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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次女
作者：林太乙
16。轰炸季刚开始
醒来时，从窗口望外，下面是青翠的山和稻田。重庆的机场就建造在嘉陵江中。国际宣传处长董显光先生来接机，检查行李之後，我们便搭小渡船到岸边，要爬三百个很陡的石级上去路面。黄先生问我们要不要坐滑竿，我们说不必，但是爬了两百级，大家都已经喘不过气来，只好停下来休息。国荣兄的热水瓶碰碰撞撞，撞破了他手表的玻璃。石阶上有许多人上上下下，挑水的，挑菜的，搬运箱子的，董先生说我们很幸运，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今天是雨天，日本飞机大概不会再来了。他带我们到一个招待所．有许多新闻记者在等父亲。妈妈说我们女人还是避开，赶快走到房间里去吧。当天下午，蒋委员长和夫人就请父母亲去喝茶。父亲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一文说，他认为蒋委员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的智慧及道德操持足以应付日本的侵犯以及国共的纠纷。委员长及夫人也深知父亲在外国的声望和他为中国宣传的努力。
国荣兄也出去了。父亲的朋友张海戈陪著我们在招待所。他说，今天不会有空袭，我们出去走走吧。我们沿著江边走，经过一所军校，听见学生们在里面唱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造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著发出最後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著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
那排山倒海的气势令我听了很激动，我们终於到了大後方！路上有许多军人，学生，男女老少，好像大家趁著下雨天都出来了，男人有许多穿著黑色的中山装，女学生穿著蓝色阴丹士林布的制服，有人赤著足，有人穿草鞋或布鞋。我们的美国皮鞋突然变成奢侈品。市里处处是废瓦颓垣，街边有许多防空洞，处处听见人在用凿子打石头的声音。张先生说，防空洞是用火药炸开石岩，再用凿子修好的。房屋上贴了许多标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等。后来我们走到一个空地，张先生说，去年五百个人在这里被炸弹炸死。现在是五月，「轰炸季」刚刚开始。
国荣兄留在重庆找工作。过两天，我们便雇汽车驶到离重庆四十哩外的北碚。爸爸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汇钱给张海戈，请他买一幢房子。大家说北碚没有被轰炸过，是安全的地方。我们的房子不在镇里而在乡下。房子非常简陋，砖头是灰色的，屋顶是黑色的瓦，以避免日本飞机注意。房子建在小山坡上。从北边和东边看，是一层的，从南边和西边看，是两层的。没有自来水，要从井里汲取或是从嘉陵江挑来，还要用明矾过滤使水里的黄泥沉淀然後才能用来烧饭。房子也没有电，晚上要点煤油灯或小油灯。厕所建在竹丛中，是个小木头房子立在岩石边，走进去向下一看，深不可测，排泄物不必人掏！房屋後面是山，据说那里的军营暂驻十八路军。我们一到就听见他们练习开机关枪达达达的声音。附近有个木匠已经为我们造了苯重的家具。张先生为我们请了个男仆名叫做青山，女仆傅嫂，他们帮我们买了许多东西，腊烛，电筒，脸盆，炉子，蚊帐，盘碗等等。
我们把随身衣物稍为安顿之後，挂起蚊帐，已经是下午五点钟。王向辰先生，即作家老向来看我们了。他在教育厅做事，他欢迎我们来北碚，并且请我们去吃晚饭。我读过他的幽默文章，很高兴遇见他。天色已黑，我们每人拿著电筒跟他出去，走十分钟到他家找王太大一起去吃饭，镇上还没有人点灯。我们走进一个饭馆，摸黑爬楼梯到楼上，围著一张桌子坐下。同桌还坐著别人，但是由於没有灯光，王先生没有为我们介绍。
突然间，大家「啊！」的一声，鼓起掌来，因为电灯亮了。原来餐馆里坐满了人！我们一面吃，一面打听空袭的清形。大家说，北碚没有轰炸过，但还是要有准备。走回家时，没有路灯，一片漆黑，田中的蛙声很响亮。我想起有一年我们在维蒙特州过暑假，傍晚走去看电影，回家时也拿电筒照明道路，满天星星，脚下是芬芳的松针，那情景和现在多麽不同！住在隔壁的杨太太看见我们回来，便对妈妈说，如果有警报，她会过来把我们叫醒。从她的房子可以看见升红旗，从我们这里看不见。
第二天是好天气，意思说下雨。我们仔细看看周围。我们的房子前面是块空地，西边是山坡，半山坡上有条公路叫做蔡锷路，直通北碚镇。沿着公路向镇外方向走，没多远，左边便是江苏省医学院。向镇内方向走，经过国立编译馆。镇子只有三条大街，今天因为下雨，大家都出来了，镇上熙熙攘攘。有的孩子看出我们是从外国来的，好奇地跟著我们走。街边有许多小贩，笑嘻嘻地向人兜生意。有几家小餐馆，几家书店，还有菜市，复日大学设在嘉陵江边，草坪上有牛有丰，大学饲养来供应北碚牛奶和羊肉的。
