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莲·巴金
金庸与池田以日莲及巴金为例，畅谈文学家与宗教家共通的入世与战斗精神：
他们为崇高的人文精神而奋斗，向一切外界的恶势力与内心的恶宣战，置个人安危、
荣辱、生死于度外。
池田：上海时代的鲁迅放弃了小说创作，而将大半的精力耗费在他称之为“杂
文”的评论之中。其笔锋似“匕首与投枪”，“可以致敌于死命”。
金庸：这就是“以笔为武器”了。
池田：在日本的文学传统中，“以笔为武器”的风气十分淡薄。有一个罕见的
例外，就是我们宗祖的日莲大圣人。那是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指出的。他说：作为
散文家的日莲有一种天才。在其散文中，表现出喷吐着火舌般的激烈性格和信念。
论战式的日本语的散文，早在十三世纪便有了，日莲的若干通信文字更是其中精品。
金庸：非常遗憾，我不懂日文，不能诵读日莲大圣人著名的文字，只知道他的
四大格言：“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贼。”
池田： 所谓镰仓新佛教的一个特征就是“选择思想” 。有一个基准可以遵从，
即“取舍选择”释尊的教诲，成为体系化之情况。但那究竟以什么为基准呢？当然
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而日莲大圣人是沿着“三国四师”（三国即印度、中国、日本，
四师为在此三国中出生，主张《法华经》所明示的“佛意”为基准来区分一切经。
从经典的文字证明来看， 将大圣人视为“天台的复古主义者” 的看法相当多，而
“四大格言”亦是基于这宗教判别而建立的。
金庸：他对法华宗真理的深信，对异派异宗的猛攻、嫉恶如仇的作风，充分表
现于上引四句话之中。正嘉元年（公元1257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二年刮大风，三
年出现大饥馑；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及二年大疫病流行，全国人民死亡无数。
当局大为惊恐，兴作种种祈禳法事，全无效验。文应年间，日莲大师作《立正安国
论》，详述日本本来信奉佛教法华宗，国泰民安，但后来改奉念佛的净土宗，以及
禅宗、真言宗、华严宗、律宗等四宗，而尊奉法华经的天台宗反遭忽视，所以连年
遭灾，皆因正法没落。邪法兴盛之故。
池田：确如所论。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也经常说，作为历史的决定要因，必
须了解“远因”和“近因”的看法。日莲大圣人对于当时带给生灵涂炭之苦的三灾
七难的所谓灾害，以敏锐目光洞见其有“远因”、“根因”。他说：“国土纷乱之
时先是鬼神乱。鬼神乱故万民乱。每当有重灾，其根因则在宗教、思想的混乱之中
可以见及。”
《立正安国论》在佛教史中的革新性
金庸：在《立正安国论》中，日莲大师说：当今邪见者异见者引用荒谬解释，
将法华等真理舍弃、禁闭、搁下、抛开，“迷惑一切众生，并将三国的圣僧、十方
佛弟子全部称为群贼，并且加以骂詈”，从近处来说，那是违背他自己引为依经的
净土三部经中所说的：“：唯除五逆诽谤正法”的誓文；从远处来说，他是忘记了
一代五时最重要的《法华经》第二郑所说：“若人不信，毁谤此经，乃至其命终，
入阿鼻狱”的诫文的人。现在已经是末代了，人们全都不是圣人，各人处于暗途，
忘记了直道。没有人开启人们的蒙昧，真叫人悲伤！人们只追随邪信，真叫人心痛。
池田：我对于您的博识极为感服。《立正安国论》是以“破折念佛”为焦点，
为什么要破折念佛呢？其理由之一，日莲大圣人举出其为“哀音”（《韩非子》中
有“亡国之音”的故事），而“南无阿弥陀佛”的念佛唱名之哀音，会使人的求生
意欲衰弱。既可夺去生命力，更会带来无以名状的哀伤之响——他当为这样的事感
到忧虑。事实上，净土宗一心一意祈愿死后极乐往生，而另一方面，却视现实社会
为“秽土”。将现世的努力错解为次要部分，结果则使人在心中养成“逃避现实”
的思想。不能忽视的是，在精神史上，日本曾受到净土宗的大影响。那种“逃避现
实”的姿态，就是所谓“随遇而安”、“躲在大树的庇荫下”，造就了对强者的诌
媚奉承，易于屈膝卑恭的精神风土的原流。这并非已成过去的陈年旧事，近年来日
本又有所谓“和平念佛主义”的潮流出现，但是，忽视“和平是争取得来的成果”、
“没有不断争取就没有和平”的观点，只是和平、和平的在口中念念有词，却无所
事事，其实是一种依赖他力，一厢情愿，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如此等等，也许就是
所谓日本的“念佛思考”的精义所在。
金庸：我对此深表理解。日莲大师根据经文，预言天灾、疫病、饥馑出现之后，
又必会有外敌入侵，内乱频生的“兵革之灾”，因而深深为国家多难而忧。他说：
