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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次女
作者：林太乙
（一）
1。移植上海的厦门人
小时候，在三十年代，我们住在上海。我以为只有我们一家人和我们的亲戚讲厦门话，因为周围的人都讲别种话。我们住的弄堂在静安寺附近，叫做柳迎村，一排排两层楼的房屋建造得很密。母亲会从楼上的窗子俯身窥视住在对面的"广东仔"打麻将，嫌他们的留声机开得太大声，放出的"广东仔"戏真难听。隔壁住的是"福州仔"，"福州仔"做的肉松和厦门人做的不同，母亲不爱吃，"仔"字有几分蔑视别人的涵意。我们是厦门人。的确，除了厦门人之外，母亲对别地方的人都存有疑心。
其实，父亲是在平和县板仔付出世的，但是我们却认为我们是厦门人，因为母亲是厦门人。她给我的印象是，唯有厦门人才靠得住，而最靠得住的莫如住在厦门对面鼓浪屿漳州路一百二十号(现在改为四-四号)的花园洋房里的人。那是外公廖悦发的家，是母亲一切智慧的泉源。
外曾祖父廖宗文年轻时在厦门开小店子，卖餐具厨房用品。他有四个儿子，外公排行第二。他怎样变成富商我不知道，却知道他的兄弟早就和南洋有生意来往。他创办豫丰钱庄，拥有房地产，在厦门有自己的码头和仓库。廖家的人骄傲地说："鼓浪屿廖家谁都知道，你写信的时候不必写地址，只写廖宅就可以了。"
鼓浪屿是公共租界。清政府与各国订立南京条约的时候，辟厦门等五埠为通商口岸，但在条约上无所谓租界，到光绪十八年才由当地宦吏与英美德法日等七国领事签定鼓浪屿为公共租界。各国领事乃设立工部局及会审公堂，办理地方行政和司法事宜，而大权实操於英国领事手里。
鼓浪屿矗立海中，风景清幽，龙头山与厦门的虎头山相对，有龙虎守港之称。厦门是天然海港，国际战舰沿岸行驶。在三十年代更填筑堤岸，长凡三里，造大码头，并开辟鹭江道，其热闹与上海的黄浦滩无殊。那是外国人威风凛凛的地方，外国商人坐在轿子上会随便踢轿夫或拿棍子打路边的孩子。但这些番仔也带来耶稣教，设立许多学校。母亲少年时就在毓德女校读书，而父亲在寻源学校就读。
我从小就听说鼓浪屿的沙滩的沙有多细多白，山丘的洋房多漂亮，街道多麽清洁。岛上居民只有几千，没有车马，走在山上小道可以听到从洋房里传来的贝多芬或萧邦的钢琴曲，或从教堂里传来的<圣母颂>.
外公的花园洋房就在绿荫处处的山上。花园里有盆栽，有棵高及二楼阳台的玉兰树，蝴蝶在绿叶中飞舞。还有酒坛，装著廖家自酿的黄酒。廖家男人从外面回来，会揭起盖子顺手舀一瓢起来喝。走上宽大的石阶便是走廊，石阶后面是大厨房。大厅方方正正，後面是外公外婆的卧房。外公有三男三女，大舅三舅根本没有好好的读过书，也不帮外公做生意，只会花钱抽烟喝酒找女人。二舅倒去过美国学医，後来在厦门大学教书。廖家对女儿却管教得很严. 女儿要会烧饭洗衣服缝纫打扫房屋，样样都要照规矩学，将来才能嫁到好人家。外公是家中暴君，动不动就对家里的女人发脾气。在楼上住的是大舅三舅两房，洋房後面还有个比较小的房屋，里面住三叔公和他从南洋带回来的马来婆和他们的孩子。那马来婆把家里弄得又臭又脏，是外公常发脾气的一个原因。母亲提到外公时，总说，"我老爸真恶，脾气很坏，很会骂人。"从照片看来，外公外貌的确威严。
外婆娘家姓林，长得很俏，皮肤皙白，大眼睛，尖鼻子，薄薄的嘴唇。她天性温顺，被外公欺侮时她一声不响。她养的三个女儿都长得像她，而且头发带点黄色。甚至两颊上有雀斑。母亲会指著她的尖鼻子当笑话说，"我们有犹太种！"论脾气，母亲却没有外婆那麽温顺。哥哥骂她，她会顶嘴，绝不让人欺侮。
然而在那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人自有女人的天地、女人的办法。女人是一党，男人是一党。珠宝是女人的私藏，外婆有许多首饰，金的银的，钻石、玉器、珍珠。母亲出嫁时(嫁给板仔那穷牧师的儿子，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 外婆就给了她许多首饰。父母亲在外国留学时不够钱用，不得不变卖首饰以维持生计。
女人逍遥自在的地方是厨房，那是男人从来不去的。但在厨房里也有复杂的阶级组织，一个女人凭她在家里的地位、年龄、丈夫有没有出息，决定讲话大声、小声或索性不出声。
母亲少年时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在大厨房里，在外婆监视下和姑嫂姐妹们一起做肉松。家里人多，过年过节时还要送礼，一做起肉松来就要买几十斤猪肉，大家忙得团团转，切肉的切肉，在大灶上熬猪油的熬猪油，边做边聊天，笑声连连。"隔壁的阿发嫂一连生了六个女儿，去烧香求佛给她生个儿子，上个礼拜又生了个女的！""哈！又生了个查某哈？」大家惊叫，虽然大家已经知道这消息。"是的，又生了查某，第七个了！"大家格格地笑。"胡家的媳妇不肯为整家人洗衣服，爬到树上蹲著不肯下来，直到天黑，她公公答应找个丫头来帮忙，她才从树上跳下来。"大家又笑了一阵。 "那次从金门来住几天的表嫂，我们一起做针线，"谁又说，「表嫂的鞋面倒绣得真水(美)，但是翻过来一看，失德喔！针线胡邋邋．线打结之後都拖个尾巴！」大家又笑了。一面工作一面聊天，大家的眼睛却很尖锐，什麽都看在眼里。谁别剔猪肉筋剔得不够乾净，谁切猪肉切得不够细，都被人看见。「阿珠呀，你的猪肉切得这麽大块，是要喂狗吗？」有地位的姨母会问年轻的外甥女。阿珠脸一红，低下头来把肉切细了。有的女人可以当面指摘，有的需在背後批评，就这样，年轻的一辈从长辈的谈吐举措，学会烧饭，做针线和做人的道理。
肉松不容易做，考验女人的细心、耐心和技巧。猪腿肉去皮去筋切成小块之後，要放入水里川一下，拔去血水。在大灶上的大锅里烧热猪油，加红糟、黄酒、白糖略炒之後便可以放下猪肉，炒透之後加清汤，用文火慢慢地烧，烧到肉变成浆糊状，继续用极小的火慢慢地炒，炒到汤什汁完全收乾，猪肉起泡发松，便可以起锅。门门是学问，如果炒得太久，肉炒焦了会发苦味。炒得不够乾，吃起来就不够松脆，廖家的肉松又香又脆，是极品，亲友们尝了都赞口不绝。肉松冷却之後装在铁皮饼乾盒里，储存多久都不会坏。
