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进展与新状态
何镇邦
一、长篇小说创作中的“豫军”
深厚的生活功底，强烈的文化意识，以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守和追求，使文学“豫军”屡有建树。有人说，今年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河南年”。
１９９８年初，河南文学院宣告成立，文学“豫军”集合在这面大旗之下，士气大振。是年秋冬以来，“豫军”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屡有建树。有人把１９９９年称为长篇小说创作的“河南年”，不无道理。
去年秋冬以来，一批河南籍作家陆续推出了一些长篇力作。其中较突出的有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第一版），此作被看成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又被称为“中国的《追忆逝水年华》”；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第一版），此作在对现实生活的深度开掘和文体创造两个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周大新的《第十二幕》（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第一版），通过一个丝织世家的百年沉浮，描摹了中原古城南阳的百年世相，也折射出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兴衰史，具有史诗的气度。军旅作家柳建伟继《北方城廓》后推出的《突出重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第一版），塑造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当代军人群像，备受人们的关注。青年作家南豫见的《生命原则》（中原农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５月第一版），以其对生活切入角度的奇特和对人性开掘的深度引起人们的注意。
豫北作家侯钰鑫的《好风好雨》（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一版），描绘了在太行山深处，一群有志青年为改变家乡贫穷面貌而上下求索的精神，从中也可以看到“新愚公”们的命运和功业。无论是南湾乡年轻的党委书记孙浩带领太行儿女改变家乡穷困面貌的斗争故事，还是唐发根、何腊月等青年被迫远走他乡，浪迹天涯的传奇人生经历，都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稍感可惜的是，作者未能把小说中的两条线索糅成一个艺术整体，有些笔墨还缺乏艺术节制。我想，这些缺憾当能在作者正在写作中的“好”字三部曲的另外两部作品《好梦好路》、《好家好园》中得到弥补。
李佩甫的长篇新作《羊的门》（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７月第一版），《中国作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曾以“特别推荐”的姿态全文刊出。李佩甫是文学豫军的中坚，他的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和《城市白皮书》，中篇小说《学习微笑》、《败节草》等都颇受好评。而《羊的门》可以说是他在创作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去冬今春以来，读到的最令人震撼的长篇之一。《中国作家》的编辑将此作定位为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教父”，一部“人民批判书”，是有道理的。小说写的是被称为“绵羊地”的中州平原上，呼家堡村支书呼天成（呼伯）的故事。在呼天成的治理下，呼家堡成了“国中之国”，上到北京、省城的领导，下到许田市、颖平县的官员，都不能不把这个村级单位放在眼里。而只要“呼伯”一句话，市、县的政令可以改，许田市委书记也不能不让他三分。呼天成既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权威，又是一个为呼家堡办了许多实事的人；他有七情六欲，但其生活又非常简朴；他是一个地道的传统农民，又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政客，堪称“东方教父”。呼天成这个神化了的人物，是一个具有相当高的典型意义的形象。比起张炜长篇小说《古船》中的赵炳来，显得更实，更有分寸感。小说通过官场的争斗成功地刻画了呼国庆、王华欣、李相义、范骡子等大小官员的形象，并对他们进行了充满激情又注意分寸的“人民批判”。由于李佩甫对他要描述的生活吃得很透，娓娓道来，显得从容不迫，文笔老到凝炼，表现出独特的叙述魅力。
读了文学“豫军”近期推出的部分长篇新作，可以看到他们的特色和追求：深厚的生活功底，极强的文化意识以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执着的坚持和追求。
二、对现实生活的多角度切入
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新作，已不再用一种简单的模式，而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切入，从不同层次深入开掘生活，创造各种各样的艺术典型，这是反映“主旋律”作品的重要进步。
近期的长篇小说，从题材上看，大都是描写变革中的现实生活，贴近时代。但他们对现实生活切入的角度较以前多变，再不仅仅局限于写改革，而是表现出了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于是，也就具有了新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湖南王跃文是一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此前他写了一些反映官场的中短篇小说，如《官场春秋》小说集曾引起人们的关注。近期推出的《国画》（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第一版）在读者中反响强烈。作品以主人公朱怀镜宦海沉浮的生活为线索，以荆都市的官场争斗为背景，描绘了当代都市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小说囊括了９０年代种种社会现象：官场腐败，神秘文化走红，官场与商场互相勾结等。作者不仅以民间的视角描绘了官场和社会上的种种丑事和奇事，写活了一批官场人物和社会各色人等；而且对社会丑恶和官场腐败的原因做了人性和机制等方面的揭示，因而具有警示的意义。小说描写的大都是当今官场的负面现象，有偏颇之嫌，这是小说最大的不足之处。此外，小说还有以下两个方面不足：一是过多地描写朱怀镜与梅玉琴之间的情恋和性恋，这种游离于情节之外的性描写，看来是出于某种媚俗的商业目的；二是作者的叙述过于随意、结构过于散漫。作者如能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对官场的描写和揭示能进入文化的层次，那么这部作品将更加优秀。
