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韦君宜
许觉民
在六十年代前，我知道韦君宜这个名字，她在编团中央办的《文艺学习》，但是我并不认识她。六十年代初，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因故人事大变动，一九五七年社长冯雪峰被划上右派而下台，一九五九年，接任的社长王任叔(巴人)又因大谈“人情、人性”而被免职，因此这个“社长”的交椅就一直空着。一次在开会时周扬告诉我，作家出版社与中国戏剧出版社将合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可以加强领导力量。不久，作家协会调来了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几位，戏剧出版社来了孟超。上面决定由严文井任社长，韦君宜为第一副社长，其余再按顺序排列。此时我方才认识了韦君宜。
韦君宜的特点是除开会外，平时不大说话。她有一点异样之处便是一个人坐着会不停地自言自语，说什么因为并不发出声来，所以别人也不知道，看样子她一人说得很有滋味。说着忽而露出笑容，忽而又收去了笑容，接着两唇翕动不止。说不定她在准备什么腹稿，像演戏一样，先来一个彩排。这可能是一种习惯，不足为奇。
韦君宜一九五七年在作协时，为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集团”事说过几句公道话，为此也被批了一通，差一点戴上帽子，以后因胡乔木的说情，免了戴帽，到农村去改造了一阵。自此后她沉默少语，遇事不敢决断。她从作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带来作协下属的一些人一起来，其中有一个编辑，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极有能量，实际上是一个隐性领导，韦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要出版杨朔写的一本《非洲游记》，封面设计是一群飞禽猛兽，画得不错，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不好，说把非洲人民都认作是野兽，是对非洲人民的侮辱，必须撕去重印。他在韦君宜面前力主要重印，韦未置可否，把我找去，要我判断一下。我说，非洲的奇异兽类是非洲风景的一大特色，写的是游记，用来作封面是可以的。那个隐性领导听了，勃然变色，同我争论起来，他要重印，我坚持不必重印，相持不下，那么决定权在二把手韦君宜，她终于同意了那个隐性领导的话，决定撕去重新设计。这时我方知，那隐性领导的权力之大。
还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内容是写抗日战争年代的一支民间游击队，首领名桥隆飙,神出鬼没，弄得鬼子兵晓夜不宁。这支游击队以后为八路军所收编，但桥隆飙有时仍有些我行我素。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原因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他又到韦君宜那边去力陈利害，韦无计，仍把我找去。我把小说全部看完后认为无妨，桥隆飙之被收编，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部队有时有些越轨，正说明其要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还有待于不断的给以教育，而且在小说中八路军正是那样耐心地做了，这也正是表现了小说布局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料那个隐性领导仍大不以为然，声嘶力竭地要销毁此书。我说完就走了。以后知道，韦君宜还是听了他的，将此书印好的五万册全部销毁。
自此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出版社十分复杂，我这个第二副社长说话等于放屁，那隐性领导成了太上皇。这样，我对韦君宜也从此疏远起来，相处多年，几乎没有谈过一次心。
韦君宜的胆怯，只因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块心病，隐性领导是知道的，弄得她事事都没有主意。论人品，她是个好人。我看得出，她不整人，只要隐性领导不出场干预，她说话条理分明，有逻辑性，讲道理，不是糊涂人，更不是“左”的。
韦君宜在工作之暇也写小说，不过她从不告诉别人，起码不告知我，我只是偶尔在刊物上看到她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很好，不但没有什么“左”气，而且文笔清丽，很耐读。这些小说不知又触动了什么长官的注意，认为不健康。一九六五年“四清”时，她奉命参加“四清”，据说与写了几篇小说有关。那年文化部改组，夏衍、陈荒煤、齐燕铭等下了台，调来了萧望东。萧的做法是派员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向他汇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位年轻人是部队里的，来后找我，首先了解韦君宜，我对韦君宜虽略有芥蒂，但觉得她为人正派，没什么邪门歪道，文艺思想也是好的。说到文艺思想，那个年轻人说不然，她的小说不行，有问题，什么问题他不说。我记得他说了两篇，一篇是《月夜清歌》，还有一篇现在不记得了。这两篇我都看过，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再三问我问题在哪里。我想不出，只说可能调子低一些，但也是可以允许的。他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大的错误，我问他什么错误，他不说。每次他来，问长问短，我有些讨厌他，于是只说点无关紧要的话应付他。以后我还发现他还找别的人谈话。我还风闻到找人谈关于我的情况，我就更讨厌他了。此后他来找我，我就不大说什么话了。
这种用“密探”法收集材料，我觉得是很卑劣的。尤其是先有结论，某人某事是错误的，然后照此框框去收集意见和材料，这可以把一个人描绘得十分可怕。我不知道他们把韦君宜描绘得怎样，把我又描绘得怎样。
“文革”初，文化部与全国文联在部队主持下办起了集训班，将各单位的“审查对象”好几百人都拘留于“社会主义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拘近二十人，这就成了不久后的“黑帮”。在里面将近两个月，互揭互批，大会小会大字报，弄得昏天黑地。韦君宜此时忽然神经系统出了毛病，人站不稳，上下楼梯要扶着慢慢走，状极狼狈。以后“黑帮”一律被揪回本单位，在一次大会批判后，她的病情立即加重，将一粥锅套在头上说是要去游街了(被揪回时，我们都被游过)；她又将厕所内用过的便纸一一收叠，说这是交代材料不可丢。看来已神志失常，无法再参加这一场大革命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她就病倒在家，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将下干校时，她的病情见有好转,才又回到了“牛棚”。她病倒的三年中，恰好是文革恶浪滚滚。她未能参加，这是她的不幸还是幸事,我不知道。
在干校期间，她很快就被“解放”，并担任了连指导员，办事看来比较公正。那个隐性领导仍在一个连里，有无干扰她的工作?似乎也有一点，至少我这样的人迟迟不得“解放”，而且在一张我的表格上批注“长期在干校改造”，与他就有关系。
一九七二年韦君宜调回北京恢复工作。我因为仍在干校“改造”，对她的情况不明，但也曾风闻她在出版社内受压。她反对出版那些文理不通和毫无价值的所谓工农兵读物，她的观点被指为“黑线回潮”，受到了批判。我想，她还不如不回去反而安全一些。以后我又听到，她又被指责为出版界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她在“文革”头三年中因病倒少受了折磨，却在后期恢复工作后反而陷入了困境。我那时离开了出版界，其间她并未同我打过招呼，要我回去，我是理解的，因为回去的日子并不好过，控制着出版社的军宣队几个人，不懂业务瞎指挥，那个隐性领导依然活跃着并乱舞棍棒。到“四人帮”垮台，情况一变，韦君宜被捆绑的手脚松了绑，开始真正的做了一些事。
自此她除工作外，还写了不少小说。小说集《老干部别传》和长篇小说《母与子》我都读过，都是很有特色的，有的我写了评论介绍。这几年她因病住医院，我去看她，她要我为她的新作《露沙的路》写文章，我虽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写。这一次又看到她的《思痛录》出版，感动之余写了一篇文章。韦君宜一生勤奋，担任职务时全力工作，有可能写作时奋力写作。她在住院的几年里，不能行动时犹握笔勉力写书，她是怀着明辨是非的勇敢精神而勤奋写作的。她的《思痛录》是真实的。我想，也只有勇于面对人生并说真话的人，才值得人们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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