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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发展四阶段
一、探索阶段
５０年代中期，城镇日益增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就业，而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到５０年代末期国家又处在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中，于是，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便应运而生。
当时，国家对城镇知识青年下乡问题，没有统一的规划和部署，均由地方自行安排，基本上属于投亲靠友和随父母全家回乡落户。有少数地区试办跨省区下乡。创办青年垦荒队，则是各级青年团组织发动的，后来逐步纳入了地方政府部门管理。
在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程中，这个时期是为大量中小学毕业生寻求出路的一个探索阶段，重在舆论倡导，摸索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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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计划要求实现３８６８万亩开荒任务
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同年７月，由国务院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并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步骤。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保证用粮的需求，“一五”计划要求实现３８６８万亩的开荒任务。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农业生产供应全国人的食粮同时，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产品，在目前又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５０％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大部分也是农产品出口换回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他又说：“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４年两年的农业生产都由于灾荒没有完成原来拟定的增产计划就增加了五年计划后三年的增产任务。因此，要达到上述指标，还必须要作很大的努力。为此，还要把开垦荒地作为一项长远规划来进行部署”。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积极地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完成１亿亩以上荒地的勘察工作，至少完成４０００万亩到５０００万亩荒地开垦的规划设计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做好准备。”
青年团中央决定筹组青年志愿垦荒队
4月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于４月间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共青团的工作经验，此行，对苏联共青团组织城镇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作了考察。６月２４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６月２７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指出，这个报告“很有参阅价值”。
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说：１９５４年，苏共中央决定，两年开垦２８００——３０００公顷土地，主要是在哈萨克共和国和阿尔泰边区，其它则分布在伏尔加河下游和西伯利亚各州。共投资７０亿卢布，在三四年内可以偿还国家投资。
１９６０年以后，可增产粮食３０００万吨。主要是由共青团动员城镇的团员和青年参与。
从１９５５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有２.７４万人前往垦荒建场。从城镇动员人力到农村生产，是苏联目前总的趋势。由于全苏人民把开荒当做了全民的事业，才能在最短期间内，完成了大规模的开荒任务。
同年８月，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中央的精神，借鉴苏联的经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有重点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说，开荒的大风暴还没有来，但大风暴之前必然有闪电。北京可以带头，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下乡。
第一支垦荒队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北京庄”
8月5日至30日：北京青年率先响应组建远征垦荒队的号召，青年团北京市委选择了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５名郊区优秀青年作为发起人。８月９日，发起人正式向青年团市委递交了申请书。８月１２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和青年团北京市委领导人接见发起人，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共商建队、选址和垦区发展等问题。
８月１６日，《北京日报》等首都报纸披露了这一消息，在全市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映，纷纷报名申请，情景十分感人。许多青年捐款捐物表达支持的心愿，仅１０天就收到６９６９.４元捐助款。青年团市委用这笔钱帮助垦荒队进行必要的农用、民需的装备。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和有关市、农场为之作了大量迎接准备。
８月２５日，青年团北京市委在众多报名者中遴选６０名优秀青年组成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男队员４８人，女队员１２人）。调南苑区团委陈启彬任党、团支部书记，杨华任队长，其他４名发起人为副队长。
８月３０日，北京各界１５００人为垦荒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会上，青年团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王照华称赞他们为首都青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组建了祖国第一支垦荒队。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号召他们用“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在荒原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随后，他代表青年团中央将一面《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授予垦荒队队长杨华。
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在祖国北疆创建的“北京庄”，历经风雨在萝北县荒原上站立起来了，他们成为今日萝北县共青农场的奠基人和建设者。
《人民日报》就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发表社论
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
论。社论指出，今年暑假全国将有５７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２３６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还有一些往年没有考上学校或者没有找到职业的学生，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然而，国家目前还不可能拿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种愿望。因为，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也要看到，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会逐步改善的。目前农村正在大力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社论在分析“人人要工作”的社会舆论时说，首先，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毕业以后，如果没有思想障碍，他们完全可以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而家居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目前如果考不上学校，又找不到职业，就应该进行自学，等待机会就业。各地青年团组织应该积极组织和帮助他们做好自学的工作，或者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
毛泽东发出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的号召
9月至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许多按语。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的按语中，提出：“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当他看到《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中，反映“社架子”之间出现“争骨干、争识字的人”的情况，又为此文写的编者按说：“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发出的这一号召，激励了一代年轻人，在６０年代前期，一直是推动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巨大精神动力。
上海青年垦荒队在江西创建“共青社”
10月15日：一支由９８人组成的上海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江西德安县九仙岭脚下开创新生活。同年１１月１９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受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前往看望垦荒队员，并题写了“共青社”的名称。就这样，德安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诞生了。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共青社与下放干部创办的德星农场合并，翌年３月又易名为国营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并有一大批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青年陆续来到这里落户。３０多年来，共青人历经三次 搬迁垦荒，三次住茅棚，靠着“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精神，在一片沉寂的荒滩芜洲上建起了充满活力的共青城。
