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怀周”回忆“两案”调查的重大细节
与“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天安门诗抄》紧密相连的一个名字“童怀周”,在20多年前曾激励人们奋起向“四人帮”等恶势力作斗争。《中华儿女》第3期发表王凡对“童怀周”的核心人物汪文风的访谈,披露了“两案”调查中一些鲜为人知的重大细节。
汪文风在1976年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总支书记。“童怀周”就是以他为首的16名成员为编辑印发“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涌现的诗词而议定的集体笔名。
“童怀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次全会酝酿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的构成时,会议中的一天,中纪委秘书长魏文伯来找汪文风,开问见山他说:“你到中纪委工作吧。”
当时的中纪委有两个特殊的工作小组,一组是负责审查林彪集团的;二组负责审查“四人帮”集团的。汪文风来自与“四人帮”斗争的“童怀周”,故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二组的成员。汪文风到二组后所做的工作内容包括与相关人员谈括、翻阅信件和档案材料。
不久,一组、二组都并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中央审理“两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俗称“二办”,汪文风任“二办”副主任,并兼任审讯组组长。
汪文风当时找上、张、汪、姚谈了话。当作者问,在公开审判时,张春桥缘何自始至终一语不发。汪文风说,张春桥最初可不是象在注庭那样,以不语应万语,而是谈了一些事情。例如王洪文秘密赴湖南向毛泽东告状前,“四人帮”曾在钓鱼台17号搂密商的事,他就说过。张春桥在叙述他们在钓鱼台密商的情况时,吐露了他们想拱倒周恩来、邓小平的心理。张春桥说到这儿,汪文风等突然发问:“在拱倒周、邓之后,你们商量如何做安排了吗?”张春桥毫无戒备地顺嘴说出:“当时他们商议说让王洪文当委员长,推举我当总理。”汪文风说,“张春桥这一漏嘴,我们顿时感到捕捉到了关键问题。因为说谁有错误,要打倒谁,他们一直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可这一句话,张春桥露出了他们推倒别人与安排自己位置相连,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当汪文风他们以此质问张春桥时,张春桥才发觉自己对答有失,怕再有不慎,授人以柄,从此缄默不言。
当“二办”的工作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审理“两案”领导小组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听取具体工作负责人汇报“两案”审查情况和审理意见,与会者有100多人。汪文风受王鹤寿委托,在会上就“四人帮”集团罪行调查审理的情况,做了长篇汇报。彭真在会上特别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是否说过,经过批判,在“文革”结束后,刘少奇还可以当中央委员。二是毛泽东是否预先设想“文革”只搞两三年,在1967年或1968年结束。
对前一个问题,汪文风回答悦:毛泽东确实说过经批判后刘少奇仍可当中央委员的话。在当时的中央专案组第一次送刘少奇的材料给毛泽东看后,毛泽东还认为材料不全面,没有改变他的初衷。但专案组再二再三地送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雷英夫的揭发、丁觉群的交代、盂用潜的变代,毛泽东看后,态度逐渐转变。对后一个问题,汪文风说是确有其事,毛泽东确实说过类似“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两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的话。当汪文风就这两个问题做了说明后,还应彭真要求找出真实材料来给他看。汪文风说,彭真提出这两个问题,是意味深长的:如果毛泽东确实表示过刘少奇受批判后还可以当中央委员,就说明刘少奇的惨遭迫害及早逝,是毛泽东在江青等人的蒙蔽下所致;如果毛泽东确实设想“文革”只搞两三年,就说明“文革”无限期的延长和造成极大危害,其成因与林彪、江青等利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施展阴谋使形势失去控制密切相关。有了确凿的材料,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就区分开了,涉及到这类问题说法的基调,也就定下来了。
汪文风还回答了为什么王鹤寿担任了中纪委的常务副书记,成为仅排在黄克诚同志后面的主持日常工作的第二号人物这个问题。汪文风说,文革中,同样面对压力,别人没顶住,王鹤寿却顶住了。“四人帮”把刘少奇打成叛徒的根据之一,就是所谓1929年他在奉天纱厂被捕后叛变。那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孟用潜,在“文革”中熬不过连续逼供,按专案组的口径编造了假证。而时任满洲团委书记的王鹤寿也遇到了同样的威逼,但他没有屈服压力,实事求是地说:“刘少奇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我是团委书记,我们的情况,刘少奇都知道。如果他被捕叛变,我们团委遭破坏是难以幸免的,可我们团委没有丝毫的损失,因此我没有理由推断刘少奇在被捕后叛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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