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出生
南帆
近时报刊介绍新锐作家，出生年代成为一个时髦的品牌。６０年代出生的作家方兴未艾，７０年代出生的作家又已粉墨登场。惭愧的是，我们这般迟钝的文学爱好者，至今还不善于记住作家们的生日。我们只是习惯于将作家的名字与某一部杰作联系起来，塞万提斯之于《堂吉诃德》，托尔斯泰之于《战争与和平》，曹雪芹之于《红楼梦》，鲁迅之于《阿Ｑ正传》，如此等等。如果不去翻检文学史著作，我们的确说不出这些作家的出生年代。
据说，许多批评家都患有可笑的概括癖。他们擅长在自己的理论作坊加工出“某某流派”或者“某某主义 ”，然后将大大小小的作家编成目录装到一个个档案夹里面。许多声名显赫的作家时常公然表示反感：我就是我，任何“流派”或者“主义”与我无关。但是，另一些势单力薄的作家并不讨厌这样的概括。“流派”或者 “主义”拥有一种团伙的力量。水涨船高，人多势众，本来作品不怎么样，“新写实”或者“先锋”一下情况就有了改观。所以，我们不要一概地说，批评家的概括仅仅是那些书呆子们玩弄划地为牢的把戏。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期待这样的概括要有一点美学价值。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还是“黑色幽默”、“象征主义”，我们明白这是一种美学意义的分类。这样的知识是有用的，它让我们明白屈原为什么运用香草美人喻示理想，左拉为什么对于人物的生理遗传特别有兴趣。可是，统计作家的生日，按照十进制的原则划分为一个个圈子，这企图说明什么？１９５９年出生的作家与１９６１年出生的作家真的如此不同？１９７３年出生的作家又比１９６９年出生的作家多了什么或者少了什么？我们当然还记得，５０年代末期有过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出生的作家或许会因为营养不良而个子偏矮，７０年代出生的作家多半是独生子女，他们有时要孤独地呆在一个单元房里。然而，这一切与美学问题还有距离————至少人们还要论证二者之间关系。如果认为这样的十进制原则可以解释“代沟”，那就过于简单了————许多造就了一代人的社会事件显然与十年的时间长度无关。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十年就有一条“代沟”，这样的新陈代谢可能让许多人吃不消。
我们自然都听说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样的观点耳熟能详。但是，谈论作家写作的年代是不是比谈论他们的出生年代要合理一些？的确，一批６０年代或者７０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拥有自己的美学风格，这样的风格时常将他们与８０年代或者９０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区分开来。然而，写作年代与出生年代不可混为一谈。换一句话说，两个相差１０岁的作家在同一个环境里开始写作，他们的相似之处决不亚于同龄作家。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出生年代，这样的事情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这就像作家们可能姓张或者姓王一样，犯不着大作文章。当然，我们听到了“７０年代作家”这样的概念时，心里还是浮出了一丝喜悦：自古英雄出少年，长江后浪推前浪。文学的后代已经长大成人。可是，考虑他们作品成就的时候，我们决不会放宽原则。这些作家年龄还小，早晨睡一睡懒觉或者多花些零用钱都是可以谅解的，唯独不能迁就的是评判作品的尺度。如果我们愿意断定哪一个７０年代的作家是旷世奇才，我们所使用的尺度与评判曹雪芹或者鲁迅的尺度应是一样的。事实上，这些作家也从来没有用他们的出生年代要求特殊照顾。谁都知道，艺术的天平之上，年龄是没有重量的。
我们自然相信，热衷于推出年龄品牌的报刊肯定是一番好意———我们只是觉得，强调这些作家的其他方面可能比强调他们的出生年代更有意义。这个广告盛行的时代，包装似乎在所不免。可是如果忘了我们面对的是文学，许多人的力气可能用的不是地方。这些道理怎么也算不上复杂，耗费这些篇幅大约已经足够。最后我想补充的仅仅是一个说明：以上的想法来自近日的报刊阅读，这些想法与我所出生的５０年代无关。
(1998.12.16《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