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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次女
作者：林太乙
26. 荣誉毕业生
我对父亲这套话没有什麽意见。一向，他说什麽，我都相信。不入大学，毕业之後做什麽呢？他说，要我踏入社会做事，学会处世的道理。他听说，耶鲁大学的亚洲研究所缺乏中文教员。「我们来试试看。」
「我吗？到耶鲁大学教中文？」我失声大叫。
「那有什麽不可以？」父亲说。「教外国人的中文，程度很低。最要紧是国语发音正确，要懂点中文文法，懂威瞿罗马拼音法。」
这个并不难。从小，爸爸这位语言学家就教我们注意国语的发音，威瞿罗马拼音法我早已学会。至於中文文法，有书可参考(自修！自修！)。但是我毕业时只不过十八岁，怎麽能去耶鲁大学教中文？我心乱如麻。想到离开家庭，到新港去住，赚取一份薪水，过独立的生活，我跃跃欲试，但又不敢抱多大希望。我看得出爸爸对这件事很起劲。我的所谓中文是他教出来的，他想试试他的学生行不行。
负责亚洲研究所的乔治．甘尼迪博士认识爸爸。有一天他来纽约，我们见了一面。他大概四、五十岁，长得矮矮胖胖，讲一回地道的北京话。他听我说几句国语之後便说行，月薪二百元，他们是真的严重缺乏教员，因为美军与研究所签了合约，派军官和士兵来学国语。我又惊又喜，不敢相信有这麽容易的事。
於是，同学们再对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麽不入大学」时，我就说，「我毕业之後马上就去耶鲁大学教中文。」她们对我刮目相看，连老教师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她们教中学，我这个中学毕业生却要去教大学！耶鲁大学！
最後那学期十分忙碌，也很紧张。同学们等待被大学录取的消息，一一得到消息之後高兴得发狂，大家互相拥抱道喜。白尼丝考取宾州一所一流女子大学，我也为她高兴。大家纷纷讨论离开家庭，过独立生活将是什麽滋味，我也参加一份。
大考的时候特别忙，我们还要作举行毕业典礼的各种准备。我们依身材高矮排队(有两人比我矮)，练习照著进行曲的拍子，徐徐走进学校大礼堂。毕业那天，大礼堂里会挤满家长、来宾、同学，我们将一一走上讲台从校长手里接受文凭，那将是多光彩！我读觉民小学四年级时就随家里到美国，恶补英文插班在纽约的小学，只差几个月要毕业时便去欧洲，回美之後又回国，直到这几年才安定下来好好的在学校读书。我终於能毕业中学，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成就。
校方规定，在毕业典礼时毕业生要穿白色的衣裳、白鞋，什麽款式都可以。妈妈和我在马迪生大道的店里挑来挑去，终於选了一件短袖圆领滚绉边的衣裳，细腰带，碎褶裙，配上对白色高跟皮鞋。我很高兴，把衣裳挂在衣柜里，不时看它一眼，那洁白的衣裳象徵多年努力读书的圆满结果。
大考还没有结束时，学校便宣布荣誉毕业生，即成绩优异学生的名单共四人。我的名字不在内。
我愣住了。这怎麽可能，我每科都是甲等。同学们也不明白。是不是漏了我的名字？我红着脸问西格小姐，有没有弄错，是不是遗漏了我的名字？西格小姐一向对我很好。她说没有搞错，这是教师们开会时决定的名单。她劝我不要灰心，好好的预备所剩下的英文大考。我好像头上挨了一棒，肚子给人踢了一脚，垂头丧气的回家。这不公平，不公平！论成绩，我每科都是甲等，论品行，从没有给学校批评惩罚过，还要我怎样？我打开衣柜看见那件新买的白色衣服，买来的时候是那麽高兴，现在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想到校方请来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贵宾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博士，我难过得不想毕业了。我丢尽他的脸。
