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小说创作流程
秦宇慧
第二节
通俗文学的创作表现
新时期之后，最早真正在大陆读者中掀起读书热潮的，应该算是港台的通俗小说，相比之下，大陆的通俗文学创作显得尚不成熟。通俗文学，从它的题材、内容区分，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即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下面，我们就从这几方面入手，分析一下文革后大陆通俗文学市场的各种热点、现象。
（一）言情小说：
在大陆颇具名气的港台言情小说家不下十几位，如八十年代风行的琼瑶、亦舒、严沁、依达、岑凯伦，九十年代的沈亚、于晴、席娟等。这些作家大都以"爱情"为自己小说的基本主题，其中严沁的稳健与诡异、岑凯伦的富丽浪漫、依达的缠绵痴情以及新一代的大胆俏皮，都各具风格，赢得了自己的大批读者，不过如果究其实质，则大概只有琼瑶和亦舒值得细致分析，这两位作家，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台湾与香港两地对"爱情"这一文学命题的不同观念。
在港台的言情小说家中，琼瑶应该是第一位在大陆掀起了"热效应"的作家。
琼瑶，原名陈哲，1938年生于四川成都的一户书香之家，幼年随父母逃难台湾。少有文采，九岁即发表了处女作《可怜的小青》。1963年，她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窗外》发表，这部以自己与国文教师的"师生恋"为题材的作品在台湾一炮打响，从此她的作品一直居于华文畅销书榜首，至今不衰。
1982年，《海峡》杂志连载了长篇小说《我是一片云》，琼瑶的作品从此正式传入大陆，并风行一时，每部单行本的发行量均以十万计，改编而成的影视剧更是声势浩大。
琼瑶的小说，有痛苦有哀愁，但却摒弃丑陋与邪恶，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浪漫的心境中享受各种强烈的情感，情节往往千回百折，出现三角、四角甚至五角的恋爱关系。人物类型化严重，情节也具有明显的公式化倾向，往往是俊男美女，加上误会、激情、痛苦，最后加上一个封闭式的结局，这种故事美则美矣，但却难以令人回味。不过其作品具有一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并因情节跌宕，处理人物感情极为理想化而能令读者与作品同喜同悲，因此，琼瑶的作品虽然只具有"一次性捧读"的效果，也是颇有其自身的价值的。
亦舒，原名倪亦舒，祖籍宁波镇海，1949年生于上海，五岁来随父母到香港。亦舒自幼聪敏，为人新派，性格豪爽，15岁起便因发表文章而小有名气。她曾经当过记者、酒店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香港政府新闻官，但一直没有终止创作。从八十年代开始，她的作品在香港的影响便已经超过了琼瑶，以至于出版界出现了"香港有亦舒，台湾有琼瑶"的说法。
亦舒与琼瑶的创作有一定相同之处。除了同样以爱情为主要题材外，她们又都是作品多产的畅销书作家，这样众多的作品便难免出现重复、雷同现象，即她们的作品已经各自形成一定的模式。如俊男美女的主人公形象，巧合偶遇的情节设置等。但由于两位作家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经历、性格特征的不同，她们的小说又有极大的差异。
首先，两者适应的时代背景与读者层次不同：在大陆，琼瑶适应于八十年代初、中期，一些局限在传统生活中的女性读者；而亦舒的小说则面向商业社会中处于复杂社会网络、参与时代发展与竞争的现代女性，反映她们的彷徨与困惑，因此，只有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都市化渐渐漫延开来后，才可能得以流行。
其次，她们对"城市"的表现不同：
琼瑶的小说往往淡化社会、时代背景，她的主人公很少真正融入现代都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作者也很少将描写的笔触伸向这个角度。这些人物在思想中较少受商业化社会金钱、名利观的影响，在作品中他们主要的"事业"就是用寻觅爱情、享受爱情并且为爱情而烦恼。亦舒则不同，她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且主要是以香港和欧美的现代大都市作为背景。她的作品虽然也都是在描写爱情故事，但主人公的感情发展与身边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重大的联系，而前者往往屈从于后者。可以说，亦舒是在演绎爱情的表面下展示了一个冷漠现实的都市社会，展示在这种都市环境中，人的个性、心理所受到的种种压抑与异化。
