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若隐若现的神话
摩罗
我在《王晓明论》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与孔子所设定的理想人格君子相对应，王晓明也有他的人格理想，这就是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不仅是他的自我期待，也是他对文化人群体的普泛要求。”这句话所描述的不仅是王晓明，也不仅仅是笔者我，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中国几代文化人的追求与幻想。
早在本世纪初，青年鲁迅就在留日学生杂志上大声疾呼“精神界战士”的诞生。到后来，“精神界战士”在鲁迅笔下演变成了“知识分子”。无论是“精神界战士”还是“知识分子”，其所指者乃是同一的：都是要求文化人既具有内在的信念与操守，又要担当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有人将知识分子的职能概括为传承文化、领导舆论、守护精神价值、维持社会良知，可以说是较为准确的一种表述，它与鲁迅、胡适、罗隆基、储安平、顾准等几代人的愿望和实践基本吻合。
知识分子当然首先应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个人。然而，上述“传承”、“领导”、“守护”、“维持”等诸般职能，仅靠少数个人是决难履行的，而是需要仰仗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努力。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说在“反胡风”、“反右”、“文革”三场政治运动中，文化人群体的行状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反思还来不及开始，中国文化人又身不由已地隐入了新的历史困境。进入九十年代，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文化人一时简直乱了方寸，出现了较严重的不知所措，在知识生产上则出现了较普遍的失语症。他们再一次面临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想象、对于知识分子职能的重新理解、对于个人道路的重新选择。这些新的想象、理解、选择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其中自然也有比较迂的、比较“原教旨主义”的，也就是比较知识分子化的想象与选择。我在这里特抄引两段话，看这两位学人是如何为自己建构知识分子形象的，或者说是如何再一次建构知识分子神话的。
我总以为，人类社会所以产生知识分子，就因为它需要有人超越各种狭隘的功利关系，依照整个人类生存的需要来设计社会的蓝图。在这超越和设计的过程中间，知识分子必然会归纳出某种公理，从其中领悟到某种抽象的精神价值。他对这价值看得越清楚，就越会热烈地崇拜它，把它当作自己的守护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想征得它的首肯；无论发什么主张，总愿以它为出发点；无论流行风气怎样与它抵触，都虔诚地相信它──我们所以把一个人看作知识分子，就因为他有这一点理智的信仰，靠着头脑中那尊思维之神的鼓励，他能够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中站稳双脚，不为所动，但在那班识时务的聪明人看来，他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迂夫子。(见王晓明《追问录》)
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甚至也不仅仅是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而是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是曾经或将要在这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个体的痛苦、绝望与幻想。正像我们的个体发育史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一样，我们在精神上也应该拥有着人类史上所有的欢欣和苦难，所有的光荣和耻辱。开始也许只是不自觉地拥有着它们，而当我们自觉地拥有这一切并担当起这一切时，我们就成了一位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个性生成的时刻，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诞生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物意义上成为人类生命的全息体，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着人性的全部意蕴，因而，捍卫我们的个人尊严，也就是捍卫人性的尊严。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每一次受难都不再仅仅是为族类所作的牺牲而首先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仅仅是个体的挣扎而是折射出族类对于尊严与幸福的渴望。在风寒雨冷的时代，我们会因为申诉了自己的悲愤与抗议而表达出族类深心的希望与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时刻，我们会因为多担了一份族类的患难而成全了个人的光荣。诗人雪莱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竖琴，要为宇宙奏出痛苦和忧伤。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不正应该是自己族类的竖琴吗？�5�(见摩罗《寻找确定性体验与稳定的性格》)