爸爸当然不重视学位，连博士学位他都不重视。他说中学毕业算是什麽？荣誉毕业生的名堂算是什麽？这话到我如冷水浇头。不，不，这次爸爸不对了！爸爸也许认为荣誉毕业是可笑之至的芝麻小事，但这对我太重要了！学校对我太不公平了！
我并没有哭，而是气呼呼地，像个机器人预备英文大考。威尔斯太太出的题目是要在大考时作文，谈论艾略特的长诗<荒地>。我气鼓鼓地读这篇长诗，我不喜欢这篇充满隐喻的东西，谁晓得是什麽意思？威尔斯太太却认为那是了不起的作品，大概是因为艾略特也是英国人吧？
考试那天，我坐在教室里像发疯了似的，在纸上发泄怒气，东拉西扯，写满一页又一页，是最後交卷的学生。走出教室，觉得精神特别好。老天爷，还预备在我头上击几棒？来吧！我抵受得住！
没想到，过两天，校长宣布荣誉毕业生加一名，就是我。我喜出望外。西格小姐笑咪咪地恭喜我，同学也为我高兴。我好像从噩梦醒来，呵呵地笑，也没有去想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毕业前夕，我洗澡洗头发，细心将头发卷起来，第二天醒来头发乾了，我漫慢地梳，尤其注意盖着我微突的额堂的浏海，一切要至善至美。我们只须在典礼前半小时到校。用过午饭，我穿起玻璃丝袜，然後把那件白色衣裳从头套下，绑了腰带，再梳一次头发。我在脸上扑了薄薄的一层粉，嘴唇上涂了淡淡的口红，戴起一条细细的珍珠项链和爸爸送我的水蓝宝石戒指，双脚便伸入新鞋。父母亲，妹妹和我坐汽车到学校。我走到毕业生集会的教室，许多同学已经来到，大家和我一样兴奋，紧张，喋喋不休地比较衣裳，皮鞋，再拿出梳子梳头发。
时间到了。西格小姐带我们走下楼梯。大礼堂里已经挤满人。那庄严的音乐响起时，我百感交集。我们鱼贯而入会堂，走到前两排座位坐下。
我没有听见爸爸的演讲说些什麽。我只注意到台上的桌子堆满文凭，每卷结著蓝色丝带。演讲完毕之後，校长致词，然後开始叫毕业生的名字。我们一一上台去领文凭，叫到我的名字时，我就走上台，校长递文凭给我时，对我灿烂一笑，台下的掌声似乎特别响。我眼泪盈眶，谁也不知道我是多么辛苦，才夺到这张文凭。
典礼结束之後，师、生、家长、来宾聚在一堂，彼此打招呼，恭喜，祝福。妈妈送我一朵紫色兰花，帮我别在胸前。威尔斯太太手里拿着杯饮料，从人群之中挤过来，她很激动，话讲得很快。「是我阻止让你做荣誉毕业生的，因为我妒忌，你十七岁就出版一部小说。但是你那篇艾略特的作文写得太好了，我不得不凭良心，在第二次教 师会议中同意让你做荣誉毕业生。」
「唔，唔，谢谢你，威尔斯太太。」我说。
她说完话对我笑笑，翻头就走了。
白尼丝和我打开文凭比较。她也是「荣誉毕业生」。那几个字在她的文凭上是印上去的。在我的文凭，那些字是手写上去的，显然是临时加上的。我并不在意。我得到公平待遇，那对我才是最重要。
那夜我在床上，回味这件事，觉得威尔斯太太实在荒谬。她好好的一位中学老师，又有丈夫子女，何必妒忌我这个学生？然後她受良心责备，才让我做荣誉毕业生，而且一定是下了大决心，才对我透露她的心情。而我一直在怕她这位英文老师呢。人的心理是多麽复杂，我要学的事情多着呢。
27. 在耶鲁大学教中文
「中国语言有四声：例如妈、麻、马、骂，各有不同的意思，」我说。教室里有三十几个二、三十岁，甚至四十岁的男生，有大学研究生，也有军官。我把这四个字写在黑板上，加以威瞿罗马拼音符号和每个字的意思。刚过头来时，发现甘尼迪博士站在教室後旁听。这是我上堂授课的第一天。