第三，爱情观上的差异：
琼瑶的爱情观是"唯美"的。在她的作品中，爱情是生活不可或缺而且也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一个成分，而且不掺杂其它社会杂质，她的爱情小说就是对"爱情"的全力讴歌。而亦舒对"爱情"的态度则是矛盾的，一方面，她确认世界上有"爱情"的存在，而且它是不拘背景、身份，发诸内心无法设计的一种至纯至美的感情。另一方面，在理智上她又清醒地知道这种至纯至美的爱情事实上是十分脆弱的：一旦现实内容掺杂其中，它立刻会变了味道甚至土崩瓦解。因此，她的一些"唯爱情"式的作品都采用了虚幻的背景，并将大量作品的主题指向了现代都市中的爱情悲剧和情感困惑。
第四，对婚变和离异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琼瑶看来，情爱的理想归宿是家庭；男恩女爱，夫唱妇随是家庭的理想模式；后代和事业对家庭幸福起保证作用。而离异婚变在她看来是不道德不光彩的，所以往往当作偶然的现象来加以描述，当作极端的不幸加以渲染，并且不惜编织假离异和破镜重圆的节目，进行东方式婚姻道德说教。即使写了真的婚姻危机，也要从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找出足够的根据。可见她的情爱道德观是守旧性的，有较多的世袭成分。而亦舒因根本不相信自由竞争的社会能培植公道纯真的情爱，故此她视婚姻危机为社会危机的必然并加以揭示。在她的笔下，大多是描写"平和的离婚"、"无怨的分手"。她认为，现代人面对婚姻的失败不必困扰于负疚的感情窠臼，而应以冷静及至庆幸的态度处之，因为物欲横流的社会，"不求永久，只求辉煌"已成为婚姻家庭的基本守则。但同时亦舒也揭示了破碎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老人和孩子的创痛，如《绑票》及《我的前半生》中对单亲家庭中儿童彷徨处境的描写。
第五，艺术表现上的差别：
琼瑶受古典文学影响较大，其作品大多采用传统的循徐渐进的叙述线索，语言则典雅、婉约，崇尚诗情画意。而亦舒的作品则是中西结合，自成一格－－亦舒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结局受欧·亨利的影响，常常出乎意料，富有传奇色彩；在语言形式上，亦舒小说都是以一、两句话为一个段落：跳跃性大，节奏感强，这和香港惜时如金的紧张生活很吻合。此外，亦舒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泼辣、尖刻、逼真，常以三言两语切中时弊，鞭辟入理。简言之，这两位作家是"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中一西"。
总之，亦舒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各具特色，相比之下，亦舒的作品具有更强烈的现代都市气息，在她的爱情故事中，反映出商品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精神的真实状态，作为通俗小说，这些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从年龄和创作时间上看，亦舒与琼瑶应当属于老一代言情小说作家，九十年代中期后台湾涌现出一大批新兴的年青作者，如席娟、于晴等人，她们在创作中大胆地拓展了题材，将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与言情小说揉和到一起，虽然情感表现还显浅薄，但也算是一种进步。
至于应当说到大陆通俗言情小说自觉创作，则应当提及"雪米莉"的名字。这个从1987年开始，将以"女"字头、"男"字头为名了大量作品推到图书市场的名字，在1990年之前始终以属名前的"香港"二字惑人耳目，使盲目崇拜港台小说的读者趋之若鹜。其实"雪米莉"不过是四川两位男作家的合作笔名，这个名字的使用完全是吸引读者的一种商业化手段而已。"雪米莉"的作品，内容多为有节制的凶杀色情。初期为了招揽读者，结构情节尚说得过去，但当成名后就开始粗制滥造，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商品。不过无论如何，"雪米莉"的出现，是大陆作家首次自觉地争夺通俗言情小说读者市场的表现，它的成功，也无疑鼓舞了中国作家加盟通俗小说领域的信心。九十年代，中国大陆言情小说的创作队伍已经开始壮大起来，张欣、刘西鸿等人的创作已经达到了颇高的水准，相信她们的创作，将日益取代港台小说的位置。
