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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钱钟书等人在“五七”干校　／何西来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学部“五·七干校”首批人马出发去河南罗山。
　　文学所是“连锅端”，全部下去了，准备在那里安家落户。文学所知名的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等都下去了。俞平伯还带着他的夫人“大表姐”。俞平伯有一段日记是这样写的：“上午发言。到所里来，表示赴‘五·七干校’之决心。下午宣布全所移河南信阳罗山，办‘五·七干校’。学习班结束。下午回家。１５日２时３０分，携妻离老君堂寓。到所集合，乘大轿车同赴车站。”我想，俞平伯老先生写“离老君堂寓”这几个字时，肯定是很有感触的。老君堂是俞家祖寓。俞家最有学问的人物是俞樾，他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俞平伯之母曾说，“到平儿，俞家五代书香。”就是从俞樾算起的。老君堂分正院、偏院。有几十间房子。俞平伯住正院，偏院是他家的书房。“文革”以前，逢休息日，他常请朋友到西院唱昆曲。“文革”中，他从正院被赶出，住进矮小的书房。那年五六月，老君堂院中的马樱花绽开粉红的花朵。这种花又叫合欢花。这时，俞老从偏院的墙头，看到马樱花开，便写了《七绝》一首：

　　先人书室我移家，
　　憔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
　　隔墙犹见马樱花。

　　这首诗后来在牛棚难友中传阅时被发现，把他斗得够呛。说他记了“反革命变天帐”。
　　写一首诗就是“变天帐”。诗书对于知识分子似乎都成了致祸之累。下干校前，很多人觉得没指望了，把书都卖了。离开自己的书，是很痛苦的。那时卖书，小本八分５００克，大本一毛五分５００克，报纸三毛５００克，外文精装书还不要，得撕了皮才行。也有不乏远见的聪明人买书，几块钱就能买一套《资治通鉴》。
　　下干校时，我们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那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我们就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打地铺。１１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又补种了一些麦子。
　　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从刷牙喝水到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买鱼吃。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吃到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我也有个故事。因为罗山水塘多，大家经常到水塘边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次我去一个原是粪坑的池子里洗过东西，于是文学所调皮的“校友”用何其芳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编了一副对联，来取笑我们。

　　何其芳牙缸吃肥皂越吃越香
　　何老别粪坑洗屁股愈洗愈臭

　　没有横批。我自己可以加一个：香臭不分。“老别”也有典故。“文革”中，造反派写我的大字报说，“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云云。所里有个蒙古族同志，叫仁钦·道尔基，他的汉语不太标准，说这句话时结结巴巴：“我们有，有个别、别、别有用心的人……”于是有人叫我“何别别”或“何老别”。
　　刚下去时，钱钟书、吴晓铃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老著有《围城》、《谈艺录》等书，吴老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扫地”！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我们驻地在离罗山县城５公里多地的地方，只呆了几个月时间，又从罗山搬到息县东岳公社。在那里划了１万多亩地。学部各所都去了，集中在一起。
　　到了东岳，一方面建校，盖房，种地，烧砖，打坯，劳动强度大。
　　一方面清查“５·１６”。学习、审查不断。那时钱钟书管收发。我们写了大字报，还拿去让钱先生抄。有一次，他看了我的大字报稿，说，你这个不通啊！你这里逻辑上有错误。他指出我的逻辑之错，我当下就接受了，改了。
　　那里地特别多，我们在残存的水围子里搞猪圈。以为水围子可以挡住猪。何其芳和另一个同志在水围子里养猪。但殊不知猪会游泳，常常半夜猪就跑了。何其芳就打着手电找猪，追猪。有时下雨，他和那个同志穿着雨衣雨鞋满地找。他写了《养猪三字经》，说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这句话成了何其芳干校养猪的座右铭，很有名。可见，他的确是虔诚地下去改造自己的。
　　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住在老乡家。老乡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简陋。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来捆秫秸。因为我们盖的那种房子，没有椽子，只有檩条。就用麻绳捆住秫秸杆，捆成又粗又长一条一条的秫秸把子，搭在檩条上，再上瓦或不上瓦涂上泥搭别的东西，做为支撑。
　　俞平伯搓麻绳，可说是一丝不苟。他跟何其芳一样，虔诚地劳动，虔诚地改造。他对自己的“搓麻”工作，有抒情诗为证：

　　脱离劳动逾三世，
　　回到农村学绩麻。
　　鹅鸭池边新绿绕，
　　依稀风景顶还家。

　　另外，他还有一首《邻娃问字》：

　　当年漫说屠龙计，
　　讹谬流传逝水同。
　　惭愧邻娃来问字，
　　可留些子忆贫农。

　　“屠龙”为典故。指学的本事没用。说是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本事，都如讹谬一样过去了。
　　俞平伯的自我改造意识还是明显存在的。他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文革”前有一次我到老君堂去看他，他把写在花笺上的一首诗给我看了。是在“十竹斋”花笺上写的。我记得其中三句：

　　炙背夕阳面壁居，
　　毛公指点分明甚，
　　悔不当初细读书。

　　５０年代批判了他。６０年代他也并未想翻案。“毛公指点”句和“漫说屠龙”句，意思是相同的，是愿改造的。这首诗他的遗诗集《俞平伯旧体诗集》未收。
　　俞平伯在东岳住在水塘边，那个水塘很脏，不是清水，水泛黄绿色，很深。洗衣、洗菜，臭哄哄的。池塘边，有几棵苦楝树，春天开一种淡蓝色的小花。淡蓝色在春天，在破草房子和臭水塘边，十分夺目，当是宜人的春色了。俞平伯又来了诗兴，写了《楝花二首》：

　　一

　　天气清和四月中，
　　门前吹到楝花风。
　　南来初识亭亭树，
　　淡紫英繁小叶浓。

　　二

　　此树婆娑近浅塘，
　　花开花落似丁香。
　　绿荫庭院休回首，
　　应许他乡胜故乡。

　　故乡还是他在北京的家。到后来，干校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就让俞平伯夫妇先回了北京。他们已是６０多岁近７０岁的老人了。在干校一年多，不容易。
　　这就是当年的俞平伯。
　　大部分“五·七战士”和一些带家属的，都住大营房，用苇席隔开。单身汉集体住，地盘大一点。一家一户的，各自隔开。那里吵架说话解手什么的，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经》、《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的选注者，全家也住这样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听见摇扇子的声音，就骂他老伴，“天没这么热，干嘛老摇扇子？”他一骂，就没动静了。过一会，摇扇似的声音又响起来。原来是床板在噗嗒噗嗒响，是来探亲的。仅一席之隔，无法消声。余先生便戏称：“海豹！海豹！”
　　干校生活很单调，只准读《毛选》和马恩列斯著作以及报纸文件。
　　《红楼梦》都不让看。军宣队说《红楼梦》是黄色小说。钱钟书带了几本比砖头还厚的外文辞典，一有工夫就看。辞典是工具书，看辞典，不会犯哪一条禁令。

（原载光明日报出版社《无罪流放——６６位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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