今日的共青城，被誉为“鄱阳湖畔明珠”，“羽绒王国”的盛名蜚声海内外。她已拥有８万人口，２万职工，１２亿固定资产，成为工农商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展示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风貌。
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远征“北大荒”
11月8日：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５２名队员到达黑龙江萝北县，在千古荒原上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是青年团天津市委员会从全市１７０００多名志愿者中选拔的。１１月４日，青年团市委在工人文化宫举行了盛大欢送会，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火青和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人白坚、吴砚农、李耕涛等到会送行，并向垦荒队授了队旗。
首批队员作为先遣队，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建房，创造了奇迹般的生活，为准备来年开荒打了第一个胜仗。翌年３月５日迎来了第二批２１６名新队员。至此，垦荒队共有２６８名队员，队长范素兰。
１９５６年“五四”青年节，天津青年志愿垦荒点，被命名为“天津庄”。当年６月９日，胡耀邦同志来看望队员，临行时他说：“我送你们八个大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嘱咐大家要经受考验，经受锻炼，热爱“北大荒”。队员们以超人的毅力，在荒山野岭上，在沼泽泥潭中，与天斗，与地斗，靠自己的双手，使“天津庄”发生了巨大变化。曾荣获周总理签发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队和先进党支部。
３０多年过去了，现在仍有１１４名老垦荒队员在“北大荒”扎根立业，他们培育的第二代又从前辈手中接过了艰苦创业的大旗，同众多的建设者协力开创祖国北疆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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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四到”的就业途径
1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在《纲要草案》第３９条中提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５年或者７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这里讲的“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去的主体是指城市中失业人员，自然也包括未能就业的中学和高小毕业生。提出“四到”的就业途径，可以说是“上山下乡”的最初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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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就中小学毕业生问题发表长篇社论
4月8日： 《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副主席３月２２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表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社论。
社论说，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城市就业条件有一定限度。就全国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社论讲到农村对文化需求时说，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村两大历史性的根本改革。合作化以后的农村是新农村，农民是新农民。但是，现在的农村和农民还都缺少文化。如果以后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中学毕业生下乡，同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亲密地结合起来，那么可以肯定，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和农业的技术改革就将得到一个极大的力量，就将促进我国农村实现另一个根本改革——技术改革，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空前地向前大发展。
劳动部、高教部就招工就业问题联合发出通知
7月22日：劳动部、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的通知说，由于机关、企业停止招收工作人员，各高等学校因学业成绩不及格或其他原因退学的学生，家在农村或有条件回农村的，可以动员他们去参加农业生产。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首次使用“下乡上山”用语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
展钢要修正草案》。其中将《纲要草案》中的第３９条调整为第３８条，有关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条文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 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新中国历史文献上第一次出现“下乡上山”的用语，并且把下乡上山的主体明确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
《纲要修正草案》于同年１０月２６日在报刊上公布
《人民日报》１１月１３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中说：“人人的生活离不开农业，人人对农业的发展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青年知识分子更要把下乡、上山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方式，要在这次大辩论中把自己对待农业生产的错误认识改正过来，下决心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到农民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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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钢要》。第３８条关于下乡上山的文字未有变动。《纲要》对“下乡上山”范围作了明确地界定，其主体依然是在城市不能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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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城镇人口减少１３００万
年末：经过初步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状况得到初步控制。全国减少了城镇人口１３００万人，精简职工９５０万人，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７９８万人；农业劳动力比上年增加２７３０万人。但因调整刚刚开展，许多问题还未来得及解决，社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２６.２％，全民所有制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下降２８.８％。人民生活依然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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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阶段
“文化革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混乱，在农村的下乡知青也被卷进了串连、“造反”的浪潮，上山下乡停顿下来。
４００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呆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１９６８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许多地方出现“一刀切”、“一锅端”、“一片红”的极端做法。１９７４——１９７７年再次出现高潮，全国又有７００多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下乡知青积极地分担了国家的困难，在农村和边疆经受了磨炼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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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
周恩来对上访人员发表重要演讲
一月四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教育、新闻、体育工作者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上讲话时，对下乡青年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兴起的红卫兵串连、“横扫”、“炮轰”、“砸烂”的狂飚，导致无政府主义妖风刮遍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多被卷了进去，不少人回城上访、“造反”。仅在北京串连、逗留的就有４０多万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转入地下坚持办公，并编印简讯《下乡上山战线》，同各地安置办公室交流情况，推动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曾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表扬和鼓励。
《人民日报》号召逗留城镇的下乡知青返乡春耕
二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社论中指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近几年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和贫下中农结合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做出很大成绩。现在春耕在即，尚逗留在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应当把自己上访的意见留下来，立即返回本地，和当地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积极参加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