帝王以国家的基业而治理天下，人臣统领田园而维系社会。可是，外来的贼人来侵
逼这个国家，又由于自己国内的叛乱而互相掠夺领地的话，又怎会不惊恐，怎会不
骚乱呢？如果国破家亡的话，又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倘若你希望得到一生的安
泰，不是必须祈祷天下的静谧么？
池田：“立正安国”可说是和平思想的精髓所在。我是将“立正安国”放在这
样的位置上：“不能立正就无法安国，同时立正即安国的成就由此完成。”如果将
“立正”作为宗教的使命来看的话，则“安国”就可以放在世人的、社会使命的位
置上。宗教的使命，不是仅止于宗教的层次上的，而是作为世人的、社会的使命来
完成的——日莲大圣人就是这样主张的。
金庸：噢，原来如此。
池田：去年辞世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田先生，在分析日本佛教各宗派对政治的态
度时，认为日莲大对人的教导是以“向王法”为宗旨。丸山先生所说的“王法”，
质言之就是政治体制。大圣人的教导并不回避王法，但也不是单向追随，而是正面
看待王法，还包含着有时会不惜同王法对着干的想法。适如所知，佛教被人指摘不
够社会性，对社会现实课题欠缺积极关心的态度。在中国，这也是儒家对佛教批判
时所持的论点。但是，“立正安国”的教诲则大大打破了历来佛教概念的框架，我
认为其意义甚至可说是日本历史中罕见，在佛教三千年的历史中也是一项突出的事
实。
金庸：这篇《立正安国论》，日莲大圣人在书就之后，呈交幕府摄政北条时赖。
由于他言论激烈，受到各宗派的联合攻击；同时幕府也对他嫉视，判以流刑，逐出
镰仓。后来获赦返回，但环境恶劣，强敌围攻，弟子离散，日莲大师临难不屈，坚
持信念如故。1268年蒙古大军东征日本，消息传来，证明《立正安国论》果有先见
之明。他继续大声疾呼，主张独树法华一宗以挽救国家安危。日莲大师的立论虽纯
粹是从宗教的宗派观点和教义出发，但其爱护国家民众、不顾自身安危而排众立言
的爱心与勇气与鲁迅先生实有共同之处。
池田：说得一点也不错。“日莲其身遭大灾，已历二十余年，却从无退意。”
对于恶是正面攻击，决不妥协。其精神正与鲁迅的“以笔为武器”殊途同归。
使“世界公民”人才辈出的竞赛
金庸：不久之后，日莲宗领导生活困苦而不满的普通民众及下层武士、城市工
匠，对压迫者奋起抗争，发生所谓“法华暴动”。强调爱国主义、重视众生平等而
同情贫民的痛苦，一直是日莲宗传统的宝贵精神。
池田：这确是日莲宗的特质。但是，对于权力的斗争有时就如间歇泉一般喷涌
出来，说到底却是玉碎之主义，并没有在广大民众中扎根成为时代精神。以至在近
现代中，曲解了大圣人的教诲的某一侧面，被指为过激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原
理。这一点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金庸：我对日莲大师及日莲宗所知甚少，或者有不正确的地方，敬请池田先生
指教。先生在《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汉译本的“序言”中说：“《立正安国论》
是说出把战争这个人类的宿命由根底来转换的方法，为了实现和平而作的一篇谏书。
这里有国际创价学会和平理念的根源。”相信是说：“如果天下多数人信奉正确的
佛法，则全世界都是佛国宝土，自然不会有战争发生了。”这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根
本道路。釜底抽薪，抽去战争的因子，虽然任备艰巨，任重而道远，但多走得一步，
也多了一份和平的力量。
池田：“釜底抽薪”，说得好，我们正在努力推进的运动正是此意。以日莲大
圣人的佛法为根柢，在全球展开建立内涵的价值体系——我将之称为“使世界公民
人才辈的竞赛”。如何在“世界公民”中兖实其内涵，筑起精神的基盘是重要焦点。
那么，要怎样筑起这个精神的基盘呢？这里有宗教所要承担的任务。为了和平而合
力，我想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是责无旁贷、很有必要的。但是另
一方面，宗教应当怎样从人群中培养出多少有深度精神的人，这是最大的焦点吧！
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在构筑世界和平中能够贡献的地方很大，我对此确信无疑，宗
教一定要成为因应那个时代的要求的宗教！
金庸：是的，我想其中佛教的精神价值之光在今后也会大大照亮世界。对于佛
教中各宗教之类教义的争执，我向来缺乏研究，也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如果佛教能
对世界和平、大众幸福作出积极贡献，我是极愿尽一已微力的。
池田：能操流利的日语，对日本宗教十分了解的比利时宗教学者杨·斯恩各特