傅嫂是本地人，因为打仗，所以才见到从外地来的人，她没有见过外国人，问我他们是什麽样子。我说他们的头发有黄的红的，眼睛可以是蓝的绿的或灰的。她听了大为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在骗她。她又问，日本鬼子什麽样子。妈妈说，日本鬼子外貌和我们差不多，但是比较矮。傅嫂听了又不肯相信。她以为他们真的是「鬼子」，要不然怎麽大家都要打他们。
我们到北碚第三天早上，杨太太便跑过来叫道，「林太太！林太太！升红旗了！」那是日本飞机从汉口起飞的讯号。飞机轰炸重庆，要经过北碚上空，但是由於北碚没有被轰炸过，大多数的人没有躲到防空洞里去。我们和许多人一样，走到房外看飞机。有人说，来的时候很小，像蜜蜂，但也可以听见它们嗡嗡作响。飞近了，声音就会像打雷，或像浪潮澎湃的响声。有人说，「听惯了也没有什麽，他们飞他们的，我做我的事。」
我们终於看见飞机了，二十七架，每架轰炸机由两架战斗机保护，「人」字形飞来。太阳照著银色的机翼，衬托著蔚蓝的天空。「今天飞得特别漂亮！」有人苦笑道。
「他妈的！」别人说。有人要爸爸妈妈取下眼镜，不要让玻璃的反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一批飞机飞过头，一批又来，每批二十七到三十六架不等。「哈！你看那架轰炸机只有一架战斗机保护，另一架被我们空军打下来了！还有那里少了一架轰炸机！我们空军真棒！」
第六批飞机飞得特别近。就在飞机飞过头上时，突然听见炸弹爆炸，轰隆！轰隆！轰隆！一阵又一阵。地震了。爸爸、姐姐和我飞跑回房里趴在地上。炸弹响得好像雷打在我头上，刺痛我耳朵。我们一直趴在地上，等听不到声音才慢慢地站起来。
「妈妈妹妹呢？」我们叫道。幸而不久，她们由楼下厨房走上来，两人都吓得面无血色。我们的房子只是窗子破了几片玻璃。走出去，只见离我们房屋的三百尺的地方有一个大炸弹坑。「炸了！炸了！」大家在嚷，许多人跑到山上去，看见北碚蒙在一片黑烟里。後来老向来了，他说轰炸时他跳进路边的沟子里，扭伤了手腕。「我在汉口、重庆都跑过警报，没有像这次这麽险，」他摇头笑道。他说，他那晚带我们去吃晚饭的餐馆炸毁了，哈哈哈！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炸死了，驻十八路军的军营也炸了，死了不少在球场玩球的士兵。江苏医院也炸坏了，哈哈哈！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麽好笑，那是因为我还不了解，祸从天降，你如果不肯哭，只好笑。
从此之後，一有警报，我们就躲进防空洞里去。
这就是大後方，和我所记得的上海完全不同，而和美国有天壤之别。
17。「林太太！林太太！升红旗了！」
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是晴天还是阴天。天天都是晴天，我痛恨太阳，我怕那蔚蓝色的天空。妈妈总是叫傅嫂买些馒头、橘子、煮鸡蛋和烧开水，爸妈有个小箱子装著重要文件，有了准备，一拉警报就可以向防空洞跑。
爸爸要我们看书自修，但是我看一下书就放下来，走到窗口望望外面有没有人群走向山上的防空洞。我细听，渐渐能够分辨蚊子嗡嗡作响和遥远轻雷般的飞机声。我最怕的是听见杨太太尖声叫「林太太！林太太！」但是她天天都这样叫。妈妈和我因为太紧张，一听见拉警报就肚子痛。我们不用竹丛里的厕所，用放在卧房里的马桶。不久，警报的敲锣声便处处可闻。
防空洞里又挤又脏，既闷热又很臭。我们在里面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听飞机一批一批地从头顶飞过去，希望它们不要再轰炸北碚。这样过了一星期，爸爸的朋友梅汝敖先生说，你们还是躲到乡下去吧。梅先生在一个文化机构做事，在离北碚二、三哩外有个属於文化机构的房屋，我们可以去那里躲警报。
天气变得酷热，红旗一升，我们便提著篮子小箱子，戴著草帽向乡下走去。路上有许多人，大家都说，看到飞机就要赶快脱帽子，跳到沟子或躲到稻田里去。日本鬼子会从飞机开机关枪扫射路上的人。大家都穿著暗色的衣服，红色白色的不能穿，因为容易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谁穿红的白的衣服，就有汉奸的嫌疑。有一次经过一个房屋，有个老和尚在敲锣为死人超渡。那锣声和警报的锣声很相似，路上的人指著老和尚骂道：「死和尚！在敲锣给日本鬼子听吗？」老和尚马上停了。等我们走到乡下的房屋的时候，往往紧急警报已经拉起。
