妩媚的归途

----九十年代小说态势漫谈

 

洪治纲

 

  小说在经过了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突围表演之后,无论是叙事策略上还是审美观念上都完成了具有某种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它尤其地反叛了现实主义一元化箝制下小说创作日渐呆板的困顿,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充满无限生机的种种新的可能性。所以,随着九十年代的来临,特别是多元文化的全面介入,小说在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中开始逐渐游离那些纯粹的文本实验,呈现出一种向人类精神领地回归、向个人心灵回归、向生活现场回归的总趋势。无论是名噪一时的先锋作家们、实力强劲的中年作家群,还是新崛起的晚生代作家,他们都自觉地将创作纳入“小说是人类生命活动特殊形式”这一命题,对繁富驳杂的精神空间和人们生存的现实环境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和思考。

  在这种回归的趋向之中,最为明显的也许要算余华、格非、洪峰、北村和张炜等先锋作家了。作为前卫文本忠实的捍卫者和鼓噪者,他们却在自我反省中清醒地认识到以前那种纯技术张扬的局限性,重新反刍有关艺术与心灵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开始了重返精神家园的大迁徙。他们纷纷扬弃了以前对文本形式的过份执着,而将叙事焦点对准了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的心灵际遇,并写出了一批批为人称道的力作。如余华的《活着》就让老富贵面对一个个亲人的死亡展示了一个平凡人物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生命韧性的自我检视;《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则把人的兽性和兽的人性交织在一起,凸现出人性内在的某些愚顽和卑劣;《他们的儿子》、《许三观卖血记》等以极为冷静而凝重的话语写出了爱与牺牲的苦涩和辛酸。北村《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等借助某种宗教式的神性力量,试图探讨人类有关灵魂自我拯救的方式方法。格非的《边缘》、《欲望的旗帜》等作品也一改作家以往有关神秘与宿命的叙事,把审美目标直指当下人文溃败的现实景观,以心灵体恤的方式来揭精神内在的诸种伤痛。洪峰的《东八时区》、《和平年代》等更是在历史与政治的寓意中表达了生命存在的苦难意识。张炜的《九月寓言》、《家族》等也极力超越了作家在《古船》时期的某些纯现实表象的描述,而开始沉入土地的内部,力图展示出在这块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大地中生命成长的繁富性和苍凉感。尽管在审美的内质上,这些作家各具差异,但他们都把人的精神内蕴投置在叙事的主导位置上加以开屈。也就是说,他们始终直面着人和人的生命,直面着生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焦灼和痛苦,普遍洋溢着某种温馨的人文之情,明显逃离了他们在八十年代对形式修筑的热衷。

  与此同时,以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为标志的新历史小说也进一步完成了从纯历史重构到艺术生命化的回归过程。这些小说不仅挣脱了有关历史可堪证性的拘囿,也摆脱了以往纯粹执迷于对历史场景虚构的乐趣,而是真正地将历史作这人物活动的时空舞台,从中演绎作家对各种人性的理解和发现,对生命成长的环境、历史际遇和命运的种种可能性的开发。因此,在这些作品中,历史本身已失去了绝对意义,只是生命表演的某种载体,重要的是人物在生存之境中抗争的过程,是作家对存在的可能性的勘探。它们体现出来的是作家明确的生命意识。

  尽管在商业文化的围剿下,九十年代的文学已从中心意识形态逐步转向了边缘区域,失去了以往的轰动效应,但仍有不少年轻的作家凭借其敏锐而深邃的艺术功力闯入文坛,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这就是晚生代作家群。他们的代表人们是:何顿、韩东、鲁羊、朱文、东西、李冯、述平、刁斗、毕飞宇、王彪、张、鬼子等等。这些作家大都出生在60年代,对于历史,他们没有太多的重负;对于生活,他们亦无太多的坎坷;他们生活在一种较为恬淡的社会环境中,并有很好的机遇接触了大量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品;同时,新时期以来的各种小说思潮在变迁中的成功与失败,都给了他们良好的前车之鉴。因此,他们的创作几乎从一开始就显得颇为成熟。