母亲移植在上海，周围都是他乡人，她不相信他们，样样要厦门的才好。她好像在异域建立厦门基地。我们在家里当然讲厦门话，女仆是从厦门带来的。论吃的，没有什麽比得上厦门的海鲜、蒸浔，蚵仔煎、加腊鱼煮面等等，在上海不容易吃到，母亲想起来就流口水。从厦门到上海要乘三天的轮船，是件大事。亲戚从厦门来，总带许多吃的东西给我们，常有凸柑、龙眼干、铁观音茶、扁鱼干、虎苔和外婆嘱家里的女人做的肉松。母亲收到了，好像回到娘家一样高兴。她把肉松象宝贝似地收起来，偶尔才挑几茶匙出来让我们拌稀饭吃。亲戚自然也带来许多家里的消息，这些消息虽然大多数母亲已经知道，因为她和家人经常通信(是用罗马拼音的「白话文」写的，这是在基督教办的毓德女校学到的)，但是她还是好像第一次听见，不时"啊唷！啊唷"地叫。
后来大舅的女儿桐琴舜琴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我们收到的肉松增加一倍，是大拇托人带来的。肉松弥补学校里的伙食，也减轻桐姊舜姊思乡之情。这对姊妹长得像两朵玫瑰花，却不善适应上海的环境，上海话也讲得不好。她们一回来就和妈妈重温厦门的事，一遍又一遍，好像从这些信息吸收滋养。报告学校里的情形时，她们会加几句上海片语, 但是只有讲厦门话时才活泼起来, 如鱼得水，如沐春风。
这也是为什么，小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们一家人和我们的亲戚讲厦门话，我以为这是我们的特征，像家里许多方面一样，与众不同。
2。妈妈只会生女儿
从小，我就知道有鼓浪屿这个地方，好像我未出世前就在那里，好像我是从那里来的。也许是因为我出世不到一个月母亲便抱我回去那里。但是那时我没有记忆力，一切是听母亲说的。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出世的。早一年在三月，国父逝世，五月"五卅"惨案，七月国民政府成立。就在我出世的四月，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下台。那时，父亲在北京大学执教，兼任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和教务主任，并且常写文章在<语丝>发表，批评政府。
我出世，母亲一定很失望，因为她又生了个女儿，不过，这次生产很顺利，不像姐姐那样难产，险些儿送掉母女俩的生命。姐姐是在外公家里生的，幸亏有二舅，他是西医，救活了她们。我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出世的，这家医院母亲叫做PUMC，过了许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那是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的简称。母亲说话常是几种语言和方语混在一起，基本上是厦门话，内羼马来话、上海话、国语、英语和偶尔一个德国字。我打喷嚏，她会说"Gesundheit!"她结婚之後，和父亲去过许多地方。我从小就听她讲话，後来才认出话中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她说，我是医院里十八个婴儿中最胖的，她说她是抱着我乘马车离开医院同家的，於是我知道我的来源。
我出世後二十天，段祺瑞下台，白色恐怖笼罩北京。父亲和五十三名批评政府的教授被列入通缉名单，我们就到厦门去。父亲在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但不久因为人事问题辞职而去汉口参加革命政府，任外交部英文秘书。武汉政府分裂之後我们便去上海。
我最早的记忆是住在极斯斐尔路的小洋房。会爬会走路之後，视野常限於别人的脚、鞋、木屐、桌底椅底。家人常叫我戆囝仔，即傻孩子。我不知道戆囝仔也是大人对孩子表示亲爱的昵称，只知道戆是笨的意思。我的确晕头晕脑地过日子，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麽。「来呷糜呀！」「去困啦！」我一一听从。
冬天里，母亲和桐姊舜姊常坐在小电炉前取暖，表姊们有时在电炉网上烤太妃糖，糖烤轨之後可以拉丝，又好玩又好吃。要不然她们就卷头发，把烫发钳放在电炉上烘热，小心翼翼地卷。卷好了如果没有别的事可做，她们就要剪我的"头毛"了。我知道她们是因为无聊才要剪我的头发，所以不肯让她们剪，但是她们会哄我，说剪了之後我会"真水(美)"，我还是不肯，要等到母亲说，「这个囝仔真番态！头毛却尼长抑哩肯恒郎剪(头发那麽长还不肯让人剪了)！」我才勉强同意。「番态」是不讲道理的意思，即行为像番仔。我在学，我在拚命学，想明白大人讲的话的意思。
话可以变成字，字可以写，可以打，也可以读。我常在父亲的小书房里静静地玩。他坐在书桌前写字或在打字机上打字，他打得很快，那卡答卡答的声音很好听，我当然不知道他是林语堂，当时是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专栏作家，也在写<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等书。他出版了<剪拂集>，是渐渐为人注意的作家。我只知道他是爸。
多半的时候，我蹲在地上，把书架低层的书一本本拉出来。许多书的背後都有几页空白的纸，我就在上面涂鸦。爸爸说，不要在有字的页上乱涂就不要紧。所以我就沾沾自喜地涂下去。那些书，有许多本在封底有个图案，我问爸爸那是什麽？他说是商务印书馆的记号。那大概是我最早认识的「字」。书店的名称，如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开明书店等，我早就听惯了，虽然不知道那是什麽意思，却隐约知道和爸的工作有关系。