中央、国务院就知青外出串连问题发出通知
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应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通知还指出，前几年下放农村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前几年精简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也按上述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复工。
２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就贯彻执行中央“二．一七”通知，发表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的编者按语。
下乡知识青年大量进京
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报告：５月以来，下乡知青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４０万人以上。北方挂锄期近，有大批进京趋势。据来访青年反映，现住中央各机关所设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的为首串连７００人，将于７月３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乡青年正在省内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准备７月份大批来北京，广西的下乡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的反。
《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
七月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这篇社论是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述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的必要性。其目的是说服城乡群众支持或欢迎逗留城镇的下乡青年迅速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农业生产。
中央权威性报刊首次使用“上山下乡”一词。从此，陆续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
周恩来支持首都一批中学生去云南务农的请求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一批红卫兵，决定乘这个机会直接向周总理提交去云南的申请，他们的代表火急赶到现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下乡的誓言。在总理休息时，他们拥了上去说：“周总理，我们要求到云南边疆去！”总理亲切地问道：“你们是哪里的？”他们一致回答：“我们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了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
周总理接过他们的申请书，在手中扬了扬，高兴地连声说：“好哇！支持啊！”随后，看过申请报告，并立刻写了批示，请有关主管部门帮助办理。
当时，云南一些地方还处于动乱之中，无法前往。延至翌年２月８日，５５名中学毕业生告别首都，奔赴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从事橡胶生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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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
中央再次号召下乡知青返回农村
一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重申要坚决贯彻执行１９６７年发出的包括《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在内的一系列指示和通告。集中力量反对各种形式的经济主义。“上山下乡支边的青年，不要回城要求落户”。
济南市首批知识青年赴沂蒙山区落户
二月十九日 济南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成员，在踏上新的征途前夕上书毛主席报喜。济南市首批２００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到沂蒙山区莒南、临沂等县插队落户。行前，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欢送大会，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常委到会祝贺、送行。
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
五月二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１９６８年安置经费２.５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
创办“五．七”干校
五月七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经历数月办校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也成为干部子女下乡劳动的场所。经中央确认，到“五．七”干校的知识青年按上山下乡待遇。
高等教育制度的两项重大“改革”
六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通知说，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通知规定，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他们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国营农场去。
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
七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主席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的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中央发出68届大专和中专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十一月十五日 中央决定，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年11月中旬开始分配，并发出通知。通知继续强调要使他们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除了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外，还可以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库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试点等。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各地和有关部门，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1968年的毕业生，于11月开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又称“一二．二二”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女子，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日，北京、上海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
全国上山下乡出现高潮
年末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１９６８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４.２％，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招收新工人。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造成６６—６８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所以把出路寄希望于到农村去。４月４日，中共中央提出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方针以后，各地陆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高潮。全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１９９.６８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队的１６５.９６万人，到国营农、林场的３３.７２万人。此外，还有６０万城镇居民下乡。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再次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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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
北京市制定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乡办法
一月二十八日 国务院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参照执行。《通知》规定：一、干部下放劳动，无论去“五．七”干校，或去农村、农场、边疆地区，都应允许他们携带家属子女一起去。解放军驻京部队和中央在京部门，要求组织自己的职工家属子女到本部门举办的农场、林场、马场安家落户，应当给予支持。二、知识青年和初、高中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愿意回去安家落户的应予支持。回乡的旅运费按国家规定标准，由市财政局拨款。三、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毕业生中，自愿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的，应予支持。四、干部和职工要求到农村、农场安家落户的，由主管部门审批。五、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应动员他们携带女子一起回原籍。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执行中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又于４月８日下发了补充通知。