我在开学之前一星期已经搬来新港，和两位女同事在一幢三层楼的房屋里合租一个公寓。我并且遇见了其他同事，他们有的是美国人，曾在中国做传教士，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起码是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他们都讲一口地道的国语，而他们对我这个小妞儿很好奇。甭说，大家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什麽人。咱们等著瞧吧，看她行不行！
我知道，讲纯正的国语，必须注意「知」「资」、「宗」「中」、「吃」「痴」、「是」「四」、「猪」「租」、「州」「邹」、「炒」「草」等字发音的分别。万不可说，「我不资道，宗午你四想痴租排饭，还四想痴扬邹草饭？」
「中国字同音的很多，全由声的不同区别字的不同意思。」我望了甘尼迪博士一眼，继续对学生说。然後要保住我这份差事，转过头继续对学生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创作过一首拗口令，叫做"施氏食狮史"。」
我把拗口令慢慢念给他们听：
石室诗土施氏，
嗜狮，誓食十狮
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
氏视十狮，恃矢势，
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
石室湿，氏室拭，
氏始试食十狮尸。
食时，始识是十狮尸，
实是十石狮尸，
试释是事！
甘尼迪博士向我眨眨眼，点头一笑，走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八月六日，美国以原子弹炸广岛，八日，再以原子弹炸长崎。第二天，苏俄对日本宣战。九月二日，日本向同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投降。九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八年中日战争告终。
那几个月发生的事相继而来，太快了。美国对日本投以原子弹究竟是什麽东西？投一枚炸弹杀死几十万人，在道德上解释得过去吗？我不知道，我只感觉，宇宙有它的规律，人不应该去玩弄。中国抗战胜利了，我想起我们离开北碚那晚，我们手持电筒走过炸烂的街道到一家馆子，老向和几位父亲的朋友请吃饭为我们饯行。摸黑爬楼梯上去，楼上满是人，在等电灯亮起来，房间一面墙炸掉，看见在月光里嘉陵江火光曳曳，有人在江边烧纸钱。
突然间，电灯亮了。江边的景色不见了，却听见隆隆雷声。大家说好，要下雨了。大家举杯痛饮，说中国必定胜利，把日本鬼子赶到海里去。那天终於来到了。老向有没有像他所说，一路喝醉酒回去北平？那位女士，有没有穿着大红衣服满街乱跑？
在遥远的美国，我们也为抗战胜利欢欣若狂。在耶鲁的中国留学生有的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哭得像刚刚出世的婴儿。
28. 故乡不能再回去
美国小说家沃尔夫说，故乡是不能再回去的，意思说，假如回去，会发现那已经面目全非。换句话说，童年是再也找不到的。战争结束之後，我们没有搬回去上海住。我们初到美国的时候以为只来住一年，结果我们三姐妹在外国长大。
一九四五年，我十九岁，又写了一部小说，比十七岁写的好 -- 我对自己的作品是最为苛求。
我在耶鲁工作一年半之後，去上海接替姐姐的职位，任军医署长林可胜医师的英文秘书，她回美国打算结婚。上海当然不再是我十岁离开的时候的上海。东北共军骚乱，国民党内部犹疑动荡，政府税收不敷支出，增发法币以致物价飞涨，各种货品严重缺乏。
在外滩，我又看见那些壮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象徵战前外国人在上海的雄厚势力的大银行、大商行和大饭店都曾经设在那里。这时，外国商人多还没有回来开业，那些高楼大厦像一幢幢空壳子无言地凭吊昔日的荣华。当然，我的眼光也变了，我不再是十岁的儿童。
