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思屑

　　郜元宝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我至今还没有一套任何版本的《鲁迅全集》，书架上只是一些零零落落的单行本。碰到急用了，只好去图书馆临时查找，所以无福日夕亲炙先生文章的全体。前几天花了二十元钱，在书摊上买到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印刷的《鲁迅杂文全集》，不由得暗暗佩服出版者的精明大胆。近来许多报刊正为鲁著重印的事争得不亦乐乎，他们倒不声不响不打招呼地干起来了。印出来的东西，学术上固然谈不上有什么新意，也很不严肃，但方便实用，要查哪篇杂文，不用搬《鲁迅全集》，一册《鲁迅杂文全集》在手，打开就是。
　　这自然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读者不足为法的经验，但也确实可以从中悟到一点读书的道理。鲁迅是《鲁迅全集》的若干本书，又是和人生社会有关的无数本书。套用时髦的话说，是“书中之书”。所以他的著作，只要不篡改，用哪一种方式印行，都不会混淆埋没的。换个作者，“全集”出得再全，读者也不会在精神整体性上顾及这个“全”。到了必得披沙拣金，各取所需的程度，全和不全还有什么两样？鲁著是全息性的，单独一本，也能显出精神全体的或一方面。它有保全自己的力量，凛然不可冒犯。实用主义的断章取义，只能自取其辱。相反，困难条件下，找不到《鲁迅全集》，一些单行本甚至单篇文章，也能惠人无限。这似乎证成了那句禅语，“弄一车兵器，不是杀人手段。我有寸铁，便可杀人。”
　　我绝不敢轻视版本目录学，轻视善本《全集》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或者鼓吹鲁迅著作可以少读、乱印。我只想借此指出有关写书、出书和读书的一般事实。
　　如果书有魂魄，鲁迅就体现着这魂魄。魂魄在，就别想肢解全体。现在书越出越多，“大系”、“大全”炫人耳目，书的魂魄反而纷纷遁逸。有人重提“学习鲁迅”，可说是正其时也。
　　重印鲁迅著作，和学术界文学界“学习鲁迅”的呼声，不知是否有直接联系。不管怎样，重印鲁迅著作，总是一项严肃而浩大的出版工程，必将影响思想学术和文学的发展，至少给思想学术与文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比如南北学界已经展开热烈讨论的学术和思想的关系问题。据说九十年代应该崇尚学术，思想可以淡化了。有人担心淡化思想，会不会是拿学术冲击思想？也有人担心这样一来，学术本身也会受到伤害，即造成大量没有思想的清供摆设。其实这都是杞人忧天。思想学术之争并非自今日始，无论一时倾向如何，都无碍于真思想与真学术。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应该说已经走向一条沉稳发展的轨道，当时不是没有重思想与重学术的分途，但一些大家并未因此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鲁迅向来被认为是重思想的，但只要有机会，有余暇，他也渴望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建树。这种渴望越到晚年越加强烈。事实上，谁又能说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没有学术的支撑呢？有人说鲁迅之所以轻蔑学者，是因为看透了学术的无用和无聊，这是没有根据的。鲁迅和一些学者的冲突，主要围绕政治观点和为人处世大是大非的原则，事关学术，他的态度总是十分严肃的。他为小说史的事批驳陈西滢“鲁迅抄袭盐谷温”的说法，就是准学术的，严守学术规范，嘻笑怒骂都搁在一边了。
　　再比方说，钱钟书和鲁迅已经成为当代读书界的两尊偶像，于学者类型的塑造关系特大。或许也是出于上述“学思之争”吧，不久前有人著文，拿钱鲁对比，高论迭出，但是把鲁迅摆在思想一边，钱钟书摆在学术一边，加以任意的抽象，使二者形同水火，绝然对立，未免存心“离间”，而非“居间”了。此种“文人比较学”，制造热闹而已。
　　钱鲁著作俱在，一定要“居间”比较，也并非不可以。“居间”谈钱鲁，则钱是把学问当人生，鲁是把人生当学问。把学问当人生，学问仅止于学问，与人生往往隔膜，因它进入人生的通道先验地有所限制：学问的限制。把人生当学问，其为学也，境界在于“不隔”，也就是不先验地限制入世的进路，时时见学问，处处有人生。
　　钱鲁两种模式，高下姑且不论，至若从违弃取，关键还是勇气。把学问当人生，与把人生当学问，所需勇气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大的勇气，但不能说前者没有勇气。然而勇气关乎时势，更系于禀赋，随分所好，因人制宜，强求不来。这对读钱鲁之书的人，也同样适用。所以两种模式，并行而不相害。相害乃至自害的，只是末流。对于末流，钱鲁本人都负不了责。钱式末流，以纸上学问代替现实人生；鲁式末流，则以一时私己的利害关系蒙蔽终极的人生学问。