有一天，爸爸说，他每天要出去办公，白天不再待在家里了，他是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中央研究院任英文总编辑。我听说他每天要出去，哭得好厉害。他把我抱起来坐在他那旋转椅上说，「赣囝仔，我早上出去，下午回来，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玩。」我又哭了好久才不哭了。
爸爸同我和姐姐玩，有时我们一起在地上打滚，有时他教姐姐和我骑在沙发椅背上用枕头彼此斗打，看谁先被打下来，我们玩得很起劲，哈哈大笑。他也讲故事给我们听，故事里的主角是一根香蕉和一只橘子，我听得很入迷，可惜爸没有将这些故事写下来。
我也在妈妈身边玩，妈妈比较严肃，我有点怕她。有一次，她做针线我穿珠子，不小心把一盒珠子打翻了，珠子滚得到处都是。我想，不好了，她要骂我了，但是她倒没有生气，笑著说，「勿要紧」，用一把刷子接在珠子上面，神奇地把珠子吸起来了。大人能做的事真不可思议。
一天，爸爸告诉我，妈妈要到医院去生孩子，第二天下午，他拿著一件鲜血淋淋的衬衫回来放在浴缸里冲洗，说妈妈又生了个女儿。「唔，」我说，那时我四岁。
第二年，爸爸代表中央研究院到瑞士出席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民会年会，他决定开会之後到美国和工程师研究制造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的模型(详惰请参合拙作<林语堂传>)。他离上海前夕，妈妈烧了一锅鸡汤，大家围著桌子吃。妈妈用筷子掰开炖得很烂的母鸡，肚子里有一团像珍珠一样大小的东西，沾酱油非常好吃。妈妈说是卵，鸡蛋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第二天，爸爸就走了。那时国内情势很不稳定，十一月日军攻陷黑龙江。年底，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辞职，林森继任。「一。二八」事变，日军轰炸上海。妈妈焦虑万分，托人替我们买轮船票到厦门避难。我记得空袭时妈妈叫我们和衣睡在楼下客厅地上，以便随时逃走。我觉得睡在地上很好玩。
终於一位表叔为我们买到了船票，妈妈就带我们三姊妹和桐姊舜姊乘船去厦门。我在船上睡著之後查票的来了。他看见我的头这麽大，说我一定要买半票，舜姊只好把毡子掀起来给他看我是五岁的孩子。查票的走了之後，大人们大笑。
到了外公家，她们又把查票的笑话讲给家人听，廖家的女人把我拉过去仔细研究，说我长得白白胖胖的，眼睛很大，「真水」，头也不怎麽大嘛，就是额堂凸出一点，她们封了「凸头的」这个绰号给我。缺点被人指出，我很不自在。我并不知道，廖家女人习惯以各人的缺点做绰号，看那人的年龄和在家庭的地位，当面叫或在背後叫：跛脚的、裹足的、姨太太生的、懒惰的等等。妈妈当然是只会生女儿的。有时，家里人也叫我阿No。，据说是有一次我在公园里听见个外国孩子说"No,no,no!"回家後我便学他说"No,no,no!"说个不停。
我们到外公家之前，妈妈就对我们说，外公脾气很坏，我们要特别乖。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生儿子。现在丈夫在外国，她拖著三个查某囝仔从上海逃难回娘家，心情非常之坏。事实摆在大家面前，廖家富有，语堂收入平平而已。旧事不用提，她和穷牧师的儿子结婚是她自己愿意的。人家都说语堂聪明，很有前途，但这是她结婚之後第二次逃难回厦门了。第一次是因为语堂话大多，写文章骂人，以至人家要捉他。这次倒不能怪他，是因为日本人攻击上海所以她带了三个女儿回娘家。语堂在那里呢？他去瑞士开会之後不回国，却去英国发明什麽中文打字机。已经去了将近一年。这怎麽对家人解释？还是不要提吧！
对外公来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他根本不把翠凤(妈妈)放在眼里。我们住进二楼一间房间，他就不再管我们了。家里的女人却对我们很好，表姊们带我们去沙滩玩。有一次我们还坐公共汽车到漳州去看祖母(祖父早已去世)。祖母躺在床上，她说我们好乖。第二年，她却就过世了。
外公的房子後面是「番仔墓地」，有时番仔在那里举行葬礼，我们孩子们便趴在窗口看热闹。我们也在那里玩。那既然是番仔葬身之地，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怕。我和表姊们在那里摘三叶草，每人把茎撕得只留一丝，设法钩住对方的三叶草然後一拉，谁的叶子被拉下来就输。
廖家笃信基督教，饭前必祷告，晚餐後大家在大厅里开祈祷会，大人轮流朗诵圣经，有闽南语、罗马拼音系统圣经，然後唱赞美诗。"主呀！你是我的救星！""上帝的名字就是爱！"还有身材高大、长鼻子的番婆来传教，要大家把所有的问题交给主，自己就无忧无虑了。"世事难测，你们要随时准备去见上帝"，这个番婆说的厦门话没有音调的变化。"你们预备好了没有？"我听了很害怕，显然我没有预备好。在上海，我们并不做礼拜。
後来爸爸从英国回来了。我们坐一种叫做"双桨"的小木船摇到停在海面的轮船去接他。表姊们说，姊姊和我一定要打扮起来，在我们脸上擦粉涂胭脂，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大约一年不见爸爸，我很害羞，但想到我们一起玩时有多开心，我一直对他笑，却不愿意和他说话。他在外国买了手表，送姊姊和我每人一只。不久，我们一家人就回去上海了。在上海，妈妈不再因为只会生女儿而被人笑。爸爸说，女儿和儿子一样好，什麽传宗接代，他一点也不在乎。我听了也很高兴，我是林家次女，并没有什麽可耻的。