那所房屋前面两间房间是用来做小学的，後面住姓陈的一家人，是梅先生的朋友。我们来了，陈太太很客气，总要我们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但是我们有带来的鸡蛋馒头，就走到他们房间对面的一间空房里去。我们坐在板凳上看书，但是什麽也看不进去。听见飞机，就跑到竹林，因为在竹林比较安全，不必怕房屋倒下来。我们有时听到我们战斗机缠斗敌机的机关枪声。我摘下一片片竹叶摺成小船，一个个放在竹枝上，一下子可以摺许多。
有时飞机好像突然间已经飞在头上，来不及跑到竹林了。我们只好在房子里等它们飞过。有一次听说有个秘密军事会议在附近进行，飞机在我们头上绕圈子绕了十五分钟，我吓得全身是汗，衣服全湿透了。屋顶当中有个大梁，要是塌下来我们就没命了，所以我们都靠著墙壁站著，只好听天由命啦。等到警报解除时，我已经一身都软了。在这里听不见解除等报，要看马路上许多人向北碚走去，才知道可以回去了。走回去的路好像比来的时候远，回家之後大家已经筋疲力竭。我心想，「最好明天下雨，最好明天下雨。」我的胆子非常小，天天都有被炸死的危险，我实在吃下消。但是又自觉惭愧。大人说，日本人以空袭代替陆地进攻，狂炸滥烧，以动摇中国的战志，破坏经济建设，扰乱後方秩序。中国人民虽然死伤惨重，对抗战终年怨言，反加深了对日本的痛恨，团结起来抗战到底，我有没有这种毅力呢？我只觉得日本人像块大岩石压在我的胸口，我不用力把它推开，它就会压死我。
跑去乡下躲空袭警报越来越辛苦。杨太太介绍我们认识住在附近的宋先生宋太太，他们有自己的防空洞，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山上。宋先生同意让我们到那里去躲警报。他们的防空洞挖得很深，洞里漆成白色，还挖了两个又深又窄的窗子，所以也有日光。宋家有十二个子女，大的卅多岁，小的两岁。他们也收容别的邻居，洞里往往挤得连宋先生宋太太都没有地方坐，只好搬小凳子坐在角落里。
防空洞里装有一架情报网的电话，电话一响，有个人便非常大声叫，「喂？喂喂？什麽？合川吗？这里是北碚！飞机在合川天空飞向北碚？什麽？什麽呀？三十架？听见轰炸声？哪里呀？南方？」那人挂了电话便摇重庆的电话大声叫，「飞机在合川上空，飞向北碚，北碚！」不久，我们就会听见飞机的声音了。那人又在电话里嚷，「重庆，重庆，飞机在北碚上空。什麽？什麽？轰炸那里呀？」时常，我们听得到轰炸重庆的深沉的轰隆声音。
这个防空洞好像很安全，我们比较不怕了。竖起耳朵细听，我们可以知道敌人飞机飞什麽方向，也可以分辨出我们的飞机，是侦察机、战斗机或是驱逐机。砰的一声，我可以辨出，是猛然关门的声音，或是远处炸弹爆炸的声音。
天天在一起躲警报，我们和洞里的人变得很面熟。有两个中学女生天天看巴金的小说<家>和<春>，後来收到从上海弄来的一本<秋>，她们高兴得几乎发狂。讲故事是在洞里打发时间的另一办法。听说有个做馒头的人有一天没有跑防空洞，警报拉了他继续在店里挂面。一枚炸弹落在他身边时，他就把一个大面团盖住炸弹，因此炸弹没有爆发。政府赏了他二十块钱。还有一家四口人，先生、太大、姨太太、小儿子。飞机来了，那姨太大赶快把儿子放在地上，他的生命顶宝贵。她叫男人趴在儿子身上，他的重要性据第二名。姨太太认为自己比太太重要，於是趴在男人身，再叫太太趴在自己身上，这样四重叠等飞机飞过去。结果只有太太的屁股炸掉一块肉，其他的人都没事。大家听了都大笑。
警报解除之後，我们总到镇子里去走走，其实，没有别的地方去。镇子上有一家西餐馆子，是上海人开的，墙上挂著上海人自己画的美国电影明星的像，画得挺不错。那馆子居然卖冰淇淋、罐头牛奶和外国咖啡！一般人是喝用黄豆磨成的咖啡。爸爸不惜高昂的价钱买了一罐外国咖啡，像宝贝似地拿回家。我们和梅先生在那里吃过几次饭，而梅先生总是谈笑风生。他最爱讲学英文的笑话，说有个乡下佬学了一点英文就收学生，教他们说，一是「问」，二是「吐」，三是「睡」，四是「弗」，直说到十是「疼」，但是想不起十一怎麽说了。有个学生举手说，「我知道！十一是「一来文」！」乡下佬说，「对了！对了！十一是「一来文」，十二是「二来文」，十三是「三来文」，十四是「四来文」......」笑得我们前俯後仰。
大家的谈话都很轻松，好像对生命看得很淡，认为空袭可笑之至。朋友在路上碰头说，「在防空洞里休息好久啦？」「是的，现在要做点正经事了。哈哈哈！」「幸好飞机今天没有在北碚下蛋。」「别失望，明天可能就中头奖啦，哈哈哈！」
在防空洞里待了半天，出来之後人人的确很忙，挑水、买菜、烧饭、上学校、办公、做生意。「晚上早点来吃爸爸的寿面呀，夜里或许还要跑警报，哈哈哈！」「不取消吗？你哪里有时间做寿面？」「早上已经把菜肉切好了，只要在锅子里下面就成了，哈哈哈！早点来！」跑警报时治安非常好，因为有警察在街上巡查，以防小偷趁机会偷东西。从阴历初八到二十四有目光，就要提防夜空袭。大家都说，「有机会睡就睡，」所以我们小孩子七点钟就上床，要穿的衣服、鞋、电筒放在床边，以便一拉警报穿起衣服就跑。我开始怀疑月亮是汉奸，我恨月亮，我也恨太阳。一切颠倒。下雨天才是好天气，黑暗夜才是好夜景。钻到山洞里生存的机会最大。
