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大概是属于那种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人。所以尽管十几年
来，她创作了二百余万字的作品（以长中篇小说为主），在海外声誉
鹊起，好评如潮，在内地却依然文名寂寂。其实，这是完全无所谓的。
作品是一个作家唯一的标帜，而作家的责任永远只是三个字：写得好。
我向来不赞成把女作家看作一个疏离于其他群体的特殊部落。作家就
是作家，而作家的产品只能是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散文、随笔
等等。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因男女性别两分而提升或降低质量标准。
标准只能一元而不能二元，更不能多元，否则文评家就可能在充当别
人吹鼓手的同时，失落批评的起码的严肃与公正，从而使自己的人格
降至庸俗匠人的地步。说句实话，中国的女作家中，恐怕至今还找不
出一个余华，更不必说韩少功了。90年代以降，中国产生了一些伟大
的文学作品，有的可能已具备世界级水准。但是，在文学作品的张力
凸显的同时，文学批评则显出乏力、空泛的皮相。所以，难怪有人说，
中国什么都缺，独不缺文评家，但却没有T·S艾略特，没有坡，更没
有别林斯基。D·H·劳伦斯去世，BBC称赞其为最伟大的小说家，艾略
特听后立即给BBC打电话，质问其有什么根据使用“最伟大的”（
thegreatest）这一字眼。有这样严肃、甚至有些苛刻的批评家，这是
英国文坛的大幸；而如果没有爱默生，也许人类会失去《草叶集》。
爱默生所言“每一位作家的身后都站着一个批评家”，大概是有些道
理的。时间的列车就要“跨世纪”了，还要唠叨这些老掉牙的常识，
这恐怕不是我们的光荣。

　　竹林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以下简称《呜》）是写知青
生活的，这类作品出版了不少，这里不想一一比较。就作者竹林而言，
她有丰厚的生活经历，有刻骨铭心的愤怒，屈辱的情感积淀，行文也
能流畅自如，游刃有余，所以，她原本是可以把《呜》写成一部具有
经典特质的作品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竹林写这本书，肯定是全
身心地投入，将其溶入了她的情感生命之流；这些东西往往成为一个
作家的资本。不过，在我，竹林的勤奋与辛劳对于文学批评活动本身
而言，并不具备价值判断的影响力。我只读作品文本（text），而绝
对不考虑其创作过程的艰辛。那么，竹林的不足在哪里呢？我以为，
她大概是受到自己文学视界的限制，不理解“冷静叙事”、“客观描
写”在小说创作中的绝对必要性，更不理解其永恒的巨大价值。所以，
竹林没有在任何一个章节中，以至任何一个细节中，注意克制自己的
感情，而是完全放任情感，云起涛涌，凡悲愤、哀冤、恐惧、羞辱、
绝望，必说到极处，否则不罢休。整部书中，评论不断，还加杂不少
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与批判，而这是我在读小说时，最不愿意见到的。
“宣泄”一词，在希腊文中，原是医生施医的一种方法：让病人通过
大哭或大怒，释解心中的愤怒或郁勃之气，达到平静与从容的心理状
态，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用此法伐病或可有效，而“援医入文”，
宣泄绝对难入上乘。是海明威还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读者自会作出自
己的选择。为了避免多赚稿酬之嫌，本文不欲就竹书细节做具体分析。
《呜》在全国各地书店有售，读者可以读得到，自可以评判。

　　关于小说创作的技巧，世界各国文学家，见仁见智，各有发明。
至于近世，撮其要者，恐怕莫过于乔治桑与福楼拜之间的那一场著名
的论辩。福楼拜主张作家绝对冷静叙事，不能在小说任何情节中，宣
泄自己的情绪，或作出道德判断；乔治桑则坚决反对，斥之为冷酷
（no－heart），而主张作家应该旗帜鲜明地捍卫正义，鞭笞邪恶（如
面对德雷福斯一案，作家还能冷静吗？）。福乔之辩，当时也未见分
晓。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作家基本上接受了福楼拜的观点，几十年
间创作出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之作，其中，美国人成就最大。历史实际
上已经证明了福楼拜的智慧，也同时证明了乔治桑的肤浅。建国之后，
一切学苏联，以高尔基为标准，文学创作恐怕没有留下多少成功的痕
迹（《青春之歌》、《艳阳天》、《李自成》、《雁飞塞北》究竟是
什么作品，已无须再论）。竹林的《呜》在思想上是反左倾、反专制
的，但是其写作技巧仍是苏联文学中所谓“革命的批判现实主义”的
路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讥讽，更是一种难以消解的遗憾与无
奈。