  从审美情趣上看,他们在叙事的一开始就自觉地逃离了有关现代后现代之类国外经典文本的效仿,十分注重对平凡生活中普通百姓精神状态的表达。如何顿的一系列小说就在极力临摹一些以个体户为主体的都市平民在拜金主义狂潮中的种种性状。虽然就故事的真实性而言具有一定的鲜活性和生活的在场性,但创作主体自身对商业化的物质崇拜也不自觉地表露出来。韩东、东西、王彪、鬼子等人则倾心于一些记忆叙事,通过苦难时空的现时回访,来洞悉存在的某些隐痛,揭示生命内在的诸种沉疴。从叙事策略上看,他们非常主动地回避一些既成的审美规范,以便最大限度地强化时尚生活中的种种人性力量。譬如张、述平、朱文等人的作品,在情节的处理中就时常让爱情叙事走向表象化,逃避情感纠葛的内在张力,突出欲望的本质力量。这种欲望化叙事法则的确立,企图消解的目标就是美感与快感的对立局面,使感性解放越来越显得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以折射时下物欲充胀后人们对表层欲望的狂热追踪。但是,这种追求也导致了不少描写在本能叙事中走向放纵的恣态,丧失了作家必有的理性制约和道德关怀。从文本技巧上看,他们试图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弥补文学中雅与巧的叙事方式,规避作家主体的过份介入,亦没有试验性的迷宫结构,将贵族化的冒险倾向剔除在外。同时,加上故事本身对平凡人生的普遍关注,这无疑大大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接受距离,使读者能顺利地阅读,从而使这个新兴的作家群在回归精神、回归读者、回归当下生活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九十年代的小说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回归现象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冲击波的兴起。由于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无论是社会体制还是人们的观念,都出现了一些新的位移和动荡,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普遍增多。这为不少关注于社会表层现象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资源。所以,大约从刘醒龙的《凤凰琴》开始,一股新的现实主义思潮便在小说创作中迅速蔓延。他们倾心于捕捉社会现实矛盾,捕捉现实生存中的诸多热点与焦点。几年间,先后出现了《大厂》(谈歌)、《年前年后》(何申)、《白菜萝卜》(刘醒龙)、《信访办主任》(何申)、《九月还乡》(关仁山)、《苍天在上》(陆天明)、《分享艰难》(刘醒龙)等一大批引起圈内轰动的作品。有趣的是,这些小说的作者无一例外地都是男性中青年作家。他们满怀豪情地把叙事焦点对准当下的生存境域,对准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活矛盾,力图以关怀的姿态来展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社会的严峻现实,展示国人在这场社会迁徙过程中的种种喜怒哀乐,揭示出改革的阵痛与人们心灵之痛之间的共振关系。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说,这些作品属于典型的问题小说。它们共同的审美倾向就是凸现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逐步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社会矛盾,其中既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转轨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又有经济利益强化后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以及伦理道德上的各种抵牾;既有社会疗救者殚精竭虑的拼搏与抗争,又有投机钻营者如鱼得水的游走与张狂……它们凭借其对“问题”的敏感把握和真实再现,给人以强烈的现实参与性,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和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注。但从艺术品性上看,这些小说还带有相当大的时尚特征,社会表层现象的关注较为精确,而内在深层的洞悉还不够,不少作品缺乏应有的社会深度分析与判断,缺乏对人的生命本质的追问,也缺乏对生存境域的建设性思索,只是停留在对现实生活表层痛苦的体恤上。

  与执着于社会现实的男性作家有所不同的是,一批青年女作家则非常安耽地沉迷于“小我”的天地中,喜欢自我生存经验的书写,喜欢回忆录式的、自传色彩的表述,以明确的女性化角色叙写着生命个体的生存体验。在这种向创作主体自我生命意识的回归潮流中,其代表人物和作品有陈染和她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破开》,林白和她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致命的飞翔》、《说吧,房间》,海男和她的《我的情人们》、《坦言》,文夕和她的《野兰花》、《罂栗花》等。尽管这些作家的语言风格,描写的素材均不完全一致,但她们都体现出了与以往任何女性作家在艺术本质上的差别,即,她们一改储蓄羞却的面容,以少有的大胆与率真直接书写个人身心体验、披露个人隐私,展示现代文明笼罩下的女人从精神到肉体的自我撕裂过程,并企图以此来对抗男性社会、男性规范、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和传统的道德话语,建构起与众不同的“女性话语空间”。

  在这种纯粹的女性私人化写作中,由于作家对女性生命内在的欲望有着深切的体悟,对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灵压抑有着刻骨的感受,因此,当她们将自己的生存感受诉之于小说的时候,就出现了许多令人惊悸的审美表达,诸如自恋和自虐、同性恋和异性恋、恐惧与梦幻、孤独与痛苦、神话与巫语等等。她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坦陈着自己作为女人的困惑,如林白在《守望空心岁月》中就写道:“在我们现存的这个男性社会里,一个不能当恋人,不能当情妇,不能当老婆的人是谁?当恋人需要热情和浪漫,当情妇需要性感的外形和旺盛的性欲,当老婆需要贤慧和勤劳,这是不言而喻的。”陈染也说:“我热爱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一个最致命的残缺。”这些言语不仅是现代女性生命本真的表白,也是一种女权主义思想的折射,它体现出的是一种女性在自我确认过程中的艰涩与不满。尽管这些小说与大众审美情趣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但由于其描述的细腻性和鲜活性,仍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

  当然,这种女性私人化的写作所陷入的误区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使作家们的创作视野日趋狭窄,在得到了局部的真实之后却失去了普遍的意义,还使一些作品在赤裸裸地描写女性性生活经历的过程中显得有点卑琐与无聊,失却了艺术必要的审美功能,让人感觉到多少有点媚俗,或者说潜伏着作家主体的商业化写作动机。尽管九十年代的小说在整体上是处于一种零散、无序的格局中,其审美特征也是多元而丰繁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出现过诸如“新状态”、“新体验”、“新都市”、“新新闻”等等创作口号,但在总体上,并没有涌现出某种全新的审美超越,多数作家都是从各自熟识的角度,自觉不自觉地向人的精神层面、向当下的现实层面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复位,而是更深层的思考与追问。所以,我想,这是一种妩媚的归途。

(原载于《雨花》984) 【宇慧文学视界http://plains.yeah.net 图文;http://plains.163.net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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