曾这样说过：在创价学会中有信仰的确信，还有作为宗教的核心。这是与历来日本
人一谈起宗教就将之无所不包，马马虎虎的“什么都好的宗教心”大异其趣的……
日本是所谓“和”之国，但那“和”是只局限于日本的“和”。然而，创价学会所
主张、实践的“和”则是以全世界为对象的和平之“和”，我认为这是在日本宗教
界中显示非常大的变化的运动。他还认为，创价学会超越了日本历来的宗教的框架，
持有“精神之力”和具有世界性。为了不辜负金庸先生等许多朋友们的期待，我们
要为此而奋斗不懈！
金庸：中国近代著名的佛教领袖太虚法师，以及当代学问最好的出家人印顺法
师都提倡“人间佛教”，主张佛教须要入世，要为社会、人群作出贡献。我觉得他
们的主张适合时代要求。大乘佛教本来反对小乘的“独善其身”，而提出“普度众
生”的口号。
永不言倦：巴金创作的能源
池田：如果再举出另一个“笔的斗士”，我难忘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
生。我有幸同巴金先生在日本与中国会见过四次。第一次见面时（1980年4月），
还有作家谢冰心女士、林林先生等在座。一群女中学生歌咏队正以可爱的歌声欢迎
客人，我陪同他们一行走过的时候，巴金先生十分高兴地说：“看到年轻人的成长，
真是喜不能言”，“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啊！”一副对青年充满着慈爱的心情。在这
一点上，他与鲁迅具有一样的强烈信念。
金庸：对。
池田：当时我正是刚刚辞去创价学会会长一年之后，而我与学会正受到那些权
威主义的圣职者们飞啄般的诽谤和中伤。巴金先生也刚度过“十年大灾难——文化
大革命。”经历过风暴，但什么也没法使之动摇，什么也不再恐惧，这个信念中装
满着对人的无限温情。我们因而一见如故。那次会见之时，巴金先生已届七十六岁
高龄，现在也该是健康长寿吧！
金庸：去年我以香港作家的身份，受邀作为嘉宾，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
五次全体代表大会，以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第六次全体代表大会，作协的
主席是巴金先生，文联主席是戏剧家曹禺先生。这两位老先生的才华和人格我向来
钦佩，但从未会过面，很盼望这次在北京能瞻仰风采。可惜的是，曹禺先生在大会
前夕因久病逝世，而巴金先生也因高龄患病而无法出席大会。作家协会仍选举巴金
先生任主席，他答应担任。足见他健康虽不甚佳，但精神与头脑仍好，作为巴金先
生的良友，池田先先当可告慰。
池田：谢谢，这样我也放心了。那一次会见，巴金先生这样说过：我立下了一
个从七十六岁到八十岁的五年计划。其中之一是要写两部长篇小说，另一件事是想
写作《创作回忆录》，还想写五本《随想录》，完成赫尔岑的回忆录《过去与思索》
的翻译。看到他那种永不言倦，拥有巨大的创作能源的样子，真使我感叹不已。
金庸：因忆我在中学之时，男女学生读得最普遍的是两位作家，一是巴金，二
是俄国的屠格涅夫。对于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巴金先生几乎是我们唯一喜爱而敬佩
的当代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太深刻而锋锐、太强调严肃的社会主义；周作人意境冲
淡而念意深远，非我们年青人所能引起共鸣；老舍嬉皮笑脸，似乎不太认真；沈从
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写的东西，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茅盾的
革命情怀我们不大了解。
巴金与屠格涅夫的作品引起青年共鸣
池田：您说这些感想是深有体会的，我深表理解。无论是在巴金先生或者屠格
涅夫的文学中，对于那些对社会怀着义愤的青年们都有使之感动和“吸引”之处。
托尔斯泰在晚年自我否定了此有的创作活动时，在他死去的床边放着屠格涅夫的书，
这曾是个有名的话题。屠格涅夫的作品想来因其易懂而较易为许多人所接受。相对
于此，托尔斯仄的思想和生存方式是其他人不能仿效的，有一种彻底的精神。正如
上次我们所谈到的鲁迅的深刻，可以洞见底部之黑暗。这对于热情而急于改造世界
的青年们来讲，也许稍微有一种过重之感。我想志在第三次访问苏联之后又访问了
保加利亚（`1981年） 时，在日本驻保国利亚大使馆里，谈到屠格涅夫的《前夜》，
也忆起这部描写俄罗斯革命前夜的小说。以保加利亚青年与俄罗斯女性为主人公，
以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燃烧的青春之魂的摸索为中心思想，与巴金的《家》有着
共通的主题。