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想象可谓流光溢彩，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诞生可谓竭尽期待之诚。这样的期待也是社会和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内在需要。可我今天不想讨论这种期待与需要。相反我对这种期待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我越来越觉得应该多多考究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否可能。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并不是时代需要什么，社会就能出现什么。在精神领域，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常常相反：时代所最需要的东西，恰是社会最缺乏的东西。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读书人正是在这需要与缺乏所构成的巨大裂谷中蹦达挣扎、翻腾沉浮。他们有时候气宇轩昂，好像只需一个蹭跳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但转眼之间又神情沮丧，表现出怯弱、狭窄、萎缩的本相和低眉垂眼、忠君侍权的本性──他们毕竟是中国文人的后代，他们怎样挣扎也挣不脱这种血缘对于他们的制约与拘限。
然而，仅仅归因于血缘出身的责任，是不是太为我们自己开脱了？难道不能从我们每一个个人找一找原因吗？承担历史的重负比起承担个体人格的重负来，总是要轻松许多，但我们不能老是选择轻松。在许多紧要关头，正是因为我们过于天真地选择了轻松，才导致在堕落的路上走得太远，从而酿成了最可怕的沉重。对于本文所要谈到的三个人物，这句话都是很适用的。
对舒芜这位老人，历史已经表现出可贵的宽容。我要旧话重提，决不是要跟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过不去。我常常批判阿Q，就因为我早就认定自己是阿Q的儿子，同样地，我之所以要批判舒芜，正因为我是他的后代。我把他看作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常常用“我们”作主语，来讲述他、她和所有他们的故事。我在他们的故事中，受尽了凌辱与伤害，也充满了悲愤与哀伤。四十年前，如果真的有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话，舒芜大概可说是名列第二的领袖人物了。他如果不“弃暗投明”，结局多半会像胡风一样悲惨。哪一个学者愿意将自己的学术前途葬送在这样的灾难之中？舒芜要逃避那种迫害，是人之为人的本能，似乎无可厚非。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你的挣脱，便意味着加重你的同党的灾难，挣脱者往往为此而永远不得心安。中国文人在几千年的迫害中演出了许多卖友自保、卖友求荣的丑剧，可见谁也没曾找到过既能远祸避灾、荣华富贵，又能保住节气信义的两全之策。既然如此，舒芜只有再向前走一步，才能真正做到于己有利：对同党反戈一击。由此可见，将胡风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交给权力部门，并按权力部门的要求对这些信件蓄意歪曲、蓄意构陷，这对当时的舒芜来说，不只是迫不得已，还含有个人的需要。正是这些信件的价格，标出了舒芜所能得到的荣华富贵的份量。这场交易虽以强权压制所促成，但其中自觉的商业成份，怕是也不好完全忽略。否则就是将问题简单化了。
现在我们知道，舒芜对于胡风的陷害，只是整个迫害事件的一个环节。我们同时还知道，即使舒芜以名节自重、拒绝合作，那场迫害也决不会停业，而会有别的环节，将这出丑剧延续下去。也就是说，胡风已经成了势所必然的受难者，舒芜的选择，对这场悲剧构不成实质性的影响。但这不是可以为舒芜开脱责任的理由。即使一个人在乱棍之下死局已定甚或已经死去，但在那血肉飞溅之中，决不应有我抡下的一棍。你没有勇气和能力救他也许是可以原谅的，但你如果积极参与，就无疑是帮凶，哪怕是为了掩护自己而虚晃一棍，也是对良知的践踏与戕害。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这么一点良知，那他的人格在整体上就是可疑的。这样的人与人们幻想中的知识分子，真是相距遥遥。