夜里即使没有警报，也时常不能安陲，因为老鼠很多。四川老鼠很大，不怕人，会从窗子跳进来到处跑。有一晚我在蚊帐里看见五六只老鼠跳到我的桌子打开象棋盒，每只老鼠抱一个棋子，跳到椅子，跳下地板，然後跑上天花板上的老鼠窝，把棋子放下，再下来取，很有秩序。没有空袭时治安反而不好，夜里会有小偷把竹竿伸进窗子，挑走屋里的衣服。随著有人叫「有贼呀！」大家便都起来抓贼。家里还会有蛇和黄鼠狼来侵犯。
日本对後方所施的「疲劳轰炸」无分昼夜，我们一连跑了十二天警报之後，日本人在无线电里播出消息说，要放我们一星期的假，谁也不相信。果然，才放了五天假，他们又来了。六月二十四日那天，又听见杨太太那令人心惊胆颤的叫声，「林太太！林太太！升红旗了！」
我们又躲到宋家防空洞里，一批批的飞机在上空飞过去，有些年轻男子坐得不耐烦，照例走到洞外去站站。突然之间，他们都冲了回来。轰隆！轰隆！轰隆隆！洞里弥漫硫黄味的烟。我吓得全身湿透。飞机飞过之後，爸爸走出去看。他说我们的房子没有炸到，但是不到二十尺外有个炸弹爆炸了。杨太太的房屋大门炸下来了，处处是烟火灰尘。杨太太哭起来了。她说她婆婆年纪大，不肯跑防空洞，躲在家里，不知道她怎麽了。她要马上跑回去看看，但是大家劝她等一等。傅嫂头痛，也在家里躲著。终於警报解除了。北碚到处是还在燃烧的破屋断墙。我们的房屋玻璃窗破了，天花板上的石灰掉了，门上窗上所有的钉子和锁都给震松突了出来，但是大致损失不大。傅嫂吓得满身是汗，衣服湿透。她说轰炸时她躲在桌子底下，没有受伤。我们在房外找到一大块炸弹碎片，弹坑相当大，里面有黄绿色的硫黄，那是燃烧弹留下的。杨太太的房子损失很大。「我不知道要不要花钱修理，」她说。「修理了又炸坏，不是白花钱？」幸而她的婆婆没有事，那位老太太只是昏了过去。江苏医院又被炸了。大家说，北碚有三个轰炸目标，医院、复旦大学和兵营。那晚我们看见一批批人拿著电筒，抬棺材到山上去埋，一面嘿唷嘿唷地叫。那景象凄惨恐怖，我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我们到镇上去看，路上遇到蒙著脸罩的人，抬著用草席裹著的尸体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我翻过脸去不敢看。妈妈说那人烧焦了，内脏都爆了出来。我想，好好的一个人，也许昨天还在路上走，和我们点头微笑，现在大家都怕他，要避开他，因为他死了，多不公道。我为这个陌生人难过得不得了。
街上烧的不认得了。嘉陵江边尽是颓垣断壁，一片废墟。朋友见面，没有以往的笑容和轻松的对白。不过，已经有人摆摊子，卖肥皂、香烟、牙刷等。
日本飞机投下传单，叫中国人不要抵抗了，他们打算把重庆炸得粉碎。这时我明白了大人说的话，日本飞机轰炸後方，只使我们更加团结，决心抗战到底。
人们除了拚命设法维持生命之外，似乎没有空做别的事。吃饭睡觉跑警报是昼夜三样大事。我们听说，日本趁法国在欧洲战败，迫令法国停止用滇越铁路为中国运输物资，中国出海通道全被切断。
北碚第三次轰炸时，我们房子屋顶塌下来，老鼠窝也落下来了，我找到我的十一个棋子，又有一套完整的象棋。
18。在缙云山上
荒凉的缙云山上有一所修道院，那里有三排两层楼的房屋，本来没有人住，因为治安不好，现在却住了十来家人，都是为逃避轰炸来住的。老向夫妇在这里租了一间房间，老向周末才上山来，他太太因为怀孕，就住在这里。我们在他们隔壁租了两间房间。房间前面是走廊，大家洗脸、吃饭、看书都在走廊上。楼下有公用厨房，前面有个小寺叫做石花寺，和尚从早到晚在那里念经。傅嫂跟我们上山来洗衣服打杂，我们另外请了个人替我们烧饭。青山则留在北碚看房子。
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们的大箱子还在香港，现在运不到内地来了。我们只穿随飞机带来的几件衣服，但是在香港做的蓝布旗袍在这里显得太好。在这里，要等到衣服脏到不能穿，才给傅嫂拿去洗。除此之外，我们只有几本书和爸爸一架手提打字机。最不方便的是没有厕所。小便用尿壶，大便用放在父母亲房间门後的马桶，要等马桶满了才有人倒。热水是在厨房里烧了由傅嫂挑上来的。我们只抹抹身而已。如果要洗澡，要等厨房里的和尚说烧完饭还有热水剩，才关照小和尚把热水桶提到寺里一间空房间，倒在木盆里，我们才一一进去洗澡。
白天，爸爸继续要我们攻读中文，但是他教的古文，我时常听不进去，他教我们威--瞿罗马拼音法，我倒一学就会。姐姐和我在合译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后来在美国出版。我开始看<红楼梦>，也看老舍的短篇小说集，非常喜欢。<离婚>、<黑白李>、<牛天赐传>等，幽默短篇我特别喜爱。老舍那时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委员和总务部主任。他的<骆驼祥子>最早就在<宇宙风>连载。他住在重庆，也来缙云山看过父亲。
我们最多是两星期洗一次操，那是多舒服呀！我坐在盆里边慢慢用肥皂抹身，用毛巾细擦身体，嘴里哼著歌。但有一次，突然间，我发现窗外有个和尚在偷看我，吓得我忙把毛巾围著身体，从木盆跨出来。等我穿上衣服走出来时，那和尚已经不见踪影。周围静悄悄的。我不知道那和尚会不会躲在竹林里等我。我赶快跑回我们的房间。