中央发出中专、技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通知指出：“毕业生应当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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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
中央批准首都两所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六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
《人民日报》发表抓好知青工作的社论
七月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在深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抓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全国近３年中有５７３万名知青到农村落户
年末 本年度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也很大。职工人数
是１９６０年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年。但城镇个体劳动者又比上年继续减少５万人，下降到９６万人。这一年，全国共动员３７１．４万人上山下乡，其中知识青年１０６．４万人，城镇居民１６０万人，其他人员１０５万人。从１９６８年以来的３年中，总共有１２２５万城镇人口到农村安家落户，其中知识青年５７３．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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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
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
二月十九日 全国计划会议结束。会议确定１９７１年计划招收固定工１４４—１５５万人。招工资源包括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
另据国家计委劳动局《上山下乡简报》反映：１９７１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多数省、市拟在春、秋掀起两次大的下乡热潮。已有２４个省、市、自治区报来计划，安排下乡２７４万人，其中知识青年１４０万人；津、沪、川、浙４省市有２５万人左右跨省区下乡。１９７１年的任务是艰巨的，不仅要动员和组织几百万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加强对上千万下乡人员的教育巩固工作。
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两个估计”
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主席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１７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１７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两个估计”也为正在进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多添了一层思想基础，助燃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火势。
外国记者采访延安地区插队知青
六月十七日 阿尔巴尼亚、越南、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苏联、美国等１０几个国家的驻首都记者及其夫人，在外交部和省、地革命委员会的同志陪同下，参观访问延安城区柳林大队时，访问了北京去的插队知识青年，并就他们的学习、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座谈。外国记者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种新鲜事，感到非常惊奇，记录了插队青年的生活、学习和劳动片断，敬佩城市学生下乡当农民的勇气和精神。
北京赴延安插队干部驻延安城区革委会代表，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参观访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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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
“三个突破”继续发展，全年知青下乡６７万人
年末 今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有所增长，基本建设战线有所收缩。但“三个突破”的情况还在继续发展。全民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下降５.４％，是连续第二年下降。由于城市招工量大，许多青年等待招工，下乡人数继续减少，全年下乡６７.４万人，而返回城镇长期不归的下乡青年不少于１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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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
国务院科教组对下乡知青参加高考的意见
四月三日 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１９７３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回乡知识青年要一样看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可适当多分配名额”。
全国中专、技校恢复招生
七月三日 国务院决定全国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开始招生。招生对象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２０岁以内的青年职工、退伍军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及应届初中毕业生。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停办中专、技校后的第一次正式招生。
《辽宁日报》、《人民日报》登载“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七月十九日 《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参加辽宁省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作为生产队长，领导社员夏锄，没有时间复习的理由，并谴责了一些知青在生产大忙季节扔下锄头回家的行为。他希望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加以照顾，以实现他上大学的“自幼理想”。《辽宁日报》在报道此事所加的编者按语中却说：张铁生“虽然在文化考试上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路线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８月１０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语和张铁生的一封信。此后，张铁生便成为风云一时的“反潮流”新闻人物。
全年动员８９万知青上山下乡
年末 １９７３年，经过“批林整风”，加强了经济管理，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９.４％。这一年动员了８９.６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插队的８０.６万人，到国营农场的９万人。这样，从１９６２年以来，累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９３４万人下乡，其中因招生、征兵、招工、提干及其它原因转回城镇的４０１万人，留在农村的５３３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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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
北京市计委安排从下乡青年中招工
七月二十九日 北京市计委部署从下乡知青中招工４.５万人，条件是１９７３年６月以前下乡的。此外，还决定从下乡青年中招１万民工搞基建。这一决定受到京郊下乡知青的欢迎，但带来了许多矛盾：一、１９７３年以前到京郊插队的有５.４万人，招回４.５万人，留下的９０００人不安心。二、到外省插队知青不能回京，表示不满。三、在城里的基本不招，应届毕业生有意见。说北京市在搞“下乡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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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
国家计委印发城乡统筹招工的规定
二月四日 国家计委印发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计划，在通知的附件“劳动工资计划”中规定，从社会上招收职工时，首先招收按照中央［１９７３］３０号文件规定留在城镇符合条件的中学毕业生，也可以招收经过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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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
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确定城乡统筹招工
一月二十三日 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确定的１９７６年劳动工资计划，规定各单位按计划增加职工，必须从社会上招收时，可以招收按政策留城的中学毕业生和经过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的地区也可以招收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具体招工对象由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区的情况确定。
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五月七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布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陈永贵任组长，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副组长。８月１１日，国务院任命侯隽同志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享受副军级待遇。
关于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
