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不仅对列宁一代的革命家影响
甚深，激励了成百上千的俄罗斯青年走向革命，而且，对20世纪60年
代的中国青年也影响甚深。说到外国文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或
许只有《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与它相比。

　　近日与朋友谈起这本书来，可说是每个人都读过，而且印象深刻。
待要找一本来重温一下，却发现每个人都没有收藏。我从前读过的是
一部残缺不全的，在不知多少人手中辗转，以致谁也说不清书的主人
了。其实在当时，我们所求的也只是书，并不曾过问书的主人。为它
激动的时候，没有收藏的可能。到了80年代，这些外国文学的译本得
以再版，我却放过了《怎么办？》，心下就是趋同其时的趣味，以为
这本书没有收藏的必要了。

　　如今再寻而不可得，就禁不住怀想。有朋友代买来一部，却是个
新译本，封面的俗艳且不说了，连人名都是陌生的，拿在手里觉着隔
膜，心里面硌着，不好过。重温少年时代的某些书，是不能用新版本
的。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些时候见报刊上争论，就找来一
本重新翻翻，也许就因为是陌生的版本，甚或还是新译，一翻之下果
然不悦，感情就倒向了否的一方。近日忽然发现三十年前的旧书仍在，
封面还是我自己装补上去的，书页多处残缺不全，每一处残缺都唤起
一种久别重逢的情感。一气儿读下来，那些意识形态的砾石自然就被
筛掉了，流下来的还是温软湿润的沙子，感情就又倒向了是的一边。

　　但毕竟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一代的革命者，要纯粹一些，他们似乎
更多一些受难的精神，而少一些复仇的恣情。他在狱中写成的《怎么
办？》，所给予我们的，不是手持马刀呼啸而来的形象，而是不倦地
讨论人生理想、社会改革的大学生，过斯巴达式生活的职业革命者，
穿丧服的太太。这些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的人物，是颇有美感的，
虽茕茕孑立，却照出我们面上热烈的生活其内里的贫乏和粗俗。书中
的“新人”们长篇累牍地讨论爱情、理想、社会、人生，人人都像演
说家，说的又都是天上的话，这在小说史上总是被人诟病。但我是不
读小说史的。却像饿坏了似的，打着手电筒，一字不落地读这些非小
说的议论。虽然不大好读，但总比那些战争场景和“反特”故事有趣
得多。那时我的年龄大约接近女主人公在开篇时的年龄，我就喜欢那
些天上的话，同样有一种逃出去的强烈渴望，同样幻想有一位“新人”
施以援手，与同道相互支撑着，而对抗全世界。

　　同代人中说起《怎么办？》，印象最深的往往是那位职业革命者，
虽然他所占篇幅不大。这是一位贵族青年，然而却只身从他世袭的田
庄中跑出来，以冒险的方式漫游俄罗斯。他干粗活以增强自己的体质，
凿石、劈柴、翻地、打铁，走遍伏尔加河流域做一名纤夫；他不许自
己铺床垫，就是铺一条毡子也不许折成双层；他抑制并拒绝爱情，认
为那会拴住自己的双手；他通宵达旦地读书，而且坚认读书必须也只
能读经典，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及至牛顿和果戈
理……却不花一刻钟于娱乐；他游历考察整个欧洲的城乡，然后前往
研究美国社会，自觉地为未来作准备；他甚至为了磨练革命的意志，
而整夜睡在自制的钉床上，这个细节最是令人惊愕，而且激动人心。
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这样的人为原动力的原动力，盐中之盐，失去这种
人之精华，生活就要凋敝、衰朽。这样的人令我们景仰。六七十年代
虽说原就是个景仰革命者的年代，但这样的革命者，和在队伍中手持
马刀的革命者究竟有所不同。他们是独自存在的，与群体和潮汐涨落
很少关系。他们是沉沉黑夜中的一点萤火，依凭的是自己的本色和内
在的力量。但手持马刀的革命者却可以是另一种生物，如果有一场卷
地狂风，他们就会像漫山遍野的滚石那样冒出来，互相推拥着、裹挟
着汇聚，形成一种洪流之势，他们是以群体而存在的，依凭着潮汐和
风向。