我曾经看见寺里的和尚，大约三十人，在黎明，山上还蒙盖著云雾时，静悄悄地走到石花寺去念经，木鱼声、铃声、烧香的味道融成一片，使我神往。有的和尚看来只有二十多岁，他们面色苍白，头颅上有戒印。我想，他们是念了多少经，才能年纪轻轻就六根清净，看破红尘，真可佩服。没想到，和尚竟然会偷看人洗澡，他们的六根未必清净呢！从此以後，我们姊妹们洗澡，总留一个人站在门外守住，以免再发生这样的事。在这里竹林丛丛，处处似乎埋藏危险。
夜里灯光微弱，不能看书，没有别的事做，只好早早上床。偶然听到山豹吼声，但是不怕，因为山豹不会下炸弹。月光夜里，还会听到一个女人像猫叫春地狂叫，走到走廊看，只见她披头散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王太太和妈妈小声说，她患的是淫狂，在月圆之夜一定要男人和她睡觉。白天看她，倒不觉得她有什麽两样，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的和她讲话。啊，性，色！我什麽时候才能明白！
我们即使在这里，也听到飞机的声音。北碚拉警报时，有个小童便从寺里跑出来打锣，大家便赶快把炉子里的火扑灭，把晾著的衣服收进来，以免日本人注意，然后躲到竹林去。有时听到我们的战斗机在空中盘旋，等著迎接敌人的飞机。由於我们的飞机少，只好飞得很高，等日本飞机飞来时，垂直俯冲，用机关枪扫射。听见日本飞机坠落的声音，真痛快！听说一架日本轰炸机值得十五万美元。我心想，如果须要懂牺牲我的生命才能打下一架飞机，我会愿意吗？我觉得，我的生命并不值得十五万美元，但是我实在想活著呢！幸而，我无须做这种选择。
我没有摆脱一早醒来就看天气的习惯。从山丘可以看到北碚天空。如果北碚天空蒙著一层云，人们看见了一定很高兴，以为今天不会有空袭了，但是在山上，我看得出那是一层薄云，会散，稍後太阳会出来的，我觉得应该跑下去告诉北碚的人不要白开心，快点躲起来，今天会有空袭！夜里有月光，我也替北碚的人担心，我好像在山上对北碚的气候负责。
老向太太是位护士，她告诉我们很多关於从南京撤退时的惊险动人故事。老向周末上山来，后面总跟著青山，他挑来我们一星期的粮食。老向总是很乐观，以讲故事给小孩听的口吻报告好消息给大家听，我们空军打下了几架飞机，我们士兵士气有多好。相反地，有个生肺病的女人，她丈夫在北碚银行里工作，周末他上山来，总是报告坏消息。
庙里有人天天下去买报纸。我们看的总是昨天的报，印在五颜六色的纸头，因为纸张的品质很差，加了颜色衬托，灰色的黑水印出来的字比较容易辨认。
报纸说，美国接受日本要求，封锁滇缅公路，那是我国主要向外通道。这是中日战争以来最黑暗的时期。美国人虽然对我们同情，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冷淡，并且想发战争财，把汽油、轻重武器、军用物资大量卖给日本，等到去年(一九三九年)一月才禁运飞机零件附属设备及炸弹，并且给予中国贷款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那年，七月宣布废止美日商约。今年四月再贷予中国二千万美元，以滇锡抵偿。这些援助都来得所谓叫"Too little, too late"。太少，太迟。在欧洲，德军入侵罗马尼亚，苏俄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德日美签订三边公约。
爸爸觉得在这时期，中国很需要有人在国外替国家做宣传，他人在缙云山上无法在这方面为国家做出贡献。妈妈的脾气变得很暴躁，什麽小事都引来她的怒火，而她时常拿我出气。我也和她顶嘴，不像姐姐总是听她的话。三姊妹中，妈妈最爱姐姐和妹妹。姐姐是妈妈结婚四年之後，才生育的宝贝。姐姐又聪明又漂亮，像大人，很肯帮母亲忙，对爸妈来说简直是十全十美。妹妹小时常病，很依赖妈妈，是她的小宝贝。只有我喜欢和妈妈顶嘴，衣服乱扔，不听话。我想，她生了姐姐之後当然希望生个儿子，却又生了个女儿，是多失望。我能想像我如果是男孩，她会多麽宠爱我，把我惯坏了，我在家里会像小太子一样。然而我又是个女的，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们两人都心直口快，所以常有冲突。其实，姐姐的脾气是，有什麽不如意的事都闷在心里不说，样样顺著父母的意思。她对我说，我们不应该躲在山上，应该在北碚和大家一起跑警报。我说，别人是求之不得躲到山上来，难道你还想跑警报？她说，她觉得她应该对国家有所贡献，她没有受过什麽训练，但是想在医院里帮忙。我能同情她，她十七岁，有林家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她虽然羽毛未丰，却想离巢试飞。
19，我们中头奖啦！
有一天，没有听见小童敲锣，突然之间，飞机就在头上。来不及逃到竹林了，只好跑到楼下，那总比楼上安全。
轰隆！轰隆隆！轰隆！
「北碚炸了！炸了北碚！」大家叫起来。第二天，青山来了。
「我们中头奖啦？」妈妈问。
「房子炸掉了一半，」青山说。
