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识面早相知
金庸
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
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
书。 读的是《资治通鉴》 和H.G.Wells（威尔斯） 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
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
上，一面欣赏书中的图画，同时欣赏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
便大汗淋淳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
Q正传》 中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而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
此时回思，我在《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县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自此
而来。那个暑假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是英国一位历史学教授批评威尔斯那部著作的，说他处理
历史事实不够严谨，证据尚未充分便下结论，不符合学术上公认的规矩。我对这篇
严酷的批评很是信服， 深深感觉到做学术研究和写漂亮的文章是两回事， 也觉得
《通鉴》中司马光任意挥洒、曲雅优美的文笔，也恐怕是装饰了不少可能未必符合
真相的史实。
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回到故乡， 在上海西书店里买到一本A.Toynbee（汤恩比）
大著A Study of Histtory（《历史研究》 ）的节本，废寝忘食地诵读了四分之一
后，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后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入大
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
根据丰富的史实而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
于遇上了重在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我非常信服这项规律。这本书越是读下去心中
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
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来到香港在《大公报》工作，工余就着手翻译汤恩比博士这部大著的节本（他
这部大著共十二卷，当时还未写完），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
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
作是汤恩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转而去翻译几本与中共
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性书籍，把《历史研究》搁下了，更后来见到陈晓
林史的译本在台湾出版，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
此后数十上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能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
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
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
读《对话录》时，我已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著作，对汤恩比过分推崇基督教精
神的看法有了比较清醒的保留，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的拜服，不过对于两位先生
渊博的知识、悲天悯人的宽广胸怀，还是佩服不已。在北京大学授我以名誉教授的
荣衔时，我得知日本有好几位名人曾获得提名，但未蒙学校的教授会通过，我感愧
之中，听说池田大作先生是我的前辈，感到又多了份荣幸。后来《明报月刊》总编
辑潘耀明先生建议我和池田先生对话，我自然欣然同意，但恐自己名望与学养不相
称，有点不敢当。此后和池田先生对话以及在香港与在日本和他交游，感到不但是
知识上的交流，也是精神与友情的重大享受。我们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意见都是一
致的，但我衷心钦佩他坚决主张日本应对侵略中国一事认错道歉，佩服他力抗日本
右派分子的恐吓与攻讦而坚持正理的大勇，佩服他为促进世界和平、各国人民文化
交流所作的不懈努力。
对话是即兴进行的，有时是在餐席之上，有时是在茶之际，有时正在欣赏山水
之秀、庭园之美。我个人由于学识浅陋，随口说话往往未经深思熟虑，错误与不足
之处甚多，敬请读者诸群指教。我这些浅见若不是依附于池田先生的珠玉之后，原
不足以赶着出版，以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我们两人崇敬学术的尊严与开放，尊敬
学术研究，盼望学术与教育的进步对世界、社会、人民作出有益贡献，这份心意，
和我们所引以为荣的“北大精神”是全然相符的。
想到池田先生时，脑中常出现清人赵翼在伉州西湖赠给袁枚的一首诗，“不曾
识面早相知，良会真成意外奇，才可必传能有几（指对方）？老犹得见未嫌迟。”
中国人常说“相见恨晚”，但如能同见到池田先生那样言语投机，一见如故，也就
“未嫌迟”了。
在对话及书信中，池田先生常有过誉，我本来是万万不敢当的，请读者们理解
为日本长者重视礼貌的习惯作风就可以了。
（谨对对话进行时作口译的周崎先生、笔译的孙立川先生、香港国际创价学会
理事长李刚寿先生、执行编辑甄艳慈小姐各位深致感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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