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不朽，本来是中国文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独特的追求，自春
秋以还就留下了一路足以撼人心魂的足音。树功撰著《中国尺犊文学
史》，声言为了三不朽，这对古人来说，的确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原因
了吧！然而，对于今人的我来说，不啻听到了旷世久违的声音，真叫
人既陌生、又伤感！尘世嚣嚣，无非是灯红酒绿，就不要再去说它了。
就是树功感念八年、想要重新续梦的大学——号称人世最神圣的精神
殿堂，又有几人著书为了立说？何况为了生命？更何况不是当下的生
命，而是生命的未来，要在人之大限后的虚无中求索价值和意义？职
称、评奖、升迁，使我们的书来不及覆瓿，就化为纸浆了——是为了
更快的出纸、成书呵！西方人谈哲学，就必然想到贫困与寂寞，中国
人想到文学就会讲到穷窘和落拓，那是因为精神的生产者与物质的生
产者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如今，高等学
府门前堵满了物质的巨儿，门后挨挤着精神的侏儒——类似作序的人。
树功对学校怀有甚深的感情，我真不情愿让他听我这一番话，但我不
能不使他丧气。的确如此，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人能发言玄远，似
古人那样作生命的形而上的思索呢？噫，不知树功是今人欤？还是古
人欤？

　　既要不朽，就要言立。树功的书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可使其立足
学术之林。

　　这是第一部以尺牍为研究和描述对象的文学史。尺牍，或曰信札，
是一种应用性文体。但是，中国的应用性文体从来就不排斥审美的文
学属性。尤其是书信一体，多记事陈情，中国古代纯粹的抒情散文即
始于书信，书信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结合亦十分完美，它是中国文学
史上极为重要的文体，抓住了尺牍，就抓住了中国散文的一个“魂”，
对它的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然到目前，
我们却缺少对尺牍的全面梳理与研究，缺少一部描述尺牍发展的文学
史。树功孜孜数年整理尺牍，撰出此部尺牍专体文学史，其填补空白
意义自不待言。

　　中国文学史研究自本世纪初发轫，至今已近百年。临届世纪末，
重写文学史呼声嚣起，怎样写文学史，亦不乏高言阔论。然总其归途
不外两类：一类尚客观，重描述；一类倡主观，重阐释。描述者，在
作家生平和社会背景上多下笔墨；阐释者，则以文本诠释一切。二者
互有短长。树功此史似偏重于文本，这一体式的确立，是否与书信的
特点有关？书信如作家心灵的独白，所戴面纱轻而薄，有矫饰，但不
多。作家一生的思想历程、一个时期的精神状态、甚或某一天某一时
细致而微妙的心绪波澜，都在尺牍中有准确的记录，打开尺牍，就打
开了一扇作家心灵的窗子。古人的生平事迹，或被时光打扫得干干净
净，古人的心，则跳动在他们的书信里。用心灵独白般的文本阐释形
式，去论解作家心灵，演绎相隔千百年曾经起起落落的心灵轨迹，更
易复活面貌活生生的作家，勾划出一部作家的心灵迹动史。树功选择
的这种以文本阐释为主的撰史体式，显然是选择了一条尺牍文学史最
佳的叙写途径。这种最佳叙写途径的选择，最终影响了本书特色与成
绩的取得。通过尺牍，剖析作家的心态，细致而入微，也就成为本书
给人最为突出的印象。如第五章剖析明人“闲”的心态，第六章勾勒
袁中郎心灵轨迹，都切中肯綮。书中对作家尺牍艺术的分析，多能扣
准作家心理，如第三章载道与明道之辨，第六章对王思任谐谑艺术风
格的分析，读来亦觉殊非一般文学史的泛泛之论。

　　从学院派的眼光来衡量《中国尺牍文学史》，它似非允公允平、
中规中矩之作，书中充盈着年轻学者的自由精神。树功此书把自由而
富灵性作为衡人、衡文的标准。与此相应，历史上诸多著名作家学者
或留下大量尺牍的作家，受到树功的冷待：二程、周敦颐、李东阳、
纪昀、方苞、戴名世、戴震等等，有的留下数行空间，有的连此“厚
待”都没有。与此相反，合乎自由而富灵气者，哪怕是文学史上的无
名小辈，树功也毫不吝惜篇幅，如明宋思澄、清石庞等。与这种铨选
一任自由精神相应，书的文笔一改旧的文学史的行文方式，淡化结构
意识，文字灵动，颇富文采，把一部学术著作写成了极富才情的散文
随笔。僵硬的学术一下子变得灵动鲜活起来，读起来真是一种享受。

　　当然，这样的衡文标准和行文方式，也带来一些问题：主观情绪
化的行文和主观色彩极强的审美观，容易淡化、掩盖理性的审视，甚
至造成偏激，使书偏离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是，对于私人著述而
言，见仁见智，这也是允许的吧。与那些貌似公允、什么都照顾到了、
什么都说到了，却如同什么也没说的文学史相比，我宁可读此种虽偏
颇却不乏启发的文学史。如今，四平八稳、面目似曾相识的文学史充
斥书肆，徒然占有空间而已；面对目前的情况，我们应该鼓励文学史
的私人著述，哪怕它很偏激，甚至不成熟。