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实事求是评价“样板戏”

谭解文

　1967年5月，北京舞台连续上演八部戏剧作品，《人民日报》同时发表题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社论，京剧《红灯记》等正式加上了“革命样板戏”的头衔。从此之后，样板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一直与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30多年来，它盛衰荣辱，几度变迁，毁誉褒贬，各达其极。今天我们重新对之进行审视评价时，应该把江青插手样板戏的政治动机，与样板戏所体现的实际艺术效果加以区别，尤其必须把样板戏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所取得的成就，与江青插手样板戏带来的不良影响加以区别。样板戏在思想内容上为人所诟病的是它塑造了一批“高大全”式的人物。其实问题不出在将英雄人物写得高大完美，也不在于用了何种方法乃至“三突出”的方法刻划了英雄人物，问题在于江青一伙把“三突出”作为一种普遍的、绝对化的创作原则强加给一切作品，从而造成了人物塑造上的公式化、脸谱化的弊病。而在艺术形式探索上，样板戏则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京剧音乐的继承与革新问题。在演员表演上，样板戏对传统的表演程式、套路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创造，其艺术探索在整体上是成功的。在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革新和西方艺术的中国化融变过程中有功，为中国戏剧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借鉴。实事求是地说，样板戏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它的最大谬误，不在戏内，而在于对它的“样板”定位。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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