　　学术思想上，源头和下游、末流的关系颇堪玩味。书的命运，尤其是名著经典的命运，就体现在这种关系当中。这也是八十——九十年代学术界反思“‘五四’与当代”的一个经常的切入点。其实在我看来，末流就是反动。末流一多，势必祸及源头，因为源头毕竟不是封存于“全集”，离开可能演成末流的下游而独存。
　　既然如此，后生小子接触往圣先贤的著述，就必须具备一种应有的敬畏。不光敬畏他们的崇高造诣，还应该警惕自己不要谬托师承，妄加解释，或者为了稿费对名著经典胡乱编辑，今天一本薄的，明天一本厚的；一会儿这几篇文章凑在一起编一本，一会儿那几篇东西拉在一块，又是一本，看了让人心烦。这都是末流无端祸及源头。
　　“鲁迅在当代”，始终是文学界难以做好的题目。这里有客观限制，但主要还是当代文人素质问题。其实“学习鲁迅”的呼声从未间断，但学得“像煞有介事”的又有几何？当代文学中是有不少青年作者，有意无意地学习鲁迅，比如残雪、余华之于鲁迅的“酷”，陈村之于鲁迅的“哀”，张炜、张承志之于鲁迅的“烈”，一些慷慨豪迈的批评家之于鲁迅的“苛”，然而所得不过一鳞半爪，离全体精神太远，正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咏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也许还有：夸夫恶汉学其骂人。
　　鲁迅难学，因为学者不仅要学他的“已成之学”，更要学其“所以为学”。前者是鲁迅的“言”，后者是鲁迅的“默”。“已成之学”彰明较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为学”隐于“已成之学”背后，“言”覆盖了“默”，遂不可捉摸，无从学起。同样的话，鲁迅说得铿锵有力，换一个人，就变成逾淮之橘，总没有那份效果。
　　因为痛感当代语言的散漫薄弱，所以也曾参详鲁迅文章的“精悍之气”，以为救弊之道，即在于此。鲁迅文章，放在现代文坛璀璨群星中，直白流畅不比胡适之，浓艳富丽不比徐志摩，展示才学不比钱钟书，激昂慷慨不比郭沫若，然而讲到“精悍”，谁也超不过鲁迅。“精悍”是文章持久的魅力，是一个民族的“权力意志”，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和一个人的精华与生机的集中体现，辐射面广，有极强的粘附性和再生力，泽及百代而不衰，当得起文化经典和“书中之书”。这种“精悍之气”，海德格尔论本真的思、言、诗时所谓“聚集”之功，庶几近之。
　　窃以为“精悍之气”的秘密，就是鲁迅自己常说的“我沉静下去了”。鲁迅之所以得此“精悍之气”独多，就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沉静下去”，更少染于时代的浮薄。但是，对于“学习鲁迅”的人来说，“沉静下去”谈何容易，往往像小孩的憋气比赛，沉了几公分，便要冒出十多丈。眼前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至于怎样“沉静下去”，更有谁能说得清楚，道得分明？
　　张文江先生私下讲谈时，曾直接了当地指出，鲁迅所以为鲁迅，在于十年抄古碑。这真是透底之论。也许吧。但恕我不学，好像还没听说过有谁在认真研究这古碑的具体抄法。恐怕也只能归于鲁迅式的沉默之境罢。将来或许能够原原本本把鲁迅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生涯考证清楚，但那中间的究竟所以，仍将是个谜。何况鲁迅的“沉静”，又岂止“抄古碑”？
　　我当然不是在暗示鲁迅不可学。“鲁迅不可学”的说法，太有害了，而且绝对。诱导人们绝圣弃智，所以有害；排除天才大师复出的可能性，所以绝对。鲁迅既为“书中之书”，则一切读书人，读本本的，读人生这本大书的，就都应该而且也不得不学习鲁迅，因为他蹲在一切可能有的出路的口上，谁也绕不过。只是学的时候，须有起码的“敬”与“畏”，要心知其难。如果学到一点就膨胀起来，自以为尽得遗泽，独力承当着鲁迅的忧愤，别人都成了净等着挨批的对象，甚至像某些作家那样，替“先生”遗憾(因为他不知道某宗教的某教派)，或者照着鲁迅写遗嘱的样子，也来宣布“一个都不宽恕”，那就殊可不必了。
　　本来想介绍一本出版方式很不严肃的《鲁迅杂文全集》，却扯到这许多过于严肃的话题，或者也委实近于不严肃了，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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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读书》1996年第4期,总第2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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