「哈哈哈，我们中头奖了！」我们不知不觉也学会痴笑。青山说，日本鬼子随便扔炸弹，在乡下，在田里，哪里都不安全。几天後是阴天。我们早上五点便要下山去北碚看我们的房子。早去早回，以避免遇到空袭。有个和尚站在修道院门口的大岩石上，大声喊「滑竿！」那些抬滑竿的农夫就从竹林里走出来，我坐上滑竿，跟著他们的脚步摇呀摇的一路摇下山。
我们的房子的确炸掉了一半。父母亲的卧房一面墙没有了。
「你看这房间光线变得多好！」老向以一贯乐观的作风这样说。
「是呀，简直和户外一样，」我们也会答腔说。「在这里看书光线再好也没有了。」
天花板、地板、窗子、门，什麽都倒塌了。我们找到炸弹的碎片和螺旋桨，老向说那是五十磅的炸弹。废铁可以出卖。青山说，轰炸那晚就有小偷想来偷废铁，都给他赶掉了。
镇子作得百孔千疮，街道比以前宽敞，因为许多房屋都炸掉了。没炸倒的房子少了一面墙，就用报纸糊起来好了。那家西餐厅被炸掉了，但是刀叉和罐头水果可以捡起，在另外一处再开一家好了。菜市烧掉了，但是人家还不是照样做买卖？北碚比从前更加热闹，因为有一千个学生来复旦大学参加联考。有许多船泊在嘉陵江边，工人扛著木材，嘿呀，呵呀地哼叫，把木材搬到岸上。船上的女人忙著洗衣服，切菜烧饭，菜刀落砧板的剁声像小鼓的急板，配著男人的哼声，好像在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父母亲做了决定与其躲在缙云山上，或是把房屋修好回到北碚跑警报，不如回到美国为国家做宣传。父亲在国外为国家做宣传全出於自愿，从没向政府拿过分文。
父亲把北碚的房屋借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工会，由老向代管。老舍的儿子舒乙在一九九四年父亲百岁诞辰纪念时，写了<家在林语堂先生院中>一文，部分说：
这所房有许多文人来住过，最後由两家人分住，东面一半由老向一家住，西
面一半由我们一家住。父亲老舍先生比我们住进去得早一些。母亲带着我们三个
孩子一九四三年秋天由北平逃出来之後，和父亲在这所房子里团聚。在这里，父
亲住到抗战胜利後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先后共两年多。他在这里写了长篇小说<火
葬>、<四世同堂>第一部和第二部，抗战回忆录<八方风雨>，还有许多短文，譬
如系列散文<多鼠斋杂谈>。他戏称这所房子为「多鼠斋」，形容这儿的老鼠成灾。
此外，在此期间，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贫血集>。在北碚时，父亲身体相当糟，
患贫血病，常常头晕，又患痔疮，还打摆子，因糙米中有稗子而患盲肠炎，住院
开刀。我们抵北碚时，他刚刚出院，直不起腰来，站在路旁迎我们，双手拄在手
杖上，看起来，已是一位饱经风霜的瘦弱老人。
林先生的房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相当不错的房子，整整齐齐，规规矩矩，下有
房基，正有洋瓦，外墙是砖的，外表呈黄色。日本人一九四O年轰炸时，一颗炸
弹正落在离房子五米不到的地方，地上炸开一个很大的深坑，居然没把房子震垮。
那时，林语堂先生一家正好有回国之游，还恰恰就在北碚附近，他们正在缙云山
上休息。回来一看，房子遭到了严重损坏。赶快抢修。到我们住进去的时候，炸
弹坑中已种了一株槐树，直径已有茶碗口那麽粗。冬日，父亲穿著长棉袍，脚踏
棉窝鞋，坐在小树前留影，是他在北碚留下的仅有的两张照片之一。
林先生的房的周围，严格地说并没有固定的界限。有一个院门，只是象徵式
的，有门柱而无门扇。由门柱开始，有一条有台阶的小路向上通到我家住的西半
边。老向先生家不走这个门，他们走後门，后门通向东半边。房子的正面，门柱
旁边有几株高大的芭蕉，有一棵梧桐树，有两行冬青树，有茂盛的竹子。竹上常
有画眉歌唱。夏日夜间，往往有暴风雨，闪电之中，看见巨大的芭蕉叶东倒西歪，
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倾倒，十分可怕。
令人惊讶的是，这所小房一直好好地保存着，现在还住著人。我曾两度回去
看过，几乎完整无缺，没有变坏，而且并不显得十分破旧。它现在是被围在一大
群建筑当中，四周的环境变化极大。不走近，是不会发现它的。好在，它现往被
圈在北碚区区政府大院之内，所以并不难找。有了电，有了上下水，有了正式的
厕所。
它，以前是蔡锷路四十四号，现在是民生新村六十三号副十六号。
在正面的墙上，已经挂了一方小木牌，上面刻著四个绿色的字：老舍旧居
(一九四三-一九四六)。
我最近还接到北碚区副区长的信。他写道：将把房里的居民移走，开辟成老
舍纪念室，正式确定为重庆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所有这一切，首先要感谢林语堂先生，当初，如果没有他的慷慨借用，父亲
一家人也许找不到一处安身之地，他本来已经很坏的身心状态也许会变得更糟，