八月二十七日 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及７个附件。《请示报告》里指出，贯彻中央［１９７３］３０号文件以来，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一代新人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很激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洪流正在扎根与“拔根”的斗争中胜利前进。突出的表现在，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还是扭偏方向，搞“拔根”复辟、“下乡镀金”。去年在“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通过招工和其它途径，许多地方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基本上走光了，出现了一股“拔根回城风”。同时，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的继续贯彻落实，急需“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可以看出，《请示报告》和调查材料的主调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在下乡知青中招工的一些做法说成是“拔根回城风”，并肯定和接受了《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一信的错误观点。提出以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召开下半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实际上会议推迟召开了。
在农村的下乡青年有８０９万人
年末 １９７６年，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生死搏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也是生产建设遭到最严重破坏的一年。这一年，由于大搞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加上唐山地震灾害的重大影响，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１.７％。全民所有制职工比上年增加４３４万人，工业企业职工人数膨胀，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下降８.６％。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３９亿元，赤字２９.６亿元。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３.７％。城镇个体劳动者仅有１９万人，比上年又减少５万人。这一年，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１８８万人，通过招工、招生、征兵等返回城镇的下乡知识青年有１３５万人。年底在农村的下乡知青还有８０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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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
社会各界开始研究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转折点
四月十日 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表了重要意见。５月３日，党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意见。从此，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战线，在深入学习，总结历史经验的进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也在不断地思索，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从此，随着思想解放，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在京召开
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五日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高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
１０月２１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谈话，决定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１９７７年高校的新生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全年又有１７１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年末 今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全民所有制职工比上年增加３３６万人，达到７１９６万人；集体所有制职工增加１０３万人，达到１９１６万人。而城镇个体劳动者只剩下１５万人，比上年又减少４万人。这一年，各地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１７１.６万人；同期因招工、招生、征兵、病退等回城１０３万人。年末在乡的下乡知识青年还有８６３.８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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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开阶段
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先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去，从１９６２年下半年起转向以插队为主。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后，把下乡上山确立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５年内全国共下乡１２９万人，其中插队８７万人，到农场４２万人，平均每年２６万人。这几年由于政策适当，步子稳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把它扭曲了，发生违背初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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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三年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
1月至5月： 为了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３年多的失误，摆脱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扩大的工作会议和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３次会议主要是对“大跃进”以来的财政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提出了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减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等六条措施。他认为，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５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１９６１年压缩城镇人口１０００多万的基础上，１９６２年再减少城镇人口１０００万人。其中，精简职工８５０万人。会议期间，中央的几位领导人都对精简、压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业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说：现在，减少城镇人口和精减职工的决心要下，其目的是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之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他还进一步指出，这如同一个中等国家搬家，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我们下决心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应该决心大，行动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进行，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一决策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国务院提出精减职工安置办法
6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为了顺利地进行经济工作和圆满地完成精简职工任务，各级政府对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应当以负责到底的精神，采取多种办法，积极地妥善地予以安置，务使他们各得其所。 《规定》要求对精简的职工，主要是安置到农村。凡是来自农村、能够回乡的，都应当说服他们，回到本乡的生产队中去参加农业生产。对于精减下来的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 《规定》对精减职工的不同安置去向及其工资、口粮和安置补助费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这个《规定》下达后，各地国营农、林、牧、渔场即有序地逐步展开接收、安置精简职工（包括一些青年学生）的工作。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 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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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提出调整安置工作方向
