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古今》是著名历史学家刘志琴女士的随笔集。文如其名，
作者在这部随笔集中悠悠然谈古论今，历史学家的深厚冷静与女性的
细腻感性融为一体，更为独特。

　　或许是性别所致，刘志琴女士对“妇女史”，即妇女在中国历史
和现实中的地位、命运格外敏感。她十分敏锐地指出，之所以要将
“妇女史”从人类历史的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根本
原因就在于以往人类“历史”十分不全面。人类历史本是由男女共同
组成的，但历史实际是以男性为中心，把妇女排斥在历史的主体之外，
充其量只是男性的陪衬。但在中国现代翻天覆地的历史运动中，广大
妇女投身其间，大显身手，妇女的地位也空前提高。毛泽东多次强调
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
方面，没有他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男女都一样”的提法更将妇
女的地位提高一步。作者充分肯定了妇女地位的这种变化，但并未停
留于此作简单颂扬而是进一步分析道：这些有关言论都是从革命利益
和革命原则出发，“使得妇女问题一走向社会，就与革命功利紧紧联
系在一起”。而“建国后各项运动一个接一个又都是政治性运动，妇
女又都作为政治力量进行投入，政治对妇女问题浓墨重彩的直接后果，
导致阶级斗争的观念代替了性别意识，阶级差别取代了性别差别。”
人们没有想到“男女都一样”的另一个后果是“泯灭了男女性别的差
异，致使妇女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成为被社会遗忘的领域。”无视
这种差别，当然也就没有单独成立“妇女史”的必要，实际上“以男
性史取代妇女史也就顺理成章”。“因此早在30年代就有人提出的男
女同等却不同样的正确思想被淹没多年，这是妇女史这一门学科在中
国长期不振的理论原因。”从“男女都一样”这一众人皆知的提高妇
女地位的口号和方针，作者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确引人深思。

　　作者长期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近年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器物
变迁方面着力尤多。历史研究一个长期传统是英雄豪杰和惊天动地的
“重大事件”的一统天下，有关社会史，尤其是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
活的历史则微不足道，有关资料零零星星，如鲁迅所说“正如通过密
枝投射在霉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而社会史研究正是要
从这“点点碎影”中修复历史的残缺。中国向有“敬惜字纸”的传统，
但随着现代印刷术的普及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出现“商标”时，
这一传统便很难保存。若强要维持，反显得不伦不类，分外可笑。上
海县令在1873年元月曾发令各鞋铺不得在鞋上用文字标写店号，认为
有损文字的神圣；两江总督在同年12月曾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
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
诸如此类的通令还有许许多多，但在强大的商品经济和技术发展面前，
却无人认真遵守，成为空文。从社会的消费生活、或曰消费方式的变
迁中，也可看到社会变迁的影子。在专制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对消
费品实行指令性分配，亦从而使消费品的分配具有道德政治化内涵。
而现代社会，“对消费品指令性的分配，最大的挑战就是商品经济的
发展。”正如作者所说：“这些社会现象又启示人们，思想启蒙要收
到如期的效果，还要有经济生活发展的推动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这是
召唤民众最坚实的力量。没有这个基础，启蒙者迟早会陷入曲高和寡
的境地。要根本改变陈陈相因的习惯势力，只有依靠现代化的启动，
加速推进小农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化。”而不少精英恰恰忽略了“经济
生活”、尤其是商品经济对人们观念改变的力量，甚至更多地看到其
负面作用而大加挞伐，其结果不仅仅是使自己“曲高和寡”，而且很
可能与自己启蒙的初衷恰恰相反。

　　“衣”是日常生活和消费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着装的变化，也
鲜明地反映出社会的变化。中国传统讲究“衣冠之治”，对人们的穿
衣戴帽予以严格的礼制化形态，不同等级着装有不同规定，充分体现
了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最广泛的凝聚效应，体现了“生
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三位一体的文化模式”。但近代以来，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平等观念强烈冲击等级观念，人们的穿着渐渐
冲破等级束缚，日趋多样化。但在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三十年中，
“衣冠之治”的传统突然变相复活，并且得到强化，人们的服装式样
与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紧密联系起来。“奇装异服”是“思想
意识有问题”的代名词，许多人只因着装不合“制式”便受到严厉批
判，甚至惨遭迫害。于是，出现了几亿人的服装只有几种颜色，只有
几种款式的“今古奇观”，真正做到了“千人一面”。而从1978年开
始的“新时期”之初，社会的变化亦率先从服装的变化开始，喇叭裤、
牛仔裤曾引起的那样激烈争论……终于，迎来了服装百花争艳的时代。
的确，“衣冠之治的解体和个性解放息息相连，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特
有的国情和民情。”

　　现代中国文化的种种变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最深，无论是正面还
是负面，都不能否认其影响之巨。因此，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文化的
态度便十分复杂。对张艺谋在太庙导演意大利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不少论者甚至激烈地指其为“后殖民”或“文
化殖民”。但刘志琴却认为，中国上演的《图兰朵》虽未改变歌剧的
西方内涵，却成功地使西方故事融入中国文化的场景。所以“这不是
中国公主、中国题材，而是西体中用的图兰朵。”而川剧《中国公主
图兰朵》则是西方故事中国化的成功范例，“活脱脱地在西方故事框
架中融进中国文化精神，一出西洋大歌剧才变成地地道道的中国货，
这才是中国的图兰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