（二）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华人文学界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以中国社会为背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道德观念为准绳，以曲折却线索清晰的故事情节迎合老百姓的阅读习惯，因此拥有了社会各个阶层广大的读者群。
武侠小说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被誉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这篇立足于为正义报恩复仇的侠义观念，记载荆轲刺秦故事的文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传统的武侠小说曾经有过四个比较繁荣的时期：第一次是极富游侠精神的唐代；第二次是在明初，以武侠小说历史上空前的悲剧《水浒传》为代表；第三次是从明末到晚清，出现了大量武侠作品，但质量较差，代表作如《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第四次是从民初至四十年代末，作品数量大质量也较高，出现了一批颇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如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等，这个阶段，堪称是武侠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期，但在当时却被进步文学界视为是堕落的产物，受到正统文学的鄙视。
建国后，新中国政府将武侠小说作为不健康的文学样式查禁，此后三十年时间内，这种独特的小说在大陆形式完全绝迹。与此同时，港台华人群体中却风靡起一种"新派武侠小说"，其作家人数、作品数量、质量远非以前可比。
1952年香港武术界的一次擂台比武使读者对武侠小说重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新晚报》率先连载了梁羽生的长篇小说《龙虎斗京华》，其它报刊立即跟上，由此开始了一个自五十年代首开风气，直到九十年代仍然流韵不绝，影响遍及东南亚、北美、西欧乃至中国大陆本土的"新派武侠小说"的新纪元。
七十年代末，随着大陆的开放，港台作品大量涌入境内，虽然泥沙俱下，却也盛况空前。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名字更是随处可见。此时，港台及海外文学研究界早已摒弃旧观，掀起了研讨武侠小说的热潮，尤其是对金庸的研究，大有"金学"与"红学"比肩之势。对此，大陆学术界也无法保持沉默，许多人开始对"武侠"文化进行专门研究，而且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已经有一些专论出台，可谓初具规模。
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已经不乏大陆作者参与武侠小说创作，如江浪客、熊沐等人，但其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总体上尚不能与港台作家相媲美，因此当下大陆的武侠小说界的出版和研究，仍是以港台小说家为主。尤其像金庸、古龙、梁羽生这样独具风格的大家，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位作家的情况。
金庸曾是香港著名的《明报》创刊人，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1925年生于书香世家，抗战期间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1948年迁居香港。1955年，金庸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此后的十七年中共完成十五部武侠题材作品，除短篇小说《越女剑》外，金庸曾将其中、长篇作品名称首字组成一副对联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其中《笑傲江湖》、《天龙八部》、《连城诀》、《鹿鼎记》等都是上乘佳作。