恐怕难以完成被他自称为「对抗战文学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的创作。
将来，一是纪念馆正式落成，我想，应该在墙上另立一块牌子，上面可以这
麽写：
此房原系林语堂先生所有，抗战时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会址。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六日作客台北
当日有林语堂纪念图书馆之访
我们真的要走了，反而舍不得缙云山，舍不得北碚。回来三个月，饱受空袭的惊慌，但也认识了许多朋友。对大後方虽然只看到一斑，也可以说大开眼界。我们很舍不得老向太太和她可爱的男婴抗抗。
那和尚又站在岩石上大声叫滑竿了。
下山时，周围的风景似乎特别美丽。在薄雾中，竹林显的青翠无比，我们刚到北碚时，农人正在田里插秧。现在，禾稻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一股凉风吹著我的头发。再见了，石花寺，别了，敲锣报警报的小童，偷看我洗澡的和尚，叫春的女人。三个月来，我自觉懂了许多事。人生是复杂的，事物并不是非白则黑。我不会忘记老向永远乐观的口吻，这里面有许多学问，我还不完全明白。我不会忘记令我听了心惊胆颤的镗镗锣声，山豹的吼声，飞机在空中战斗，机关枪达达达响声，和炸弹爆炸时那种声震林木的巨响。
回到北碚，看见那些黑黝黝的防空洞口，想起宋家一家人，和那两个巴金迷的女学生，很想和他们道别。再过几十年，人家会指著防空洞说，那是日本人轰炸时大家躲进去的山洞。等我长大之後，我会对人说，我也在洞里躲过。
在招待所放下行李後，我们便到房子去看看，青山把炸弹碎片卖掉了，十八斤，每斤一角五。老向说，他被人骗了，废铁的价钱不止这个数目。天黑了，我们拿着电筒里过炸烂的街道走到一家新开的馆子。老向和几位朋友为我们饯行，走上摇摇摆摆的楼梯，楼上满是人，桌子点著腊烛，大家在等电灯亮起来。老向订的房间一面墙炸掉了。在月光里，嘉陵江看得很清楚。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鬼节，江边有道士在诵经，普渡亡魂，有人在烧纸钱，火光熠熠，我不难相信，到处是没有散去的灵魂。
突然之间，电灯亮了。江边的景色不见了，却听见咕隆雷声，大家说好，要下雨了。老向站起来给大家斟酒，大人举杯痛饮，说中国必定胜利，我们会把日本鬼子赶到海里去。老向说，胜利之後他要一路喝醉酒回到北平。有一位女士说，胜利之後她要穿大红色的衣服满街乱跑。朋友祝我们平安抵达美国。美国？我不相信地球上有这个地方。
20。好像在做梦
第二天，我们乘公共汽车，早上十点半就到重庆。天气闷热难当。由於所有的招待所都炸掉了，董显光先生请我们住在他家里，就在国际宣传处行政大楼对面。我们才到了十分钟，警报就呜--呜--呜拉起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大家说，这里的警报拉得比北碚大声，我们乡下人听了不觉慌张。董先生的佣人马上把董先生的西装、两只皮箱和一些书放在邻近一幢小石屋里，也把我们的箱子放进去。外面的人从行政楼搬打字机什麽的到地下室。董太太很镇定。她说等拉二号警报才跑到防空洞还来得及。
不久，二号警报拉起来了，「呜--呜，呜--呜，呜--呜！」其声音之大，震耳欲聋，我不觉发毛，肚子绞疼。大家在跑了。驶到乡下的车子上路，喇叭嘟嘟地响。在四十哩外的北碚，我们听见过轰炸重庆的巨声，现在身在重庆，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感受。
宣传处的防空洞掘在山边，董太太说，董先生总是等到拉紧急警报时才到防空洞里来，否则他根本没有时间办公。我们和许多人走下石阶到洞里去时，已经听见飞机嗡嗡的声音。难道它们已经来了？董太太说，那是我们的飞机在等著欢迎日本鬼子。
那防空洞大约七十尺深，是马蹄形的，两端是出入口。我们拿手电筒走进去，看见一排长板凳在隧道当中，靠壁两边也有长板凳，墙上挂著小油灯。洞里很潮湿，有许多蚊子。大约有两百人在里面，人人手里一把扇子。我们坐下来之後，有几个外国人过来和爸爸讲话。好久没有听见人讲英语了。後来董先生来了。董太太对妈妈说，董先生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因为生活失常所以便秘。有时候正坐在马桶上，委员长的电话来了，他只好掐著屁股站起来去接电话。在这种活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大家什麽话都可以说。董太太说，她在自修俄文，她喜欢背动词的变形。我们都佩服她的精神。
在重庆，除非炸弹落在头顶上，都不算「近」。飞机下蛋声音庞大，洞里震动了好几下。幸亏这次没有中头奖。我们在里面熬了四五个小时之後，洞里的电灯亮了，那表示警报解除了。董先生告诉爸爸，明晚委员长和夫人邀我们吃晚饭，小孩包括在内。我听了不觉大为愕异，真有这样的事吗？我兴奋得不得了，肚子又疼起来了。