南京路挤满了人，在簇拥的人群中我突然看见个七八岁的女孩，拉著大人的手正要走进一家餐厅，是冠生园！小时我也去过冠生园吃午饭，然後就跟妈妈到永安公司买她爱吃的花生酱。回忆一幕幕涌到心头。大光明戏院！小时我最爱去那里看电影，尤其是秀兰邓波儿的电影。
只有二伯一家人仍旧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三义坊，二伯却已经去厦门大学任教，我只找到二伯母和国光兄嫂。三伯在桂林去世，他的子女也还在内地。六叔一家人在马尼拉已经生根，也没有搬回上海。
一位女同事和我在一家小招待所租了一间房，有浴室却没有自来水。洗澡时由人挑热水进来，倒在浴缸里，八十元一担，总有小块纸片浮在水面，水底有沉淀物。林可胜医生是南洋出生，受过英国教育。他有时带我们一群人去大酒店里的西餐厅吃饭。侍应生穿著褪色的晚礼服，递来用法文写的菜单。冷盘每客一千五百元，鱼排二千元，牛排五千元。那冷盘是用日本罐头鱼虾，德国罐头青鱼，美军配给火腿拼凑起来的。白俄舞女徐娘半老，穿著十年前缝的晚礼服，学会了几句美国俚语，和年龄比她们小一半的美国士兵共舞，老迈的匈牙利乐队拉小提琴，奏维也纳华尔滋和二三十年代的流行曲。上海好像停滞在抗战以前，但那些辉煌的租界已经是褪色的记忆。只有在旧法租界霞飞路那些大枫树变得更茂盛。胜利後，国民政府把霞飞路改作林森路，以清洗殖民地色彩，但大家仍然说霞飞路。旧习惯难改。
有许多日本俘虏关在虹口提篮桥监狱。有时我随著林医师去那里办公，而且在那里过夜。林医师晚上出去应酬时，我一个人只好看小说消磨时间，因为他回来之後还要办公。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完约瑟康烈的大部小说<杰姆勋爵>，一个人夜里在监狱办公处看书，心里不免有点害怕，因为在不远之处有两千名日本俘虏关在监狱里，万一他们闯出来怎麽办？
军医署的工作大多和内战有关。在秦皇岛，国共战斗得很厉害。十一月共党大举叛乱，美国停止对华援助。
我回美国之後，一时没有固定的事做，觉得吊儿琅当，於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校外进修部选课，选英国小说，新闻学课目，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结婚为止。我没有大学学位，那倒没有妨碍我写作，那也许是凭一股傻气，和後来担任读者文摘总编辑的职位。但是谁知道，假使我有一张大学文凭，我的一生经历会有什麽不同？我年龄越大，越觉得自己知识浅薄，而且胸怀不够开阔，对极大的东西，如天文，和极小的东西，如原子，都没有多大兴趣。我对数学也不好奇，超过一千万的数字我的头脑拒绝了解。
妹妹毕业中学之後即入一流的巴那德女子大学，後来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得博士学位。她因为念理科，所以爸爸没有坚持她不念大学。后来她在香港大学执教，现任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副教授。
本来，大家以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中国已经翻身，不会再受外国欺侮。殊不知，在一九四五年，美、英、苏在雅尔达会议讨论苏俄对日本作战条件，已有秘而不宣的协定，内容为苏俄於德国投降後二、三月内，依下列条件对日宣战：
一、保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苏俄一九0四年被日本侵害的权利：甲、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乙、开