山西青年作家张平的长篇小说《十面埋伏》（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第一版）是继《天网》、《抉择》之后又一重要作品。小说写的是古城监狱的侦查员罗维民，从服刑犯王国炎身上发现有重大的犯罪嫌疑，经过险情迭起的侦破与反侦破的斗争，终于破获一起涉及狱内狱外社会各阶层的大案，把一批社会败类和钻入国家专政机关的蛀虫，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这部作品显示出张平在驾驭这类文学体裁方面已日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他善于把社会小说的深刻性同侦破小说的可读性结合起来，小说中以一个案件的侦破贯穿全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但作者绝不仅仅为了让读者看热闹，而是把笔触伸向古城监狱这个专政机关的各级领导、省市领导和社会上的犯罪团伙，引导读者对诸如专政机关产生腐败、公安与劳教分开产生的问题等严肃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小说不仅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其次，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英勇的公安干警、部分腐败的官员和凶残的罪犯等三组典型人物的形象。从这部作品看来，张平在创作上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但仍留下不注意艺术上的节制，描写中重复之处屡屡可见等缺憾。
出自广东作家的两部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新作：余松岩的《虹霓》（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一版）和邹月照的《告别残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一版）也值得注意。《虹霓》以珠三角改革开放后的生活为背景，以女主人公章凤君的命运为线索，描绘出一幅珠三角农村的新风俗画，展示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改革开放的生活画面，同时也细腻地刻画了章凤君等女性的情感世界。作品具有余松岩善于编排故事和笔触细腻的特色。《告别残冬》则是作者对９０年代改革深化后出现的一种“残冬现象”的艺术观照，邹月照在表现这一社会现象时颇有艺术新意，小说的叙述手法也颇多创新之处。
浏览了部分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新作，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作家们在反映变革中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时，再也不用一种简单的模式，而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切入，从不同层面（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深入开掘生活，创造各种各样的艺术典型，这应该看作是这类被称为“主旋律”的作品的重要进步。
三、一部有重要突破的作品
项小米的《英雄无语》是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突破。它把笔触深入到英雄的灵魂深处，通过对英雄人性的深度开掘，体现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审父”意识。
被称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曾是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长篇小说的主体，也曾产生过一些轰动一时的佳作。但是，进入８０年代以来，这类作品的创作中出现老题材、老主题、老故事、老人物、老手法的“五老”，难以逾越和突破。２０年来，虽有一些作品有了一些突破，但总是难以令人满意。
新近读到军旅女作家项小米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一版），才感到有了令人惊喜的突破。这是作者计划中的“红色家族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说写的是革命年代战斗于党的隐蔽战线的“我”爷爷的英雄业绩，以及他同三个奶奶的故事。作者并不只是以“爷爷”那些充满传奇性和神秘性的英雄故事来吸引读者，把它写成一部“爷爷”的英雄传奇，而是把笔触伸向“爷爷”的灵魂深处，揭示这个２０年代初，从闽西大山走出来的革命者在情路上的“红”与“黑”两种生命颜色的融合。一方面，他是一个对组织忠心耿耿、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在家庭中欺凌“奶奶”的蛮横的“暴君”，在婚姻上毫无责任感的大男子主义者，同时，他还是一个在人生的黄昏时期踽踽独行的孤独者。项小米通过“爷爷”形象的塑造，尤其是通过对其人性进行深度的开掘，体现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审父”意识，这正是对同类题材作品最大的超越和突破之处。如果说，在“爷爷”这个形象的塑造中，作者更多的是运用理性审视的笔墨，那么，当她在刻画“奶奶”这个中国母亲、闽西客家妇女的艺术典型时，则极多地表现出作者主观感情色调，因此，“奶奶”的形象似更动人，更具有审美价值。
《英雄无语》对同类题材作品的重要超越和突破，还表现在以下方面的艺术独创性：一是第一人称的视角和浓郁的抒情色彩，“爷爷”同“奶奶”长达半个多世纪生死冤家的奇特关系构成的小说叙述主线，同申进、乔纳以及“我”一起去搜寻和研究客家文化这一副线形成的双线交叉；二是对客家文化（包括迁徙的历史、语言与民俗）的生动描写所形成的生活氛围以及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三是跳跃式的叙述语调以及简洁、明快而又不失凝重的语言。
四、两部“史诗”型的历史小说
这两部小说，气势恢宏，史情并茂，都具有史诗的规模与气度。作者对历史人物性格的刻画，对重大历史场面的再现，以及从人性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都体现出作者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深厚艺术功力。
今年上半年产生广泛影响的两部“史诗”型的长篇历史小说，都出自吉林作家之手。一部是张笑天的三卷本的《太平天国》（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第一版）；另一部是马昭的《世纪之门》（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一版）。
