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慧文学视界** 　　告别朦胧——兼评杨克《一九九八年：中国新诗年鉴》

　　吴昊


　　七十年代起源于北京的朦胧诗群体曾经是我们时代最辉煌的精神光团之一，朦胧诗作为20年前文学领域内思想解放的先驱，它代表着中国自由灵魂与独立精神的复活。“我不相信”——使朦胧诗对整个“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极大穿透力。在今天看来，朦胧诗，它的意识形态指向决定了诗人们把它作为反抗思想禁锢的暧昧工具，为时代代言，诗人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也使得他们的写作责无旁贷地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史。
　　然而一种代际断裂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这种断裂在今天仍在延续。
　　第三代新诗相对于朦胧诗，这里，不同时代之间的冲突并不构成一种纠缠不清欲说还休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决绝已不是保守和创新之间的矛盾，而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告别。
　　成长的记亿对一代人的塑像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说这些大致出身于六十年代左右的一代人对革命、红旗、广场一无所知，他们有历史的觉醒感，引进西方文化后，纵横复杂的恩想结构了这一代人的心理素质，他们既有对传统的承接，也并非现代派那样充满重压后的偏激，然而他们对历史却有一种与前代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就诗歌而言，先是朦胧诗人们对强制性话语的颠覆，但由于其本身的意识形态立场，使这种颠覆竟然成了以一种强制性话语代替另一种强制性话语，朦胧诗所提倡的理性、理想，受到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入的怀疑。当理想的初衷被丢失得近乎只剩下谎言的话语时，一种离散之惰便应运而生，第三代新诗显然首先必须面对与它说着不同话语的，陈旧的声音。
　　第三代新诗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穿越时间之河、浮出水面的。此伏彼起的民间诗歌团体和民间诗报诗刊，曾如野火船由八十年代初燃烧到世纪末，其中九十年代诗人们虽然基本处于—种“个人写作”状态，但却一直充当着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拓荒者与前导者的角色，以其不断拓展的精伸空间和不断更新的艺术生长点，影响着其他文学的发展。他们敏锐的历史眼光和严谨的专业风度，注定形成改变历史的一种集合。因此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当今中国诗坛一系列耀眼的名字：早期的西川、藏棣、王家新、韩东、于坚、丁当、小海、小君、于小韦、吕德安；中期的朱文、鲁羊、吴晨骏、刘立杆、李冯、翟永明、李亚伟等；后期的伊沙、扬克、侯马、徐江等——就是他们，影响了整个十年来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进程。
　　第五代新诗似乎已逐渐从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普通话的唯一下努力恢复着汉语的尊严，它张扬着原生的、日常的、人性的口语，表现的是个人对日常生活原生态的感悟。有这样一种独立精神，相信诗歌有希望回到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上来。
　　值得提及的是，由于中国诗坛对第三代新诗“存在着许多解说方面的困难”，处于—种失语状态。一般局外人或许把第三代新诗与后朦胧脆诗混为—谈。的确，第三代新诗与后朦胧诗从对旧意识形态的反动这点上，它们是一致的；但从美学品质上看，第三代新诗需要告别的恰恰是“朦胧”。后朦胧诗人们把诗歌理解为历史——文化——知识的阐释工具，后来演变成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这种诗创作的状态在第三代诗人眼里，便是纯正诗歌的阵营中开倒车的一路走向，因为他们既丢掉了朦胧诗的精神立场，又复陷入语言贵族化、技术化的旧辙，专注于脱离中国人生存现场的“暗房工作”，专注于与来自西方的“二手材料”的对话；“生活在别处”，诗歌也在别处。真实的、触手可及的、来自日常生活本身的希望或伤痛却无限期地缺席。诗人缺乏敏感的心灵或很强的诗性警觉，缺乏对“我”的处境以及对此时此地生活细节的警觉，无疑，这直接导致了诗歌的衰败。
　　尽管在诗创作主张上诗坛尚存在分歧，但从这里也可见出第三代新待的健康追求和目标指向。
　　当下的中国，在物质主义时代写诗仿佛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人们再次认识到商业逻辑的不可抵御，诗歌正在被逐出我们的生活空间，可我们日益苍白而乏味的生命，却需要诗歌精神的守护。然而诗歌真正的希望不在诗歌之外，而在其内部的变革之中。如同政企分离在今天是—种必然一样，诗歌也应该结束与庞然大物勾兑的历史。诗人的“巨人企盼”、“中心意识”、“真理情结”、“代言诉求”如果依然浓得化不开，则无疑构成当代诗人致命的精神障碍。
　　历史的场景正在转换。当尘嚣渐渐退去，我们已发现，在浑然不觉中，我们将为之而击节赞叹的优秀诗人早已悄然来到人们中间。
　　21世纪，诗安!
　　作者小传：吴昊，编辑，重庆作协会员，现在重庆晚报副刊部供职，偶有散文随笔和纪实类作品见诸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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