大连为国际商港，保障苏俄在该港的优越利益，另以旅顺为苏俄租借的海军基地；
丙、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中俄合营，保障苏俄的优越权利；维持中国在满洲的全
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归苏俄。
关于外蒙古、满洲事项，在罗斯福征得蒋主席的同意后，史达林准备与中国缔结一
友好同盟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私自成立谅解，将中国出卖，将德国前在山东租借地、铁路、矿产等，悉让予日本。雅尔达协定，再将中国出卖。中共能够在短短几年统制中国大陆理由之一，是苏俄将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军火送到共产党手里。
三伯的儿子伊仲、伊祝兄去了台湾，伊磐兄留在家乡照顾母亲。他被一个在金门当兵的表亲牵连而被派去内蒙古劳动改造多年。他在内蒙古学会了做白铁，修理钟表，脚踏车、缝衣机、电灯、电话，但因为生病，神经衰弱，心脏无力，常在工厂里昏倒，而且在操作机械时切断了手指。一九五九年他回家，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他病体不堪日晒，也不能高攀，所以不能修电灯电话线。手指少了几个，再也不能修理钟表什麽的。
两三年前，伊仲、伊祝兄嫂去同安看他，他住在一间残旧不堪的老屋里，入夜灯光幽暗，蚊钠如雷。他因为十年前中风，行动不便，几乎整天坐在一张藤椅上，难得开口。这是伊仲嫂毕璞告诉我的。想起当年在香港相遇时，他是个活泼的青年，一生就这样被踏踢掉，可以说是毫无天理。
而厦门呢？鼓浪屿呢？毕璞嫂在<老树春深更著花>书中说：
作为经济特区，是台商投资重要目的地的厦门，固然市面相当繁荣，游客云
集，有高楼大厦，有百货公司，但我对它却没有什么好印象。街上人挤人，又脏
又乱是原因之一；满街都是伸手要钱的乞丐，以及向观光客料缠不休，想兑换外
币的黄牛，也都令人怕怕。
厦门虽然是中共最早开放的几个都市之一，可是在很多方面仍然相当落後。
像公共汽车之破旧肮脏、三轮车之简陋(同安的更简陋，就像台湾的送货三轮车)、
小吃店的不卫生等等，都令人望而却步。最可笑的是很多人家仍旧没有厕所的设
备，而公厕之脏就不必说了。莫名其妙的是，火车站新盖的公厕还算清洁(要收
费)，但还是矮墙无门的那种。在共产社会中，大概是连上厕都不能享有隐私权的
吧？
我们在厦门停留了三天，除了尝到慕名已久的道地的厦门炒米粉、薄饼和土
笋冻(一种海产做成的冻)外，似乎毫无收获。一走出旅馆大门，由於街上人潮
汹涌，寸步难行，既怕扒手，又怕乞丐，每次都像一场噩梦。仲兄弟俩目睹故乡
变成如此面目全非，也只有摇头叹息的份儿，认为不堪回首，简直是糟蹋了它
「花园都市」的美誉。
我们也曾乘坐渡轮，环绕鼓浪屿一周。这种渡轮也是十分原始简陋，还好绕
行一周不过二十分钟，也就不必过加讲究。从前老听仲说鼓浪屿如何如何漂亮：
山上遍布著精致的花园洋房，绿荫处处，道路整洁，沙滩的沙细而白，正是理想
的海水浴场。然而，当我们舍舟登陆，踏上这座心目中的人间仙岛时，马上就幻
象破碎，大失所望。当年漂亮的小洋房哪里去了？洁白的沙滩又哪里去了？虽然
这个小岛还不至於像厦门街头人挤人那么可怕；不过环境的脏乱、房屋的破旧，
又与大陆其他地方有什麽分别？当然，人会衰老，城市也会变老旧；四十多年的
失修(没有遭到破坏已算万幸)，又叫它怎能保持原来的样子？
至於外公那花园洋房，有人去看过，说洋房破烂不堪，花园荒芜，在大厅里堆著木柴，有人形容在里面住的人像过乞丐的日子。