《太平天国》从１８５０年的金田起义，写到１８６４年７月太平天国覆灭的全过程。写了太平天国将士十四年的“天国梦”，写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转战大半个中国，由兴而衰的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尤其是描写了起义中后期，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自相残杀的触目惊心的场面，并对起义失败的原因作了深层的揭示。整部小说气势恢宏，史情并茂，具有史诗的规模与气度。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各种反映太平天国的文艺作品的集大成者。但我以为，张笑天的《太平天国》最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气势恢宏和故事动人，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而在于作者善于从人性描写上撕开一个个的口子，对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及普通将士的人性，做了极深入的开掘和动人的描写，写出了洪秀全等的人性弱点，揭示了农民起义领袖的劣根性。这才是作品的思想深度的表现，也是小说的动人心弦和予人警示之处。例如，在起义队伍中严格禁止将士之间的婚恋，即使已成婚的男女将士，也分男营、女营生活。这在起义开始时也许是必要的，但定都天京之后，仍然严禁男女将士之间婚恋，如有违禁者必处于极刑。而像洪秀全这样的天王以及各王，则可以三妻四妾，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样做，一方面违背人性，一方面也加大了领袖与将士的矛盾，并由此酿成了大大小小的悲剧。第４６章写男将陆宗杨与女将叶明珠的悲剧，就很发人深思。此外，《太平天国》的写作过程，是把三卷长篇小说与５０集电视连续剧脚本的写作交错起来进行的，这种“套种”的结果，是长短互见，瑕瑜并存，也是值得总结的一种艺术经验。
马昭的《世纪之门》记述了本世纪之初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同样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气度。这部作品，纪实的成分更多，因此似可界定为传记性的长篇历史小说。此作从武昌的第一枪写起，到袁世凯登上洪宪皇帝宝座，以及在一片讨袁声中死去收束，皇皇１２０余万言。不仅写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也写出了这场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者既继承了中国史体文学中秉笔直书的传统，又吸取了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经验。无论是对孙中山、袁世凯、章太炎以至“士官三杰”（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等各个历史人物性格的刻画，还是以油画笔墨似的铺排，对若干重大历史场面的再现，都表现出作者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功力。
五、“金太阳”丛书的重要意义
九部作品，描绘了不同时代、不同处境的少年儿童成长的心灵轨迹。九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少儿长篇小说文体的探索和试验，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陈建功主编、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推出“金太阳”丛书。第一批作品共有九部，即：冯苓植的《雪驹》、刘庆邦的《高高的河堤》、陆星儿的《妈妈，请不要生气》、成一的《回家的路》、蒋韵的《谁在屋檐下歌唱》、肖复兴的《放学后容易发生的故事》、王小鹰的《问女何所思》、竹林的《流血的太阳》、谭元亨的《北回归线上的小太阳》。这是一套由一些颇有实力的成年作家写的少儿题材长篇小说丛书。它的出版，在题材、品种方面，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拓宽了路子。少儿题材的长篇小说，曾有过少年儿童写自己成长过程的“自画青春”丛书（北京出版社），也有过一些城市作家写的一些少儿题材作品。而作者队伍如此整齐，思想艺术质量达到如此之高的，“金太阳”丛书应该说是第一套。
收入这套丛书中的九部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写不同时代少年儿童成长的故事，描绘不同时代、不同处境的少年儿童成长的心灵轨迹。《妈妈，请不要生气》写的是一个大都市的中学生在社会变革中如何走出温暖的小窝，同妈妈一起奔向社会，在奋斗中共同成长的故事；《高高的河堤》写的则是一个农村孩子有趣的童年生活，揭示大自然在孩子成长中的潜移默化作用；《回家的路》写的是一个哑儿在走失后受到社会关怀的故事；《雪驹》则把笔触伸向逝去的历史，描述一位成长在民族地区的小骑手，在同日本鬼子斗争中成长的故事……这些不同的成长故事，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凸现了各种性格的少年儿童的艺术形象，它们各具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另一可贵之处是，九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少儿长篇小说文体的探索和试验，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少儿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以少年儿童的生活为表现对象，同时又主要是写给少年儿童读者的，因此它必然有着与其表现对象相适应的文体。诸如情节单纯、结构精巧、语言简洁明快规范等等。我们在“金太阳”丛书首批推出的九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各种文体创造的努力，诸如《妈妈，请不要生气》采用的双线平行结构，《高高的河堤》采用散文结构，《谁在屋檐下歌唱》采用双重第一人称倾诉式的结构，《雪驹》中的浪漫手法，以及《回家的路》的细腻的心理描写，都为少儿题材长篇小说文体试验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这套丛书，严密的策划、精美的装帧以及极高的编校水平，也都值得称道。这也表现出作者和编者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摘自1999年8月25日《南方日报》;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