金庸的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学为框架，借鉴了西方的一些艺术表现技法，情节曲折生动丝丝入扣，人物性格复杂立体，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其艺术成就不仅在通俗文学界无人敢与比肩，即使在纯文学界，也备受称道，甚至有人将之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小说家之内。他的作品从初期《射雕》三部曲对"侠"与"义"的宏扬，到后期的《鹿鼎记》对"反武侠"的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格的揭示，显示了一位作家对人生、社会日益深入的理解。中国学者严家炎认为，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小说模式有很大的突破，其作品将武侠小说的"哥们义气"提高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度，与"五四"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古龙，"新派武侠小说"的真正开创者，原名熊耀华（1936－1985），出生于香港，14岁迁居台湾，曾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古龙的武侠小说处女作是长篇《苍穹神剑》（1960），在以后二十五年的创作过程中，共完成七十一部作品，代表作有长篇《绝代双骄》、《楚留香传奇》、系列短篇《七种武器》等。古龙性格洒脱，重视友谊，喜好醇酒美人，因此日常花销巨大，常常为了稿费而将一些作品仓促交给出版商，造成质量下降。如《铁血大旗门》、《武林外史》等作品都有虎头蛇尾之嫌，结构不够完整。但总体上看，古龙的武侠小说在情节结构上力图求新求变，将西方现代小说，尤其是欧美的侦探推理手法融入武侠小说的创作；在语言上采用散文的笔调，精炼的句式，并巧妙穿插格言警句式的人生感悟。这些特点都使古龙的作品在公认的"金庸模式"下另外开辟出一种风格，并呈现出与传统武侠小说迥然不同的状态。正是因此，古龙被视为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真正开创者。古龙的武侠小说虽然缺少金庸的博大精深，但其情节的曲折诡异、文字的简捷敏锐及独特的哲理味道，无不显示出纵横的才气与魅力，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2年生，是广义上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始祖。从1952年的《龙虎斗京华》起，到1984年宣布"封笔"，梁羽生在32年中共创作武侠小说35部，堪称代表作的有《云海玉弓缘》、《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等。其作品以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为精神基点，带有一定古典文学色彩，人物谈笑间往往出口成章，语言也流畅优美。但由于作者过于拘泥作品间的系列关系，因此情节发展很难展开思路，减少了武侠小说应有的浪漫、传奇本色；同时人物形象也往往囿于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有迂腐之嫌，性格则大多缺少发展，不够丰满、立体－－这些都是梁羽生小说中的弱点。
在大陆知名的港台武侠小说家很多，成就比较突出的还有司马翎、萧逸、秦红、卧龙生、温瑞安、于东楼等，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
（三）推理小说及其它：
虽然推理小说一直是西方通俗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如著名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多年来始终畅销，但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擅逻辑推理，因此这方面的文学创作一直显得比较薄弱。在港台传入大陆的通俗小说中，以此为题材的作品非常稀少。倒是大陆的公安文学渐渐开始向这方面转化，出现了某些通俗文学的特征。同时，一些作家的题材涉及到间谍、党派、黑帮内幕等内容，也具有一定推理色彩。
传统的"公安文学"也无疑也带有推理性质，但大多数作品往往从纯粹歌颂的角度，描写一些较为离奇的案例，以表现公安干警的勇敢机智。人物形象显得扁平、缺乏人性刻划和理性深度。正如就职于公安系统的作家张策所说，这些作品"过于局限于本职业的范围，而忽略了把本职业与大社会有机地结合。……这样的后果是使公安文学永远停顿在行业文学的高度上，无法向更高的文学境界进军。这实际上无形中把公安与社会割裂了，或者说把公安文学变成肤浅的某些社会问题的例证性文学。"