　　1973年，台大张亨教授写了一篇分量极重的论文《陆机论文学的
创作过程》，从中西文论对比的广角视野，用诠释学（
hermeneutics）的方法，全面深入地检讨了陆机《文赋》关于文学创
作的文本内蕴及其理论价值。该文认为，从《文赋》所显示的时间序
列看，陆机将创作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1．预备阶段（自“伫中区
以玄览”至“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2．创作的进行与作
品轮廓的初步完成（自“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至“观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3．选择辞语、安排组织、确定文思（自“然后选
义按部，考辞就班”至“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4．选定
文体风格，修改已成之文。这一阶段其实就是作家的自我批评，一如
托尔斯泰所云，“一个作家一定常是两种人——作者和批评家。”在
进行了繁复绵密的爬梳、分类之后，张亨教授匠心独运地将《文赋》
与华里斯（G·Wallas）的名著《思想的艺术》（TheArtofThought）
作了精彩的比较。张亨教授认为，华里斯承认了解思想的过程是非常
困难的，因为单一心理事件几乎难以辨认。华氏将新思想的形成自订
为四个阶段：1．预备阶段（preparationstage），2．孵化阶段（
incubationstage），3．照明阶段（illuminationstage），4．确定
阶段（verificationstage）。篇幅所限，对于这四个阶段，不及详述。
但是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包括了第一阶段的全部心智教育的过
程；第二阶段中负面、正面之影响，心灵不定，须排除干扰，以求心
灵之放松；第三阶段中，新观念来如闪电，瞬间而至，无法预期，可
以说是成功的联想之串的顶点（culmination）；第四阶段与第一阶段
极为相似，而它是被充分意识到的，人类可以借有意识的努力来驾驭
这一过程。竹林是否读过陆机、张亨、华里斯的文字，笔者不得而知。
但是，从《呜》的结构、行文之间，我们看到的是汹涌的激愤之思，
听到的是如江涛一般的呜咽之声；一切都在奔腾、涌动，缺乏的是节
奏、克制、分寸、冷静、反讽与幽默。这样，高亢的声音与流畅的文
笔终究成为艺术上的平庸。这应是竹林的遗憾，同时更是我们读者的
遗憾。

　　然而，《呜》依然不失其独特的思想价值。

　　关于“文革”，巴金老人曾提议建造一座“文革”纪念馆，自然，
纪念馆没有建成。其实，建与不建，沉重的坟，早已建在心上；耻辱
与苦难的墓碑，被时间永远地刻在流水之上，澜沧江日夜奔流，永无
止息。澜沧江在，竹林书在，任何一个有道德意志力与反省力的中国
人都不应回避这一段历史，同时，也不应回避竹林的《呜》。《呜》
的终极价值，断不在其文学技巧的成功与否，而作为一段忠诚真实的
心灵档案，作为一座建在江流之上的墓碑，它是一座警钟，长鸣不息，
以悲怆严正的声音，向每一个中国人发出直入心底的追问：为什么
“文革”的厄运会落在中华民族头上？有论者认为，《呜》是一部对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提出质疑的批判小说，以文学的形式否定了这场运
动。其实，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笔者也是知青，下乡一年半，距家
二十公里，参加劳动，不愁吃穿，更未受到任何迫害（我们知青点没
有一个受过迫害）。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金榜题名，一走了之。
现在回忆起来，也谈不到什么痛苦，只是身心都得到了锻炼而已，别
无其他。问题在于，谈论知青这一题材，宏大叙事是没有说服力的，
因为其情状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以我本人而言，真生命的形成
正是从知青生活开始，成功之路也是起自知青点。但是我个人对于知
青生活的感受与理解，并不能使我具有阻止竹林笔下这一群澜沧江边
兵团知青发言的权力，否则，我就有话语霸权之嫌。愉快、有价值的
经历不足以掩盖痛苦、屈辱的经历，愉快的回忆至多能产生欣慰与自
足，而痛苦的回忆却易于酝酿思想，并从而导致人之精神生命的提升
与超越，所以竹林的痛苦是竹林的不幸，同时也是竹林的财富，这是
用血泪筑起的一条思想的路基，或许只有在这样的路基之上，人类才
能真正建起通向理智、公正、自由的“金光大道”。从这个意义上讲，
艺术上并不完美的《呜》的思想价值，发出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光芒，
尽管这光芒有些刺眼。而这，依我看，足以使《呜》成为具有永恒思
想价值的作品，尽管不完美，但它经得住时间的淘洗，瑕不掩瑜，诚
哉斯言。

　　竹林笔下的澜沧江边的兵团知青群体，以今天的眼光检视，是一
个极为特殊的历史存在形态。一方面它有高效的指挥系统，有着自己
貌似坚定的意识形态，所有行动都在红颜色为基调的背景下发生；另
一方面，改造的巨石并没有压垮自由思想的萌芽，红色暴力也未能击
碎人类良知的天性。而在两者互动的紧张之中，发生了一幕幕悲剧。
竹林在描述过程中，往往忘记了自己小说家的角色，而是直接批判，
呼吁“把人类之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将专制与自由的对峙，以露
露的受辱、李凯元之死、龚献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依旧遭枪决等
事件为战场，展开灵与肉、正与邪之间的殊死搏杀，其氛围之肃杀，
环境之狰狞，场面之惨烈，无不撼人心魄；而设身处地，则必能谅解
此时之竹林何以不能“冷静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