3。 戆囝仔
回上海之後，我第一次和父母亲去看电影。对我来说，那是件大事，因为姐姐已经有资格看电影了，妹妹太小，还不能去看。我不知道看电影是怎麽回事。只知道大人认为我可以去看了，所以觉得非常神气。爸爸说，在戏院里我要乖乖的，不许讲话。我答应了。
到了戏院，爸爸去买票。要入场的时候，我看见每人手里拿一张票，要交给收票的，让他撕一半才能进去。轮到我们的时候，我向爸爸要我的票。他却说，「你不必票就可以进去。」
我觉得一一非常不公道。为什麽人人都有一张票而我没有？爸既然带我来，为什麽不给我买票就要拉我进去？「我也要一张票！」我大叫，大哭起来。
「你这孩子真不讲道理，」爸妈同时说，「你不必票就可以进去，还在吵什麽？」
我继续大哭大闹。我要的只是公平待遇，人人都有票，我也要一张，这有什麽不讲道理？我们挡住了人口，别人都在看我，很不耐烦，有的摇头，和父母亲一样，说，「这孩子真没有道理！」
他们越说我没有道理我越生气。爸爸拿我没办法，只好买一张票给我。我这才像别人一样，把票规规矩矩地交给收票的，让他撕成一半，跟父母进去戏院。放的是什麽电影我完全没有印象，只在黑漆漆的戏院里静静流眼泪，情绪还没有平复。
回家後，父母亲又教训我一顿，说六岁以下的儿童不必买票。你这麽不讲道理，以後不带你去看电影。我听了才不在乎。我五岁的时候对金钱毫无认识，所以对白花钱替我买票也不觉得是冤枉的。一个人，无论是什麽年龄，对什麽是对，什麽是错的感觉，只能凭当时的知识。我认为我为自己争取公平待遇，绝对有道理。
过了这麽多年，我没有忘记这件事。现在我对金钱是什麽东西多多少少有了认识。我也买过不知道多少张入门票。但是我不知道，假使再遇到五岁时同样的情况，以为自己没有受到公平待遇，会不会再冒大不韪，大吵大闹，还是会静静地免费入场？
我希望我还有那股蛮劲。
不久，我入觉民小学，家里的戆囝仔摇身一变成为小学生林王玉如。有了新身分和新名字，好像整个人都要改变。学校和家里不同，要记分数，要及格，有竞争，有考试，一开始就没完没了。妈妈对我说，"汝老爸真骜(聪明)，" 她要我用功，好好地读书，希望我像爸爸那麽 "骜。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已经证明她是聪明的，她在学校里总考第一名，我呢？大家叫我戆囝仔，我到底笔不笨？我好紧张，想知道。
不知道为什麽，先生(那时大家称老师为先生)同学讲的上海话我都听得懂。我个子不高，所以坐在第一排，我用心听先生讲话，看她在黑板上写字。要学的东西真多呢！我学到．人的心脏长在胸膛左边，不在中间，我简直不相信。大人总是指著自己的胸膛中央说，"我心里好难过！"或是拍拍胸膛中央说，"我吓得心卜卜跳！""我好开心！""我放心了！"从来没有看见过人拍著胸膛左边这麽说。我也知道一个人的心如果不跳动，他就死了。这麽重要的东西怎麽可以不长在胸膛中央而长在旁边呢？我对大人起了疑心，要留心，不要上他们的当
我又以为，人体是个皮肤袋子，里面装满血，没有别的东西。等到先生给我们看一张图画，我看见皮肤袋子里所藏的器官，吓了一大跳。原来我身体里有这麽多难看的东西！ 而最使我吃惊的是，身体里有一副骨架，头里有脑壳。我本以为死人才有这些骨头，我摸摸自己的眼眶，果然发现了骨头的轮廓，如果没有眼睛填著，就是两个空空的黑洞。我吓得连连几夜都睡下著，也不敢伸直身体仰卧，怕就这样被人放进棺材。
我还学到，日本鬼子在侵略中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要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抵抗日本人。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我是知道的。我们不是因为他们轰炸上海才逃去厦门吗？先生说，中国和日本签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是国耻。国耻这构想太大，我不明白。我只知道纪念国耻的日子学校放假，我可以在家里玩。我也学到国民政府主席叫做林森，我好高兴好高兴，因为我姓林，再写三个"木"就是"森"字了。我也特别记住，林则徐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力主禁鸦片的好人也姓林。
一切新知识和教室里的橡皮、铅笔、粉笔味道混在一起，我喜欢削铅笔，削出一卷卷的木屑和铅末。橡皮用了之後也有碎屑。这些我都收在一个自己摺的纸盒子里，放在书桌里。我在书桌里还养几条蚕，放在桑叶上，上课时有时偷看一下。先生用粉笔在黑板上喳喳地写字也很有趣，她写完之后手指上会沾粉末，我坐在第一排，也会间到粉末的气味。有时她会在黑板上写出问题，点名叫学生上去写答案，如果写错了，那错误就留在黑板上让大家看，实在难为情。因此我十分用功，我要面子。我最爱看先生用擦子擦掉黑板上的字，擦得那麽乾浮净，像雨後天晴，一切错误难题都不见了。
十二点钟，放学了。我脑袋里塞满要记得的新字和新知识，走到学校门口看见矮矮胖胖的黄妈等著接我回家吃饭，我便把学校抛在脑後，跟她走。黄妈每天陪我上学，她提著我的书包，我抓住她粗糙的手，跟她那双裹过的小脚蹬蹬蹬走向北丰路觉民小学。中午，我又抓住她的手跟她蹬蹬蹬走回家。那时我们已经住在柳迎村。等到闻到一阵强烈的咖哩炒洋葱味道，便知道快到家了。柳迎村弄堂口住著个印度人，每天炒咖哩洋葱。有时他站在街上，包著头巾，一脸胡子。黄妈说，他留著一头长发从来不剪，我想，那不知道有多长！那印度人看见我，会睁大眼睛瞪我一下，吓得我拉著黄妈赶快向前跑。
回家，我又回到妈妈管辖的讲厦门话的世界，一切和学校无关。