桐姊和师基兄在共产党占领时还住在厦门。桐姊看情形不对，说不如搬去香港，但是师基兄不肯。在文革时，师基兄被指控为「特嫌」，因为他有亲戚在帝国主义的美国，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腐朽的资产阶级的香港，使他们一家背了几十年黑锅。一九五一年，舜姊和惟贤兄和他们的儿子回去北京，惟贤兄在那里教书。十年之後，在大饥荒时期，在厦门一般人吃米糠、树皮，偶尔有稀饭拌蔬菜吃算是好的了。肉根本买不到。桐姊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搭火车从厦门到江西鹰潭，换车到上海，再换车抵达北京。她去找舜姊，因为在北京还买得到肉。她们做了肉松让桐姊带回去厦门给三个儿子吃。这是後来舜姊告诉我的。在文革时期，惟贤兄被指是美国特务，被抄家批斗以致心脏病发而致死亡之後，舜姊和儿子有幸逃到香港。我可以想像到两姊妹为了买猪肉，清早就挽菜篮上菜场，回来後因为怕邻居知道，闭门在房间里的小煤基炉上做肉松的情形。每天只能做一点，一星期後才积够装满一个铁皮盒子。那和昔日在廖家大厨房里做肉松有多大的分别！我也想像得到，瘦巴巴的桐姊紧抱住那盒肉松，千里迢迢回去厦门时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师基得到平反，他多次对他儿子说，「没有听你妈的话到香港去，很对不起她。」
桐姊和师基兄都已作古。舜姊和儿子住在加州，她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她们母子得以来美国，是因为舜姊秘密收藏了小正的美国出世证，红卫兵来抄家时没有抄去。我每次见到舜姊，她都会提到和桐姊做肉松那回事。
我们的回忆都和肉松拌在一起。廖家的肉松，一代接一代，是用细心、耐心和爱心炒出来的。
29. 春日在怀
我结婚之後生了一女一男，他们都已成人。我写了多种小说，均以英文撰写，并且译成八种其他文字。一九六五年，我任职<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我认为够了，我宁愿恢便写作生涯。编缉工作和写作截然不同，处理文稿像奶妈抱儿子 -- 文章是人家的。迄今我写了四本书，好像生了四个儿子。
学无止境，写作、做家务之馀，我一直在自修。至今我书桌上仍然堆满字典和参考书，遇到生字，我还在查字典，把意思和发音写在簿子里，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的发表欲也仍然旺盛。无论是一篇文章或是一部小说，从孕育一个概念，构想如何发展，一个个字写出来，写完了修改再修改，以至最後誊一份乾净的文稿，寄到书局，苦等他们的反应，那种甘苦，有点像怀孕，要细心滋养胎儿，要有耐心，抱奢极大的希望，却不可不提防万一会有意外。
一日作品被书局接受了，那种衷心的喜悦会使我如醉如痴。我写完英文小说<金盘街>时，把稿子寄给美国一家书局。他们拒绝接受出版，但书局编辑鼓励我从头写过，因为他觉得题材很好。我煞费苦心从头写出，一年後寄给他。我收到他同意出版的信时，快活得双腿发软，两天没敢出门，怕过街时给汽车撞倒。
书有人肯出版了，看校样是愉快的事。那时自己的手稿已经变成一排排的铅字，像一队队的步兵在长条纸头上操过去。看完了校样，就苦等书的出版了。
有一天，我会收到一本刚印好的书，拿在手上先看那彩色封面，上面印著书名和我的名字。翻开书来，书壳好像发出细微的声响，仿佛在和我私语，说「我出世了。」隐约闻到油墨的香味，摸摸那浅象牙色的纸头，翻到最後一页看这本书一共有几页，把它捧在手里试试它有多重，念念封底的作者简介，看看有没有错误。然後躲到一间空房间，关起门来，从头到尾读一遍，严格地评断自己的作品究竟行不行。但是不能完全客观，要等书出版之後看别人怎麽反应。