6月29日至7月10日： 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即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召开了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会议原定主要讨论国营农场的安置工作。会议期间，周总理接见各大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时，提出了调整安置工作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的问题，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自此，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稳步展开。 周恩来总理在７月９日的会议上指出，今后１５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出５年安置计划。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主要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牧、林、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牧、林、渔场。要求各级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把插队工作统管起来。插队安置是一条好出路，嘉兴县安置了５３０７人，安徽安置上海７０００人，这些经验应该推广。到嘉兴去的，每人给５０元；到安徽去的每人给１５０元，这个经验很好啊！小平同志几年的理想实现了。插队有多种形式：首先提倡个人自动下去插队，投亲靠友，家庭帮助承担点国家困难。其次是有组织的分散插队，这是重点。第三是建立生产队，开垦小片荒地，这比建立国营农场好，但必须选择那些有条件的地区。插队的好典型要登报，鼓励青年自动下乡插队。各大区、各省都要抓典型推动一下。要抓紧督促各地把安置工作的重点转到插队上来，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嘉兴的路子，从长远来看，是最主要的、最宽广的、最有前途的出路。 谭震林副总理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于插队安置，想了好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员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路线的安置形式。我们的目的是把城市多余的劳动力转向农村。 ８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报告。在批语中再次强调指出：分散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是今后安置城市下乡人员的主要形式；对安置今年大中城市不能升学、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的工作要早作安排；要拟定１９６４年安置计划和１５年安置规划轮廓，准备在９月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讨论。
全国已有３０万人下乡上山
12月31日： 据统计，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全国共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３０万人下乡上山。按照国家计划统筹安排下乡的工作，实际上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为了避免仓促行动，减少盲目性，各地大力进行调查研究，安排落实城乡的动员、安置计划，并可能把安置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下乡人数虽然不多，但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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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颁发指导知青下乡上山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月16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下发后，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表示基本同意。后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转达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不再修改了，可按此《决定》精神执行。这个《决定（草案）》是积近两年实践经验形成的，是指导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草案）》在讲到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要达到生活自给，一般需要两年左右；要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个家底，约需要三五年；要使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所需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决定（草案）》对于加强宣传动员工作，对于安置方向和安置形式，对于国家的投入和扶持，对于巩固安置工作和加强领导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并要求各地着手编７年长远规划。《决定（草案）》提出，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谭震林同志负责；安置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有任务的专、县，也应由一名主要领导干部负责，组成领导小组。安置任务较大的县，应当建立安置工作组。各级安置办公室和县安置工作组的干部，都应当固定下来，并按下乡人员千分之六的比例配备，列入行政编制。
《人民日报》就知青下乡上山连续发表社论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下发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 ２月１６日，首篇社论的题目是《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论指出，根据近几年来的经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主要途径是让他们到农村“插队”落户，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每省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县，每县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公社、生产队，对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作适当集中的安置。本报发表的到浙江省嘉兴县安家落户的２３９０名知识青年和到辽宁省金县梨树沟的２７名城市知识青年的事迹，证明了下乡上山确实是城市知识青年的一条宽阔大道。浙江、辽宁等地动员和组织城市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已经提供了一些好经验。希望全国各地参考他们的经验，总结本地的经验，进一步把这项繁重细致的工作做得更加出色，更有成绩。 ２月２８日，又发表了题为《热情关怀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社论。社论指出，今后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将日益增多，如何认真地做好团结、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工作，热情地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使他们落脚生根、开花结果，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应当是各级党、团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一项经常的重要的工作。社论根据城市青年的特点，对如何做好对他们的帮助、教育和培养工作，从诸多方面提出了可行性意见。
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青的纪律规定
10月21日：农垦部发布《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纪律规定》。《规定》指出，为了确保中央关于组织和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的方针的顺利贯彻执行，打击坏人坏事，应严格遵照中央５月９日的批示精神，采取措施，查清事实，对歧视、打击，污辱下场青年的不法行为。加以严肃处理，特规定以下几条纪律：一、必须教育全体职工，热情欢迎和关怀下场青年，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作到一视同仁。二、必须加强对下场青年的政治工作，特别应加强阶级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三、必须贯彻婚姻政策，开展晚婚教育，教育职工正确处理恋爱和婚姻问题。四、必须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法制观念，尊重下场青年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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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转１９６５年安置计划
4月28日：国务院同意并转发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关于１９６５年安置计划的报告》。核定１９６５年下乡、回乡安置人数总计５４.３万人，其中插队的３６.７万人，到国营农、林、牧、渔场的１０.３万人，水土保持专业队０.５万人，回乡６.８万人。安排经费２亿元，对插队补助经费也作了调整。
《人民日报》就关心下乡上山知青发表长篇社论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的长篇社论。社论在阐述下乡上山的重大意义和“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方针之后，强调指出，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委，必须经常地认真地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把下乡上山青年的政治思想、生产劳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等等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讨论，决定，实行，检查。发现了经验就要推广，发现了问题就要解决。过去关心不够的，今后要多去关心。劳动、文教、农林、民政等部门，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组织，都应当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在下乡上山青年中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以及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各级干部，都应当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关怀下乡上山青年的健康成长。
周恩来、陈毅在新疆看望支边青年