做一个知识分子也许确实艰难，但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我看未必每时每刻都那么艰难，有时候你只要拒绝一点什么、只要稍微那么自律一下少做一点什么，你的良知就差不多可以保住了。对于舒芜也许没这么简单(因为他不做那个交易的话势必要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分子)，对于蒲熙修来说，事情也许真的就这么简单。
在1957年之前，蒲熙修实在太像一个知识分子了。无论是国民党时代还是共产党时代，她都是最出风头的政治记者，她的政治观察力、政治批判力与她的新闻敏感力一样杰出。1945年她投身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和报道，这本身就包含着她对政治民主的向往与鼓吹。五十年代中期她帮助徐铸成把《文汇报》办得那么风风火火，从中不难看出她作为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热情和良知。她在私生活上也表现出某种胆略和特异。就在采访重庆政协会议期间，三十六岁的蒲熙修与五十岁的罗隆基一见钟情，她对这位政治学教授和政治活动家的倾慕可以证明她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信念与趣味。虽然她一直不敢与这位无论哪家政权都不会信任的民主自由的信徒结婚，这显出她在政治上的持重和世故，可她敢于蔑视成规，与这位有情人不明不白地同居十年之久，这本身就不乏尊重自我感情和权利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堪称天下有情人的楷模。
可是，在1957年反右的急风暴雨中，几乎所有风头正健的知识分子都不得不迅速转向，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低头认罪，然后以打倒别的知识分子的方式图谋消灾减祸。马叙伦说，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沈钧儒说，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盟事实上成为了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郭沫若说，民盟中央的教育、科学、文化材料实际上是“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纲领。吴晗经过一两个月的观察与权衡，最后也拍马上阵，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在所有这些下流的批判、诅咒、出卖中，蒲熙修不幸成为了最下流、最无耻的背叛者和出卖者。蒲熙修像无知的女中学生向班主任交出刚刚收到的求爱信一样，向权力部门交出了十年间罗隆基写来的记录了他们最深刻最美好感情的所有信件。她控诉说，罗隆基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还说罗隆基是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并改变其方向的。为了将罗隆基打得更垮更烂，这个名叫蒲熙修的女人甚至为罗隆基捏造了一个地主分子的身分，还暗示说罗隆基是特务，主动要求官方追究罗隆基与周佛海的关系。总之，什么东西杀伤力强，什么东西能将罗隆基砸成肉泥，她就搬起什么东西来向罗隆基砸过去，完全进入了杀敌立功、赎罪消灾的魔境。
一个人为了自保，不得不伤及别人，对这种无奈，似乎不得不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原谅，尤其是在中国式的政治运动中，全国上下早就布好了天罗地网，所有的人都处于一刻也不间断的凄凄惶惶之中。在围剿别人的起哄中摆脱一点内心恐惧(至少是缓解一刻吧)，这在心理学上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对此，我们一面要作人格的批判，一面也不得不稍敛批判的锋芒，面对人性的复杂和黑暗发几声无奈的甚或悲悯的喟叹。可是，蒲熙修对于罗隆基的背叛，这哪里是对别人的背叛，这完全是对自己的背叛。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背叛可以彻底到这个程度，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侮辱可以如此丧尽天良，这真是不可思议。蒲熙修当时所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也许不再有机会在新闻界和政治界出风头，也许还有别的风险与难处，但与完全背叛自己、整个丧尽天良相比，究竟哪一头损失更大？事实上，在她这样做过之后，她原想保住的那些全部失去了，而且是永远失去。她与罗隆基一样戴上了右派帽子，与罗隆基一样在孤苦无告中绝望地死去。历史对于他们俩的捉弄同样严酷无情。
说句与历史同样严酷无情的话，正是历史的这番捉弄，让那一代文化人付出了身心俱灭的代价，却让我们这一代人收获了一份清醒。如果没有这番历史的捉弄，我们也许早就把蒲熙修看作一个难得的知识分子，可事实上我们知道，她离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遥远，我们这些中国读书人离知识分子统统都他妈的多么遥远。