　　我们这代人是自幼就融解在群体中的，以群体为荣，以群体为生
存之本。生活中的一切，从家庭到社会，喂哺给我们的都是群体的真
理。我们是以个人为耻的，从来不曾想象有悖于群体的个人生存的可
能。所以我羞于承认我不喜欢读那些山呼海啸的战争故事，就连保尔
在“队伍”里南征北战的英勇故事，在我脑子里也是混茫一片的。那
些故事里面的人声，其实都是潮声和风声，潮声和风声放在哪个年代，
听起来都是一样的，我分辨不清，也记不住。但我十分理解后来的保
尔心急如焚的“归队”期求，滚滚而去的洪流总能让人眼晕，躁动，
在其席卷过的地面，很少能留下个人生长的位置。我毕竟是以群体为
上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职业革命者，却暗示了我们别一种东西，书中
旁的人物，也暗示了别一种东西。最为我倾心的，是爱情和婚姻之中
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此之前，我只听说过在寻找和联结这个联合体
时，个人该有自由和权利；却从来不曾想过，在这个绝小的联合体内，
个人也应该有不能侵犯的自由和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故事编得有点儿笨拙，但我十分迷醉于那些
“新人”们的事：每个人都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不依附于任何人，
即使是深爱着的人。一对亲爱的新人必须要有两个房间，一间归你，
一间归我，这是他们各自独立的空间，相互无权侵入，相互亦无权查
问；此外还有第三个房间，叫做中立的房间，他们共同在那里喝茶，
待客，做朋友式的讨论和交谈；当一方需要另一方的相助或倾听的时
候，他就站在中立的房间呼唤他的爱人，而他的爱人则视自己的意愿
应承或拒绝，走或不走到中立的房间去。

　　许多年后看到伍尔芙的书《一间自己的屋子》，立刻就想起车尔
尼雪夫斯基的薇拉，心里便满是温情。一间自己的屋子，这至少已是
一个游动了一百多年的问题了，无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以社会
革命的姿态游动；还是伍尔芙那样，以女性主义的姿态游动。但它始
终是一个游在边缘的问题，像一尾长不大的小鱼，从不惹人瞩目，只
灰灰的，管自游来游去。这尾被忽视的小鱼，其实是从海洋最深处穿
越而来的，它几乎和海洋一样古老，每一道海沟，每一场风暴，每一
层海水的冷暖，几乎都缩映在它细小的身体里。这不仅是一个女性主
义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的权利的问题。经历过一波又一波“革命”的
“洗礼”之后，我以个人的痛苦经验认为：判断一场革命，既不能以
镇压了多少反革命为标准，也不能仅仅以多产了多少粮食和钢铁为标
准，而且，还得以个人权利得到了怎样进一步的关注和保障为标准。
今日有人评论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圣徒品格掩盖着某种专制倾向。
对此我不敢辩护。但他对个人权利的这种关注和强调，却是那些更伟
大的职业革命家们所没有的。

　　我们至今没有这样一间自己的屋子，个人至今是一个被轻视甚至
鄙视的概念，无论从民族传统的角度，还是从新近革命的角度。甚至
连设想一下自己的屋子，都似乎是心理阴暗的，不可告人的。别人总
能在你的屋子直出直入，或者是心怀敌意的人，或者心怀爱意的人。

　　我一直向往薇拉那间屋子，那间连最亲爱的人也无权侵入的屋子，
从少年时代，直到今天。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却看到那间屋子离我越
来越远了。这令人黯然神伤，令人绝望。也正是因此，车尔尼雪夫斯
基的《怎么办？》，在我的心中越来越显现出其永存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