7月上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视察时，对生产建设兵团接收安置退伍兵和支边青年工作作了指示，主要是：要把接收和安置退伍兵和城市知识青年，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要办好这所“劳动大学”，把青年带好，教育改造好。青年的出身成分问题，个人表现第一，家庭出身第二。关键在于个人表现和立场。要在青年中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提倡晚婚。要关心职工生活。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向大庆学习。 ７月５日下午４时，周总理、陈副总理到石河子垦区看望上海青年连，当时被接见的知识青年有：杨永青、贺宗群、齐毓纯、陈习琴、张立勇、应志毅、卓爱玲、雍凤兰、郑月华、魏淑苓、朱兆华、孙贵娟等１２人。总理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当知道大家都是冲破重重阻力来到新疆时，连连赞许“不容易啊！”。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０日，陈毅副总理又一次来到新疆，在接见上海等地１９名支边青年时，表扬他们在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了带头作用，树立了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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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取消考试
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１９６６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各大学当年均未招生，增加了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人数。同时，由于下乡青年返回城镇“造反”，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也陷于瘫痪。
数万名下乡知青涌向北京“造反”
11月至12月：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涌向北京上访、“造反”，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有的说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求返回城镇“闹革命”。
《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一二·九”运动３０周年社论
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工农结合是知识青年的历史道路》的社论——纪念一二·九运动３０周年。社论指出，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同工农变成一体，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的光辉思想，是一条历史的必由之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知识青年，到工厂去，到矿山去，特别是到农村去。社论说，将来每年都有一大批知识青年从学校出来，去当新型农民。不仅中学毕业生要当农民，大学毕业生也要当农民。不仅农村的知识青年要当农民，城市的知识青年也要下乡上山当农民。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植共产主义萌芽的伟大创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青下乡上山工作即行停顿
年末 ：本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尚未完全显露，工农业生产继续呈现恢复和发展趋势。原计划动员６７万人下乡，１——８月，城市共动员不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和闲散人员３６万人下乡上山。８月以后，随着串连、“造反”浪潮兴起，下乡上山工作亦告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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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折阶段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维护安定团结、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下，积极调整政策，缩小下乡范围，改变安置办法，放宽回城限制，逐步结束上山下乡，把知青问题纳入了城镇就业制度改革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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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
放宽城镇安排知青的渠道
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经济计划的要点》中提出：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妥善安排城镇知识青年。今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除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在城镇安排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的建设，用他们代替一部分民工。对于尚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于农村。
邓小平提出解决知青问题的基本思路
三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１亿人，平均１人不到１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
鼓励上山下乡知青参加高考
五月六日 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的通知》。《通知》要求，知青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青报考高等学校，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
对退休工人子女就业实行有条件的照顾
六月二日 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的《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由国务院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选点试行。《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以后，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或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可以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可以是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青问题的思考
七月 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多次谈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基本思路是，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胡耀邦７月３日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国务院知青办根据胡耀邦同志的谈话精神，于７月９—１０日邀请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城市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城镇青年多留城、少下乡的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陈永贵７月１３日听取许世平汇报后，纪登奎说，他们提出要区别对待，有的下乡，有的不下乡，能行得通吗？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逐步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减少人民的负担是个大问题。原则上不搞插队。用办青年点的方式、工厂办农场的办法加以安排。把１０亿的安置经费装备他们发展生产，不搞零星补助。
华国锋主席７月１９日同胡耀邦谈话中提到知识青年问题时说，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２０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在７月２１日国务院务虚会上，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讲到上山下乡问题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每年国家、地方、企业要花２０余亿元（用之于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方向要坚持，但采取什么方法要确定。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接着说，过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很厉害，搞城乡劳动力交流。我们国家这么大，对劳动力的安置完全采取一种办法不行。
中央决定统筹解决知青问题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管知青工作的党委书记或常委、知青办主任及中央有关部委、各总部、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总结了１６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性的会议。
党中央对开好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会前，自下而上做了较充分地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听取和讨论了关于知青工作情况的调查汇报；会议期间，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彭冲、康世恩还同各地区负责人进行了专题座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会议历时４１天，１２月１０日举行闭幕大会，由纪登奎主持，陈永贵作总结报告，李先念就当前形势做了重要讲话。
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它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
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文件指出：
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城市要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