针对这种现状，张策开始把警察放到历史与社会的交汇点上去描写去刻画，使"公安文学"向"社会推理小说"发展，创作了《无悔追踪》、《无梦生涯》、《无花季节》等作品，其中《无悔追踪》曾经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观众中反响热烈。1995年，张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血色风筝》。作为"消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作者自觉地将"轻松、紧凑、寓教于乐"的通俗文学特征作为了创作原则。小说通过大学生金翌对北京一条普通胡同中发展了失踪案的追索，抽丝剥茧，引出一段隐密血腥的家族仇怨。小说虽是以案件侦破为主线的，但其中却穿插了金翌与盲女潇潇的爱情纠葛，同时涉及一些少为人知的老北京民俗景观，尤其令人惊心的是对卜、赵两家百年仇怨中人性本质的无情暴露－－这些都超越了普通推理小说的局限，表现出作者对历史、对文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也证明当代作家创作中"雅俗共赏"努力的卓有成效。
另外，重庆作家莫怀戚的系列小说《大律师现实录》也是很优秀的推理作品。小说记录了一个自称大律师的奇人（本是中学教师）依靠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机智，将生活中一些法律管涉之外的社会问题层层剥开，对汽车司机戏耍路人、匿名恐吓电话、弃婴收养、金钱婚姻、婚外奸情等问题进行深入解剖，揭示了当代社会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作品的情节描写入情入理，且颇富人情味，可读性很强。同时作品中涉及到大量中外学术理论，包括哲学、医学、心理学、精神学、刑侦学、法医学、社会学、遗传学、伦理学、佛学等等，一方面可见作者之博闻强志，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大陆作家在创作通俗文学时的高品味追求。
前面说过，某些纯文学作家也开始向通俗文学领域发展，原"先锋派"作家洪峰的长篇小说《苦界》就是一部自觉而成功的间谍式小说。小说讲述中国医生姜万新无意中卷入一场国际恐怖组织的截机事件，并被改造成一名职业杀手，改头换面以商人身份回到大陆准备暗杀某外国元首。然而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使他的人性复苏，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也令他心灰意冷，最终他摆脱了集团的控制，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团聚。在这部作品中，洪峰熟练地运用了欧美畅销书的一些手法，插入了适量的暴力与"性"描写，同时又融入纯文学精细挖掘人物心理的特长，将这个在大陆文坛前所未有的题材演绎得十分精彩，被称为是"目前大陆最具现代风格和国际化的惊险通俗小说"，"写作手法亦雅亦俗，类似而且情节显然是虚构的，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更多地具有娱乐性"
。
（四）科幻小说：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由于对科技的重视，科幻小说已经成为通俗文学中非常有力的一支，加以高科技辅助下的电影业的推动，使之大有风靡之势。但在中国大陆，科幻小说的发展却非常缓慢，五、六十年代维持创作的一批作家，到今天已经基本散失。全国只剩下一家面向中学生的专门性刊物继续进行纯文学式的科幻小说的探索。
相对来说，港台的科幻小说发展要繁荣一些，台湾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创作群体。
台湾科幻小说的发轫，始自六十年代末，以张晓风、张系国、黄海为领袖创作了一批质量上乘的作品，如描述人造人悲剧的《潘渡娜》，融史诗、神话、武侠、科幻于一体的长篇小说《城》和太空探险故事《一0一0一年》等。这些作品区别于以宣传科技知识为目的的科普读物，将对人类命运及人性的思考放在作品的重心。如黄海的《银河迷航记》中，涉及到了人类未来的"无性生殖"，但小说的重心并非放在这一目前已见曙光的高科技上，而是设想当出现两个完全相同的"自我"时，人性"恶"可能造成的悲剧。
自六十年代末以来，台湾一些作家不断为科幻事业的发展而努力。自1976年起，张系国在《联合报》副刊开辟译介世界科幻精品的专栏；1980年，吕应钟出版了第一部科幻论著《科幻文学》；1990年，台湾唯一一本科幻刊物《幻象》面世。为了扶植新人，1984年，张系国主持进行科幻小说征文，1991年更与大陆、东南亚国家联合举办了"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征文活动，吸纳年轻作家参与创作，大力推动了华人科幻文学的发展。这样，到九十年代初期，台湾已经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科幻创作队伍，其中郑文豪、黄凡等人均已颇有建树。这个时期的台湾科幻作家，大多注重自然科学的修养，同时努力于小说观念、技巧、手法的变革，因此，台湾的科幻小说基本走的是纯文学的路子，虽然优秀之作不断出现，却难以真正在大众中普及。