金庸：那时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山温水软、环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的幸
福青年，若非经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过着醉生梦死
的生涯。巴金先生所写的《家》、《春》、《秋》，和我们的生活、思想情感很接
近，他笔底充满温情，所描述的爱和同情，直接触到我们的心灵。
池田：其代表作《家》在日本也拥有许多读者。
金庸：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社会地位和小说《家》的高家差不
多，不过地处江南小镇，和高家在成都这机关报大城市不同。江南小镇接近上海，
风气之开放比成都为早，所以家庭中的封建色彩和高家类似却不如其浓厚强烈。我
家里也有不少丫头，似乎没有鸣凤那样美丽而伶俐之人。（我离家时十三岁，年纪
太小，还没有兴趣留心丫头的美貌与否。现在回想，好像个个相貌平平，但性格温
善，都待我很好。）读到《家》中觉慧和鸣凤的恋爱时，我倒也懂的。当时读《家》，
心情和读《红楼梦》差不多，对鸣凤的同情，相当于对晴雯、芳官的同情。
池田：与《家》表现的被封建所桎梏的家庭相比，金庸先生的大家庭有比较自
由的气氛吧！
金庸：是，的确自由得多。但少爷与丫头恋爱，恐怕还是不能允许的。巴金先
生以“所有破坏爱的东西”为敌人，决心与封建落后的制度作战，这个目标，他的
小说是达到了的。他写觉新的懦弱与悲剧，也表明都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造成。当
时我年纪虽小，却也深受其感动，与他看法一致。
池田：《家》是一部富有深刻意义的作品，巴金先生在这部名著的结尾处，写
到离家出走，奔向正在孕育着革命的上海的觉慧，在船上望着茫茫的江水流过的光
景，他这样写到：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流去，它会把
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有
广大的群众还有他的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年轻朋友。我曾就这一节请教过巴金先
生，他答说：“这时所说的‘水’是意味着青年，意味着未来年可能性。”他的回
答教我难以忘却。
天道是非与社会矛盾的揭露
金庸：他的《灭亡》与《新生》描写革命青年的思想情感，那时我就不大懂了，
只对其中一些戏剧性的情节感到兴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个中篇：《春天里
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一部是创作，一部是翻译，因为抒写的是少年人的
心怀和轻淡的恋情，少年人觉得自己的事，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角是
极深的。
池田：您现在所举出的作品，遗憾的是我太孤陋寡闻而未识其内容，我曾收到
巴金先生赠送的《巴金全集》，但他的大部分作品至今还未译为日语。
金庸：《寒夜》、《憩园》这类较后期的小说，情调是更国含蓄了，需要读者
有更多深入的理解。艺术性更高，但曲高和寡，欣赏的人反而少了。好像同是贝多
芬的音乐，他的钢琴小曲《为爱丽思作》轻松活泼，欣赏的人很多；《第八交响乐》
等大型作品，思想深厚、结构沉重，了解不易，喜爱的人自然也少了些。
池田：原来如此，在《寒夜》中是以鲁迅所指出的“黑暗”来对社会从根本上
加以揭发的啊！软弱、善良的男主人公哪儿也找不到出路，却糊里糊涂地卷进了婆
媳之争，自己也病魔缠身，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妻子虽爱着他却含恨而去。主人公又
三贫如洗匠困窘中与盲目溺爱他的老母相依为命，对着不治之病的恶化，面对绝望
而无计可施，他的痛恨更因病痛使他失声说不出话来。他想听，想喊，但是他没有
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
不能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他要求“公平”——为什么只有自己才会
遭遇这机关报悲剧？是“宿命”，是“天命”。这结果是善良之果呢？还是邪恶之
果呢？这个发问使我想起，在飞来横祸中身受宫刑留下耻辱印记的司马迁所说的有
名的话：“天道是耶非耶？”这种诘问也类似那个在接踵而至的灾厄中挣扎不休、
却以必死的精神去不断探索“神”的意图的忠义之人约伯（《圣经·旧约》）的姿
影一样，实际上这种（诘问）与宗教的信念也是十分接近的吧！但是，在巴金先生
而言，好的意义也好，坏的意义也好，却看不到迈向宗教的飞跃。不如说，这是对