夏天天气热，我穿著背心短裤，坐在门口玩水，用水彩笔染成各种颜色的水，倒在小瓶子里，倒来倒去可以玩好久。到了晚上，家家户户便搬藤椅、板凳到弄堂里乘凉，天渐渐放黑，只看得见地上的蚊香发出一点橘色的光，和抽烟的人的香烟头，像萤火虫般在空中飞来飞去。声音却很多，很杂。远处有人在打麻将牌，有广东仔的留声机放出刺耳的粤剧，近处一声咳嗽，一声轻笑，劈拍打蚊子两声，剥花生米，嗑瓜子，啃蚕豆，喝茶，吐痰的声音不断传来。我感觉到处都是人。
"上海从来没有像今年这麽热过。"有人说。
"你年年都这麽说。"
"可是今年真的顶热，哎，热杀了！"
在黑暗中，我用舌头把一根松了的乳牙推来推去，心里充满忧虑。让妈妈拔掉嘛，我怕痛。爸爸说，到时候牙齿自然而然会脱掉，一点也不痛，但是那要等到什麽时候？白天，卖杂货的老头子推著车子到弄堂来，车上挂著几串项链，是用儿童的乳牙串成的。黄妈说，给那老头几个铜板，他就叫我张开嘴巴，拍的一下把牙齿拔下，又快又不痛。但是我不敢试，何况那老头一身好臭好脏。啊呀！怎麽办？做小孩真麻烦。我叹了口长气。我什麽时候才能长大呀！
突然有人粗声大叫"操他妈的！"
妈妈说，"入去困啦！"於是我进屋子睡觉去了。
4。家里的事不要让别人知道
假使母亲是养育我的土壤，我不平凡的父亲是培养我这棵小苗的水和阳光。我的教育是从他那里开始。他对什麽都有创见，对读书，他在<论读书>一文(申报月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午五日)部分这麽说：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
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
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婚；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成求爵
禄，划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扑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
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
利禄之责，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
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平亦非读书的本旨。
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读书
有四不可。(一)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今日大学
毕业的人所读的书极其有限。然而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
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二)无书可读，因为图书馆存书不多，可读的书极有
限。(三)不许读书，因为在课堂看书，有犯校规，例所不许。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
课，则等於自晨至晚被监禁起来，不许读书。(四)书读不好，因为处处受训导处干
涉，毛孔骨节，皆不爽快。且学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学，乃记问文学。记问之学
不足为人师，礼记早已说过。书上怎么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
学。倘是你能猜中教员心中要你知何答法，照样答出，便得一百分，於是沾沾自
喜自以为西洋历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实西洋历史你何尝知道百分之一。学堂所
以非注重托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於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
这些不必用头脑，只需强记，然学校考试极其便当，差一年可扣一分；然而事实
上与学问无补，你们的教员，也都记不得。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上去查。又加
罗马帝国之亡，有三大原因，书上这样讲，你们照样记，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
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於蚊子(传播寒热病)，这是书上所无的。
关於他自己读书的经验，他说：
我在中学以第二名毕业，在圣约翰亦然。毕业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学校教育中
的气运，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学校中都有一个傻小子，如我一样聪
颖，或稍逊一筹的，然而比我相信积分而且能认真攻读课堂内的功课而为我所不
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课点努力一点，便不难得到冠军，不过我不干。第一，
我向来对於课程不大认真，其次，几做甚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这也许是