我会到书店去看自己的书有没有放在当眼的地方，书架上有几本？我会问店员它的销路好不好，但从不露出自己的身分。我的书和别的书一起放在书架上，我知道竞争开始了。
一本书如果有好评、好销路，我的欣喜就像看见儿子在学校里得到优异的成绩一样。如果销路平平，只好安慰自己，它毕竟是出版了，足见有人欣赏。象所有的母亲最疼的总是最弱的那个孩子一样，我最疼的也是销路最差的那本书。
两年前，外子和我回去过上海。
我们的游览船清早就驶进黄浦江。我五点起床，从房舱走到上层甲板，看见满天迷蒙的烟雾，初升的太阳象一枚昏黄的铜钱空悬在一片混沌之中，毫无光辉。浦东那边，有许多工厂的烟囱冒出一缕缕浓黑的烟，随风飘洒在灰暗的天空，构成一幅触目的泼墨画。
黄浦江熙熙攘攘，有好几艘汽船拖著一串串的驳船，载著煤炭、水泥、食物、粪便什麽的，慢慢驶过。船都是黑色的，是旧船，很旧的了。另外还有些货艇在船尾装两架舷外马达，打嗝似地吐出一口口黑烟，卜卜卜地驶过去。江水黑黝黝，像墨汁般游流。温暖的江风带来一股刺鼻的酸臭气味。沿江两岸码头停靠著的远洋轮船和货船悬挂著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旗帜，给这幅灰暗的水墨画添上一点彩色。
突然看见南浦桥，是新盖的铁缆吊桥，雄伟壮观。周围的烟雾里大概还掩藏著中国开放以来的许多成绩，黄浦江的肮脏可能也是与之俱来的後果。
一艘领港的汽船带我们的游览船到泊船的码头。船停泊之後，船上的旅客已经用过早餐，预备下船观光了。船上有约四百客人，大多数是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有些日本人和华人。我们已经去过镇江、南京和无锡，将北上烟台、天津，离船乘游览车，到北京，从那里飞回各人的住处。
中国国际旅行社派来的十来辆游览车已经在船边一字排开。上车後我一眼看见座位靠背的罩布很脏，布窗帘也残破不堪。游览车转进南京路时，地陪用口齿不清的英语说，上海有一千三百万人口。我望窗外，觉得他说得一点不错。今天是星期天，上海的居民好像都到南京路来了，他们男的穿白衬衫黑长裤，女的大多数也这样装束，挤满了行人道，真的摩肩接踵，嘘气成云，挥汗成雨，不是简单的一句「人山人海」所可以描述於万一的。我小时也和父母亲在南京路走过，是挤，但是没有这麽挤。
游览车开到寄上海展览馆，大家下车。我研究手上的地图。从前我们住在静安寺路边的爱文义路，现在叫做北京西路。我们住的弄堂叫柳迎村。我要去找。上海展览馆是一座受苏联影响的建筑物，两幢庞大笨拙的高楼簇拥著中间一座高耸的塔，横蛮臃肿，真是难看。地陪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建造的，又说这里是前英国商人哈同的私人花园。噢？那麽很近静安寺吧？「请问静安寺在什麽方向？」我问他。他吃了一惊，没想到游客中有会讲中国话的人。他视我若怪物，受理不理地说"I don't know." 他显然不愿意和我认同，翻过头去带外国游客到友谊商店去了。
外子和我沿著北京西路走去。到处是人和车子，要过街的，要转弯的，好像大家不一定要靠左或靠右，只要有空间就钻进去，明明不准汽车驶入的单行道，汽车还是驶进去。
街道两边都是两层楼的旧房屋，窗外晾著衣服。街上灰尘这麽多，不知道晒乾了的衣服会不会比洗涤之前乾净？在一个弄堂口有个似曾相识的水泥大垃圾箱。以前是各家把垃圾倒在大垃圾箱，由工部局的人清除。这垃圾箱已经满了，附近都是垃圾，有个孩子蹲在旁边吃饭。这不会是柳迎村。我记忆中的柳迎村是一排排粉刷的淡黄色房子。这里的房屋是灰黑色的。我们向前走。小时，矮矮胖胖的黄妈每天陪我上学，她提著我的书包，我抓住她粗糙的手，跟她那双裹过的小脚蹬蹬蹬走向觉民小学。到了中午，我手指沾著橡皮铅笔的气味，头脑塞满要记住的生字和新知识，看见黄妈站在学校门口等著接我回家吃午饭，我松了口气。我又抓著她的手跟她蹬蹬蹬走回家。等到闻到一阵强烈的咖哩炒洋葱味道，便知道快到家了。柳迎村弄堂口住著个印度人，每天炒咖哩洋葱。有时他站在街上，包著头巾，一脸胡子。黄妈说，他留著一头长发从来不剪。我想，那不知道有多长！那印度人看见我，会睁大眼睛瞪我一下，吓得我拉著黄妈赶快跑开。
