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们不再满足于用精品、精华之类的词儿而开始“经典”起来。于是唱片经典、红色经典、学术经典、散文经典、小说经典等铺天盖地而来，俨然一个“经典”时代的回归。“经典”这个从前慎用的神圣概念被普泛化平庸化了。在这种“经典”热潮中，关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因为这是本世纪文学行将结束时的总结性反省性话语。

　　首先提起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的是荷兰学者佛克马。他于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０月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中，专门谈到中国经典尤其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构成问题，提醒了中国文人的“经典”记忆。１９９７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京大学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全八卷）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隆重推出，掀起了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高潮。

　　山东的吴义勤、施占军首先发表文章表示异议。接着公刘在《人民日报》发表《且慢经典》否认《百年经典》所收他的诗是经典之作。《文艺报》８至１０月连刊韩石山等人讨论文学经典的文章８篇。广东现代文学界也在１０月份举行讨论会探讨文学经典的确立。此前此后，还有王宁、陈思和、昭然、温儒敏等发表文章论文学经典问题。此外，山西《名作欣赏》从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６年发表“名作求疵”文章近３０篇、王一川给２０世纪文学大师排座次、其他各种名著重读重评文章等，都是在做２０世纪文学经典化工作，都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与此同时，冠以“经典”字样的２０世纪文学选本可谓是汗牛充栋，常常是一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几家出版社同时推出。

　　９０年代从理论界到出版界的这种文学的经典化现象，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和当下的文学写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它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将导致对文学史的重写，但它又不同于８０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的现象。那场“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不满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写文学史的伟大叙事、意识形态话语和庸俗社会学倾向，转而注重“个人主体”、“普遍人性”和审美维度。那场讨论总体上是着眼于当时、着眼于“翻烙饼”。而９０年代的文学经典化现象则是将文学推向一个经典化层面，以经典性衡量２０世纪文学。它是对百年文学的精炼，是去芜取“经”。也可以说是立足于未来，从未来的某一时点看本世纪中国文学。因而许多不重要的作品将化为文学史的背景，许多作家将存而不论，而经典性文本和作家将被凸现出来。

　　另一方面，９０年代发生的文学经典现象对当下的文学写作也有警示作用。与经典作家的“十年磨一剑”相比，当前作家借助现代化写作和印刷手段“一年磨十剑”本无可厚非。但这种比快的写作缺乏沉淀与磨砺，可能使文学沦为粗制滥造，很难成为文学经典。当前的长篇小说年产成百上千部，短篇更难数计，其中绝多是短命之作，能领风骚三五年者不多，传世之作更少。这种写作对不起读者和批评家宝贵的生命，也对不起被砍倒造纸的万千草木。文学的经典意识的提出，无疑是对当下写作倾向的棒喝。

　　但是，９０年代的文学经典化现象，仅仅是一种人文冲动。从理论界看，缺乏的是对文学经典构成理论的深入研究。

　　首先，没有准确界定“经典”概念。元典、经典、古典、经典性、经典化、文学经典等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没有厘清，尤其是文学“经典”与文学“精品”相互通借相互混淆。文学经典与精品之间相距甚远，以“经典”称“精品”未免拔高作品，降低了经典的水准。

　　其次，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如何改变传统文学经典秩序、新文学经典如何原创、现代作家有无经典意识、意识形态怎样影响经典化、当下的写作能否称为经典等问题也未作系统研究。而这些问题正是２０世纪文学经典化的实质性内容。

　　其三，经典化的策略或方法也没有全面讨论。例如，有论者认为，文学经典本是需要经过时空淘洗的东西，现在来确定本世纪的文学经典则是近距离的、属在场的行为。但是，文学的经典化工作实际上在文本诞生时，就已在进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应不应该经典化，而是现时持什么样的经典化策略。而这个问题看来人们未达成理论共识。如温儒敏提出要有“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之分。也有论者从国外引进“恒太经典”与“动态经典”的概念，还有论者主张将文本分为背景文本与经典文本，等等。另外，理论界在讨论经典问题时还缺乏实证性的调查研究。王宁指出：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是否经典的是学术权威、批评家和读者大众，前两类人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一种人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并能影响前两种人的价值判断。这就提出了关于读者阅读方面的数据统计和问卷调查的问题。文学经典构成虽然免不了权力的运作，但现今和未来确立文学经典应该是各类读者的“合谋”而不仅是权威的独断。所以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虽然他们比较注意读者的阅读情况和市场信息，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功不可没，但他们往往受商业利益驱动，看重读者的阅读时尚，似有宰割文学经典的倾向。总之，２０年代发生的文学经典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一种经典化冲动，它能导致遗珠之憾和乱真之弊。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文化工程。说它复杂是说要考虑各种经典化环节。正如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所言：“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说它是动态的，即是说经典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我们目前只能采取相对灵活的经典化策略，让历史性标准与艺术性标准相互协同，让恒定性标准与普通性标准相互调节，让文学经典在不断阐释中达成其经典品性。要言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构成应把学术权威话语、大众文化参予、意识形态影响、文本品性、时空因素等等都考虑进来。当然，时间是最终的最公正的裁定者，一切次品、赝品都将随时而逝，不朽的才是文学经典。

　　（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