第三个人的故事我没把握讲好，既要遮遮掩掩，又要把事情讲清楚，我的智慧远远不够。这个人曾十分焦虑地对他的上司说：我还得在这个单位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将他的行为公开。为了隐去他的大名，我原想在此称他为狗屎，后来又决定将他命名为Z。将Z拉过来列于舒芜蒲熙修之后，多少有点抬举他。但Z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学评论家，而且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沙龙演讲中都表现出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亢奋和激烈，这与舒芜蒲熙修也很有点相似。为了尽可能把Z的故事讲得好一些，我不得不引进一个被我称为B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B几乎是Z唯一可以谈论文学的朋友，Z也差不多是B唯一的朋友。在鄱阳湖边漫长而又浓重的黑夜里，听着千年不变的单调浪声，他们因为深味到生命的压抑与苦闷而齐声嚎叫呼啸。为了将自己从这样的封闭与死寂中拯救出来，他们挥着拳头发誓：一定要到文化中心去，一定要到北京和上海去。他们共同的志向使得他们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他们甚至曾经在那些虽非偷鸡摸狗之类却像偷鸡摸狗一样被旁人所诅咒的事情上联手合作，这使得他们俩共享着一份独特的骄傲。后来Z果然有幸到了上海求学，再后来B竟然也有幸来到了上海。要不是Z一进大上海就被这里的俗气所吞没，要不是Z那么迅速地表现出一个乡下人进城后常常会表现出的那种下流样子，他们几乎可以重演赫尔岑与奥加略夫终生联手相助的故事。
然而，我能告诉读者的只能是一个与联手相助完全相反的故事。B在毕业分配时，很幸运地受到上海某家单位的接纳。十分巧合的是，这家单位正好是Z所供职的单位。两位故旧不但都在向往已久的文化中心找到了落脚之地，而且可以栖居在同一棵树上，命运所加给他们的赏赐可以说是有点丰厚。但是，在事情发展的最关键时刻，Z终于以告密者的面目悄悄出场了。他将他与B合作的既非偷鸡摸狗之事却如偷鸡摸狗之事一样被看作坏事的事情(对Z无伤大雅对B的分配却可构成麻烦)供出来，再加上种种诬陷，证明B是个坏人，让B无法到那个单位去供职，让B无法在上海立足。这个与B一起发誓要去上海的人，一定要亲自把B赶出上海、重新赶到最闭塞最偏僻的角落里去。这个曾经那么亢奋高傲地以批判知识分子自居的人，竟然调动起本应受到他的批判的黑暗力量，帮助自己去实现他的愿望。这个故事的惊人之处，也许不在于Z对B的陷害，而在于Z对自己的背叛竟然如此之深、如此之干净彻底。他简直是打算从此以后永远不再面对自己的灵魂了。他比蒲熙修走得更加遥远，因为蒲熙修的自我背叛是在政治高压下的无奈选择，她对他者的伤害也是公开的，也就是准备了承担相关的责任的，而Z是在没有压力、只有交易的情况下自觉主动地陷害他人、放弃自己，而且一切都在暗中进行，永远不打算承担这份责任，即使败露也死不认帐。所以，在所有做恶者中，Z这种做恶者是最下流的一种。
我们也许有一百种理由喟叹我们的历史境遇过于严酷，可是，我们不是更有一千种理由反思我们自身的软弱、自私和卑污吗？时代所加给我们的挤压，我一刻也没忘过，可我同时也相信，时代并没有逼迫每一个人都像舒芜、蒲熙修、Z那样在自弃自辱的路上走得这么遥远。我们太需要跳到时代之外，追问一下每个个体人格所应担当的那份责任。我们对前人的责任若没有一点追问之勇，究竟是表明了我们的理性和宽容，还是意味着我们在下意识中为我们本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退路太宽太远？如果要责问舒芜为什么不像鲁迅那样、蒲熙修为什么不像顾准那样，这也许有点荒唐，因为我们既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鲁迅和顾准，更没权利责成自我之外的别人去担当鲁迅顾准式的深重磨难，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充满了知识分子向往、以知识分子自居的读书人，那么，我们以鲁迅顾准式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也要求所有与自己类同的人，这难道不是自自然然、天经地义的要求吗？
可是，至今为止，我们这一代人根本不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不经意间，竟出现了Z这样的下流人。尤其可悲的是，一位年长的学者面对Z的故事竟然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我们这一代人原来已经堕落得如此之深，这太叫人瞠目结舌了。如果没有深远的历史背景作映衬，我也决不愿认同这位学者的感叹。可是，历史如此，现实如此，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尽管在若干场合，我曾抱有过天真的幻想，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向知识分子神话趋近，可是这个神话已经飘得无限遥远。同时我也明白：不是这个神话背叛了我们，而是我们一次次背叛了这个神话。我们如此不堪造就，永远也不会得到历史的同情与原谅。
摩罗，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咀嚼耻辱》、《描述耻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