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访谈录
作家余华 《中国青年报》记者徐虹
○这些天电影院里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两个小时里把观众逗乐了几十回，出门还不停地说，张大民就是会算计，馄饨账算得这个氵留儿啊，跟我们街坊似的……所以前几日本报专访过原作者刘恒，谈的就是作品的“贴近百姓”问题。你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虽跟“张大民”这类小人物大不同，但也属于是写底层老百姓的，属于老百姓读得懂、读着动心又痛心的。你的笔贴近小人物吗？
●什么是“贴近生活”“贴近人性”？我想任何一位严肃的作家都应该如此。问题是我们怎么来理解“生活”，怎么来理解“人性”。并不是说，生活里只有那些实际的事物，生活也包含着梦境、想象和幻觉，甚至是欲望。人性也同样如此，它并不是单纯指某一事物，它是非常丰富和变幻莫测的。因此只有写出生活的丰富和人性的丰富，才可以说是“贴近生活”和“贴近人性”，而不是仅仅写出简单好看的故事。
○你的书好多与“血”有关。《活着》里孩子给校长夫人献血那一段，读起来要呕吐。《许三观卖血记》也是血淋淋的。我觉得你的作品也是血淋淋的，含着痛楚，带着杀气，努着劲往狠里写。你喜欢这样？一本书往往是一个人心底棗椈蛘吒跻徊銞棗是“心理”的诠释。
●其实和血有关的作家不是只有我，很多作家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血，这是因为血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说到我的写作是否“狠”，应该这样回答，我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是我在控制写什么，而是写作控制了我。就像人们常说的“生活改变了我”一样，虚构中的生活和情感也会改变和控制一个作家。
我也曾经尝试着给自己的作品下个结论，结果我发现这样做很困难，因为用一两句话去概括自己过去十多年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我过去的写作，也包括我现在的和以后的写作，都和我的童年和少年紧密相关，至于那是什么样的经历和生活我说不清楚。我在那个时期经历了“文革”，经历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时也经历了压抑和胆战心惊的岁月。
○你去意大利领奖的时候，据说有4个翻译？
●我去意大利领取的是1998年度的格林扎纳文学奖。我并没有4个翻译。在意大利的时候，基金会为我找了一位翻译。《活着》的意大利文翻译尼柯丽也应邀前来。基金会还邀请了都林大学的教授斯坦芬妮娅和米兰大学的教授桑德拉参加颁奖，这两位教授都是汉学家，也都是我的朋友。颁奖仪式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小城阿尔巴举行，这是格林扎纳·卡佛的故乡。格林扎纳·卡佛是意大利19世纪的政治家，他使意大利南北统一，该奖就是为了纪念他在1982年设立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墨西哥作家富恩斯等，包括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都曾经获得过这个奖。
《活着》的意大利出版商从罗马开车来到都林，然后邀请我和上述4位精通汉语的女士坐他的车去阿尔巴。我坐前面，我的出版商开车，4位女士坐后面。我和我的出版商说的每一句话都要通过坐在后面的4位女士翻译，我的出版商就开玩笑地说：“为什么两个男人的交流一定要通过4个女人？”
○现在许多文学作品拍成电影后都在国外获了奖，其中《活着》是现成的例证，有人称这是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的一条捷径。而关于文学翻译，以前的说法是，中国文学作品获不了诺贝尔奖存在着翻译的问题。请你谈谈对于文学翻译的看法。你的《活着》翻译得怎么样？
●这句话最好这样说，中国的文学作品被国外的读者所了解……最好不要用走向世界之类的词棗椪飧龃视锉旧碛泻芏嘁晌驶姑挥薪饩觥?B>说到被国外的读者所了解，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两条路，但是拍成电影肯定不是一条路，因为那不再是文学作品。而翻译肯定是一条最重要的路，我所知道的情况是《活着》的意大利文翻译的很好。
○你如何评价现在文学圈的状态？你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你写什么或者打算写什么？
●我对新生代的作品不了解。至于文学界是什么状态，我不知道。说到我个人是什么状态，我也不知道。
我刚刚给自己编完了一本随笔集，题目是《我能否相信自己》，是我第一部随笔集，一月初出版。接下来准备写作一部长篇小说，不会太长，我没有写太长的书的计划，至少现在还没有。
(中国青年报ChinaYouthDaily「文学」1999年1月22日星期五
本文摘自:BBS水木清华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