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今年上山下乡不再搞分散插队，可以因地制宜地举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农工牧渔业场、队，集中安置，国家给予扶持。
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对１９７２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做好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加强对知青的保护工作。
本年下乡人数减少，调回城镇青年增多
年末 本年各地动员下乡的阻力最大，经过大力工作仅下乡４８万人，占年度下乡计划１３４万人的３５.８％。平均每省、市、区１.６万多人。下乡人数最少的有：四川３７００人，天津６００人，广西２００人，青海１００人。而当年调离农村的知青达到２５５万人。
各地尽管在留城政策、下乡范围和安置方法上都有所松动和改变，仍普遍感到动员工作步履维艰，实际上，都在观望、等待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怎么调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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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
春节期间对下乡知青进行宣传慰问活动
一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国务院关于春节期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进一步发挥广大知识青年在新长征中的生力军作用，各地在春节期间在城乡要通过联欢会、报告会、家访以及召开知青座谈会和家长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有关领导同志要亲自参加慰问活动，并听取他们的意见。表扬先进，切实解决下乡青年特别是已婚青年的困难。
《通知》还要求各地组织知青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引导广大知青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安排，团结一致，加强纪律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五·七”干校改办安置知青基地
二月十七日 国务院下发［１９７９］４０号文件，决定停办“五·七”干校，由原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改为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或技工学校，有的也可改为轮训干部场所或农副业生产基地。如本部门不需要的，应优先拨给农林部门举办农业学校、干部训练班、农业科研或其它企事业单位使用，以利农业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
北京市放宽就业央、国务院批发北京市委、市革委会《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指出认真抓好待业青年政策
七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
的安置问题，是当前城市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最近，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在解决安置待业青年问题上，找到了不少好办法，创造了一些好经验。实践证明，只要领导重视，解放思想，广开门路，统筹安排，充分策上做出走群众路线，城市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
北京市为了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在政一些具体规定：一、今后应届高中毕业生除准备考大学和在本年内上山下乡的以外，一律由学生家庭所在街道办事处，连同其他待业青年统一管理教育，统一分配。二、放宽招工的年龄限制，凡３５岁以下的城镇待业人员均可参加全民和集体企业的招工考核。三、参加生产服务社的，可以从参加之日起计算工龄。其工资、奖励、福利待遇，全市不作统一规定，允许低于、同于、高于全民所有制单位。今后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招生以及国家征兵时，应一视同仁，允许他们参加。
邓小平提出从经济角度解决知青问题
十月四日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１９８０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时指出，除了经济工作外，还有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５００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样的政策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
全年下乡２４万人，调回城市３９５万人
年末 １９７９年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开始向直辖市合理的方向发展，整个经济比过去活了。由于广开就业门路，全年共安排９０３万人就业。这一年，除上海、宁夏、西藏外都有少量的知识青年下乡，共下去２４.７７万人，主要是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国营农场。同期通过招工、招生、病退等调离农村的有３９５万人，年末在乡的知青还有２４６.９万人，其中插队的７５.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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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
胡耀邦等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
五月八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总书记胡耀邦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过去那种方法也有点道理，粮食没有过关，要吃饭啊！要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必须采取政治鼓励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湖北招聘上海的退休工人，对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很有成效，立竿见影，将来减少城市人口，可能要走这条路。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这个决心要下。像北京，我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了。北京、上海可以多办师范学校、医科院校，派教师、医生支援落后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工资可以提高一点，这比拿大笔钱搞上山下乡划算。
中央财经小组５月９日听取劳动工作汇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说，在我国情况下，还不能全部就业。真正的人口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村。想叫城市人到农村去，根本行不通。根本问题是农民要减少，过去想把城市的负担叫农村来负担，今后城市和农村各负担各的。过去一讲城市人口多了，就想往下边安排，到郊区也不是长期办法。有些工业必须吸引农民劳动力，农民劳动力没去处是个大问题。
北京市实行上山下乡新办法
十月一日 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刊登《北京市上山下乡采取新的办法》。即对中学毕业生过去划分留城、下乡的政策不再执行。城镇知识青年到知青场队和农林牧场参加劳动，订立劳动合同。在合同期内计算工龄，合同期满可以留场就业，也可以延长合同期限，也可以回城。在农村劳动期间，原城镇户口关系的性质不变。同时规定，１９８０年以前下乡在知青场队的青年，从下乡之日起计算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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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
国务院知青办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看法
十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５０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１０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中央发布城镇就业问题的决定
十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提出，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大力提倡和指导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在集体经济单位就业。适当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倡导自谋职业。建立和健全劳动服务公司机构。劳动服务公司要组织就业和就业前训练，并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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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在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段历史，从５０年代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它伴随共和国的坎坷步伐，走过了兴衰跌宕的历程。在此期间，最震撼人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二十多年，曾经成为一个牵动亿万人心，影响很大的社会问题，令世人瞩目。
今天，为了让世人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我们选搞了“知青大事记”，使世人能通过网络对上山下乡的缘起，演变过程及其终结作全面了解，也使一代人能重温一下那些酸甜苦辣的逝去年华。
他们曾经说“不堪回首，却要回首。那段特殊而平凡的历史，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豪。艰难困苦生活赐予我们的恰恰是无价财富；勇敢、执著、坚韧、奋进。我们理解，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平凡劳作。我们今天依然平凡，平凡也将成为历史。”这正是中华大地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青春和血泪谱写的历史回声，听之，为之一震。
岁月在流逝，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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