社会矛盾的激烈揭发。巴金的文学在当时那些以革命为志，想促成社会主义在中国
诞生的年四通八达中，想必广被接受，因为这些作品为他们送去了勇气。
为中日交流而倾注心血
金庸： 池田先生和巴金先生初会是在1980年4月。巴金先生在1979年所写的
《随想录》中，有一篇文章纪念一位日本的友人中岛健藏，文中提到土岐善磨、井
上靖、水上勉、木村女士等几位日本友人，关于中岛健藏，巴金写道：他喜欢酒，
又有酒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
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
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
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
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心血。
池田：我也听过中岛先生的事，真是一个刚毅勇敢的人啊！我曾听过一个故事，
说到中岛先生同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四人帮”之一姚文元见面的话题。对于姚文
元盛气凌人的说话和措词，中岛先生再也忍无可忍，予以痛斥。担任口译的人一听
吓坏了，只好尽量把中岛先生的话语译得和缓一些。但中岛先生说话时所表现出来
的激烈的口气和颜色，姚文元也觉察到了，脸色因而变得十分难看。自从有了这一
幕，“四人帮”对中岛先生为理事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也开始找麻烦，而且越来
越厉害。
金庸：中岛先生生前是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巴金在文中写：
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
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
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经验”来。一九四二年他当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
本军人毫无根据的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
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
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工作——中日两国人民
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池田：感同身受。此前我也曾说起，我曾为了日本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三十年
间不断奔走，而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因为我的长兄一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
征入伍，他从前线短期退伍返家时说过：“日本军做得太过分了！”我的长兄后来
在缅甸阵亡。与中岛先生的苦恼一样的“隐隐作痛”是留在心底深处的。然而，在
姚文元一伙的挑剔和找麻烦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同仁并不曾就此意气消沉，中
岛先生因此而更加奋发而为。“不想死在鲜花铺满的道上，唯视垂死于原野为光荣，
直至瞑目之时，我将永不言退！”这是多么漂亮的话语！简直像那种名角扮演者在
舞台上掷地有声的台词一样，中岛先生的风骨令人追思不已。周恩来总理后来听到
了这件事，曾低下头说到：“实在是十分对不起，这都是我的责任，希望能得到原
谅。”周总理虽然想纠正也没有办法啊，一般人绝对做到如周总理那样的态度！
金庸：池田先生也为了推动中日友好而受到日本右派人士的强烈攻击和诬蔑，
捏造谣言来破坏先生的名誉。但先生不为所动，仍然主张日本应为二次大战的侵略
罪行谢罪道歉，我相信这是日本人的爱国行为。只有彻底对侵略忏悔，以后才不会
重蹈覆辙，从此使得国家走上光明康乐的大道，那是真正爱国者的正确目标。
池田：不能一言道尽，初访中国也好，后来又访问苏联也好，那些时候有各种
各样的障碍，非难中伤更是不计其数，但是那算得了什么？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