果然，第二天大约下午四点钟，董先生带我们乘汽船过江，那是委员长的汽船。到了一个地方上岸，有一辆轿车带我们到一个山坡，由轿子抬我们到官邸。那不是滑竿，是特别的轿子。官邸是两层楼的洋房，副官引我们到客厅坐下，不久便听见人从上走下来，是蒋夫人。
有些人在我想像中只会在相片或新闻纪录片里看到，真的见到他们时，我会感到休克，原来真有其人！这时我就有这种感觉。蒋夫人很美丽，比她的相片更加美丽。她很和气地和我们说话，并且叫她的三条狗进来给我们看，大概她以为我们像美国孩子，喜欢狗。但是那些狗太吵闹，後来便叫人把它们带走。
委员长走进来了。我以为他进来之前会有人吹喇叭宣布，但是他就那样一个人走进来，身材比想像中矮小，穿著军装，笑嘻嘻的，好像一点心事都没有。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们小孩子回国以来最喜欢什麽？姐姐说，她最佩服我们的空军。我说我喜欢抬滑竿的农夫。
「中国农民最好，」委员长说，「国家的力量靠农民。」
蒋夫人说，「中国农民肯吃苦耐劳的程度，没有别的国家比得上。」委员长又问北碚蚊子多不多，食用水好不好。吃过饭不久，我们便离开了。
回来的时候，我好像在做梦。我区区一个小孩子，见了蒋委员长！晚上，重庆的电灯点得亮晶晶；我忘记了电灯可以这麽亮。一切像奇迹。
第二天清早，国荣兄来看我们。他在中国国货公司做会计，他说，他的宿舍中了弹，他在公司里地板上睡觉。十点钟，警报又拉起来了。我们在防空洞口向小贩买了一打煮鸡蛋，就钻到洞里去。吃完鸡蛋便没有事做了。坐著坐著，坐得屁股酸疼。洞里人多，又是黑漆漆的，如果起来走走，恐伯会踩到别人的脚，被人咒骂。地面又是湿的，容易跌倒，回来之後，自己的位子也许被别人估了。好座位不容易找！有人身体躁臭，坐在他们旁边可受不了。想来想去，还是坐著不动要好。我们和国荣兄瞎聊。他说他很羡慕我们去美国，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去美国留学。下午四点解除警报时，我的背僵硬得几乎站不起来。一脚踩在一洼水里，跌倒，弄得一身泥巴，灰头土脸地走出来，阳光刺眼，很久才能适应。谢天谢地，这次没有炸在附近，但是我感到内疚，不应该自私，希望炸弹炸到别人头上。
那天晚上十点钟，又拉警报又打锣。晚上打锣是要把睡觉的人吵醒。董太太说，要不要看看董先生的办公室？我们说好。董先生的办公室半边早已烧成炭，窗子也烧黑了，我们在那里遇到马彬禾先生，他是苏格兰人，为宣传处做英语广播，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听说他除了生活费之外，分文也不肯拿宣传处的。
窗外悬著两个红灯笼，很美，不应该是用来报警报的，人们应该在灯笼下赏月、品茶。不久，电灯熄灭了，紧急警报拉起。在夜里，那如狂人的哀号，好像要把人的心脏扯出来。我们又钻进防空洞里去了，口乾，坐在凳子上熬到凌晨一点才出来。我没有脱衣服就倒在床上睡觉。不到一个小时，警报又拉起来了。快点跑。我们在洞里坐到凌晨四点。这次他们跟本没有轰炸重庆。出来时天已微亮。我们在二十四小时跑了三次防空洞，只睡了四个钟头。
第二天，八日十九日，重庆遭到空前大轰炸，一共来了八十一架飞机分两批。不像以往，在洞里坐了好久才听见飞机的声音。今天飞机很快就来了，听那声音，好像下了几百枚炸弹，轰隆！轰隆！轰隆隆隆！下个不停，声音越来越大，我闭著眼睛，捂著耳朵，吓得魂飞魄散，就像有个巨人拿著锤子敲打我的头。突然，轰的一大声，接著是穿云裂石的响声，一阵咆哮大风从一个洞口横扫狂击而来，从另一洞口吹出去，空气压力打压在我身上，使我痛得好像胸口压住石头，不能呼吸。后来才知道，一枚八百磅的炸弹落在洞口。
我打开眼睛时，什麽都看不见，我以为我瞎了。後来听见人擦火柴，点了小油灯。我全身都痛得不得了。终於警报解除了。出来之後，看见宣传处行政楼炸毁了，烈焰腾腾。董先生的房子没有炸倒，墙上嵌著许多炸弹碎片。城里多处起火，黑烟弥漫。
第二天的轰炸比前一天更加厉害。这天我们要飞去香港。早上六点，董先生夫妇陪我们去机场。处处都是烧毁崩坏的房屋，砖瓦遍地，疮痍满目。有人在路边卖黍米，有人在刷牙。没有被炸掉的店子门面贴著红纸，上面说「照常营业」。许多卡车载著学生在路上辘辘而过，许多人抬著棺材嗨哟嗨哟地走。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抱著婴儿，有的背著老人，向乡下或向防空洞走去。昨天轰炸得太厉害，今天大家不等拉警报就先去躲起来。
我们走下那三百石级，乘小渡船到飞机场。天气酷热。抬头看山岩上已经高悬红球。国荣兄来送飞机，带来一些葡萄给我们在飞机上吃。他说，商业区炸得认不出了，大火还到处焚烧，没有办法扑灭。我们离开重庆，心里实在难过。一切像一场噩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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