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慧文学视界**
从一副挽联谈起
●戴子钦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丧仪中，蒋介石选了一副挽联，词云：“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两句话，实际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赞扬胡适做出旧道德的榜样。
旧道德内容很多，蒋介石所赞的是什么呢？查看蒋于同年6月27日颁布的褒扬令，说胡是“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五项德目中，后三项新道德也提倡。说到“孝亲”，则胡适父母过世太早，其父在他不足四岁时便病逝了，其母亦在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他的“事亲”机会太少，所以这里的“孝”字仅是一个陪衬。蒋介石赞美他的只是“忠”。
“忠于谋国”，谋谁的国、如何为谋呢？
想当初，时在1929年，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等三篇文章，引据孙中山思想批评国民党政府，那是堂堂正正的谋国议论。然而国民党政府容忍不了，下训令申斥胡适，不许登载那些文章的刊物发行，还不许胡当校长的中国公学立案。最后胡只得辞去校长职位，于1930年5月交卸，同年11月举家迁回北平。
据罗尔纲《胡适琐记》所记，当日胡离沪时，没有一个亲友来车站送行，是他自己提了一只大皮箱入站上车，显见他是瞒着别人走的。为什么这样？为的是担心国民党特务在车站狙击他。
胡适是文化界的大人物，国民党需要摸清他的底细。《胡适琐记》有专章写胡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后学校派给他的一名秘书。此人名叫卢逮曾，是研究五代史的，办事精明干练，讲话小心谨慎，对人绝口不谈有关胡适的事，也不管校外天翻地覆的学生运动，因此胡适很信任他。这一来，卢就管事很多，还可以直入胡的书房，不管胡是否在家。他当秘书，直到“七·七”事变才与胡分手。后来他在重庆担任独立出版社的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他又当上了立法委员，住在南京城西山上一座幽静的别墅里，有一天派了汽车邀罗尔纲到他家吃饭。他对罗介绍自己说：“我是国民党自由主义派。”
这里的“自由主义派”，应当读作“调查科”。他在胡适身边六、七年，自然把胡的一切情况通过他在南京的上级反映给蒋介石了，这对蒋日后竭力拉胡作工具起到很大的作用。
胡适自己，则早于1933年2月在反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一事上公开表明了他倒向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态度。他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谈话，说“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见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这是该同盟刚通过他为会员、并由他担任北平分会主席还不到一月时的公开报道。他断然否定该同盟的宗旨，因此就在十天后遭到同盟总部的除名。
如此两方面都用了一些功夫，胡适逐步靠近了蒋介石。
卢沟桥事变起后，蒋介石在对日和战的决策关头，召胡参加庐山谈话会。胡的议论切近蒋的思路。蒋决意揽胡“共赴国难”，就在1937年9月派他出国从事民间外交，继于次年9月任命他为驻美大使。
胡当大使到1942年8月卸职，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打响了。他怀着落寞的心情耽在美国两年有余，到1945年3月，蒋介石把他列入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的名单，同年10月，又派他率领代表团到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次会议。
在国内，则已先于当年9月任命他为复员后的北京大学校长。他是1946年7月才回国的，在他未到校前，北大校务由傅斯年代理。
到校后坐席未暖，蒋介石又叫他当国府委员、考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以至提出要他竞选总统。1947年3月，胡适为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到了南京，傅斯年闻知蒋介石两次召见他，连忙写信劝他不要“出山”。信是3月28日写的，其中有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一句话至少含有三层意思：一、蒋氏统治集团是个“大粪堆”，又脏又臭。二、为了掩饰这个粪堆，需要插上一些花朵，以蒙骗国内外的眼目。三、这类花朵，既属插饰，必然很快就萎落于地，化作尘泥，融入大粪堆。
傅的劝告，看来是有些效用的，胡适把高官的位置一一谢绝了。只是傅没有提醒他的老师，不要忘记蒋某是青帮大亨黄金荣的徒弟。此人在入世之初，就以暗杀革命家陶成章震惊社会；其后到广东搞革命，共产党帮他东征、北伐，北伐胜利，到南京站定脚跟，他就忽然变脸，借“清党”之名屠杀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已有一切专政手段可用了，却还喜欢用他手下的特务滥搞暗杀，被杀者有杨杏佛、史量才、闻一多、李公朴等名人。这类流氓手段，胡适应当看得很清楚。
还有，在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完第二阶段时，蒋介石因不满陈布雷的献计，一记耳光打得他的“文胆”无颜再活下去。（见1998年1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转摘贾亦斌《半生风雨录》文。）此事当亦足以使胡警惕于蒋的性格作风。
纵观胡的一生，除当了不足四年的驻美大使之外，没有再做官。但他在蒋氏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两个很不寻常的角色。一是在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的“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上，他以“国大代表”之身上台担任执行主席；1954年在台北又这样上台一次。二是到台湾后当了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蒋介石对此当然要给他记功。
据《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说，陈独秀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曾对胡适作了这样的评价：
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望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结果他从杜威走向蒋介石。（濮文转述陈语，未加引号。）陈布雷之死，叶圣陶说是奴性的表现。（见叶1948年11月19日日记。）胡适能进能退，没有步陈布雷后尘，于是在政治上与蒋氏共荣辱，最后得蒋送挽联称赞他为“旧道德的楷模”。返顾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作的贡献，不能不令人长兴花落粪堆的感叹。
***
【此文原载于《书屋》，宇慧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