那是不值一哂。谁正确，谁愚蠢？时间这面镜子会清清楚楚地映照出来。我俯视一
切，却只走我自己的道路。
吃尽苦中苦的人应有权获得幸福
金庸：我这里也插一个题外话。中国的吉林大学准备向池田先生和我颁授名誉
教授的荣衔。我十分感谢他们的盛意厚爱，但因计划以后集中精力时间，写一两部
历史著作的历史小说，所以希望能婉却一切对外的活动，以免分心。但我热烈希望
池田先生能够接爱。池田先生表示，日本侵略中国，起始于东三省，“满洲国”的
首都设在吉林省长春，日本之损害中国，吉林省是受苦最多、时候最长的地方。
池田：吃过苦中苦的人，就拥有成为最幸福的人的权利。这是作为宗教者的我
的信条。在日本则是冲绳的人们应有这种权利。我执笔写小说《人间革命》时是从
冲绳开始的，也怀着这个想法。对于吉林省的人们，也是完全持相同想法的。
金庸：您还继续说道：您愿意与吉林大学发生联系，设法对它作一些贡献，虽
不能说就此能够“赎罪”，总之是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忏悔。我觉得这是光明磊落的
大丈夫行径，很是钦佩。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如果知道这件事，一定以有这样一位朋
友而欢喜。
池田：过奖，过奖。我曾与巴金先谈过三次，也偶尔谈及“托尔斯泰之死”的
话题。巴金先生曾断言：“我不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想自杀的人。 ” 从他的毫不
犹豫的语词中，我想也许太唐突，但还是请教他，是不是因为“经历过‘文化大革
命’的狂风暴雨，在最可怕的苦恼中曾经想到死？”“不，一点儿也没有想起”，
他的眼中闪着锐利的目光，“苦难愈多，当时唯一考虑的事是‘坚持下去，奋斗下
去以战斗来活下去’。”当然，在恶梦一样的空前的狂乱中，许多文化教育人就这
样被吞噬了。但也可以看到面对苦恼磨难却是具有坚定的铁一般的信念，宛如岩石
一样的挺立着的人，巴金就是突出的代表。
巴金真挚、勇敢的忏悔
金庸：巴金先生从1979年到1986年，一共写了五集《随想录》，其中颇大的篇
幅，是责备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意志不坚、骨气不够坚强，在政治压力之下，
写了一些“违背良心”的检讨与批评，不合更换指控自己，也指控了朋友与其他的
文艺工作者。这些自我揭露和自我批评，读来真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巴金先生骂自
己这种行为可卑可耻，如此直截了当的公开自责，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先例。
池田：在《随想录》之一的《探索集》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不能把一切事情都
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
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
金庸：当然，“文革”期间，在当局的压力之下，在殴打与酷刑之后，在家人
受害的威胁下，更加卑屈的话都有不少人曾经写过。但巴金写《随想录》时完全没
有受到任何压力，纯粹是一个正直善良之人的真诚忏悔。相信与他一生十分佩服法
国大作家罗梭有相当关系。
池田：这使我想起罗梭的《忏悔录》。
金庸：我读了《随想录》之后只有更加佩服，自愧不如。——我如果处在同样
的环境之下，表现不可能比他好上半点。
池田：适如您所说的，那是一种真挚的、具有勇气的忏悔。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想来看似容易，做起来却难，我接受这种看法：语言真正的意义是“正真的”忏悔。
在这里，巴金先生看准了的是自我的“内恶”，“自我的‘四人帮’”。说是看准
“自我的‘四人帮’”的淫威下，一时而不得不有所屈服，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承
认了握有邪恶权力者的存在。那种情况不能推到别人的责任上去，而应该先追究那
是“自己的问题所致”，这是十分重要的。T.s.艾略特曾指出：令我认为世俗的改
革家或革命家这所以平庸安逸，无所作为，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那些以
为可以自己作主的人们认为：世上的恶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这种情况，因为将恶
看作是全部非个性的，除了变革机构之外别无他法。或者说是恶被人具体化了，也
就是说常常将恶视为只存在于别的人中间。有外在的“恶”，同时也有内在的“恶”