由於我血液里含有道教徙原素。结果：无论在家或在校，每当考试的一星期，其他学生正在「三更灯火五更难」中用苦工之时，我却逍遥游荡到苏州河边捉鳝鱼， 而且搅风搅雨引诱别的好友一同去钓鱼。那时我真是不识得知识的魔力和求学的妙处，有如今日之引吾入胜，使我深入穷知探奥之途，迷而忘返。
我之半生，或在校内或在校外，均是一贯不断的程序，从不知道身在校耶抑
出校耶，在学期中耶抑假期中耶。这对於我看书的习惯没有多大的分别，只不过
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书，显露头面，而一到学校开课便须秘密偷看而有犯规之
虑。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员和最优的学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爱看的书。
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钟工夫来预备功课并不搅扰我的。但这却令我得了一种确信(即
现今我常在报章论说上所发表的意见。) 学校是致令学生看书为非法行为的地方。
那地方将全日最好的光阴作上课之用，由早晨八时至下午五时，把学生关闭在课
堂内。凡在校时间偷看杂书，或交换意见(即所谓课堂闲谈)者，皆是罪过，是
犯法。在中学课堂之中只许身体静坐，头脑空洞，听著别的学生错答问题而已。
至在大学，这时间乃用在课堂听讲演。这我相信乃是人类虚耗时间之最大的发明。
一个小子能够紧闭其嘴唇，腾空其头脑便称为品行优良，得甲等操行积分，而课
堂中最优的学生乃是一个善於揣摩教员心理和在考试答案中迎合教员的意思者。
在中国文字上，课堂中最优良的学生正是"教员腹内的扁带虫"，因为独有他晓得
说教员所要他说的话，和思想教员所要他思想的意思。凡是离开这一道，或不合
教科书的，或者是有些独立思想的，皆目为异端。由此不难知道我为甚么屡次毕
业总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摘自<林语堂自传>
我却是个平凡的学生。爸爸"偶然用十分或二十分钟工夫来预备功课"，便可以考第二名，我可要每晚做许多钟头的功课才考到前五名，而我不像爸爸那不重视分数。我非常重视分数，不肯认输。
爸爸认为我们除了学校之外，什麽都应该见识见识，因为整个社会就是大学堂。他什麽地方都带我们去。有时我们和他的朋友去吃馆子，他们会在馆子里叫局。那种馆子楼上辟有雅座，桌子上有一叠粉红色的纸条，上面印著一些女人的芳名。那些女人就坐在窗子对面。爸爸解释说，你勾出什麽人的名字，她就会过来陪客人喝酒唱歌。於是我也提笔乱勾。那些女人来了，那里知道是我请来的！她们总是两个一起来，一个拉胡琴，一个唱歌，脸上抹浓厚的脂粉，头发烫得髻曲不自然，身穿花花绿绿的旗袍。我们吃完饭就走，爸爸的朋友大概也松了口气。"语堂到什麽地方都带他小孩子一起去！"如果他们心里没有这麽想才怪呢。走到街上，我们有时会看见那些女人双双坐在黄包车上招生意，车上挂著红色或绿色的灯笼。妈妈就说，她们是坏女人，是过皮肉生涯的，随便让男人碰她们的身体。我们长大之後绝对不要像她们，她又添了一句。爸爸则说，那些女人是因为穷，所以不得已要过这种生活，我们不要看不起她们。有时，我们一家人去吃饭，也叫条子，那些女人来了，爸爸就跟她们讲话，问东问西，
於是我们看出她们和平常人没有什麽不同。
爸爸精力超人，什麽新的都要试一下。有一次，他带我们去对著麦克风讲话，制造一张片子。这叫做"灌音"，当时是很稀奇的。我们拿著片子回家在留声机放出听了又听，觉得很好玩。在学校，先生要我们每星期作文一篇，我就写"星期六爸爸带我们去灌音。"先生不明白那是什麽意思，叫我过去问。在众目睽睽下，我低头不语，羞得不得了。解释给生生听嘛，怕她不相信，惹来同学的嘲笑。我当下决定，家里的事以後不能让学校里的人知道。现在想起来，我如果在作文里说，"星期六爸爸带我们去馆子叫条子"，不知道先生会怎麽说！
这时，父亲在国内声誉鹊起。他创办了独特风格的<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而他自己的文章评论时事噱而不虐使读者有会心的微笑，或有妙悟，很受欢迎。他有了「幽默」大师的称号。
爸爸爱旅行，偶然带我们去杭州。他倜傥不羁，我行我素，火车的窗子开著，他拿一张报纸伸手出去让风把报纸撕裂，要我们也这样玩。妈妈很不赞成，但是拿他没有办法。 我们只觉得好玩，学他的榜样，殊不知他离上海时写了这样一段文章：
某月日，日本陷秦皇岛，迫滦河，觉得办公也不是作文也不是，抗日会不
许开，开必变成共产党，於是愿做商女一次，趁春日游杭。该当有人说，将来亡
国责任应由幽默派文人独负的吧？因为听说明朝之亡，也是亡於东林党人，并
非亡於吴三桂、李自成、魏忠贤。其实，这样也好，近日推诿误国责任颇成问题，
国民党推给民众，民众推给政府，政府推给军阀，军阀一塌刮子推给共产党，弄
得难大鸡犬不宁，朝野噪动。如果有一人能代众受过，使问题解决，天下太平，
从此不再听推诿肉麻的话，也是情愿的。
到了杭州，我们住进西冷饭店之後，便在湖边散步，爸爸教我们看山、看云、看水。青山耸翠，令他想起他在崇山峻岭围绕的板仔过的快乐童年。我们雇船游湖，他便告诉我们．他小时在云山千叠之间的板仔长大，影响了他一生的人生观。他说："你要是生长在山地里，担保一辈子是个山地的孩子，永远不变。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山逼得人谦逊，对山敬畏。你生在山间，不知不觉评判什麽都以山为标准，於是人为的事都变得微不足道。摩天大厦吗？可笑之至。财富、政治、委利都可笑之至。"
