是由于其独特的经历、身份、气质、文化性格使他比别的作家更早、更彻底地摆脱了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成为大陆通俗文学的开路人。
在当代作家趋向通俗文学的过程中，王朔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与反传统的先锋派、新写实小说相比，王朔对正统文学的反叛更为彻底。首先，他不是一个从小立志"献身文学事业"的文学爱好者，因而他没有许多作家根深蒂固的神圣感、使命感，创作心态比较自由，做为头脑灵活的年轻一代，他的创作自觉地体现了现代社会通行的审美意识、审美方式：平民意识使他与作品中的人物处于同一地平线上，市井百姓作为被表现的对象；荒诞意识使他在创作中躲避崇高、嘲笑神圣、游戏人生，消解了日常生活的诗性。而且，平民意识与荒诞意识使他创造了一种市井味、平民化的新语汇，它们与过去所为的语言大众化、通俗化有所不同，不是仅仅作为普通小人物的"台词"出现的，或者仅仅是为了形式上使读者喜闻乐见的需要，而是与当代北京市民阶层的生态心态直接对应。这种语言是幽默、调侃、戏谑的，自我排遣的，粗俗、平淡而又机智俏皮的玩世不恭而又冷静执著的，"痞味"十足而又富于谐趣的，总之，这是一种可以借用歌德"有意义的粗野"说法来形容的"平民语汇"、"荒诞语汇"。正是这种语言特色，使王朔的作品能更直接地与"后现代"大众的美学趣味暗合、勾通，在电视音像文化中心时代，仍能以其语言文字的魅力征服读者。仅就发行量看，八十年代末的王朔已不逊色任何一个通俗文学作家。可以说，王朔当代小说家中率先以强烈的自觉意识走向俗文学的一位，他的成功，无异给大陆其他作家注射了一针有效的兴奋剂。
从王朔的创作来看，他的追求通俗，是一种对读者需求的自觉契合，但这又不是以一味迎合某些读者的恶俗口味而实现的，正如王朔自己宣称的那样："我的小说调动人情绪的因素很多，根本用不着用性刺激读者。"从他作品产生的影响可知，他"争取在世纪末和黄色书刊打一平手"的宣言并非自大之辞。王朔的成功，表明通俗文学完全可以保持自身的文学特征，不必以降低自己的文学品味来争取读者。
综上可见，读者对通俗文学新的更高品味的需求与作家对通俗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构成了九十年代大陆通俗文学兴起的内在契机。与此同时，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建立则将这种趋势变为现实。那些曾经致力于纯文学、雅文学的主流文学作家们，在图书市场对作品的选择中已经感到了来自于读者的危机，虽然他们一直对王朔的成功保持缄默，甚至表示出不屑一顾的姿态，但其中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只有让文学走向通俗、走向大众才能够立足文坛，写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怎样去写，雅俗之间的界限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红楼梦》在创作之初也是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是否能够保持文学的品味，这只是作家自己创作功力的问题。
于是，在这样的心理和经济的背景下，一批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开始进行零星的通俗文学创作。这种创作首次成规模地出现是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推出的长篇通俗小说"布老虎丛书"中，人们看到，像铁凝、洪峰这样榜上有名的纯文学作家均在其列。九三年以来的长篇小说热现象延续了这种创作风气。与此同时，同类作家的纪实文学、历史传记小说、文化散文、小品文、古籍今译、名著改写等，都大量以丛书形式推出，虽然从某些作品的内容上看，它们比港台、国外的更为注重劝谕和市井生态心态的描写，还带着新时期社会主流文学的一些特征，表现手法上也带有现代派的一些印迹，但从其中所含的平民意识与出版情况看，无论这些作家是否承认，它们都已呈现出通俗文学批量畅销的特点，是一种颇为自觉的通俗文学创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现在被理论家认同的的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新体验小说等纯文学创作，其表现方式和对凡俗生活的关注，已经是在与通俗文学相互融合了。
综观我们现在讨论的大陆作家的通俗文学创作，它的稚嫩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大陆作家的通俗创作意识还不够浓厚，作品缺乏吸引读者阅读的上乘情节，大多作品只能求救于"色情＋暴力"的庸俗模式，使作品成为"准黄色文学"，以此吸引读者，如大部头的"天猎．人猎．地猎"、《玫瑰血》、《混血》、《妻命》、《老村》、《骚土》、《错乱》、《畸病》、《床》、《恶德的根源》、《情殇》等。这些作品以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购买者的某些欲望使其发行量和销售量十分惊人，但同时，它们内容的空泛无聊又败坏着通俗文学的名声，使创作通俗作品似乎成为了作家堕落的代名词，以至于一些优秀的作者举意徘徊。同时在这种状态下，使一些人公然声称"文学拒绝崇高"，将真正的文学视为激发人类原始快感的工具，而完全否认它对人类精神的升华与启迪。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说过"在其先进的位置上，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按照他的观点，艺术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世界；另一种思想向度，即诗性的观照视角。"在本质上，艺术是超越性的：它瓦解庸俗沉闷的现实人生，使之呈现出那种总是被无情现实所扼杀、所挤压的意义；它重组零乱无章的现实历史碎片，使之成为一个"陌生化"的精神世界。这决定了艺术深层次上必然的反庸俗、反市侩、反现实功利的文化诗性立场。"
如果文学作品放弃现实的人文关怀，失去了精神的立足点，那么文学只能堕入虚无之中
在大陆当代的文坛，像港台金庸、琼瑶这样真正可以叫得响的通俗文学大家尚未出现，通俗文学作家的职业队伍远未形成。不能不说这是与当前通俗文学界乌烟瘴气的局面大有关联。
目前的中国社会中，一个以公司职员、技术人员等新兴知识分子构成的"白领"读者阶层正在成熟，他们是图书市场最庞大的购买群体，同时他们阅读的取向更倾向于消闲和审美，他们要求提供高品味然而又不能太过严肃的作品，这就给大陆作家创作更具审美价值的通俗文学作品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德国最负盛名的通俗作家孔萨利克曾为自己是一个"消遣"作家而自豪，他说："在这里，'消遣'应该理解为，人们不是干巴巴地处理严肃的主题和事件以及人类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问题，而是将它们大众化的'包装'进一种任何人都懂得的语言、情节和形式。仅仅为五百位知识分子写作，在我眼里是毫无意义的……我作为作家的任务是广泛的影响。"，"专业的文学评论家的确对我不感兴趣，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读者怎么想。"，"我是一个人民作家，我为人民大众写作。"希望中国大陆的作家对通俗文学的认识能够与这位德国作家取得共识，那样，才能有更多的人读到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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