——若不看到这一点，一切改造世弊的革命，是不能脱离单纯的权力斗争、政权更
迭的范围攻的。
金庸：“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在报上撰写社评，强烈抨击“文革”的种
种不合理之处。我们反对江青，反对林彪，反对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张春桥、
姚文元，我们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拓、吴晗、廖沫沙、邓小平、周恩来、李先念、
刘伯承、陈毅、巴金、曹禺、傅雷、老舍，支持画家黄胄、黄永玉等等。
池田：早就听说您在《明报》的论说笔锋锐利，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金庸：那决不是我比巴金更大胆、更富于正义感、观点更正确；只因为我是在
香港，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到后来有的极左人士企图暗杀我时，不久周恩来就
下令禁止极左人士在香港进行暴力行动了，我们在香港的文化人所以胆敢直言无忌，
所以能够受政治迫害之大祸，只是较为幸运而已，决不是比自在内地的同行们更加
勇敢、更加正确。应当有这点自知之明。而最后驱除邪恶、走上正道的，毕竟是内
地邓小平领导下的那些人士。我们在海外的人也蒙受了福祉。
文学能“建造人的灵魂”
池田：说的也是。当时的日本，沉溺在“文革”的疯狂中的也大有人在。也有
人企力量以思想、哲学来粉饰已经显现出来年权力斗争，满心期街人类史上空前的
文化革命的到来，不断地在空洞的理想中打转。在芸芸众生的议论中，先生您斩钉
截铁地指出：“这只不过权力斗争而已”，可谓一扫庸见的独具慧眼。然而，巴金
先生也对“政治与文学”提出过质疑，他在给我的答覆中指出：“文学是不能脱离
政治的，但是政治绝对不能取代文学，因为文学是能脱离政治的，但是政治绝对不
能取代文学，因为文学是能建造人的灵魂的。”这是在经历了“大灾难”之后的发
言，认定对有关政治的事感到讨厌和不关心并非不可想像的，充满憎恶和忧愤并非
咄咄怪事。然而，他上述的说话却是一个坚不定的发言。我们在上面的谈话中曾说
过：在中国，“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想来的确是触到了“活在文学中”
的真金一般的觉悟了。
金庸：巴金谈到，他所以写文章，是“为了‘向敌人作战’”，“为了攻击那
些封建落后的传统，那些妨碍人类进步、阻止弘扬人性的一切不合理制度、所有破
坏爱的东西……”他经常抱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当然，他也说到：“我写作只是为
了生活，不是想成名。”
池田：真是保持着活力，精神的活力……巴金先生在访问时曾作过演讲，主说
过这机关报“作为作家的自画像”：从一九二九至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这二十年中
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
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
“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身边叫。我记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的
一切，机械地写着，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趴在桌子上，有时站起来在沙发前踱步，
然后就弯弯腰，心情好了就继续写下去。读到这段话，在我眼前好像浮现出巴金先
生每天以“笔为武器”而不断苦斗的形象，那种感动是任何语言也无法说得出来年。
金庸：巴金先生的文字中充满了激情，他说他写作的宗旨是“把心交给读者”。
的确，在他所有的文章中我们都能接触到他的心，领会他丰富而充沛的感情。以古
典主义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不够含蓄，发池过分。我自己创作，当常喜欢文静一点，
清淡一点。不过我确曾为读巴金的文字而流泪，少年时是读到鸣凤的自杀、瑞珏的
难产而死，最近是读到他写妻子萧珊的逝去。作者并非单纯是感情的奔泻，而是在
深刻的哀伤和痛楚之中，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他在写作时忍住了眼泪，我在阅读时
却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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