他说他的人生观也深受祖父的影响。祖父林至诚是长老会牧师，他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小时做过卖糖饼的小贩，也挑重担卖竹笋和米，他深知穷苦的滋味。祖父二十四岁入教会的神学院，会读书全靠自修。後来他当牧师，每月收入大概二十银元，却梦想送儿子到上海，甚至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念书。结果，二伯、爸爸和六叔都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而爸爸和六叔都到外国留学。人要有梦想，才会有进步，爸爸说。
母亲也告诉我们，父亲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由於她患急性盲肠炎要动手术，把他们的钱都用光了，有一个星期父亲只有钱买一罐老人牌麦片吃。母亲从医院回家之後，大学的学生顾问赛叶(Francis Sayre)教授夫妇临时来探望，父亲手忙足乱，快点打扫他们与两个别人分住的小公寓，在厨房里发现一只死老鼠的时候，赛叶夫妇已经上楼。父亲手持畚箕，正要把死老鼠扔进垃圾桶。
"你们猜猜，赛叶太太是谁？"妈妈问。"她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女儿杰西(Jesse)！"
"哗！"我们叫道。「美国总统的女儿来看你们，爸爸手里拿著一只死老鼠！"我们笑得前俯後仰。如今回忆，似乎仍可听儿我们的笑声，看见双亲的笑脸，不禁感到父母亲的爱心，像一道光辉，照亮我天真无邪的童年。
第二天，我们爬玉泉山，在石阶左右都是乞丐，有跛脚的、生烂病的、瞎子、哑巴，个个伸手向游客要钱。爸爸说有些乞丐是假装生病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力的乞丐会会员。"乞丐也有会呀？"我简直不能相信。虽然如此，妈妈还是给我们一些铜板，我们给每第五个乞丐一个铜板，这样才够布施。有个特别胖的乞丐赤膊坐在地上，一面拍著大肚皮一面叫道，"什麽都是空，吃饭也是空，喝酒也是空，女人也是空，有钱也是空，没钱也是空。"爸爸笑了。"看他那麽胖，说什麽都是空的，谁也不相信！"
在山上土庙里，我爱看那些脸色灰白的和尚双膝盘坐，双手合在胸前念经。我盯著他们好久，想不通为什麽好好的一个人要出家。在庙寺旁边有个小石塔，爸爸说那是个笼，从前有个和尚坐在里面，叫人把笼门锁起来，加纸封密。那和尚在里面坐禅或诵经，只吃几个枣子。过了几个月，外面的人听不到他的声音，以为他死了。细听之，又听到念珠的声音。这叫做坐饿关。
「为什麽要这样呀？」我惊奇地问。
「因为他要修心、炼丹，想求长生不死的仙术。」
「他难道不喝水吗？他久坐在里面脚会麻吗？他冷不冷？」我一直问下去。「後来他是不是死了？」
「大概是死了。自古以来连皇帝都想求长生不死，但是谁也没有办法不死。」
下山的时候，我们又看见那些乞丐，但是我看不出哪些是骗子，哪些不是，心裹有点难受，因为我不想受骗。
晚上，我躺在床上，窗外满天繁星。我想，世界上有那麽多难懂的人，等我长大，大概就会懂。
生命究竟是什麽东西？我为什麽是人，而不是狗，还是猫？或是一只大象？倘若我是大象，会在森林中吃树叶，还是被关在动物园里？倘若我是一棵树，人家砍下我的枝叶，把我制成一把椅子，坐在椅子上的人不会知道他坐在林玉如上面。倘若我是一条大鲸鱼在海里游水又怎样？不知道会有什麽感觉？但是既然我是我，为什麽我是我呢？
天空无际，哪里是尽头？尽头之外是什麽？我想来想去都想不通，我迫不及待赶快要长大，但如今半世纪之後，还是想不通。
5。我是不是白痴？
我的世界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学校，一部分是家。学校部分由倪校长管理，她是个老小姐，大概四十多岁，长得矮矮胖胖。她在腋下的旗袍钮扣上挂著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铿锵作响。倪校长有权力罚整班的学生坐在楼梯上一个小时，或给整班的学生记过，只因为一两个学生在班里吵闹，或是整班考试成绩不够好。她有权力命令全校学生一个个去看护士，有沙眼的每星期要刮眼睛一次，我也被刮眼，刮得好痛好痛。
家里的部分由妈妈管理，她也长得矮矮胖胖，也有一大把钥匙，是放在大皮包里。妈妈声音宏亮，也非常权威。她拿钱给佣人买菜，指挥她们工作。"要下雨啦！快把衣服收进来！""出太阳了！快把衣服晾出去！"她的声音像时钟一样，催我们起床、吃饭、洗澡、睡觉。她在我大便里发现蛔虫时，会失声大叫，拿一种粉红色螺丝形的药糖给我吃。我喉咙痛，她用一个纸卷，把一种喉风散吹到我的喉咙，味道很苦。每星期，我们要吃一汤匙角肝油，是加酱油，捏著鼻子灌下去的。每隔多久，她要扯著我的耳朵挖耳屎，挖得好痛好痛。夏天，她叫理发师把我们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孩一样，这样才凉快，又容易洗。每天下午，我们一定要喝一碗白果绿豆汤解暑，我很不喜欢白果的苦味，但是也只好吃下去。吃水蜜桃时，饭厅里不准开电风扇，因为若是风把桃子上的细毛吹到皮肤，皮肤会发痒。如果水果连皮吃，一定先泡在一种鲜紫色的晶盐水里消毒才可以吃。"你们三个孩子是妈妈全副精力拉拔大的，"爸爸後来常这麽说，"那时流行病很多，孩子没有细心照顾很容易夭折。"
对我来说，学校和家庭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想到，在我念三年级的时候，家里的角色居然伸到学校里去。
读三年级时，我们开始学英文。我们用的教科书不是别的，而是爸爸所作的<开明英语读本>，里面有丰子恺画的插图。我们跟著先生念：Good Morning. Goodbye．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What's this? A cock. This is a cock. What'sthis? A hen. This is a hen. What's that? A goose. That's a goose.