就"普及科幻小说"这一角度来说，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的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的大量创作，使科幻小说在华人界真正深入人心，成为通俗文学中不容忽视的劲旅。
倪匡,原名倪聪（也有资料称他原名倪亦明）,1935年上海生人，1957年来到香港，曾经作过工人，后通过投稿进入文学界。他的创作以体裁广，写速快而知名，在武侠、推理、文学评论等体裁上均有建树，但主要以科幻小说而知名于华人界。他的科幻作品多以"卫斯理"为笔名，从1963年首部作品《妖火》开始，已创作了近百部科幻小说，被誉为是创作科幻最多、最早、最具影响的作家。
倪匡的科幻小说题材极广，不过，"对宇宙中其他智慧生命存在的肯定"，是其科幻小说创作的基础。其作品波澜起伏，有神秘莫测的种种奇观和扑朔迷离的情节，想象力之神奇怪诞尤其叹服。他的作品虽然以可读性为宗旨，但却力图体现一些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如《拼命》中对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屈从、胆怯"的抨击、《圈套》中对人类智慧的运用到底是福是祸的思考等。
倪匡认为："要写科幻小说，科学知识倒不能太丰富，即使写了也不一定好看……就像真正懂武功的人不会写武侠小说那样，现在西方有一批科幻小说作者，本身是科学家，可是他们写出来的科幻真是沉闷得要命，毕竟任何小说本身必须是小说才行，就是要有吸引人的情节，如果长篇大论的大谈科学理论，那不就变成科学文献了吗？"
因此，倪匡在写作时往往只将科学的内容作为引子，点到即止，虽然这种避重就轻的方法使台湾科幻界对他的作品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却也符合世界流行的"软科幻"的路子。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大多着重对人性、人类社会的寓言性开发，带有发人深省的哲学味道。有些作品如《原子空间》、《拼命》等，无论情节、结构还是思想深度上均堪称佳作。
然而由于倪匡创作速度快、数量大，因此其科幻小说的质量往往不够水准，而且有一定模式化倾向。倪匡很善于在小说的开头设置悬念，将读者的胃口高高吊起，但结尾却大多不尽人意，让人有虎头蛇尾之感，而且往往将不可解的事情推到外星人身上，只以后者的高科技地球人无法了解当作全部答案，因此故事虽然离奇神秘，情节中却缺乏严密的逻辑－－而这正是科幻小说所必须的－－有些作品甚至只能称为是"神异小说"。如《寻梦》讲述了几个前世结有恩怨的男女，再世为人后继续冤怨相报的故事，其中甚至出现了"再前世"的描述。显得荒诞绝伦，其中的宿命、轮回思想，虽然诡异，却也不过是迂腐迷信思想的再现。另外，倪匡小说的语言算不上生动，交待前因后果往往显得拖沓，故弄玄虚。人物刻划也不够丰满。这些局限都降低了倪匡科幻小说创作的成就，使他的作品不为理论界所认同。
但是无论如何，倪匡小说的可读性是不容否认的，尤其是其中令人叫绝的想象力－－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叫人欲罢不能的情节－－和刻意营造出的悬念及神秘气氛更令人紧张万分，如《支离人》中开头描写独自居住在高层顶楼的成立青在黑夜中可怖的发现：
"他看到了一只手。／那手出现在最后一块玻璃之下，中指正在敲着玻璃，发出'拍拍'声。／那是千真万确的一只手，而且手指的动作也很灵活。"
午夜，在二十四层楼的露台上，出现这样一只敲窗子的手，实在是令人毛骨耸然，读到此处，读者必定已经全心投入了。
总之，港台作者的科幻创作各有所长，相比之下，大陆的科幻创作显得十分单薄，不过随着科技在中国的普及，科幻小说的繁荣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前景。
以上我们从几种题材分别介绍了在大陆流行的通俗小说，其实很多作品并非局限于单纯的言情、武侠……，几种题材往往是交叉融合运用的，如武侠小说中几乎都将"爱情"或"友情"、"亲情"放在演绎的重要位置，言情小说中也经常使用科幻的因素。
这样，便使通俗小说的内容更加多彩，更好地吸引了读者。
*****************************************************************
【“宇慧文学视界”独家推出，如欲转载，请保留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