这条路我走过不知道多少次，我以为我一定找得到我小时住的家。但是我完全不认得这一带了。灰尘高飞，前面是个建筑地盘，在盖一座玻璃面的高楼大厦。有个男人拉著木板车，上面载著五六块长约二十尺的水泥板向地盘走去。後面一部则满载著数十条钢铁管子，前面一人拉，後面两人推。
「你看呀！」我忍不住叫道。是不是我当时年龄大小，在上海这些景象都有，而我视而无睹？抑或是我住在海外太久了，看不惯这样用人力拉重载？老舍在三十年代写<骆驼祥子>描绘黄包车夫过的辛苦日子，但是比起目前用木板车拉如此重载的情况，拉黄包车算什麽？抬头看那二十多层未完成的大厦，我心烦意乱，感到无奈，同时又极想视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运河......长城......不都是完全靠人力建造的吗？但是现在是一九九四年呀！我心里抗议。
拐弯吧，走到个菜市。我的天呀，什麽都摆放在地上，离开行驶中的脚踏车，汽车轮子只有几寸的地方，放著鱼肉、水果、青菜。到处是垃圾和苍蝇。这麽混乱！这麽脏！小时妈妈买水果回来一定要泡在一种深紫色的结晶盐水里消毒才可以吃。现在岂不是大家要这样做吗？我不是要找童年的上海吗？这算找到了一部份吗？不，上海以前没有这麽多人，没有这麽脏，起码在静安寺一带没有这麽脏。天气炎热，一股股血腥味，腐臭味，粪便味扑鼻而来。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我决心回去那似曾相识的弄堂。
有个女人坐在矮板凳上织毛线衣，脸上涂了脂粉，天气虽然这麽热，她穿的却是长袖的红色丝绒西装，像一朵玫瑰花点缀著周围的灰暗。
「请问，这个弄堂叫做什麽？」我问那女人。她不回答，眼光就像那个地陪的一样，好像我是个怪物。她看得出我不是这里的人，虽然我穿的衣服很平常。「你是从那里来的呀？」她反问我。
我不愿意说我是从美国来的，那太远了。大家都是中国人。昨天我们在无锡，我可以说我是从无锡来的。但是她不会相信。我显然不是中国大陆的人。「我是从香港来的，」我这样说，她可以接受吗？我想跟她聊聊。「这个弄堂叫做柳迎村吗？」
「不。」她低下头，腼腆的一笑，走进房屋里去了。外子和我走到弄堂尽头，我一直希望这是原来的柳迎村，只改了名字。我望著一排排的房屋，仿佛听见母亲说，对面住的是广东仔，他们的留声机放出的广东仔戏真难听，隔壁住的是福州仔，他们做的肉松和厦门人做的不同，她不爱吃。走回来时，看见那女人抱著孩子躲在窗後向外窥视。她把我指给孩子看。
我们截了一辆出租汽车向码头驶去。看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看见宾士汽车，经过门面豪华的餐馆和五星饭店。经过旧法租界，那些旧日高贵的住宅仍然在那里，那些大枫树也仍然在那里，宁静安详地遮护那些住宅。不过霞飞路也不叫做林森路了，现在叫做淮海路。
我只有在回忆中找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所以把它写出来。回忆比什麽都宝贵。地坼天崩，改变不了我的回忆。光阴荏苒，夺不去在怀的春日。
回到码头，游览船像一座白色的堡垒，不调和地泊在黄浦江。天空仍然蒙著浓厚的烟雾。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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