大家念得好辛苦，尤其是把舌头放在牙齿中间，发出th的声音时很吃力。我觉得很不好过，家里和和气气的爸爸怎麽籍他所写的书，伸到学校里来给我们学生出难题？那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我是"林语堂的女儿"。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男生欺侮。他们英文考不及格时，就围著我，指我骂道，「全是林玉如格阿爹勿好！全是林玉如格阿爹勿好！」弄得我脸胀得通红，差不多要哭出来。
学校里的学生很杂，班里的学生有的年龄比我大许多，有的是从乡下来的姑娘。坐在最後一排的是一些吵吵闹闹的男生，常被先生记过，但是他们似乎不在乎，一再吵闹。
「放十分钟」休息的时候，学生就在校园，即一块空地上玩。有时我和别的女生坐跷跷板。我们穿著长及踝部的旗袍，侧面坐在跷板上。有的男孩会等我坐的那端板跷高的时候，把坐在另一端的女孩推开，自己坐上去。玩了两下，他著地的时候就突然跳开，使我砰的一声猛然坠地，吓得我哭出来，那些野男孩却拍手大笑。
但是後来我有了个保护人。有一次男主再在跷跷板上捉弄我的时候，一个长得又高又胖的女孩跑过来，一拳把那男孩击倒。那男孩从地上爬起来叫，「白痴！白痴！」做了个鬼脸就跑掉了。
我猜想那女孩是十三、四岁，穿著乡下姑娘的衫裤，梳著一条大辫子，她与我同班。有了她保护，我不再给男生欺侮了，於是我总是找她一起玩。她是住读生，住在校舍二楼一间大房间。有一次她带我上去，从她床底下拉出个小皮箱，取出两个用火柴和碎布做的洋娃娃给我玩。
「哎唷，真漂亮，你在哪里买的？」我问。
「我自己做的。」她说。
「你真聪明，你教教我怎麽做好吗？」
「我不聪明啊，」 她低头说，「人家说我是傻子。」
「不要紧，」 我说，「家里人也叫我傻孩子。」
她看看我笑了。「我喜欢你，」 她说。
我们变成好朋友。吃过午饭(那时我已经不回家吃午饭，而是由佣人送午饭来学校吃。) 我们经常在楼上趴在地上玩洋娃娃，或是吹肥皂泡泡。有时她皱著眉头说不能玩，有功课要做。我看她做得很辛苦，就替她做，然後一起到校园去玩。有时她会逗男生赛跑，跑赢了就拍手大笑。她很会跳绳子，有一次跳到一百次都没有绊倒，其他的学生围过来看了。她愈跳愈高兴，谁料到汪先生这时走过来骂道，"不要跳了，难看死了，以後不许再跳绳子。"
汪先生怒气冲冲地走开後，有个高班的男生笑道，「白痴跳起绳来两个奶子一上下用得好厉害，所以汪老师不许她跳。」他高声龌龊地大笑。
白痴的脸一红，哭了起来。被人欺侮的滋味我知道，我替她伤心。我们回到楼上，她伸出肥大的手臂紧抱住我，我们哭成一团。「我跟你最要好，」她说。「我也跟你最要好，」我说。我们形影不离，彼此依赖，她是我的保镳而我替她做功课。可是好景不常。
有一天，在上算术课时汪先生一走进教室，就厉声说，「林玉如，走过来！」
我看他铁青的脸，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只得战战兢兢地走到他跟前。汪先生说，「林玉如，你作弊，你替白痴做功课，把手伸出来，我要教训你以後不能再这样做！」
我倒抽了一口气，吓得手脚发冷。我从来没有被老师骂过。我没有作弊，我只是想帮白痴的忙而已。谁知汪先生拿起戒尺就要打下来时，白痴已经从教室後排抢过来，叫道，「你不要打她，林玉如是我的好朋友！」 她一拳把汪先生击倒。
同学都怔住，教室一片静寂。我瞪视白痴，心里既感激又惊慌。她呆呆地站著，一丝不动。这件事太严重了。白痴要保护我，说什麽也不应该出拳把老师击倒。汪先生从地上爬起来时，嘴唇流血，脸如土色，踉踉跄跄地走出教室。大概过了五分钟，有个工友进来哄白痴出去吃饭，我们就自动下课。我难过得不得了，不知道白痴会受到什麽刑罚。我被指作弊，也不知道会有什麽後果。
下午白痴没有来上课，也不见汪先生。放学的时候，我看见个六十多岁的乡下人拉著白痴的手，提著她的小箱子走向校门。白痴看见我说，「我走了。」
「你不要走！」我叫道，但是那老人拉著她快步向前走出去了。
这时汪先生走到校园，脸卜贴著纱布。有几个学生走过去，问他怎麽啦。
「我辞职不干了！」 他说，「我早就告诉校长，一个二十五岁的白痴虽然智商和七、八岁的孩子一样，却不能和正常的孩子混在一起上课。」
白痴是个二十五岁的大人！我不能相信。我不明白，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爸爸。「白痴就是傻子的意思，」爸爸说，「她虽然身体发育正常，头脑却和八岁的小孩一样。」 这时我才觉悟，白痴不是我的朋友的名字。
我愣住了。想到她替我抱不平，出拳打捉弄我的男生，打汪先生，我的心碎了。又想到一个大人趴在地上玩洋娃娃吹肥皂泡，逗男生赛跑的时候她有多高兴，我难过得要哭起来。白痴是我的好朋友，但我不想长大之後像她那样。
「为什麽没有看出她是白痴呢？」我问爸爸。
「也许是因为你只有八岁。」他回答，摸摸我的头。
「以後我会不会变得聪明一点？」我焦虑地问，「我会不会也是白痴？」
「戆囝仔，」爸爸说，「你放心，你绝对不是白痴。」
我为白痴伤心了好久，想念她。我不知道她被那老人带走之後过著怎样的日子，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惦记我。爸爸说，你别担心，像白痴那样的人记忆力不强，说不定已经忘记了你。他这样说，使我更加受不了。难道我们的友谊就这样消逝了？
我却一直没有忘记她。在那短短几个月中，我们是诚挚的好友。
以後我再也没有交到那麽好的朋友了。
有一天，家里门口来了两三个陌生汉子观察我们进进出出。父亲就待在家里没有出门。原来，杨杏佛在中央研究院遭凶徒枪击死亡。父亲和杨杏佛、蔡元培、鲁迅等人是中华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有人说，杨吉佛被杀害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
爸爸在家里躲了两个星期之後，那些男人不再站在大门口了。爸爸於是在傍晚带我出去散散步。天下著小雨，湿路面反映著灯光。
我问爸爸：「为什麽大家都说妹妹长得真较粹(玲珑可爱)？我看不出她有什麽较粹。」
「小孩子因为天真，所以大人觉得他们较粹，」爸爸说：「这世界很复杂，大人多半已经失去天真。」
「天真是什麽意思呀？」
「小孩子不懂事就是天真。」他说。
「为什麽懂了事就不可爱呢？」
「戆囝仔，」他说，「你长大了就明白。」
我心想，大人的世界不知道是怎样的。「天真」不知道是什麽东西，是怎样失去的，使人变得不可爱。我不想一辈子做不懂事的戆囝仔，但是懂事了就会变得不可爱，怎麽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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